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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味經典|這部優秀國產戰爭片有助於理解毛澤東的軍事思想

從紅軍撤出中央蘇區開始長征起, 一直到解放戰爭勝利前夕, 一直有一種由國民黨組織的地主武裝, 這就是惡名昭彰的“還鄉團”。 每當共產黨的軍隊撤離了土地, 那片土地上曾經的老百姓們便會經受國民黨及其手下的地主武裝們的狠毒迫害, 割耳、輪奸、鍘殺、吊死甚至活埋, 可謂是無惡不作。 僅以紙房區李家營一村為例, 就被活埋了足足七十多人。

在以長征或抗戰為背景的相關影視作品中, 由於更多著墨於撤離蘇區後紅軍的行動, 因此對當時的蘇區並沒有過多涉及;而在反映解放戰爭時期的影片裡,

當各大野戰軍回到當年蘇區時, 才終於聽到了老百姓們的哭訴。

影片《大轉折》裡就有這個畫面。

終於來到大別山的劉伯承和鄧小平面對著只有一個老人和孫女的破屋時, 問大人們都去哪裡了, 這時老人說:“……都叫他們活埋了。 你們來一回, 走一回。 你們每走一回, 鄉親們都要遭一回殃啊。 ”

而這時, 老人還稱呼這些野戰軍們為“紅軍”。

令人欣慰的是, 挺進大別山後, 攻守異形了, “我們來了就不走了”。

一、鏖戰魯西南

在我們時常看到的革命題材電影裡, 有一大部分都是政治史相關, 如《開天闢地》《建黨偉業》《開國大典》《建國大業》, 甚至包括《長征》也是開會、討論的部分多於戰爭。 戰爭片相對較少的原因有很多:一是成本問題, 需要特效和大場面;二是細節問題, 要把一場戰爭講明白比較困難, 需要對政治、地理等多方面的把握。

在這種情況下, 《大轉折》兩部曲、《大決戰》三部曲和《大進軍》四部曲便成為其中的佼佼者了, 而《大決戰》三部曲更是可稱得上國產戰爭片的巔峰之作。 今天我們來談魯西南戰役和大別山戰役,

自然先聊一聊《大轉折》。 事實上, 上述的這些戰爭片的優點之一就是好比沙盤演練, 當我們看著史料難以想像當年的真實戰況時, 影片以力求真實的態度還原了重要戰役。

這些也更能幫助我們理解毛澤東思想和毛澤東的思想的關係。 我們常說毛澤東思想並不等同於毛澤東的思想, 以各大戰役為例, 毛澤東在部署著戰略舉措, 而真正將戰略實施成現實的, 則是在前方的劉鄧、陳粟、陳謝、林羅等。 沒有毛澤東的大局部署, 這些人也不會有確切的戰略目標;而同樣沒有這些人的最終執行, 毛澤東的軍事思想也只會是一紙空文。 因此我們說, 毛澤東是毛澤東思想的主要創立者, 與此同時,

毛澤東思想又是集體智慧的結晶。

毛澤東不在前線, 那毛澤東在那兒?延安嗎?

影片《大轉折》開頭, 說的不是魯西南戰役的部署, 也不是挺進大別山的設想, 而是在雨中毛澤東一行人“倉皇而逃”(胡宗南電文語), 離開了延安, 這時胡宗南攻佔了延安。

對不太瞭解歷史的觀眾來說,

這一幕似乎是在有意表現國軍的氣焰囂張, 但據當時隨軍的龔選舞後來回憶說:“……發現這個名聲極大而神秘性更高的城市(延安)已是人去樓空, 既無可訪之人, 亦乏可述之事。 才住了兩天, 大家便覺得無聊空虛。 ”

人都去哪裡了?為什麼要拋下延安而離去?

《毛澤東年譜》(1893-1949)裡記載了毛澤東於1947年3月19日說的話:“蔣胡急於進攻延安, 正表示國民黨當前處於極端困難情況之下(軍事、經濟、政治上極大困難), 是為著振奮人心並藉以團結內部所採取的一種行動。 我們失去延安雖有些損失, 但中外人民和民主人士, 特別是在退出臨沂、魯中勝利之後, 不會因為退出延安對我喪失信心。 而我們若能將胡敵大部吸引在陝甘寧而加以打擊消滅, 這正便利與其他解放區打擊和消滅敵人,恢復失地。”

