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杜絕職業球員假冒業餘選手參賽而從中牟利的惡習， 網球運動自1968年開始就引入了公開賽的概念。 但是這一舉措並沒有改變當時女子網球的現狀；事實上，
1970年夏季， 頗具威望的西南太平洋公開賽所設男女獎金比例居然達到了誇張的8：1， 這一過分的做法成為了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幾位女球員中的佼佼者開始為更加美好的未來規劃藍圖。 她們欣然回應了業內權威人士、世界網球雜誌的創始人兼出版商葛萊蒂絲·海德曼（Gladys Heldman）的號召， 開始為爭取男女平等而奔走。 海德曼也得到了一些商界夥伴的支持， 當時的煙草業巨頭菲力浦·莫里斯公司主席約瑟夫·卡爾曼就是其中之一。
儘管受到了一些網球協會的威脅， 聲稱要禁止她們參加大滿貫比賽並且剝奪她們的世界排名， 九位女子球員還是毅然決然地選擇追隨自己的信仰。 1970年9月23日， 她們和海德曼簽署了著名的“一美元合約”， 宣佈參加在休士頓球拍俱樂部舉辦的維吉尼亞香煙邀請賽。
這九位球員後來被尊稱為“Original 9”， 她們分別是比利·簡·金、卡薩斯、裡切、道爾頓、裡德、朱莉·海德曼、佩珍、巴克維茨以及澤根芙絲。 在最後的決賽當中， 卡薩斯擊敗了道爾頓奪冠。 不過她們所有人共同證明了這是一種可以順利運營的模式。
休斯頓的試水成功極大地激勵了海德曼和卡爾曼。 他們宣佈將於1971年在美國舉辦一系列賽事， 統一以維吉尼亞香煙冠名。 傳統賽事必須要增加自己的籌碼， 否則將面臨著逐漸衰退的風險。 借著這股變革的東風， WTA國際女子網球協會在1973年正式成立， 女子網壇自此翻開了新的一頁。
在簽訂合同出戰1970年維吉尼亞香煙邀請賽時， 簡·巴克維茨（Jane "Peaches" Bartkowicz）只有21歲。 她在青少年時期就已經大獲成功， 贏下多座國內大賽頭銜， 並且在15歲那年摘得溫網青少組女單冠軍。 成年之後， 巴克維茨繼續大殺四方， 擊敗過像韋德和古拉貢這樣的大牌球員， 在1968年和1969年的美網都打進了1/4決賽， 並且贏下了1968年的加拿大公開賽。 此外， 她也是1969年美國隊在聯合會杯奪冠時的參賽成員之一。 巴克維茨於1971年退役， 但在1974年曾短暫回歸網壇。
“我們需要做些什麼， 這一點誰都知道。 所以當休斯頓比賽開辦之後， 我毫不猶豫就加入其中， 尤其是有葛萊蒂絲·海德曼在背後推動。 ”她說，“她擁有一家網球雜誌，是一名女性，女兒也在打球，我就知道她會對我們感興趣。說實話，我有些怕她。她很強勢，但是為人善良，我知道她清楚自己在做些什麼。如果你在網球運動當中開了這個先河，或是在任何領域當中牽頭，就會引發多米諾效應，最終所有人都能得到幫助。”
羅西·卡薩斯（Rosie Casals）在1970年的世界排名最高來到第3位，她在休斯頓擊敗道爾頓奪冠時也僅有22歲。她的名下有11個職業單打頭銜，曾經兩次打進大滿貫決賽，且都發生在美網——1970年決賽不敵考特，1971年負於比利·簡·金。她在雙打領域的成就要更加輝煌，職業生涯一共贏下112個雙打冠軍，其中的九個大滿貫女雙冠軍裡面有五個都是和比利·簡·金搭檔在溫網獲得，僅次於納芙拉蒂諾娃。此外，她還贏下了三個大滿貫混雙冠軍。卡薩斯曾多次代表美國隊出戰聯合會杯，七次助力祖國奪冠。她在1996年入駐國際網球名人堂。
