摺扇出書香清風——任伯年

任頤辛未（1871年）作檢書燒燭圖成扇， 請賞析：

作者： 任頤

尺寸：18×51.5cm

創作年代：辛未（1871年）作

拍賣成交價：RMB 4,600,000

此扇上款“紫珊”， 是任伯年同鄉劉文燦的字， 文燦也是畫家， 應同道求索， 自然全力以赴， 不會懈怠， 所以精氣神奕奕於畫面。 另面為另一浙江同鄉湯經常所書， 秀麗文雅， 書卷氣很濃。 原配鳳梨漆扇骨， 製作同樣十分精緻。 一扇在握， 美輪美奐， 扇出的清風， 想必也是帶著書香的。 清同治七年（1868年）冬， 二十九歲的青年畫家任伯年從浙江蕭山經蘇州來到上海， 在名畫家胡公壽、張子祥等人的譽揚下， 他在這個新興的大都會逐漸站穩了腳跟。

當時的上海， 由於海禁初開， 交通便利， 東西列強的資本大量輸入， 國內各地富商豪紳亦帶著大量資財與商機， 蜂湧而來。 隨著工商業的迅速掘起， 黃浦江畔的十裡洋場成了全國最為繁華之區， 成了有錢人的銷金窟。 在燈紅酒綠花天酒地之餘， 需要有文化裝點門面， 手中執一把摺扇， 廳堂掛幾幅字畫， 成了富豪有品位懂風雅的象徵。 於是上海又成了全國需求量最大的書畫市場。 “以硯田為生者， 亦皆于於而來， 僑居賣畫。 ”（張鳴珂《寒松閣談藝瑣錄》）任伯年的到來， 為海上畫壇注入了生機， 而雲集于此的名家高手如虛谷、張熊、之高邑、蒲作英等， 也成了任伯年探討請益的對象， 被外國商人、傳教士帶入的西方繪畫， （特別是水彩畫）亦引起了任伯年的關注與興趣。 他很快地融入這個城市， 廣取博采， 天才迸發， 畫藝大進， 在肖像畫、人物畫、山水花鳥畫等諸方面都取得了非凡的成就， “不數年畫名大噪”（《海上畫語》）“求畫者踵接”， 受到了富賈畫商的追捧， 更得到同道們的佩服與讚揚。 一代名畫師虛谷和尚曾這樣評說他：“筆無常法， 別出新機， 君藝稱極也。 ”別出新機的藝術到了極致， 不僅是虛谷， 也是任伯年的朋友吳昌碩及後學徐悲鴻等的共同看法。 吳昌碩初學畫時曾受知于任伯年， 任伯年指導他說：“子工書， 不妨以篆籀寫花， 草書作幹， 變化貫通不難得其訣奧也。

”其實， 任伯年本人即是以書入畫， 他揮寫自如的人物、山水、花鳥畫， 筆法酣暢傳神寫意，

可說是到了隨心所欲的地步， 不光得力于他非凡的造型能力， 更得力於他將行草的筆法熟練地應用於畫中， 飛動回翔， “淋漓揮灑， 氣象千萬”。 “作畫如頤差足當一寫字。 ”任伯年的言傳身教， 吳昌碩找到了一條盡展所長的捷徑， 終於成就為一代大家， 與任伯年一起， 撐起了海派繪畫的大纛。 對任伯年， 吳昌碩不但感激， 而且由衷地佩服， “海上微觀等匏繫， 日窮畫理逐先生”， “山陰行者真古狂， 下筆力重金鼎扛。 ”“楮墨傳意態， 筆下有千古。 ”這些詩句， 真實地記錄了吳昌碩對任伯年的感激與敬仰。

