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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張 嶔
來源｜《百家講壇》雜誌， 經作者授權轉載。
明憲宗
15世紀下半葉是明朝的自然災害多發期。
到明孝宗登基後的弘治二年（1489年）， 一場明朝開國後最大規模的水災驟然降臨：黃河在開封決口， 中原受災百姓多達數百萬人， 連古都開封一度都要被廢棄。 明朝不得不放大招， 派戶部侍郎白昂坐鎮， 調動25萬民夫狠拼硬修， 歷經一年苦戰才艱難平息水災。
但當明孝宗君臣們松一口氣時， 他們不會想到， 這場大水災不過是前奏， 接下來一場破壞力空前的驚天水災已悄然預埋了隱患——與其說它是天災， 不如說是人禍， 確切說是河南水患尾聲時的一樁“小風波”。
白昂每天累死累活地治水， 當他來到山東的張秋河考察水文時， 猛然發現了一個大隱患：明朝的治水規劃是將黃河水引入淮河水域然後入海， 可萬一淮河地區遭遇強降雨， 作為支流的張秋河必然發生決口， 黃河水加張秋河水將會釀成大災！
不過， 對於白昂來說， 解決這個問題也不難：沿著張秋河往北， 在並未受災的山東地區開鑿12條用來分流的月河， 緩解淮河的壓力即可。 一旦付諸實施， 這就是江淮大地的安全閥。
萬萬沒想到， 這個計畫從治水前線報到北京後， 立刻招來鋪天蓋地的口水， 包括首輔在內的幾位閣臣都堅決反對， 山東的地方官員也拼命抱團抵制， 論點也清一色的一致：修水利勞民傷財！
在閣臣們看來， 山東當地沒鬧水患， 加挖月河就得耗費錢糧， 一旦修不好自己得擔責， 這豈不是給自己找麻煩？在山東地方官看來， 朝廷說修月河容易， 真修起來事事都要折騰地方， 挖月河的效果也未必好， 何必為此累死累活？總之， 大家上下一心， 把“修水利勞民傷財”的大帽子狠狠朝白昂砸下。 識趣的白昂一聲長歎， 只得草草放棄。 有最高決斷權的明孝宗則早被這群官員說得一臉茫然， 當然也就擱置了這一計畫。
沒想到， 在弘治五年七月， 就在白昂曾經駐足苦思的張秋河畔， 伴隨著一聲轟然巨響， 白昂最擔心的大決口爆發了：滔滔黃河水肆虐江淮大地， 山東南部至蘇北地區全成了一片澤國， 貫通南北的京杭大運河也被沖斷了。 由於大運河負責將南方的糧食等各種物資運往京城， 這下京城眼看要喝西北風了， 國家財政都瀕臨枯竭， 其危害不啻割喉一刀。
明末有識之士曾哀歎：倘若三年前， 朝廷依照白昂的規劃加挖月河， 這場淒慘的災難完全可以避免。 可笑的是，
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無恥的奇景？一百多年後明朝某水利科學家一針見血地指出：“庸臣慢吏推委之詞也！”為了保住自家官位， 他們寧可閉上眼睛冒充專家， 無非是給自己的懶政怠政找塊遮羞布而已。
好在這一次， 明孝宗清醒了過來， 沒有再被這奇葩的遮羞布蒙蔽。 哪怕當時國庫十分緊張， 他還是毅然節衣縮食， 投入了十多萬民夫強力整治河道。
右副都禦史火線受命前往， 帶人兢兢業業地大幹特幹， 吃住全在河道前線， 先是艱難地恢復了京杭大運河的通航， 然後歷經三年的全線整治， 終於重新開挖了黃河入海的水道，幸運地平息了災難。雖說這場大水本來就是人禍招來的，但明朝果斷亡羊補牢，總算治出了江淮大地此後半個世紀的太平。
