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焦虎三/文 餘耀明/圖
非遺檔案
遺產類別：民間文學
遺產項目：羌戈大戰
遺產級別：國家級
遺 產 地：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汶川縣
羌族豐富多彩的民間口頭藝術（又被稱為“傳統口頭文學”， 有時也被視為“民間文學”）， 是羌族人民記憶歷史、傳承文化與資訊交流、溝通的重要手段。 羌族的民間文學豐富多彩， 形態多樣。 其中， 尤以釋比（祭司、巫師或稱端公）在重大的儀式上所唱的經文尤具文化與歷史價值， 不少唱經被譽為民族史詩。
《羌戈大戰》敘述了羌族祖先歷盡艱難困苦， 與魔兵激戰， 與戈基人戰鬥， 後來遷居岷江上游並定居繁衍的歷史。 《羌戈大戰》質樸凝重、氣勢宏大， 它歷史性的敘事， 所包含的深刻社會意義， 能夠比較全面反映古羌人的社會風貌和人民生活。 它是認識羌民族的百科全書和敘事文學的典範。
“羌歷年”的唱經我曾數次親歷並聆聽過釋比們的唱經， 它們被稱為羌族的口頭藝術。 過去每逢過年（羌歷年， 農曆十月初一）， 他們都會舉行這些儀式並唱經， 我都會與他（她）們一起過年。 當地村民組織的傳統“卦臥”活動會在村中熱鬧舉行。 “卦臥”為羌語音譯， 意為祭神山， 這是羌族在重大節日中必須舉辦的傳統祭拜大自然萬物（羌族崇奉萬物有靈的自然崇拜），
今年羌歷年（11月18日）下午， 太陽西偏， 同往年一樣， 汶川雁門鄉月裡村村委會的音響喇叭大聲播放著歡快的薩朗音樂。 村民們三三兩兩陸續聚集到昔日城隍廟的舊址前，
現在， 月裡村的年節都是由一幫年輕人操持， 在山外羌區各地傳統文化活動如火如荼之時， 地處偏遠高山之上的月裡村， 也終於擁有了屬於自己的一張“文化名片”。 幾位年長者正圍著一張長桌， 削著祭祀用的竹枝， 用剪刀裁出一張張神旗。 不遠處， 一個男人單手緊緊捉住一隻大紅的公雞， 神情有些木然的望著遠處連綿的大山， 他的身旁， 堆放著儀式上要用的紙錢和香蠟。
稍晚些時候， 當年近80歲的釋比傳承人趙邦藍由女兒攙扶著走上平壩時， 人群中出現了一陣騷動，
趙邦藍的出場，意味著“領羊”儀式的開始。兩隻純黑的山羊被牽到了一塊農地，牽羊的人緊扣韁繩，將水撒在獻祭的羊身上使其顫慄，有人給趙邦藍搬來了一張椅子，他坐下後，面對牲羊，擊打著羊皮鼓，唱起了頌經。伴隨著神秘而肅穆的鼓聲，趙邦藍眯起了雙眼，頭徐緩地來回搖動，他已完全沉浸于那些悠遠而古樸的唱詞之中。
即使我這個羌族研究者也聽不懂他口中所唱的那些來自遠古的詞句。同伴老余是羌族人，因為在外工作這次也到月裡村采風，我問他能聽懂不，回答是：“聽不懂。只有我的爺爺奶奶能聽懂，這個寨子的老人家們能聽懂，但也不是全部都懂呢！”我說，他唱的就是遠古傳誦下來的唱經，內容相當複雜。我也只是從書中才能知道大概。
雁門鄉現今遺存較為完整的羌族唱經約四十首，分為上、中、下三部。羌歷年期間，當地主辦者當然希望依儀式規矩，讓趙邦藍和他的傳承人把自己熟知的所有唱經能完整演繹，顯然，對年老的趙邦藍來說，這是不現實的。趙邦藍的唱經斷斷續續，如果這樣唱起碼要持續到次日淩晨才有一個結果。當他唱到中部《必格紐》（意為“買豬敬神”）時，天已完全黑了下來。
