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書法魏晉書法承漢之餘緒, 又極富創造活力, 是書法史上的里程碑, 奠定了中國書法藝術的發展方向。 魏晉書法規隋唐之法, 開兩宋之意, 啟元明之態, 促清民(國)之樸, 深刻地影響了歷代書法並影響著當代書法的發展。
魏晉南北朝的書法尚神韻, 風度嫣然, 其中魏晉尚韻, 南北朝尚神。 在漢隸的破體隸變發展成的楷、行、草在該時期都有飛速的發展, 湧現出了大量的書法名家, 如鐘繇、“二王”等等, 甚至出現了天下第一行書《蘭亭序》, 可以說是中國書法史上一個鼎盛發展時期!南朝書法婉麗清媚, 舒暢活潑,
《天發神讖碑》局部
《天發神讖碑》, 又名《天璽紀功碑》, 傳為三國吳皇象所書。 晉時折為三段, 俗稱“三段碑”, 嘉慶十年毀於火。 現故宮博物院藏有北宋拓本。 在中國書法史上, 《天發神讖碑》是一個非常奇特的碑刻。
皇象章草《急就章》局部
皇象, 字休明, 廣陵江都(今江蘇揚州)人。 生卒不詳。 官侍中、青州刺史。 唐張懷瓘以其八分入妙、小篆入能,
鍾繇字元常, 潁川長社(今河南長葛東)人。 生於東漢桓帝元嘉元年, 卒于魏明帝太和四年(西元151~230年)。 漢靈帝時任黃門侍郎, 魏國時官至太傅, 史稱鍾太傅。 他在中國書法史上享有崇高地位, 在南北朝時代, 與張芝、王羲之、王獻之被稱為“四賢”, 以後長期與王羲之合稱“鍾王”。 劉宋羊欣說鍾繇善銘石書、章程書和行押書, 當即隸書、楷書和行書。 他在歷史上享名最盛的是小楷,
南朝梁武帝以為逸少不及元常, 並評其字說:“鍾繇書如雲鵠遊天, 群鴻戲海, 行間茂密, 實亦難過。 ”又說:“張芝、鍾繇巧趣精細, 殆同機神”。 庾肩吾認為其書“天然第一”。 唐太宗李世民則認為雖然鍾繇“布纖濃, 分疏密, 霞舒雲卷, 無所間然”, 但盡善盡美的只有王羲之。 唐張懷瓘《書斷》認為“真書古雅, 道合神明, 則元常第一”。 又說:“剛柔備焉, 點劃之間, 多有異趣, 可謂幽深無際, 古雅有餘。 秦漢以來, 一人而已。 ”清人劉熙載認為“其書大巧若拙, 後人莫及”。
鍾繇以國家重臣的身份, 在書法領域進行了積極的活動, 對人們的書法熱情是一種極大的促進,這本身就有很重要的意義;更重要的是,他的努力,加快了楷書成熟的步伐,為東晉崛起的二王,有直接的先導作用。他的小楷,長期影響了歷史上的小楷書家。“正書之祖”的美譽,他是當之無愧的。
《蘭亭序》(唐·馮摹本)
蘭亭修禊,使王羲之觸悟山水之美、宇宙之玄和人生的真諦,在物我兩忘的境界中,一氣呵成,揮寫下千古傑作《蘭亭集序》,正因為他情深意厚,故能情注毫端而天趣自在;也因為他筆法精嚴,故能使筆底如行雲流水而形神兼具;更因為他諸美皆備,故能使這篇文稿的揮寫最終達到高華圓融的境界。在這件盡善盡美的作品面前,後世名家雖竭力臨仿,卻都未能得其全。南唐張泊雲:“善法書者,各得右軍之一體。若虞世南得其美韻而失其俊邁,歐陽詢得其力而失其溫秀,褚遂良得其意而失于變化,薛稷得其清而失於窘拘。”而王羲之本人也只寫下這一傑構,其後他再度書寫《蘭亭序》,都不能及原作的神妙絕倫,沈尹默說“當時逸少本天全”,讚美了《蘭亭序》的傑出有其不可重現的機緣,自然就非他人所能企及的了。