接下來，朝廷是不是該吸取教訓了？可惜沒有。就在這場江淮大水漸漸平息的弘治八年，蘇松（今上海、蘇州一帶）地區遭遇了空前的水災，大片農田被淹，蘇州、常州等富庶城市幾乎被泡在了水裡。
物產富庶、鬧災頻率相對較低的江南為什麼偏偏在明孝宗時鬧了災？癥結在同一句謬論：修水利勞民傷財！
自從明朝建立後，承擔著高賦稅的江南地區也進入了突飛猛進的發展期，因為從明太祖年間起，明朝就多次不惜血本地在江南修建了一整套水利系統，改變了宋元時期江南在雨季多災的慘景。到了多災多難的15世紀下半葉，全國各地時常鬧災，由於有這些水利系統發揮作用，江南也還算風調雨順。然而另一件事愈演愈烈：占河道建田。
這簡直就是在作死。自明初起，歷代苦心修建的水利系統、包括沿河的堤壩水閘都需要每年認真地清淤維護。可從15世紀中期起，維護工程就越發難辦了：江南當地的官宦家族林立，各個有權有勢，為了多撈點兒收成，他們竟然家家出動，開始在堤壩河道上占地造田，整個排水系統因此全被堵死。
這件事的隱患之處也不是沒人發現。從明英宗二次當政後開始，歷任江南的地方官都有人大聲疾呼，要求興修水利。可是要辦這事自然要動當地官宦名門的利益，於是每次只要有動議，朝中立刻反對聲爆表。這些官宦家族在朝廷的關係盤根錯節，得力的打手更多，經常有言官們巧舌如簧，把“修水利勞民傷財”搬出來鎮場，冠冕堂皇地不知罵走了多少實幹為民的官員。
就這樣，“修水利勞民傷財”的大招牌在江南年年扛著，各路大戶占地造田的熱情則一年比一年高漲，終於在弘治年間招來了慘重後果：從弘治四年起，江南就年年暴雨，到了弘治八年更是迎來了空前的暴雨，由於昔日四通八達的水網被這群大戶們扛著“招牌”堵成一團，結果富庶的蘇松地區幾乎都被灌了進去。
面對如此慘狀，是不是各位當事人該幡然醒悟了？沒有，人家正占地占得歡呢。鬧水災又如何？百姓流離失所與我何干？反正自家田高宅子高，淹也淹不著。如此沒心沒肺，讓後人憤怒地抨擊道：“引天災以逃責，豈為父母（官）之道？”
在嚴酷的現實下，明孝宗再度清醒了，特意給江南大地派來了一位砸牌子的鐵腕能臣。這位能臣昔日在遼東帶了多年的兵，是出名的眼裡不揉沙子的鐵漢。來到蘇州後，他立刻施展簡單粗暴的救災大法——強拆。
管你家是什麼位高權重的名門，只要你堵了河道占了田，一律拆毀！於是，在蘇松各路名門的鬼哭狼嚎聲裡，肆虐多年的江南大水奇跡般地退掉了。之後，這位能臣以其高超的治水手腕重新規劃了江南的水利河道，從此物產豐富的江南才真正成為不懼天災的魚米之鄉。
經過這兩次亡羊補牢的整治後，勵精圖治的明孝宗也終於帶著大明朝熬過了這段苦難的自然災害年代，開始了著名的“弘治中興”。不過，個中的教訓在五百多年後依然值得深思：一句漏洞百出的謬論植根於利益的驅動，竟然變成了冠冕堂皇的說辭，差點兒把明朝帶進溝中，“一言興邦一言喪邦”的道理永遠值得人們警覺。
國君問大臣一個問題，大臣聽完，一拳打死他另立國君
別動不動就說自己有潔癖，這位大師才是真潔癖，為了乾淨不要命！
准太子慘死宮門口，宋太宗痛哭一整夜，得知死因後將他草草安葬