夜愈來愈深，火也愈來愈亮，篝火旁的趙邦藍打起精神，旁邊打出的羊皮鼓的中壇鼓點，節奏緊湊，力度愈加強烈。他鼓起氣將經文的詠唱與鼓點的節奏緊密相連，抑揚頓挫，配合相應鼓點或急或緩，極富變化，殊為難得。羌族唱經特有的複踏四句，通過這悠遠的唱音和鏗鏘有力的鼓點，愈發顯得深邃與古樸。觀眾們即使聽不懂，也禁不住會發自內心地讚歎。
英雄史詩《羌戈大戰》口頭藝術是人類眾多文化與藝術的“母親”，是人類的童年藝術。羌族的口頭藝術是羌族人民的精神家園，是羌民族文化的血脈與歷史記憶，特別是由於羌族歷史上有語言無文字，羌族的口頭藝術成為這個民族文化傳承與族群記憶的最主要傳播媒介。有著3000多年漢文獻記載歷史的古羌，流傳於羌族民間的口頭文學豐富多彩，正如一位學者所言：
羌族端公（釋比）唱經內容非常廣泛，除部分為說神道鬼外，大部分與羌人衣食住行、生產生活、社會歷史、文化習俗、風土人情及民族關係等息息相關。即使那些說神道鬼部分，對於瞭解羌人的宗教觀也是有幫助的。端公演唱時節奏明快，音韻鏗鏘，和諧悅耳，幾乎每一部唱經都是韻文或詩歌，有些唱經可以說是名副其實的史詩。這當中尤以三部民間文學作品最為著名，即號稱羌族“天仙配”的愛情史詩《木姐珠和鬥安珠》，羌族的“普羅米修士”的創世史詩《燃比娃取火》，以及反映古羌人早期遷徙和鬥爭的英雄史詩《羌戈大戰》。這三部史詩也是羌人釋比在羌歷年以及其他重大儀式中必唱的經典。
《羌戈大戰》敘述了羌族祖先歷盡艱難困苦，與魔兵激戰，與戈基人戰鬥，後來遷居岷江上游並定居繁衍的歷史。大概的故事為：木比塔（天神）的兒子在凡間放牧，因牛被偷了，木比塔和他的兒子追查了羌人和戈基人，結果在後者的牙縫裡查出了牛筋和肉渣。木比塔問羌人和戈基人愛不愛神，前者說：“我們要神愛我們（羌人），不愛戈基人。”戈基人則表示只愛自己不愛羌人和神。木比塔很生氣，便讓羌人和戈基人三次比武。先比劈柴，羌人用斧子把柴劈開裂縫，戈基人怕羌人比贏，就把雙手插在柴縫中，試圖把柴劈開，羌人取出了斧頭，戈基人的手卻夾在了柴縫中，第一局戈基人輸了。接著，木比塔交三塊白石給羌人，交三坨雪給戈基人，令雙方交戰，結果是羌人戰勝，戈基人又輸了。第三盤，天神木比塔把柴棍交給羌人，把麻稈給了戈基人，又令他們互相搏擊。結果戈基人傷亡遍野，最後仍以慘敗告終。
最後，木比塔讓羌人把預先紮好的草人立在岩上並躲在岩腳下，木比塔說，紅色岩石的下面有一塊好地方，誰先佔領便歸誰所有。羌人聽後趕往岩下摔草人，戈基人也爭先恐後地往岩下跳，結果墮入萬丈懸崖，這樣，三場戰鬥下來，戈基人均以失敗告終，從此，羌人在這塊土地上繁衍生息，逐漸壯大發展起來。
《羌戈大戰》集中體現了羌族民間文學的典型特點。羌人通過它與自己的祖先和悠遠的歷史產生聯繫，並將這種隱性的聯繫引入現實生活，對實踐與未來產生深刻的影響。羌族的民間文學，絕大部分為“扁平敘述”，而不是“圓形敘述”；相應的，故事中的主人公也多為“扁平人物”，這是其故事原則中“敘事的平面化”帶來的最直接的效果。所謂“扁平人物”是指，故事主人公被賦予單一的或很少的特性，其行為有高度可預見性。這幾點，在《羌戈大戰》的故事發展中得到了鮮明體現。