由此可見,毛澤東等人此舉正是誘敵深入,以牽制住胡宗南在陝甘寧的大部隊,給中原地區的共軍造就有利條件。正所謂戰術戰役是給戰略服務的,有全域觀,才能有所斬斷和犧牲。而在此前一天,毛澤東就提出了著名的“存地失人,人地皆失;存人失地,人地皆存”的十六字方針。

相比於共軍在戰略上的眼光,國軍就顯得有些“笨拙”了。影片一進入主線劇情時,出現的就是劉伯承面對國軍王敬九的戰術,當他面對國軍“七個旅,一字排開”的一字長蛇陣沉思、以為對方有什麼後招時,卻完全沒有想到,這只是王敬九不知如何排兵佈陣時的拙劣陣法罷了。

“一字長蛇陣”的主要精髓是“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此中則首尾俱至”,看似無懈可擊,實則這只能作為戰術部署,決不能作為戰略部署,然而國軍卻在沿路幾座城市布了此陣,最終必然落得個或被掐頭去尾、或被斬成數截的下場。

當然,這裡還有一個原因,那便是國軍只能沿著大城市和鐵路部署兵力,因為鄉野山村和廣袤土地上完全不受國軍控制,而那些地方恰恰是土地改革最猛烈的地方,淮海戰役之所以說是小推車推出來的,原因恰恰在此。

相比于國軍的不知變通,共軍這邊則會時刻根據形勢而改變,片中便多次出現劉伯承和鄧小平面對著地圖分析一通、再根據前線情報最終“把命令改一下”的情況。

從《大轉折》中也能看出來,電影幾乎是將落到實處的每場戰役還原出來並因此表現出各方的用兵能力。有正面敵人時刻小調整的劉鄧大軍,也有後方進行大戰略調控的毛澤東。因此,影片分成了上下兩部,上部被叫做《鏖戰魯西南》,下部則被稱之為《挺進大別山》,這兩部是一脈相承卻又截然不同的。

那時,中央認為解放戰爭已經到了可以進行反攻的時候了,因此抓住機遇實行從內線作戰轉到外線作戰、變戰略防禦為戰略進攻就顯得十分緊要了。此時毛澤東根據蔣介石的兵力集中在陝北和山東的特點,準備實行砍斷“啞鈴”的手段,先出魯西南,將處在這兩個戰場中間的守備薄弱的魯西南一舉拿下。等拿下魯西南後,便可挺進中原、直插大別山,建立大別山根據地。

影片開頭,毛澤東這樣說:“蔣介石用的啞鈴戰術,劉鄧一過河,就砍斷了他的啞鈴把子。中央在陝北與敵周旋,可是決勝卻在千里之外。”

正如劉伯承于1963年在《千里躍進大別山》裡回憶的那樣:“我軍佔據大別山,就可以東懾南京,西逼武漢,南扼長江,瞰制中原。‘臥榻之旁,豈容他人酣睡?’蔣介石必然會調動其進攻山東、陝北的部隊回援,同我們爭奪這塊戰略要地,這就恰恰可以達到我們預期的戰略目的。”

二、挺進大別山

劉伯承那篇《千里躍進大別山》之後緊接著這麼說:“應當採取怎樣的進攻樣式?毛主席指示,進軍大別山,不能象北伐時期那樣逐城逐地推進,而必須採取躍進的進攻樣式:下決心不要後方,長驅直入,一舉插進敵人的戰略縱深,先佔領廣大鄉村,建立革命根據地,以鄉村包圍城市,然後再奪取城市。”

從這一段我們能看出來,為何魯西南戰役和大別山戰役是兩個截然不同的戰役。因為魯西南戰役是依託於解放區的戰役;而就如同劉伯承說的那樣,挺進大別山就得“下決心不要後方”,可以說是孤軍奮進,直搗敵人老巢,二者截然不同。

也因此《大轉折》分為上下兩部,上部名為《鏖戰魯西南》,下部則被稱之為《挺進大別山》,劃分清晰。通過片名出現時的背景畫面也能感受到,前者是鬥志昂揚,後者則是艱苦跋涉。

挺進大別山是一件非常慘烈的事情。

《大轉折》裡也一直在塑造著這種人與自然、人與敵人以及人與自己的不斷周旋。

片中,由於輜重太多,劉鄧決定炸毀所有大炮武器,這時有戰士想不通,擋在大炮前:“來吧,要炸把我也炸了吧!”