“毀掉拿大滿貫參賽機會應該是我們和舊體制抗爭所冒的最大風險了，”她說，“我們還能拿什麼做賭注呢？我們本來就是網壇的二等公民，正規比賽都是男女合辦，事實上也是所有比賽。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沒有什麼可輸的。從另一方面看，大滿貫是我們當時的全部希望。不僅是獎金，也關係到你能否得到認可，獲得參賽資格，或是因為表現出色而得到公平獎勵。”
裘蒂·道爾頓（Judy Dalton）當年32歲，她打進了維吉尼亞香煙邀請賽的決賽，但最終輸給了卡薩斯。在職業生涯當中，道爾頓一共贏下九個大滿貫雙打冠軍，其中五個是搭檔考特獲得的，並且實現了職業生涯雙打全滿貫。單打領域，她在1968年打進溫網決賽，晉級路上爆冷淘汰了考特和裡切，決賽不敵比利·簡·金。自1967年溫網到1977年澳網（之後不久，40歲的道爾頓宣佈退役），她在20次大滿貫參賽之旅當中有10次都至少打進了八強，並且兩次助力澳大利亞贏得聯合會杯。
“在網壇發起政治運動非常艱難，但是在我們簽下一美元合同的時候，我們就知道自己在做正確的事情。”她說，“我幫忙在美網期間分發調查問卷，徵詢公眾對於女子網球的看法。有些男性觀眾表示他們更喜歡看女子比賽，因為他們能把從長回合對決當中學到東西，應用到自己打球過程當中。現在來自世界各地的球員都能夠同台競技，我們從沒想過有朝一日能看到網球發展成為如此國際化的運動。”
葛萊蒂絲·海德曼的女兒朱莉·海德曼（Julie Heldman）那年25歲。在職業生涯當中，她一共贏下了25個冠軍頭銜，其中包括義大利公開賽，並且在三項大滿貫單打比賽當中殺進四強。在1969年，海德曼已經高居美國二號女單，世界排名在第五位。她曾經三次助力美國隊贏下聯合會杯，最終在1975年宣佈掛拍。
“當時的形勢非常緊張，每個人的生活都將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她說，“男子球員和管理者們都站在我們的對立面，要知道，當年網球運動的高層當中沒有一位女性。我們完全是向著未知的領域進發，大家必須要做出決定，我認為所有人應當團結一致。我沒花多久就把我們奮鬥的目標和更大的圖景聯繫到了一起，因為各行各業的女性都出面支持我們。”
比利·簡·金（Billie Jean King）被很多人尊稱為“大姐大”，她在1970年牽頭參加休斯頓賽事時還不到27歲。截至當年，她已經贏下了職業生涯12個大滿貫單打冠軍（全部類別共39個）當中的前五個，並且單雙打都曾登頂世界第一。不過她在賽場內外的成就還遠不止於此。作為網壇男女平等運動的先驅者，她在70年代上半期的影響力達到了巔峰。光是1971年——維吉尼亞香煙巡迴賽完整運營的第一年——比利·簡·金就包攬了17個單打冠軍，成為了首位單賽季獎金突破10萬美元大關的女子運動員。1973年，她在著名的性別大戰當中擊敗了鮑比·裡格斯（Bobby Riggs），成為了WTA的創始人和首任主席。
“我們深知，女子網球要想在未來穩定發展，我們就必須設立巡迴賽，舉辦一系列成體系的賽事。”她說，“我們也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但是我們心懷夢想，也有遠見。我們希望世界上每一個小女孩都有機會參與競爭，如果她足夠優秀，就能夠通過網球自食其力。我們也討論了那些超越體育範圍的東西，說到了整個社會的變革。當時女權運動剛剛孕育，我們很高興能夠趕上這股文化潮流，並且為之做出貢獻。”
1970年，28歲的南茜·裡切（Nancy Richey）已經是兩屆大滿貫單打冠軍得主——她於1967年澳網和1968年法網奪魁——後者也是網球進入公開賽時代之後的第一項大滿貫。在長達20年的職業生涯當中，裡切贏下了69個單打冠軍，世界排名在1969年高居第二位。此外，她名下還有四個大滿貫雙打冠軍。在1978年美網之後，36歲的裡切宣佈退役。她在2003年入駐國際網球名人堂。