同時，在敘事結構上，羌族故事中，常用行動性事件來闡釋行動性命題，並通過行動性事件來實現改變了的狀態性敘事事件。更重要的一點在於，行動性事件直接帶來了時間線性的直線化敘述，所有的敘述作品主要遵從從前到後的時序排列規則。敘事中事件被組織到一條時間線上，事件前後相連，在時間軸上因果關係特徵明顯，故事序列保持可識別性，表現出清晰的敘事編年的連貫性。這些結構原則，在《羌戈大戰》中表現也相當明顯。
民間文學典範之作《羌戈大戰》質樸凝重、氣勢宏大，它所具有的歷史性的敘事性質，所包含的深刻社會意義，使之能夠比較全面反映古羌人的社會風貌和人民生活。從這個意義上說，《羌戈大戰》是認識羌民族的“百科全書”，它代表著羌族人民在文學方面的傑出成就，成為羌人敘事文學的典範。
著名的義大利作家卡爾維諾曾說：“民間故事是最通俗的藝術形式，同時它也是一個國家或民族的靈魂。”包括《羌戈大戰》在內的羌族民間文學，是羌族人民“文化的備忘錄”與“歷史的儲存器”，是羌族人民信仰的指南針與族群的身份證，它具有歷史學、民族學、民俗學、社會學、宗教學、美學等方面的研究資料，是珍貴的非物質文化遺產。
關於《羌戈大戰》的記錄，最早可見于現代“羌族（學）研究”的英國學者湯瑪斯·陶然士在上個世紀二十年代初所著的《羌族的歷史、習俗與宗教——中國西部的土著居民》一書，他在書中概述了羌人“白石崇拜”的由來：戈基人在羌人之後，也到達岷江河谷地帶，企圖爭奪羌人佔有的土地，開始羌人與之作戰未贏，直到後來羌人以白石作為武器，終於擊敗了戈基人。於是羌人對白石加以崇拜。這是對《羌戈大戰》最早的記載。
上世紀三十至四十年代，四川羌區受到國內民族學界的普遍關注。1941年，胡鑒民的《羌族的信仰與習為》一文有“白石崇拜的傳說”，內也有《羌戈大戰》的故事：傳說羌族曾有一次大流亡弄得東西分散，其中有一支羌民定居後遇到“葛人”（戈基人或稱戈人）：“葛人雖愚而強，羌人畏之，思遁，幸在夢中得神啟示，並教導如何作戰，羌人遵行，果將葛人打滅，神所指示打滅葛人之法甚為簡單，即使用堅硬之棍，更繼之以白石塊，葛人覆滅，羌人始得安居樂業。”
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後，在保護和發展少數民族文化等民族政策指導下，羌族民間文學開始了大規模的收集與整理工作，學界對羌族社會與文化的認識全面加深，發掘與研究的深廣度都前所未有。這一時期《羌戈大戰》的作品版本增多，不僅有故事、傳說，還有史詩和唱經等。但考慮到羌族本身沒有文字，追溯源頭，就《羌戈大戰》譜系總體而言，故事與傳說的源頭在老釋比袁世琨，史詩和唱經的源頭為老釋比袁禎祺；出版作品的源頭之一則為羅世澤。
故事與唱經是收集整理的“民間口述”，可視為口述文本；出版作品是“作者（學者）再次書寫”，可視為作家文本。這是構成目前《羌戈大戰》的主要內容形態。而與後者相比，前者的鮮活卻更能吸引人們前來關注這個古老的民族。
趙邦藍的出場，意味著“領羊”儀式的開始。兩隻純黑的山羊被牽到了一塊農地，牽羊的人緊扣韁繩，將水撒在獻祭的羊身上使其顫慄，有人給趙邦藍搬來了一張椅子，他坐下後，面對牲羊，擊打著羊皮鼓，唱起了頌經。伴隨著神秘而肅穆的鼓聲，趙邦藍眯起了雙眼，頭徐緩地來回搖動，他已完全沉浸于那些悠遠而古樸的唱詞之中。
即使我這個羌族研究者也聽不懂他口中所唱的那些來自遠古的詞句。同伴老余是羌族人，因為在外工作這次也到月裡村采風，我問他能聽懂不，回答是：“聽不懂。只有我的爺爺奶奶能聽懂，這個寨子的老人家們能聽懂，但也不是全部都懂呢！”我說，他唱的就是遠古傳誦下來的唱經，內容相當複雜。我也只是從書中才能知道大概。
