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華黎明， 曾任駐伊朗、阿聯酋大使：“我跟伊朗很要好的高級政府官員談過這個問題：有沒有可能放棄核武器？一個伊朗朋友說得最典型：如果讓我放棄濃縮鈾， 等於讓我脫掉褲子。 這是尊嚴問題。 這個問題對伊朗來說很重要。 ”
我從1971年中國與伊朗的建交開始， 跟伊朗打了50年的交往， 我是伊朗艱難的現代化轉型的見證者， 現在還在艱難的轉型中。 其實伊朗的現代化早在一個世紀以前就開始了， 即土耳其的凱末爾發動革命時， 伊朗就想要推翻舊制度。
伊朗歷史說起來很長， 有文字記載的歷史比中國還長，
伊朗是一個曾輝煌過， 但也曾經被人欺負過的國家。 兩次世界大戰伊朗都保持中立， 但兩次世界大戰都被大國佔領， 尤其是二戰期間， 當時是蘇、美、英三家聯合出兵佔領伊朗， 而且把伊朗當時的國王趕走， 讓其兒子繼位。
伊朗的現代化從二十世紀初開始學西方，
我能見證伊朗大概是在70年代初， 這也是值得中國現在發展所借鑒的。 70年代初我對伊朗的印象是， 伊朗發展地很快而且可以說是非常快。
社會高速發展過程中，
伊朗經濟發展跟中國現在不太一樣：中國是靠現代化建設一點一點積累起來， 伊朗就靠石油漲價。 70年代初石油一下子漲價造成了波斯灣沿岸的人暴富， 油價從5、6美元一桶漲到30美元一桶， 錢一下子就多了。 當時巴列維覺得用錢可以買到現代化， 買最先進的東西， 而且巴列維雄心勃勃地要衝刺世界第五大經濟體， 目標是要趕上日本， 變成“西亞的日本”。 所以70年代伊朗花錢辦了兩件大事：一是1974年的亞運會， 那次亞運會第一次在西亞辦亞洲運動會， 而中國第一次出席亞運會。 巴列維愛面子，
但也就在經濟高速發展過程中， 所有的社會弊端：矛盾、貧富差距、政府腐敗都出來了， 他們的腐敗有一個特權， 即可以利用王室特權。 當年我跟巴列維有過多次接觸， 而且跟巴列維的兄弟姐妹有所接觸， 他們可以利用自己的地位強取豪奪， 最後他們家族財富有200億美元。 但你在伊朗可以看到， 德黑蘭在無限地擴大(現在也是)， 北面的人非常富有， 南面的人非常窮， 差距就如天上地下。
所以在我們的現代化轉型中， 伊朗有很多教訓值得我們重視。 伊朗就在這個過程中的貧富差距擴大、政府腐敗加上專制獨裁，另外是親美，這造成老百姓對政府非常不滿意。二戰結束後伊朗基本上成了美國的半殖民地，伊朗在世界上所處的位置緊挨著當初的蘇聯，跟蘇聯接壤。冷戰期間，美國包圍蘇聯的軍事設施都在伊朗，在伊朗有很多軍事基地，而且對伊朗巴列維政府有絕對的控制權。我可以毫不誇張地講，當初巴列維大小事情都要請示美國，包括巴列維換一個內閣大臣都要經過華盛頓的批准。美國把巴列維看成是波斯灣的餡餅，替美國站崗放哨，保護美國利益的一個國家。老百姓對此非常不滿，現在伊朗人之所以那麼反美是因為跟那段歷史有關。現在伊朗有些年輕人沒經歷過，但知道那段歷史，即1953年摩薩台手下要搞石油國有化時，美國中央情報局策劃了政變把他推翻了，將已經逃亡的巴列維從義大利弄回來。伊朗人對此耿耿於懷，所以現在伊朗跟美國談的第一個條件是必須為1951年的政變道歉。