“在業餘時期，我就已經嘗到了網球運動的艱辛。那是我們要背著球包從市中心坐地鐵前往森林山，然後再搭地鐵回來。裝滿濕衣服的球包要更重。”她說，“我們沒有錢，沒有餐廳，什麼都沒有。現在網球比賽獎金動輒上百萬，女子球員也能得到同樣的報酬，這項運動在不斷進步。這簡直是太美好了。每次來到法拉盛公園我都會提醒自己，因為這是我們那時追逐的夢想。”
凱莉·麥爾維爾·裡德（Kerry Melville Reid）當年23歲。她在職業生涯當中一共贏下22個單打頭銜，其中包括1977年在本土大滿貫澳網折桂。此外，她還在其他40站比賽裡面打進決賽，其中包括1970年澳網、1972年美網以及維吉尼亞香煙巡迴賽元年的年終冠軍賽，這項賽事演變成了如今的WTA年終總決賽。她是70年代TOP10的常客。此外，裡德還斬獲了三個大滿貫雙打冠軍，包括1978年溫網。
“我想爭取更多利益，但是我並不會把自己歸為女權主義者的類別。”她說，“我的父母當時有些顧慮，但是我們有一個強大的領袖——比利·簡·金是最優秀的球員，非常有話語權。作為Original 9當中的唯二澳大利亞球員，我和道爾頓一度在國內遭到禁賽，但是後來一切都解決了。有些球員花了更長時間才加入我們的陣營，但是我能理解她們，這是關乎自己職業生涯的重大決定。”
九位創始人當中最年輕的成員是克利斯蒂·佩珍（Kristy Pigeon），當時她還只有20歲。在贏得全國青少年女子組冠軍和溫網青少組冠軍之後，她在成年組比賽當中繼續閃耀，於1968年和1969年溫網殺入十六強，一度躋身美國女子網壇TOP10。此外，佩珍還代表美國出戰威爾士公開賽團體賽，並且贏得冠軍。她在1975年正式退役。
“我曾經在奧克蘭和巴克萊念書，這些地方女權主義思想盛行。我還記得貝蒂·弗萊頓（美國作家和女權主義者）來到學校做講座，不過在我看來，很多初期的女權主義者都沒有抓住問題的核心。”她說，“某種程度上講，她們並沒有掀起太多浪潮，不像我們在網球領域帶來的變革。我們向全世界宣告，男女運動員應該一視同仁。女子比賽也很激動人心，也能讓人們全身心投入其中。對我來說，這是推進平等運動的更加有力的方式。”
最後一位成員瓦萊莉·澤根芙絲（Valerie Ziegenfuss）當年21歲。她曾經在三項大滿貫單打比賽當中打進十六強，並且在1972年于俄克拉何馬舉辦的維吉尼亞香煙巡迴賽當中殺入決賽。她的單打排名最高位居美國第七，並于1967年成為美國雙打排名最高的球員。
“全年16周的比賽裡面我會參加14周，不過我沒什麼可抱怨的。我們想擁有自己的巡迴賽，所以總有人要更加辛苦一些！”她說，“當然，推廣的責任也落在了我的肩上，但是我非常享受，我覺得自己也做得很好。我們都傾盡所能，全力推進巡迴賽發展。我們也收到了特德·廷靈的感謝禮物。他送給我一件黑色的天鵝絨系帶背心，領口處裝飾著萊茵石，和我的銀色裙子非常相稱。這是專門為了大舞臺而設計，在體育館燈光的照射下漂亮極了。”
”她說，“她擁有一家網球雜誌，是一名女性，女兒也在打球，我就知道她會對我們感興趣。說實話，我有些怕她。她很強勢，但是為人善良，我知道她清楚自己在做些什麼。如果你在網球運動當中開了這個先河，或是在任何領域當中牽頭，就會引發多米諾效應，最終所有人都能得到幫助。”