雁門鄉現今遺存較為完整的羌族唱經約四十首，分為上、中、下三部。羌歷年期間，當地主辦者當然希望依儀式規矩，讓趙邦藍和他的傳承人把自己熟知的所有唱經能完整演繹，顯然，對年老的趙邦藍來說，這是不現實的。趙邦藍的唱經斷斷續續，如果這樣唱起碼要持續到次日淩晨才有一個結果。當他唱到中部《必格紐》（意為“買豬敬神”）時，天已完全黑了下來。
夜愈來愈深，火也愈來愈亮，篝火旁的趙邦藍打起精神，旁邊打出的羊皮鼓的中壇鼓點，節奏緊湊，力度愈加強烈。他鼓起氣將經文的詠唱與鼓點的節奏緊密相連，抑揚頓挫，配合相應鼓點或急或緩，極富變化，殊為難得。羌族唱經特有的複踏四句，通過這悠遠的唱音和鏗鏘有力的鼓點，愈發顯得深邃與古樸。觀眾們即使聽不懂，也禁不住會發自內心地讚歎。
英雄史詩《羌戈大戰》口頭藝術是人類眾多文化與藝術的“母親”，是人類的童年藝術。羌族的口頭藝術是羌族人民的精神家園，是羌民族文化的血脈與歷史記憶，特別是由於羌族歷史上有語言無文字，羌族的口頭藝術成為這個民族文化傳承與族群記憶的最主要傳播媒介。有著3000多年漢文獻記載歷史的古羌，流傳於羌族民間的口頭文學豐富多彩，正如一位學者所言：
羌族端公（釋比）唱經內容非常廣泛，除部分為說神道鬼外，大部分與羌人衣食住行、生產生活、社會歷史、文化習俗、風土人情及民族關係等息息相關。即使那些說神道鬼部分，對於瞭解羌人的宗教觀也是有幫助的。端公演唱時節奏明快，音韻鏗鏘，和諧悅耳，幾乎每一部唱經都是韻文或詩歌，有些唱經可以說是名副其實的史詩。這當中尤以三部民間文學作品最為著名，即號稱羌族“天仙配”的愛情史詩《木姐珠和鬥安珠》，羌族的“普羅米修士”的創世史詩《燃比娃取火》，以及反映古羌人早期遷徙和鬥爭的英雄史詩《羌戈大戰》。這三部史詩也是羌人釋比在羌歷年以及其他重大儀式中必唱的經典。
《羌戈大戰》敘述了羌族祖先歷盡艱難困苦，與魔兵激戰，與戈基人戰鬥，後來遷居岷江上游並定居繁衍的歷史。大概的故事為：木比塔（天神）的兒子在凡間放牧，因牛被偷了，木比塔和他的兒子追查了羌人和戈基人，結果在後者的牙縫裡查出了牛筋和肉渣。木比塔問羌人和戈基人愛不愛神，前者說：“我們要神愛我們（羌人），不愛戈基人。”戈基人則表示只愛自己不愛羌人和神。木比塔很生氣，便讓羌人和戈基人三次比武。先比劈柴，羌人用斧子把柴劈開裂縫，戈基人怕羌人比贏，就把雙手插在柴縫中，試圖把柴劈開，羌人取出了斧頭，戈基人的手卻夾在了柴縫中，第一局戈基人輸了。接著，木比塔交三塊白石給羌人，交三坨雪給戈基人，令雙方交戰，結果是羌人戰勝，戈基人又輸了。第三盤，天神木比塔把柴棍交給羌人，把麻稈給了戈基人，又令他們互相搏擊。結果戈基人傷亡遍野，最後仍以慘敗告終。
最後，木比塔讓羌人把預先紮好的草人立在岩上並躲在岩腳下，木比塔說，紅色岩石的下面有一塊好地方，誰先佔領便歸誰所有。羌人聽後趕往岩下摔草人，戈基人也爭先恐後地往岩下跳，結果墮入萬丈懸崖，這樣，三場戰鬥下來，戈基人均以失敗告終，從此，羌人在這塊土地上繁衍生息，逐漸壯大發展起來。