北魏石刻《石門銘》局部
《石門銘》為著名的北魏石刻,由於是記載重開褒斜道這一利國利民大事,故書丹、鑿刻在當時也是有意識請書法與鑿字高手完成的,這從崖文中也可看出,崖文地處陝西褒城石門東壁,而書丹為“太原郡王遠”,鑿字為“河南郡洛陽縣武阿仁”,並且留名刻記于崖文題記中,可見王遠、武阿仁的藝術業績雖不為歷史所記載,但其高超的藝術作品正昭示了他們在當時就為社會認同的藝術高手。《石門銘》是吸取了處於同一地方的著名漢隸《石門頌》等的蒼勁凝煉的篆隸筆法,筆勢與體勢也吸取了《石門頌》等漢隸的跌宕、開張、奇崛的特點,發展成奇崛開張的北魏楷書。《始平公造像記》局部
《始平公造像記》本是附屬於佛龕的題記,全稱為《比丘慧成為亡父始平公造像題記》,北魏孝文帝太和二十二年(498),刻於河南洛陽龍門古陽洞北壁。題記由孟達撰文,朱義章楷書。此碑與其它諸碑不同之處是全碑用陽刻法,逐字界格,為歷代石刻所僅見,在造像記中獨樹一幟。記文內容寄造像者宗教情懷,兼為往生者求福除災。清乾隆年間始被黃易(1744-1801)發現,受到書壇重視,列入“龍門二十品”,此碑文方筆斬截,筆劃折處重頓方勒,結體扁方緊密,點劃厚重飽滿,鋒芒畢露,顯得雄峻非凡,被推為魏碑方筆剛健風格的代表。《張黑女墓誌》局部
《張黑女墓誌》全稱《魏故南陽太守張玄墓誌》,有稱《張玄墓誌》。張玄字黑女,因避清康熙帝愛新覺羅.玄燁名諱,故清人通俗稱《張黑女墓誌》。此志楷書二十行,每行二十字,共三百六十七字。其書法精美遒古,峻宕樸茂,結構扁方疏朗,內緊外松,多出隸意。此墓誌雖屬正書,行筆卻不拘一格,風骨內斂,自然高雅。筆法中鋒與側鋒兼用,方圓兼施,以求剛柔相濟,生動飄逸之風格,堪稱北魏書法之精品。《爨寶子碑》
南朝沿襲晉制,禁止立碑,故碑刻極少,而雲南“二爨” ( 《爨寶子碑》,《爨龍顏碑》)可謂燦若星辰,光耀夜空。與《爨龍顏碑》相較,此碑字數較少,石碑較小(高1.83米,寬0.86米),故後人稱《爨寶子碑》為“小爨”。《爨寶子碑》是雲南邊陲少數民族的首領受漢文化的薰陶,仿效漢制而樹碑立傳的。《爨寶子碑》,字多別體。後人多有考釋。書體是帶有明顯隸意的楷書體。碑中一部分橫畫仍保留了隸書的波挑,但結體卻方整而近於楷書。用筆以方筆為主,端重古樸,拙中有巧。看似呆笨,卻飛動之勢常現,古氣盎然。李根源說該碑“下毛鋼健如鐵,姿媚如神女”;康有為稱其書法“朴厚古茂,奇姿百出”。康有為在《廣藝舟雙楫》中評此碑為“端朴若古佛之容”是很恰當的。《瘞鶴銘》局部
《瘞鶴銘》,大字摩崖,南梁天監十三年刻,署名為“華陽真逸撰,上皇山樵正書。”這裡一篇哀悼家鶴的紀念文章,內容雖不足道,而其書法藝術誠然可貴。此銘究竟是何人所書?歷來就有爭議。宋人黃長睿考證它為梁代陶宏景所書。碑文存字雖少而氣勢宏逸,神態飛動,讀之令人回味無窮。用筆撐挺勁健,圓筆藏鋒,體法從篆隸中變化而來。結體寬博舒展,上下相銜,如仙鶴低舞,儀態大方,飄然欲仙,字如其名,表裡一致,堪稱書法傑作。北宋黃庭堅認為“大字無過《瘞鶴銘》”、“其勝乃不可貌”,譽之為“大字之祖”。宋曹士冕則推崇其“筆法之妙,書家冠冕”。此碑之所以被推崇,因其為南朝時代書法氣韻,特別是篆書的中鋒用筆的滲入;加之風雨剝蝕的效果,還增強了線條的雄健凝重及深沉的韻味。此碑的拓本及字帖久傳國際,名震海內外,是研究書法藝術之代表。它既是成熟的楷書,而又可從中領會楷書發展過程中之篆、隸筆勢遺蹤發展史的重要實物資料。《大般涅槃經》