羅西·卡薩斯（Rosie Casals）在1970年的世界排名最高來到第3位，她在休斯頓擊敗道爾頓奪冠時也僅有22歲。她的名下有11個職業單打頭銜，曾經兩次打進大滿貫決賽，且都發生在美網——1970年決賽不敵考特，1971年負於比利·簡·金。她在雙打領域的成就要更加輝煌，職業生涯一共贏下112個雙打冠軍，其中的九個大滿貫女雙冠軍裡面有五個都是和比利·簡·金搭檔在溫網獲得，僅次於納芙拉蒂諾娃。此外，她還贏下了三個大滿貫混雙冠軍。卡薩斯曾多次代表美國隊出戰聯合會杯，七次助力祖國奪冠。她在1996年入駐國際網球名人堂。
“毀掉拿大滿貫參賽機會應該是我們和舊體制抗爭所冒的最大風險了，”她說，“我們還能拿什麼做賭注呢？我們本來就是網壇的二等公民，正規比賽都是男女合辦，事實上也是所有比賽。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沒有什麼可輸的。從另一方面看，大滿貫是我們當時的全部希望。不僅是獎金，也關係到你能否得到認可，獲得參賽資格，或是因為表現出色而得到公平獎勵。”
裘蒂·道爾頓（Judy Dalton）當年32歲，她打進了維吉尼亞香煙邀請賽的決賽，但最終輸給了卡薩斯。在職業生涯當中，道爾頓一共贏下九個大滿貫雙打冠軍，其中五個是搭檔考特獲得的，並且實現了職業生涯雙打全滿貫。單打領域，她在1968年打進溫網決賽，晉級路上爆冷淘汰了考特和裡切，決賽不敵比利·簡·金。自1967年溫網到1977年澳網（之後不久，40歲的道爾頓宣佈退役），她在20次大滿貫參賽之旅當中有10次都至少打進了八強，並且兩次助力澳大利亞贏得聯合會杯。
“在網壇發起政治運動非常艱難，但是在我們簽下一美元合同的時候，我們就知道自己在做正確的事情。”她說，“我幫忙在美網期間分發調查問卷，徵詢公眾對於女子網球的看法。有些男性觀眾表示他們更喜歡看女子比賽，因為他們能把從長回合對決當中學到東西，應用到自己打球過程當中。現在來自世界各地的球員都能夠同台競技，我們從沒想過有朝一日能看到網球發展成為如此國際化的運動。”
葛萊蒂絲·海德曼的女兒朱莉·海德曼（Julie Heldman）那年25歲。在職業生涯當中，她一共贏下了25個冠軍頭銜，其中包括義大利公開賽，並且在三項大滿貫單打比賽當中殺進四強。在1969年，海德曼已經高居美國二號女單，世界排名在第五位。她曾經三次助力美國隊贏下聯合會杯，最終在1975年宣佈掛拍。
“當時的形勢非常緊張，每個人的生活都將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她說，“男子球員和管理者們都站在我們的對立面，要知道，當年網球運動的高層當中沒有一位女性。我們完全是向著未知的領域進發，大家必須要做出決定，我認為所有人應當團結一致。我沒花多久就把我們奮鬥的目標和更大的圖景聯繫到了一起，因為各行各業的女性都出面支持我們。”
比利·簡·金（Billie Jean King）被很多人尊稱為“大姐大”，她在1970年牽頭參加休斯頓賽事時還不到27歲。截至當年，她已經贏下了職業生涯12個大滿貫單打冠軍（全部類別共39個）當中的前五個，並且單雙打都曾登頂世界第一。不過她在賽場內外的成就還遠不止於此。作為網壇男女平等運動的先驅者，她在70年代上半期的影響力達到了巔峰。光是1971年——維吉尼亞香煙巡迴賽完整運營的第一年——比利·簡·金就包攬了17個單打冠軍，成為了首位單賽季獎金突破10萬美元大關的女子運動員。1973年，她在著名的性別大戰當中擊敗了鮑比·裡格斯（Bobby Riggs），成為了WTA的創始人和首任主席。
“我們深知，女子網球要想在未來穩定發展，我們就必須設立巡迴賽，舉辦一系列成體系的賽事。”她說，“我們也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但是我們心懷夢想，也有遠見。我們希望世界上每一個小女孩都有機會參與競爭，如果她足夠優秀，就能夠通過網球自食其力。我們也討論了那些超越體育範圍的東西，說到了整個社會的變革。當時女權運動剛剛孕育，我們很高興能夠趕上這股文化潮流，並且為之做出貢獻。”