另外，伊朗是個傳統伊斯蘭教什葉派文化很深的國家，但70年代後西方文化像潮水一樣進來，傳統文化消化不了這些東西，進來太快。當初的德黑蘭猶如西方：酒吧、麥當勞、肯德基、可口可樂、有專門演色情電影的電影院、妓院、毒品……我親身經歷那樣的革命，看老百姓上街反國王遊行，首先砸掉的是麥當勞、肯德基、妓院，有西方文化色彩的東西老百姓痛恨，這些文化他們消化不了、接受不了。革命勝利後就來一個徹底的反動，當然這是後話。
我們現在談一個國家的現代化轉型時，這些是很寶貴的教訓，值得我們學習：即隨著社會財富增長、社會高速增長，矛盾自然會出現，執政者怎麼面對這些問題？怎麼解決這些問題？巴列維沒有解決好，他根本就沒有想到會有各種意想不到，認為這個國家馬上會成為大國，但沒有想到就在這一刻翻車了，而且很慘。伊斯蘭革命勝利後槍斃了一大批高級軍官，而且槍斃後拍的照片登在報紙上(我親眼所見)，示威遊行——黑色星期五那天我就在德黑蘭的大街上，我的車子差點被打到，是這樣的狀態。
開始上街遊行反對巴列維的年輕人並不是宗教人士，他們跟開羅解放廣場的年輕人一樣：要人權、民主、自由。但畢竟是一個什葉派宗教影響非常深的國家，所以這些知識份子沒有辦法領導這個國家，最後領導權落到在草根群中影響很深的宗教人士，由此建立了以霍梅尼領導的伊朗伊斯蘭共和國。這個共和國已經走過了33年歷史，經過了兩伊戰爭，現在也想轉型。我覺得不管是什麼意識形態、信奉什麼宗教，所有伊朗人都有一個夢：強國夢，包括現在的領導人都一樣，他們都希望伊朗能夠成為一個強國，能夠重溫波斯的榮耀。但現在這條路能否把伊朗帶上富強的大國，我們很難下決定。
33年來，這個國家的執政者主要精力不在發展經濟，也不可能發展經濟，一是經過8年的兩伊戰爭，損失慘重，光戰死就有一百多萬人，不包括戰傷者，造成上百億的財產損失；之後是西方的制裁，從2000年開始到現在因為核問題跟西方國家對立，國家始終處於備戰的狀態，國內以階級鬥爭為綱，國外反美，所以必須要花很多錢搞核計畫。有了核當然很提氣，中國有了兩彈一星以後地位有提高，但這個很燒錢，在伊朗被嚴厲制裁的情況下要花多少錢？不僅是核武器還要搞導彈和先進的武器。同時伊朗承擔著支援世界革命的義務，比如伊拉克的石油伊朗支持，黎巴嫩的真主党伊朗要支持，現在的敘利亞伊朗要支持，巴勒斯坦的哈馬斯伊朗也要支持，這都要花錢。很明顯在經濟和民生都低的情況下，就會長期存在矛盾。若從伊朗的石油資源和石油出口，2007年基辛格對伊朗有一個公正的評價，他說“波斯伊朗這個國家不要小看，一旦政策走上正軌，伊朗的經濟總量會超過現在的韓國。”但現在的伊朗因要花那麼多錢，而且要花很多精力處理國外問題，大敵當前只能在這個問題上花更多的錢。
國內伊朗也面臨著很多問題，這個國家的名字就叫“伊朗伊斯蘭共和國”，伊斯蘭是宗教，共和國是西方民主的概念。伊斯蘭是權力神授。大家有時候會問我一個問題，伊朗有總統，為什麼上面還要有一個領袖？這是伊朗伊斯蘭共和國想建立一個新政權模式，但現在這個檻不好過。權力是神授的，根據伊朗《憲法》，領袖根據伊朗信奉伊斯蘭教什葉派的理論，一共有12位先知，最後一位先知叫馬赫迪，這位先知沒有死，隱遁了。等這位先知再出世時就是世界的末日。根據這個理論，伊朗的《憲法》在馬赫迪重新現日之前，代表真主是誰、代表神的是誰？是他們的精神領袖，過去是霍梅尼，現在是哈梅內伊，他的權力至高無上，尤其《憲法》規定他是三軍統帥：安全、外交、國防。