終於重新開挖了黃河入海的水道，幸運地平息了災難。雖說這場大水本來就是人禍招來的，但明朝果斷亡羊補牢，總算治出了江淮大地此後半個世紀的太平。接下來，朝廷是不是該吸取教訓了？可惜沒有。就在這場江淮大水漸漸平息的弘治八年，蘇松（今上海、蘇州一帶）地區遭遇了空前的水災，大片農田被淹，蘇州、常州等富庶城市幾乎被泡在了水裡。
物產富庶、鬧災頻率相對較低的江南為什麼偏偏在明孝宗時鬧了災？癥結在同一句謬論：修水利勞民傷財！
自從明朝建立後，承擔著高賦稅的江南地區也進入了突飛猛進的發展期，因為從明太祖年間起，明朝就多次不惜血本地在江南修建了一整套水利系統，改變了宋元時期江南在雨季多災的慘景。到了多災多難的15世紀下半葉，全國各地時常鬧災，由於有這些水利系統發揮作用，江南也還算風調雨順。然而另一件事愈演愈烈：占河道建田。
這簡直就是在作死。自明初起，歷代苦心修建的水利系統、包括沿河的堤壩水閘都需要每年認真地清淤維護。可從15世紀中期起，維護工程就越發難辦了：江南當地的官宦家族林立，各個有權有勢，為了多撈點兒收成，他們竟然家家出動，開始在堤壩河道上占地造田，整個排水系統因此全被堵死。
這件事的隱患之處也不是沒人發現。從明英宗二次當政後開始，歷任江南的地方官都有人大聲疾呼，要求興修水利。可是要辦這事自然要動當地官宦名門的利益，於是每次只要有動議，朝中立刻反對聲爆表。這些官宦家族在朝廷的關係盤根錯節，得力的打手更多，經常有言官們巧舌如簧，把“修水利勞民傷財”搬出來鎮場，冠冕堂皇地不知罵走了多少實幹為民的官員。
就這樣，“修水利勞民傷財”的大招牌在江南年年扛著，各路大戶占地造田的熱情則一年比一年高漲，終於在弘治年間招來了慘重後果：從弘治四年起，江南就年年暴雨，到了弘治八年更是迎來了空前的暴雨，由於昔日四通八達的水網被這群大戶們扛著“招牌”堵成一團，結果富庶的蘇松地區幾乎都被灌了進去。
面對如此慘狀，是不是各位當事人該幡然醒悟了？沒有，人家正占地占得歡呢。鬧水災又如何？百姓流離失所與我何干？反正自家田高宅子高，淹也淹不著。如此沒心沒肺，讓後人憤怒地抨擊道：“引天災以逃責，豈為父母（官）之道？”
在嚴酷的現實下，明孝宗再度清醒了，特意給江南大地派來了一位砸牌子的鐵腕能臣。這位能臣昔日在遼東帶了多年的兵，是出名的眼裡不揉沙子的鐵漢。來到蘇州後，他立刻施展簡單粗暴的救災大法——強拆。
管你家是什麼位高權重的名門，只要你堵了河道占了田，一律拆毀！於是，在蘇松各路名門的鬼哭狼嚎聲裡，肆虐多年的江南大水奇跡般地退掉了。之後，這位能臣以其高超的治水手腕重新規劃了江南的水利河道，從此物產豐富的江南才真正成為不懼天災的魚米之鄉。
經過這兩次亡羊補牢的整治後，勵精圖治的明孝宗也終於帶著大明朝熬過了這段苦難的自然災害年代，開始了著名的“弘治中興”。不過，個中的教訓在五百多年後依然值得深思：一句漏洞百出的謬論植根於利益的驅動，竟然變成了冠冕堂皇的說辭，差點兒把明朝帶進溝中，“一言興邦一言喪邦”的道理永遠值得人們警覺。
國君問大臣一個問題，大臣聽完，一拳打死他另立國君
別動不動就說自己有潔癖，這位大師才是真潔癖，為了乾淨不要命！
准太子慘死宮門口，宋太宗痛哭一整夜，得知死因後將他草草安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