1970年，28歲的南茜·裡切（Nancy Richey）已經是兩屆大滿貫單打冠軍得主——她於1967年澳網和1968年法網奪魁——後者也是網球進入公開賽時代之後的第一項大滿貫。在長達20年的職業生涯當中，裡切贏下了69個單打冠軍，世界排名在1969年高居第二位。此外，她名下還有四個大滿貫雙打冠軍。在1978年美網之後，36歲的裡切宣佈退役。她在2003年入駐國際網球名人堂。
“在業餘時期，我就已經嘗到了網球運動的艱辛。那是我們要背著球包從市中心坐地鐵前往森林山，然後再搭地鐵回來。裝滿濕衣服的球包要更重。”她說，“我們沒有錢，沒有餐廳，什麼都沒有。現在網球比賽獎金動輒上百萬，女子球員也能得到同樣的報酬，這項運動在不斷進步。這簡直是太美好了。每次來到法拉盛公園我都會提醒自己，因為這是我們那時追逐的夢想。”
凱莉·麥爾維爾·裡德（Kerry Melville Reid）當年23歲。她在職業生涯當中一共贏下22個單打頭銜，其中包括1977年在本土大滿貫澳網折桂。此外，她還在其他40站比賽裡面打進決賽，其中包括1970年澳網、1972年美網以及維吉尼亞香煙巡迴賽元年的年終冠軍賽，這項賽事演變成了如今的WTA年終總決賽。她是70年代TOP10的常客。此外，裡德還斬獲了三個大滿貫雙打冠軍，包括1978年溫網。
“我想爭取更多利益，但是我並不會把自己歸為女權主義者的類別。”她說，“我的父母當時有些顧慮，但是我們有一個強大的領袖——比利·簡·金是最優秀的球員，非常有話語權。作為Original 9當中的唯二澳大利亞球員，我和道爾頓一度在國內遭到禁賽，但是後來一切都解決了。有些球員花了更長時間才加入我們的陣營，但是我能理解她們，這是關乎自己職業生涯的重大決定。”
九位創始人當中最年輕的成員是克利斯蒂·佩珍（Kristy Pigeon），當時她還只有20歲。在贏得全國青少年女子組冠軍和溫網青少組冠軍之後，她在成年組比賽當中繼續閃耀，於1968年和1969年溫網殺入十六強，一度躋身美國女子網壇TOP10。此外，佩珍還代表美國出戰威爾士公開賽團體賽，並且贏得冠軍。她在1975年正式退役。
“我曾經在奧克蘭和巴克萊念書，這些地方女權主義思想盛行。我還記得貝蒂·弗萊頓（美國作家和女權主義者）來到學校做講座，不過在我看來，很多初期的女權主義者都沒有抓住問題的核心。”她說，“某種程度上講，她們並沒有掀起太多浪潮，不像我們在網球領域帶來的變革。我們向全世界宣告，男女運動員應該一視同仁。女子比賽也很激動人心，也能讓人們全身心投入其中。對我來說，這是推進平等運動的更加有力的方式。”
最後一位成員瓦萊莉·澤根芙絲（Valerie Ziegenfuss）當年21歲。她曾經在三項大滿貫單打比賽當中打進十六強，並且在1972年于俄克拉何馬舉辦的維吉尼亞香煙巡迴賽當中殺入決賽。她的單打排名最高位居美國第七，並于1967年成為美國雙打排名最高的球員。
“全年16周的比賽裡面我會參加14周，不過我沒什麼可抱怨的。我們想擁有自己的巡迴賽，所以總有人要更加辛苦一些！”她說，“當然，推廣的責任也落在了我的肩上，但是我非常享受，我覺得自己也做得很好。我們都傾盡所能，全力推進巡迴賽發展。我們也收到了特德·廷靈的感謝禮物。他送給我一件黑色的天鵝絨系帶背心，領口處裝飾著萊茵石，和我的銀色裙子非常相稱。這是專門為了大舞臺而設計，在體育館燈光的照射下漂亮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