看到這個情況的連長哽咽著跑到劉鄧跟前,請求留下這門大炮:“首長,這門炮是我們連用三條人命從敵人手裡換來的,打羊山的時候,它也是立了大功的,要是現在把它炸了,那以後的仗還打不打了?”

鄧小平聞言,只能苦心勸說:“這是大局,一切影響我們前進的包袱都要甩掉,我們就是空手走到大別山,那也是勝利。”

面對此時此景,劉伯承凝重地說:“執行。”

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情況?

因為戰士們想不通。他們辛辛苦苦打下了魯西南,為什麼又要千里躍進大別山?

他們可以面對自然條件的惡劣,可以面對敵人兇殘的堵截,但沒法面對自己內心的猶豫和彷徨。

“現在最可怕的敵人,不是艱苦的條件、惡劣的環境,也不是國民黨反動派,而是我們自己,是我們隊伍裡嚴重存在的,右傾畏難的情緒。”

在大雨中,眼見將士們一個個在動搖,鄧小平立刻給士兵們開會。終於,士兵們想通了,軍隊的鬥志回來了。

天晴了。

相比于共軍面對戰士們的動搖所做的動員,國軍方面則顯得粗暴、可笑且無知。

蔣介石直接派發了一堆黑格爾的《辯證法》給將領們。

蔣介石說:“我給你們帶來一本黑格爾的《辯證法》,你們不妨研究研究,找一找自己的毛病都在哪裡。”

畫面立刻轉到前線的白崇禧那邊,白崇禧把《黑格爾》直接扔進了火中,怒道:“他(蔣介石)昏了頭,居然在這個時候要我研究《辯證法》。那還打什麼?簡直是笑話。”

這一幕不是用來調劑的笑點,而是歷史上真實發生過的。電影將鄧小平給戰士們做工作和蔣介石直接粗暴地要下屬學習《辯證法》放在一起,很直接地讓觀眾感受到了這種對比。

回到“天晴了”,這也是影片中一個很樸素的藝術表現手法。限於當時的拍攝條件,《大轉折》沒有後來電影那種鏡頭感,沒有不停在全身、半身、遠景、近景、動靜之間剪接,經常長時間只有一個畫面。但這並不意味著它不具備藝術感。

當劉鄧在指揮中心喝著茶時,茶缸裡的水晃動,晃動著便是大軍在戰場上橫掃千軍的模樣。

這出畫面極棒,可謂是“談笑間,檣櫓灰飛煙滅”。

除此之外,《大轉折》中還有著類似《建國大業》裡王寶強飾演的普通士兵打到北京城下時誤以為是地主大院的笑點,那是在共軍繳獲了國軍的一堆物資時,很多農民出身的共軍面對著咖啡,絲毫不知那是何物,以為是調味品,於是在做飯時一股腦全倒進去了……

當然我們也知道,這種笑點在全片的基調中其實確實算得上是調味品,就拿劉伯承和鄧小平就誰應該留在根據地時的爭論來說,就足顯悲壯。

因為敵人已經達到門口了,留下來的人就是九死一生。

所以這時鄧小平和劉伯承都堅持自己留下來,鄧小平說自己年輕,劉伯承就說炮彈不管年齡,鄧小平說自己沒什麼經驗而劉伯承有經驗大家需要他,劉伯承就說畢竟自己作戰經驗多可以多周旋。

比如——

鄧小平說:“我犧牲了,際春同志可以代替;你出了問題,無人可以取代。”

劉伯承則反駁說:“我的作戰經驗畢竟多一些嘛。”

因為挺進大別山沒有後方,因為挺近大別山後困難重重,因此除了主流說法認為挺進大別山是絕妙舉措外,學術界至今還有爭議,依然有不少人認為挺進大別山是失敗的。

關於劉鄧挺進大別山,我們目前已有相當多的原始史料,如《中共中央檔選集》第十冊、《劉鄧大軍挺進大別山與三軍經略中原》、《武漢解放戰爭史料》、《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第五輯第三編、《劉鄧大軍南征記》、《戰爭親歷記:劉鄧大軍老戰士作品集》、《解放戰爭戰略進攻·回憶史料》。就連國民黨方也有許多記載,影片中的羊山集戰役可以說就是完全根據宋瑞珂的回憶改編的。

在如此多的史料中我們能看到,儘管劉鄧大軍挺進大別山損失慘重,但這是共軍自那年離開中原後第一次回到此地。

正如同鄧小平自己說的那樣:“不宜急躁,應做較長期的打算。”

什麼是較長期的打算?