伊朗伊斯蘭共和國創始人霍梅尼
伊朗的總統，其實按照伊朗的《憲法》，總統只是政策的執行者，而非政策的制定者，在伊朗整個權力結構裡最多排第7位，我們現在把他看的太重了。但問題在於，總統是全民選舉投票產生的，議會也是全民投票選舉產生的，按照《憲法》三權分立進行。但你做出了任何決定領袖都可以說“不行”，這種情況時間長了就有問題。伊朗整個議會是總統為直選，但要經過一套篩選，即議會有一個憲法先給委員會，一共由12個人(都是領袖甄別的)組成。如果要報名參加議會作為候選人，候選人名單這12人先給你篩選一遍，覺得不合適就篩選掉。神權在這裡發揮了重要作用，跟我們所熟知的西方民主制度不是一回事。
另外要承認現在伊朗伊斯蘭共和國政權有強大的動員力和組織能力，經過兩伊戰爭後全社會形成了一種動員體制，做一些大事情可以動員成千上萬的老百姓，或者上街或者歡迎誰。這次不結盟運動首腦會議在這裡展開，別的國家做不到，伊朗就可以做到，老百姓一個星期不上班，全部管制起來，這是伊朗社會強大的組織力。若要組織反美示威遊行可以組織多個大巴車把老百姓拉到一個點去喊一樣的口號。伊朗是伊斯蘭國家，每到星期五穆斯林都要祈禱，世界上的穆斯林做禮拜都在清真寺裡，但伊朗有一個特殊的創造，把星期五的會放到德黑蘭大學校園裡，上萬人出席，而且每次大會上都有伊朗某一位領導人宣講政府的重要政策，在祈禱會上是一個政治集會，打的很多標語都是政治口號，都跟他一起喊口號，是這樣的社會結構。
這樣的社會到2009年選舉後，神權和民主之間發生了衝突。據我觀察哈梅內伊想做一個事業——美式民主的事業，也想弄兩個候選人競選演說。但美式民主引來後，一批對現政權不滿的市民統統動員起來。2009年選舉對伊朗社會是一個重要的分水嶺，雖然被鎮壓下去，但伊朗社會中的人分裂了：一部分人贊成現政權，一部分不滿現政權。大家如果有機會去伊朗可以到德黑蘭，在德黑蘭的大城市會遇到許多人，都會告訴你他們對現政權如何不滿，現政權限制自由、不要戴頭巾等。當然經過了33年的革命，因為集權，所以腐敗也開始了，這些問題引起老百姓嚴重不滿。但在德黑蘭我們見到的中產階級和受過高等教育的人、草根階層、德黑蘭的南面老百姓以及農村裡的老百姓對現政權很支援、擁護，因為現政權可以保證他們的基本生活，過去這個國家有很多社會主義色彩的東西，30年來的汽油、大餅、煤氣、藥品都是政府補貼，窮人的基本生活可以保證，而且對於普通的伊朗老百姓來說，最提氣的一點是世界上少有敢跟美國叫板的國家。所以現在碰到的伊朗政治領導人經常掛在口頭上的一句話是這樣的：革命以前我們的政策是華盛頓決定的，現在我們的政府是德黑蘭決定的。這是他們自豪的地方，革命榮耀就在這裡。