任伯年身前， 不僅受到畫壇同道的推重， 也受到藝術愛好者的追捧， 哪怕是屠沽俗子， 都以“得其片紙為榮”。 “芳譽遙馳， 幾穿戶限”， 是當時的真實寫照。

他去世， 虛穀唱出了“天奪斯人， 誰能繼起， 吾道其衰乎， ”這樣的絕調。 他去世， 收藏家們一如既往地保持著對他藝術的興趣與鍾愛。 錢鏡唐、程十發等有見地的鑒藏家皆以極大精力與財力收購他的作品， 錢、程二人藏的任畫精品， 據說都有上百件左右。 把任伯年稱為“仇十州以後中國畫家第一人”的徐悲鴻也是這樣， 徐悲鴻紀念館至今還藏有很多任伯年的珍品， 有些雖然只是裱畫師從任伯年畫作背面揭下的第二層， 筆跡已不免模糊， 但仍被徐悲鴻寶藏著。 而任伯年對中國畫壇的影響則更大， 吳昌碩、王一亭、徐悲鴻之外， 程十發、黃胄及建國後很多有影響的人物畫家大多得到任伯年作品的沾溉， 這是一個絕對不能忽視的藝術現象。 毋用置疑， 任伯年在花鳥走獸、山水樹石諸方面都有極高的造詣， 特別是他的寫意花鳥畫， 既得自然真趣， 又能直抒性靈， 濃妝淡抹， “多不厭滿， 少不嫌稀”， 信手拈來， 皆成妙趣。 但成就最高的仍是他的人物畫。 （包括他的肖像畫）他人物畫題材廣泛， 有歷史故實、神怪傳說、美人高士、民俗風情、名人寫照等等。 不僅造型精准， 形象生動， 構思立意亦往往匠心獨運出人意表。 他又長於佈景， 隨遇置陳， 情境融洽多變。 他的肖像畫， 一變明清立此存照的刻板描摹方式與傳統行樂圖的套路， 多著重人物精神氣質、意態風度的刻劃， 不只力減背景， 連鬚眉五官， 亦每每減筆而為， 但總能做到“丰采畢露”， “奕奕如生”， 傳神寫照的能力已入化境。 從寫實能力，從藝術的現實主義角度來說，徐悲鴻稱他為“仇十州以後中國畫家第一人”並非沒有道理。

任伯年的人物畫，不論巨幛聯屏，還是尺幅小品，都有精品傳世，然大都已為國家博物館、展覽館收藏，民間遺存不多。近見元雨軒藏一成扇，畫杜甫“檢書燒燭短，看劍引杯長”詩意，讀之難忘，斷為近年難得一遇的任氏人物畫精品，不惴淺陋，願介紹與關心中國畫藝術及收藏的朋友們共賞。

《檢書燒燭圖》扇，金箋，作于同治十年辛未（1871年）。畫一短冠濃眉、寬袖大袍的中年士子席地而坐，身前有短劍數把，最上一把，已出鞘橫陳，仿佛剛被主人彈摸過。士人身材魁梧，雖執杯在胸，但炯炯目光仍留連於劍尖。身邊涼榻之上，雜置琴書，二個體態妖嬈的丫環正舉燭翻書，當是應主人之命檢索他要閱讀的書中章節。人物造型準確，線描圓轉瘦勁，銀勾鐵劃，力量直透紙背。連畫中器物，哪怕是一榻一石一劍一壺，同樣是筆不妄下，無一率筆、廢筆、力量疲弱之筆。造型及筆墨功力已到了得心應手，縱控自如的境地。婢女作側面淡妝，湖石與席或黑色、或淡青，都用以烘托稍稍偏右的紅衣主人。同時，又刻意刪減了庭院中草木亭榭等背景，於是主人的身份、氣度便躍然紙上，使人過目難忘。圖上詩句，為杜甫七律《夜宴左氏莊》之頸聯。短短十四字，把中國古代知識份子階層中所謂“士人”的志趣、形像刻劃得非常生動傳神。古之士夫，都必須是個通才，精研史書，強身習武，登上廟堂，便能經國治天下，搞政治、管經濟、論刑法、治水利，都應該是個專家；拿起劍戟，便可躍馬疆場，統軍殺敵，獻身衛國。

“檢書看劍”，任伯年一而再再而三地畫這一題材，不光是欣賞杜詩，更是對中國古代士子志向與作為的欽仰與追懷。這種情感關懷，與任伯年的身世經歷很有關係。任伯年生活的年代，政治腐敗，列強入侵，國運凋蔽，民不聊生。他十六七歲，曾在太平軍中掌戰旗，於刀光箭雨中揮舞衝突，這種置生死於度外的歷練，以及他青年時代經受的國破家亡的苦難，對他的性格氣質，人生抱負，繪畫取材及藝術風格的形成都起著重要的作用。他不嫌重複地畫《關河一望蕭索》、《關山在望》、《故土難忘》這樣的題材，畫蘇武、風塵三俠、謝安以及畫《檢書燒燭》中氣宇軒昂的志士，畫的正是他在國難當頭時的焦慮與期盼。很容易想像，這《檢書燒燭》中的士子，隨時可以立地而起，“把吳鉤看了，欄幹拍遍”，提起筆來經緯天地，躍上馬去，奔赴戰場，治國保國一展宏圖。

杜甫詩中活現于後人的吟詠聲裡的士大夫典型形象，被任伯年的生花妙筆定格於扇頭，一樣地神情活現，足以傳之久遠。任伯年創作這幅扇畫，已在他定居上海三年之後。這三年，他交遊日廣，眼界大開，已開始越過老師任薰及族叔任熊上窺陳老蓮等人法門力謀自辟蹊徑。然老蓮古質古貌，曲高和寡；伯年則在古拙中露出秀媚，所以雅俗共賞，風格顯見不同。加上初到上海，正在奮發向上努力爭取同行與市場的認可，藝術上精益求精、一絲不苟的精神都一一可見於這幅畫中。