那就是終於不走了。

結語 “我們回來了,就不走了”

終於,影片到了最後,回應了開始那個場景。

“我最怕見到這種情景。那天部隊路過宣化店的時候,住在老鄉家裡,房東大娘見到我,問的第一句話就是,先念,這次你們回來還走不走?我能回答她什麼呢?我說,大娘啊,這次我們要是再走,你、你就像打自己的兒子一樣,打我李先念的屁股……大別山的老百姓承受地太多了。”

回到上面的問題,挺進大別山究竟有沒有歷史意義?答:有。因為儘管無後方、儘管損失慘重,但劉鄧大軍終於建立起了鞏固的大別山根據地,“一舉扭轉了整個戰場的形勢,為奪取全面勝利創造了極為有利的條件”。

也終於,他們可以說:“這次我們回來了,就不走了。”

而在挺進大別山之前的所有電報和公告裡,提到的都是“反攻”,此時,共產黨首次提出“進攻”。

進攻,意味著從那一天起,中國形勢逆轉了,從此以後,攻守異形了。

1947年12月25日,毛澤東在《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裡指出:“中國人民的革命戰爭,現在已經達到了一個轉捩點。……這是一個歷史的轉捩點。這是蔣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統治由發展到消滅的轉捩點。這是一百多年以來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統治由發展到消滅的轉捩點。這是一個偉大的事變。這個事變所以帶著偉大性,是因為這個事變發生在一個擁有四億七千五百萬人口的國家內,這個事變一經發生,它就將必然地走向全國的勝利。”

歷史告訴我們,緊接著“迎接”國軍的,便是煌煌史冊的三大決戰。

影片《大轉折》的開頭和結尾都是鄧小平的紀錄片式回憶,然而當影片於1997年9月上映時,鄧小平已經看不到了——1997年2月19日,鄧小平同志在北京逝世,享年93歲。而劉伯承也早已於1986年去世,劉伯承曾經說過:“如果我去世的時候,能在我墓上立一塊碑,上書中國布爾什維克劉伯承之墓,那就是我莫大的安慰。”

這正便利與其他解放區打擊和消滅敵人,恢復失地。”

由此可見,毛澤東等人此舉正是誘敵深入,以牽制住胡宗南在陝甘寧的大部隊,給中原地區的共軍造就有利條件。正所謂戰術戰役是給戰略服務的,有全域觀,才能有所斬斷和犧牲。而在此前一天,毛澤東就提出了著名的“存地失人,人地皆失;存人失地,人地皆存”的十六字方針。

相比於共軍在戰略上的眼光,國軍就顯得有些“笨拙”了。影片一進入主線劇情時,出現的就是劉伯承面對國軍王敬九的戰術,當他面對國軍“七個旅,一字排開”的一字長蛇陣沉思、以為對方有什麼後招時,卻完全沒有想到,這只是王敬九不知如何排兵佈陣時的拙劣陣法罷了。

“一字長蛇陣”的主要精髓是“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此中則首尾俱至”,看似無懈可擊,實則這只能作為戰術部署,決不能作為戰略部署,然而國軍卻在沿路幾座城市布了此陣,最終必然落得個或被掐頭去尾、或被斬成數截的下場。

當然,這裡還有一個原因,那便是國軍只能沿著大城市和鐵路部署兵力,因為鄉野山村和廣袤土地上完全不受國軍控制,而那些地方恰恰是土地改革最猛烈的地方,淮海戰役之所以說是小推車推出來的,原因恰恰在此。

相比于國軍的不知變通,共軍這邊則會時刻根據形勢而改變,片中便多次出現劉伯承和鄧小平面對著地圖分析一通、再根據前線情報最終“把命令改一下”的情況。

從《大轉折》中也能看出來,電影幾乎是將落到實處的每場戰役還原出來並因此表現出各方的用兵能力。有正面敵人時刻小調整的劉鄧大軍,也有後方進行大戰略調控的毛澤東。因此,影片分成了上下兩部,上部被叫做《鏖戰魯西南》,下部則被稱之為《挺進大別山》,這兩部是一脈相承卻又截然不同的。