自從一九OO年敦煌藏經洞被發現以來,數萬卷古代文書公諸于世,引起了各科研究者的高度重視。敦煌由於特殊的自然環境和地理條件,不僅保存了大量的壁畫、彩塑藝術,也保存了大量的書法墨蹟。敦煌書法的出土對研究我國古代書法發展史,特別是隋唐,乃至魏晉、秦漢書法藝術發展史方面有著不可估量的貢獻。敦煌書法範圍教廣,一般藏經洞出土的遺書書法為主,另外還包括敦煌地區古遺址中出土的漢代漢簡書法、石窟題記以及現存的碑文書法等。敦煌遺書寫卷,絕大部分用筆抄寫,為古代民間書法大成。卷子的抄寫者都是被人雇用的寫經生或一般庶民。他們常年抄寫,熟能生巧,久書成藝。有的書寫雄強勇猛、大刀闊斧;有的書寫嫺熟娟秀,溫文爾雅。書體行、草、隸、篆皆備,豐富多彩,表現自然質樸,機動靈活。其功力法度,審美情趣,都令人仰望讚歎!
對人們的書法熱情是一種極大的促進,這本身就有很重要的意義;更重要的是,他的努力,加快了楷書成熟的步伐,為東晉崛起的二王,有直接的先導作用。他的小楷,長期影響了歷史上的小楷書家。“正書之祖”的美譽,他是當之無愧的。《蘭亭序》(唐·馮摹本)
蘭亭修禊,使王羲之觸悟山水之美、宇宙之玄和人生的真諦,在物我兩忘的境界中,一氣呵成,揮寫下千古傑作《蘭亭集序》,正因為他情深意厚,故能情注毫端而天趣自在;也因為他筆法精嚴,故能使筆底如行雲流水而形神兼具;更因為他諸美皆備,故能使這篇文稿的揮寫最終達到高華圓融的境界。在這件盡善盡美的作品面前,後世名家雖竭力臨仿,卻都未能得其全。南唐張泊雲:“善法書者,各得右軍之一體。若虞世南得其美韻而失其俊邁,歐陽詢得其力而失其溫秀,褚遂良得其意而失于變化,薛稷得其清而失於窘拘。”而王羲之本人也只寫下這一傑構,其後他再度書寫《蘭亭序》,都不能及原作的神妙絕倫,沈尹默說“當時逸少本天全”,讚美了《蘭亭序》的傑出有其不可重現的機緣,自然就非他人所能企及的了。
北魏石刻《石門銘》局部
《石門銘》為著名的北魏石刻,由於是記載重開褒斜道這一利國利民大事,故書丹、鑿刻在當時也是有意識請書法與鑿字高手完成的,這從崖文中也可看出,崖文地處陝西褒城石門東壁,而書丹為“太原郡王遠”,鑿字為“河南郡洛陽縣武阿仁”,並且留名刻記于崖文題記中,可見王遠、武阿仁的藝術業績雖不為歷史所記載,但其高超的藝術作品正昭示了他們在當時就為社會認同的藝術高手。《石門銘》是吸取了處於同一地方的著名漢隸《石門頌》等的蒼勁凝煉的篆隸筆法,筆勢與體勢也吸取了《石門頌》等漢隸的跌宕、開張、奇崛的特點,發展成奇崛開張的北魏楷書。《始平公造像記》局部
《始平公造像記》本是附屬於佛龕的題記,全稱為《比丘慧成為亡父始平公造像題記》,北魏孝文帝太和二十二年(498),刻於河南洛陽龍門古陽洞北壁。題記由孟達撰文,朱義章楷書。此碑與其它諸碑不同之處是全碑用陽刻法,逐字界格,為歷代石刻所僅見,在造像記中獨樹一幟。記文內容寄造像者宗教情懷,兼為往生者求福除災。清乾隆年間始被黃易(1744-1801)發現,受到書壇重視,列入“龍門二十品”,此碑文方筆斬截,筆劃折處重頓方勒,結體扁方緊密,點劃厚重飽滿,鋒芒畢露,顯得雄峻非凡,被推為魏碑方筆剛健風格的代表。《張黑女墓誌》局部