《羌戈大戰》集中體現了羌族民間文學的典型特點。羌人通過它與自己的祖先和悠遠的歷史產生聯繫，並將這種隱性的聯繫引入現實生活，對實踐與未來產生深刻的影響。羌族的民間文學，絕大部分為“扁平敘述”，而不是“圓形敘述”；相應的，故事中的主人公也多為“扁平人物”，這是其故事原則中“敘事的平面化”帶來的最直接的效果。所謂“扁平人物”是指，故事主人公被賦予單一的或很少的特性，其行為有高度可預見性。這幾點，在《羌戈大戰》的故事發展中得到了鮮明體現。
同時，在敘事結構上，羌族故事中，常用行動性事件來闡釋行動性命題，並通過行動性事件來實現改變了的狀態性敘事事件。更重要的一點在於，行動性事件直接帶來了時間線性的直線化敘述，所有的敘述作品主要遵從從前到後的時序排列規則。敘事中事件被組織到一條時間線上，事件前後相連，在時間軸上因果關係特徵明顯，故事序列保持可識別性，表現出清晰的敘事編年的連貫性。這些結構原則，在《羌戈大戰》中表現也相當明顯。
民間文學典範之作《羌戈大戰》質樸凝重、氣勢宏大，它所具有的歷史性的敘事性質，所包含的深刻社會意義，使之能夠比較全面反映古羌人的社會風貌和人民生活。從這個意義上說，《羌戈大戰》是認識羌民族的“百科全書”，它代表著羌族人民在文學方面的傑出成就，成為羌人敘事文學的典範。
著名的義大利作家卡爾維諾曾說：“民間故事是最通俗的藝術形式，同時它也是一個國家或民族的靈魂。”包括《羌戈大戰》在內的羌族民間文學，是羌族人民“文化的備忘錄”與“歷史的儲存器”，是羌族人民信仰的指南針與族群的身份證，它具有歷史學、民族學、民俗學、社會學、宗教學、美學等方面的研究資料，是珍貴的非物質文化遺產。
關於《羌戈大戰》的記錄，最早可見于現代“羌族（學）研究”的英國學者湯瑪斯·陶然士在上個世紀二十年代初所著的《羌族的歷史、習俗與宗教——中國西部的土著居民》一書，他在書中概述了羌人“白石崇拜”的由來：戈基人在羌人之後，也到達岷江河谷地帶，企圖爭奪羌人佔有的土地，開始羌人與之作戰未贏，直到後來羌人以白石作為武器，終於擊敗了戈基人。於是羌人對白石加以崇拜。這是對《羌戈大戰》最早的記載。
上世紀三十至四十年代，四川羌區受到國內民族學界的普遍關注。1941年，胡鑒民的《羌族的信仰與習為》一文有“白石崇拜的傳說”，內也有《羌戈大戰》的故事：傳說羌族曾有一次大流亡弄得東西分散，其中有一支羌民定居後遇到“葛人”（戈基人或稱戈人）：“葛人雖愚而強，羌人畏之，思遁，幸在夢中得神啟示，並教導如何作戰，羌人遵行，果將葛人打滅，神所指示打滅葛人之法甚為簡單，即使用堅硬之棍，更繼之以白石塊，葛人覆滅，羌人始得安居樂業。”
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後，在保護和發展少數民族文化等民族政策指導下，羌族民間文學開始了大規模的收集與整理工作，學界對羌族社會與文化的認識全面加深，發掘與研究的深廣度都前所未有。這一時期《羌戈大戰》的作品版本增多，不僅有故事、傳說，還有史詩和唱經等。但考慮到羌族本身沒有文字，追溯源頭，就《羌戈大戰》譜系總體而言，故事與傳說的源頭在老釋比袁世琨，史詩和唱經的源頭為老釋比袁禎祺；出版作品的源頭之一則為羅世澤。
故事與唱經是收集整理的“民間口述”，可視為口述文本；出版作品是“作者（學者）再次書寫”，可視為作家文本。這是構成目前《羌戈大戰》的主要內容形態。而與後者相比，前者的鮮活卻更能吸引人們前來關注這個古老的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