那時,中央認為解放戰爭已經到了可以進行反攻的時候了,因此抓住機遇實行從內線作戰轉到外線作戰、變戰略防禦為戰略進攻就顯得十分緊要了。此時毛澤東根據蔣介石的兵力集中在陝北和山東的特點,準備實行砍斷“啞鈴”的手段,先出魯西南,將處在這兩個戰場中間的守備薄弱的魯西南一舉拿下。等拿下魯西南後,便可挺進中原、直插大別山,建立大別山根據地。

影片開頭,毛澤東這樣說:“蔣介石用的啞鈴戰術,劉鄧一過河,就砍斷了他的啞鈴把子。中央在陝北與敵周旋,可是決勝卻在千里之外。”

正如劉伯承于1963年在《千里躍進大別山》裡回憶的那樣:“我軍佔據大別山,就可以東懾南京,西逼武漢,南扼長江,瞰制中原。‘臥榻之旁,豈容他人酣睡?’蔣介石必然會調動其進攻山東、陝北的部隊回援,同我們爭奪這塊戰略要地,這就恰恰可以達到我們預期的戰略目的。”

二、挺進大別山

劉伯承那篇《千里躍進大別山》之後緊接著這麼說:“應當採取怎樣的進攻樣式?毛主席指示,進軍大別山,不能象北伐時期那樣逐城逐地推進,而必須採取躍進的進攻樣式:下決心不要後方,長驅直入,一舉插進敵人的戰略縱深,先佔領廣大鄉村,建立革命根據地,以鄉村包圍城市,然後再奪取城市。”

從這一段我們能看出來,為何魯西南戰役和大別山戰役是兩個截然不同的戰役。因為魯西南戰役是依託於解放區的戰役;而就如同劉伯承說的那樣,挺進大別山就得“下決心不要後方”,可以說是孤軍奮進,直搗敵人老巢,二者截然不同。

也因此《大轉折》分為上下兩部,上部名為《鏖戰魯西南》,下部則被稱之為《挺進大別山》,劃分清晰。通過片名出現時的背景畫面也能感受到,前者是鬥志昂揚,後者則是艱苦跋涉。

挺進大別山是一件非常慘烈的事情。

《大轉折》裡也一直在塑造著這種人與自然、人與敵人以及人與自己的不斷周旋。

片中,由於輜重太多,劉鄧決定炸毀所有大炮武器,這時有戰士想不通,擋在大炮前:“來吧,要炸把我也炸了吧!”

看到這個情況的連長哽咽著跑到劉鄧跟前,請求留下這門大炮:“首長,這門炮是我們連用三條人命從敵人手裡換來的,打羊山的時候,它也是立了大功的,要是現在把它炸了,那以後的仗還打不打了?”

鄧小平聞言,只能苦心勸說:“這是大局,一切影響我們前進的包袱都要甩掉,我們就是空手走到大別山,那也是勝利。”

面對此時此景,劉伯承凝重地說:“執行。”

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情況?

因為戰士們想不通。他們辛辛苦苦打下了魯西南,為什麼又要千里躍進大別山?

他們可以面對自然條件的惡劣,可以面對敵人兇殘的堵截,但沒法面對自己內心的猶豫和彷徨。

“現在最可怕的敵人,不是艱苦的條件、惡劣的環境,也不是國民黨反動派,而是我們自己,是我們隊伍裡嚴重存在的,右傾畏難的情緒。”

在大雨中,眼見將士們一個個在動搖,鄧小平立刻給士兵們開會。終於,士兵們想通了,軍隊的鬥志回來了。

天晴了。

相比于共軍面對戰士們的動搖所做的動員,國軍方面則顯得粗暴、可笑且無知。

蔣介石直接派發了一堆黑格爾的《辯證法》給將領們。

蔣介石說:“我給你們帶來一本黑格爾的《辯證法》,你們不妨研究研究,找一找自己的毛病都在哪裡。”

畫面立刻轉到前線的白崇禧那邊,白崇禧把《黑格爾》直接扔進了火中,怒道:“他(蔣介石)昏了頭,居然在這個時候要我研究《辯證法》。那還打什麼?簡直是笑話。”

這一幕不是用來調劑的笑點,而是歷史上真實發生過的。電影將鄧小平給戰士們做工作和蔣介石直接粗暴地要下屬學習《辯證法》放在一起,很直接地讓觀眾感受到了這種對比。

回到“天晴了”,這也是影片中一個很樸素的藝術表現手法。限於當時的拍攝條件,《大轉折》沒有後來電影那種鏡頭感,沒有不停在全身、半身、遠景、近景、動靜之間剪接,經常長時間只有一個畫面。但這並不意味著它不具備藝術感。