《張黑女墓誌》全稱《魏故南陽太守張玄墓誌》,有稱《張玄墓誌》。張玄字黑女,因避清康熙帝愛新覺羅.玄燁名諱,故清人通俗稱《張黑女墓誌》。此志楷書二十行,每行二十字,共三百六十七字。其書法精美遒古,峻宕樸茂,結構扁方疏朗,內緊外松,多出隸意。此墓誌雖屬正書,行筆卻不拘一格,風骨內斂,自然高雅。筆法中鋒與側鋒兼用,方圓兼施,以求剛柔相濟,生動飄逸之風格,堪稱北魏書法之精品。《爨寶子碑》
南朝沿襲晉制,禁止立碑,故碑刻極少,而雲南“二爨” ( 《爨寶子碑》,《爨龍顏碑》)可謂燦若星辰,光耀夜空。與《爨龍顏碑》相較,此碑字數較少,石碑較小(高1.83米,寬0.86米),故後人稱《爨寶子碑》為“小爨”。《爨寶子碑》是雲南邊陲少數民族的首領受漢文化的薰陶,仿效漢制而樹碑立傳的。《爨寶子碑》,字多別體。後人多有考釋。書體是帶有明顯隸意的楷書體。碑中一部分橫畫仍保留了隸書的波挑,但結體卻方整而近於楷書。用筆以方筆為主,端重古樸,拙中有巧。看似呆笨,卻飛動之勢常現,古氣盎然。李根源說該碑“下毛鋼健如鐵,姿媚如神女”;康有為稱其書法“朴厚古茂,奇姿百出”。康有為在《廣藝舟雙楫》中評此碑為“端朴若古佛之容”是很恰當的。《瘞鶴銘》局部
《瘞鶴銘》,大字摩崖,南梁天監十三年刻,署名為“華陽真逸撰,上皇山樵正書。”這裡一篇哀悼家鶴的紀念文章,內容雖不足道,而其書法藝術誠然可貴。此銘究竟是何人所書?歷來就有爭議。宋人黃長睿考證它為梁代陶宏景所書。碑文存字雖少而氣勢宏逸,神態飛動,讀之令人回味無窮。用筆撐挺勁健,圓筆藏鋒,體法從篆隸中變化而來。結體寬博舒展,上下相銜,如仙鶴低舞,儀態大方,飄然欲仙,字如其名,表裡一致,堪稱書法傑作。北宋黃庭堅認為“大字無過《瘞鶴銘》”、“其勝乃不可貌”,譽之為“大字之祖”。宋曹士冕則推崇其“筆法之妙,書家冠冕”。此碑之所以被推崇,因其為南朝時代書法氣韻,特別是篆書的中鋒用筆的滲入;加之風雨剝蝕的效果,還增強了線條的雄健凝重及深沉的韻味。此碑的拓本及字帖久傳國際,名震海內外,是研究書法藝術之代表。它既是成熟的楷書,而又可從中領會楷書發展過程中之篆、隸筆勢遺蹤發展史的重要實物資料。《大般涅槃經》
自從一九OO年敦煌藏經洞被發現以來,數萬卷古代文書公諸于世,引起了各科研究者的高度重視。敦煌由於特殊的自然環境和地理條件,不僅保存了大量的壁畫、彩塑藝術,也保存了大量的書法墨蹟。敦煌書法的出土對研究我國古代書法發展史,特別是隋唐,乃至魏晉、秦漢書法藝術發展史方面有著不可估量的貢獻。敦煌書法範圍教廣,一般藏經洞出土的遺書書法為主,另外還包括敦煌地區古遺址中出土的漢代漢簡書法、石窟題記以及現存的碑文書法等。敦煌遺書寫卷,絕大部分用筆抄寫,為古代民間書法大成。卷子的抄寫者都是被人雇用的寫經生或一般庶民。他們常年抄寫,熟能生巧,久書成藝。有的書寫雄強勇猛、大刀闊斧;有的書寫嫺熟娟秀,溫文爾雅。書體行、草、隸、篆皆備,豐富多彩,表現自然質樸,機動靈活。其功力法度,審美情趣,都令人仰望讚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