伯年晚年，由於逼於生活，有一定數量的酬應之作，這是古今很多畫家都難逃的厄運。故一些有見地的藏家很注意收羅畫家剛剛成熟、自律又嚴的中年期作品，元雨軒主人當年毫不猶豫地出重金競購朵雲軒舊藏的這把精美成扇，無疑是明智的選擇。

從寫實能力，從藝術的現實主義角度來說，徐悲鴻稱他為“仇十州以後中國畫家第一人”並非沒有道理。

任伯年的人物畫，不論巨幛聯屏，還是尺幅小品，都有精品傳世，然大都已為國家博物館、展覽館收藏，民間遺存不多。近見元雨軒藏一成扇，畫杜甫“檢書燒燭短，看劍引杯長”詩意，讀之難忘，斷為近年難得一遇的任氏人物畫精品，不惴淺陋，願介紹與關心中國畫藝術及收藏的朋友們共賞。

《檢書燒燭圖》扇，金箋，作于同治十年辛未（1871年）。畫一短冠濃眉、寬袖大袍的中年士子席地而坐，身前有短劍數把，最上一把，已出鞘橫陳，仿佛剛被主人彈摸過。士人身材魁梧，雖執杯在胸，但炯炯目光仍留連於劍尖。身邊涼榻之上，雜置琴書，二個體態妖嬈的丫環正舉燭翻書，當是應主人之命檢索他要閱讀的書中章節。人物造型準確，線描圓轉瘦勁，銀勾鐵劃，力量直透紙背。連畫中器物，哪怕是一榻一石一劍一壺，同樣是筆不妄下，無一率筆、廢筆、力量疲弱之筆。造型及筆墨功力已到了得心應手，縱控自如的境地。婢女作側面淡妝，湖石與席或黑色、或淡青，都用以烘托稍稍偏右的紅衣主人。同時，又刻意刪減了庭院中草木亭榭等背景，於是主人的身份、氣度便躍然紙上，使人過目難忘。圖上詩句，為杜甫七律《夜宴左氏莊》之頸聯。短短十四字，把中國古代知識份子階層中所謂“士人”的志趣、形像刻劃得非常生動傳神。古之士夫，都必須是個通才，精研史書，強身習武，登上廟堂，便能經國治天下，搞政治、管經濟、論刑法、治水利，都應該是個專家；拿起劍戟，便可躍馬疆場，統軍殺敵，獻身衛國。

“檢書看劍”，任伯年一而再再而三地畫這一題材，不光是欣賞杜詩，更是對中國古代士子志向與作為的欽仰與追懷。這種情感關懷，與任伯年的身世經歷很有關係。任伯年生活的年代，政治腐敗，列強入侵，國運凋蔽，民不聊生。他十六七歲，曾在太平軍中掌戰旗，於刀光箭雨中揮舞衝突，這種置生死於度外的歷練，以及他青年時代經受的國破家亡的苦難，對他的性格氣質，人生抱負，繪畫取材及藝術風格的形成都起著重要的作用。他不嫌重複地畫《關河一望蕭索》、《關山在望》、《故土難忘》這樣的題材，畫蘇武、風塵三俠、謝安以及畫《檢書燒燭》中氣宇軒昂的志士，畫的正是他在國難當頭時的焦慮與期盼。很容易想像，這《檢書燒燭》中的士子，隨時可以立地而起，“把吳鉤看了，欄幹拍遍”，提起筆來經緯天地，躍上馬去，奔赴戰場，治國保國一展宏圖。

杜甫詩中活現于後人的吟詠聲裡的士大夫典型形象，被任伯年的生花妙筆定格於扇頭，一樣地神情活現，足以傳之久遠。任伯年創作這幅扇畫，已在他定居上海三年之後。這三年，他交遊日廣，眼界大開，已開始越過老師任薰及族叔任熊上窺陳老蓮等人法門力謀自辟蹊徑。然老蓮古質古貌，曲高和寡；伯年則在古拙中露出秀媚，所以雅俗共賞，風格顯見不同。加上初到上海，正在奮發向上努力爭取同行與市場的認可，藝術上精益求精、一絲不苟的精神都一一可見於這幅畫中。

伯年晚年，由於逼於生活，有一定數量的酬應之作，這是古今很多畫家都難逃的厄運。故一些有見地的藏家很注意收羅畫家剛剛成熟、自律又嚴的中年期作品，元雨軒主人當年毫不猶豫地出重金競購朵雲軒舊藏的這把精美成扇，無疑是明智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