當劉鄧在指揮中心喝著茶時,茶缸裡的水晃動,晃動著便是大軍在戰場上橫掃千軍的模樣。

這出畫面極棒,可謂是“談笑間,檣櫓灰飛煙滅”。

除此之外,《大轉折》中還有著類似《建國大業》裡王寶強飾演的普通士兵打到北京城下時誤以為是地主大院的笑點,那是在共軍繳獲了國軍的一堆物資時,很多農民出身的共軍面對著咖啡,絲毫不知那是何物,以為是調味品,於是在做飯時一股腦全倒進去了……

當然我們也知道,這種笑點在全片的基調中其實確實算得上是調味品,就拿劉伯承和鄧小平就誰應該留在根據地時的爭論來說,就足顯悲壯。

因為敵人已經達到門口了,留下來的人就是九死一生。

所以這時鄧小平和劉伯承都堅持自己留下來,鄧小平說自己年輕,劉伯承就說炮彈不管年齡,鄧小平說自己沒什麼經驗而劉伯承有經驗大家需要他,劉伯承就說畢竟自己作戰經驗多可以多周旋。

比如——

鄧小平說:“我犧牲了,際春同志可以代替;你出了問題,無人可以取代。”

劉伯承則反駁說:“我的作戰經驗畢竟多一些嘛。”

因為挺進大別山沒有後方,因為挺近大別山後困難重重,因此除了主流說法認為挺進大別山是絕妙舉措外,學術界至今還有爭議,依然有不少人認為挺進大別山是失敗的。

關於劉鄧挺進大別山,我們目前已有相當多的原始史料,如《中共中央檔選集》第十冊、《劉鄧大軍挺進大別山與三軍經略中原》、《武漢解放戰爭史料》、《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第五輯第三編、《劉鄧大軍南征記》、《戰爭親歷記:劉鄧大軍老戰士作品集》、《解放戰爭戰略進攻·回憶史料》。就連國民黨方也有許多記載,影片中的羊山集戰役可以說就是完全根據宋瑞珂的回憶改編的。

在如此多的史料中我們能看到,儘管劉鄧大軍挺進大別山損失慘重,但這是共軍自那年離開中原後第一次回到此地。

正如同鄧小平自己說的那樣:“不宜急躁,應做較長期的打算。”

什麼是較長期的打算?

那就是終於不走了。

結語 “我們回來了,就不走了”

終於,影片到了最後,回應了開始那個場景。

“我最怕見到這種情景。那天部隊路過宣化店的時候,住在老鄉家裡,房東大娘見到我,問的第一句話就是,先念,這次你們回來還走不走?我能回答她什麼呢?我說,大娘啊,這次我們要是再走,你、你就像打自己的兒子一樣,打我李先念的屁股……大別山的老百姓承受地太多了。”

回到上面的問題,挺進大別山究竟有沒有歷史意義?答:有。因為儘管無後方、儘管損失慘重,但劉鄧大軍終於建立起了鞏固的大別山根據地,“一舉扭轉了整個戰場的形勢,為奪取全面勝利創造了極為有利的條件”。

也終於,他們可以說:“這次我們回來了,就不走了。”

而在挺進大別山之前的所有電報和公告裡,提到的都是“反攻”,此時,共產黨首次提出“進攻”。

進攻,意味著從那一天起,中國形勢逆轉了,從此以後,攻守異形了。

1947年12月25日,毛澤東在《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裡指出:“中國人民的革命戰爭,現在已經達到了一個轉捩點。……這是一個歷史的轉捩點。這是蔣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統治由發展到消滅的轉捩點。這是一百多年以來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統治由發展到消滅的轉捩點。這是一個偉大的事變。這個事變所以帶著偉大性,是因為這個事變發生在一個擁有四億七千五百萬人口的國家內,這個事變一經發生,它就將必然地走向全國的勝利。”

歷史告訴我們,緊接著“迎接”國軍的,便是煌煌史冊的三大決戰。

影片《大轉折》的開頭和結尾都是鄧小平的紀錄片式回憶,然而當影片於1997年9月上映時,鄧小平已經看不到了——1997年2月19日,鄧小平同志在北京逝世,享年93歲。而劉伯承也早已於1986年去世,劉伯承曾經說過:“如果我去世的時候,能在我墓上立一塊碑,上書中國布爾什維克劉伯承之墓,那就是我莫大的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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