為什麼他們一定要搞核，再窮也要搞？這是伊朗人的一種民族尊嚴，現在已經不是核武器的問題，而是伊朗人的民族尊嚴問題。我要發展核計畫，要圓伊朗的強國夢，做一個像樣的地區大國怎麼可能沒有核？必須有。如果不要核，現在的政權很難呆得住。而且現在政權經過30年的宣傳後，核問題已經成為伊朗人的民族尊嚴問題，如果政府在核問題上退出來，那這政府在國內立刻站不住腳。我跟伊朗很要好的高級政府官員談過這個問題：有沒有可能放棄？一個伊朗朋友說得最典型：如果讓我放棄濃縮鈾，等於讓我脫掉褲子。這是尊嚴問題。這個問題對伊朗來說很重要。
伊斯蘭革命政權建立33年，美國每天做一個夢希望沒有這個政權，可33年了，這個政權沒有垮臺，而且經過伊拉克、阿富汗戰爭，伊朗成了一個“被崛起的國家”。為什麼？美國發動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爭後，把伊朗的兩個敵人給打掉了：伊拉克的薩達姆、阿富汗的塔利班。伊朗自然而然成為這個地區的唯一大國，而且是挑戰美國在這個地區霸權的大國，而這美國絕對不能接受。
但伊朗政權要圓強國夢到底走什麼樣的路？現在伊朗領導人可能很有自信，認為現在這個路只要堅持下去就會好。現在大家都覺得現有的國際體制是不公正的、不合理的，美國和西方掌握這個權力，國家有三類：一類國家是完全聽從於美國，納入美國體系裡，比如日本、韓國、菲律賓；還有一類國家不滿美國，但也不挑戰美國的霸權，也不挑戰現有國際體制，埋頭於自己的發展，將來有一天做一個大國，比如中國；再一類國家是挑戰美國，比如伊朗公開挑戰美國霸權。走這樣一條道路，伊朗將來怎麼融入全球化，伊朗社會怎麼圓強國夢，我現在想不明白，畢竟不是伊朗人。
伊朗就在這個過程中的貧富差距擴大、政府腐敗加上專制獨裁，另外是親美，這造成老百姓對政府非常不滿意。二戰結束後伊朗基本上成了美國的半殖民地，伊朗在世界上所處的位置緊挨著當初的蘇聯，跟蘇聯接壤。冷戰期間，美國包圍蘇聯的軍事設施都在伊朗，在伊朗有很多軍事基地，而且對伊朗巴列維政府有絕對的控制權。我可以毫不誇張地講，當初巴列維大小事情都要請示美國，包括巴列維換一個內閣大臣都要經過華盛頓的批准。美國把巴列維看成是波斯灣的餡餅，替美國站崗放哨，保護美國利益的一個國家。老百姓對此非常不滿，現在伊朗人之所以那麼反美是因為跟那段歷史有關。現在伊朗有些年輕人沒經歷過，但知道那段歷史，即1953年摩薩台手下要搞石油國有化時，美國中央情報局策劃了政變把他推翻了，將已經逃亡的巴列維從義大利弄回來。伊朗人對此耿耿於懷，所以現在伊朗跟美國談的第一個條件是必須為1951年的政變道歉。另外，伊朗是個傳統伊斯蘭教什葉派文化很深的國家，但70年代後西方文化像潮水一樣進來，傳統文化消化不了這些東西，進來太快。當初的德黑蘭猶如西方：酒吧、麥當勞、肯德基、可口可樂、有專門演色情電影的電影院、妓院、毒品……我親身經歷那樣的革命，看老百姓上街反國王遊行，首先砸掉的是麥當勞、肯德基、妓院，有西方文化色彩的東西老百姓痛恨，這些文化他們消化不了、接受不了。革命勝利後就來一個徹底的反動，當然這是後話。
我們現在談一個國家的現代化轉型時，這些是很寶貴的教訓，值得我們學習：即隨著社會財富增長、社會高速增長，矛盾自然會出現，執政者怎麼面對這些問題？怎麼解決這些問題？巴列維沒有解決好，他根本就沒有想到會有各種意想不到，認為這個國家馬上會成為大國，但沒有想到就在這一刻翻車了，而且很慘。伊斯蘭革命勝利後槍斃了一大批高級軍官，而且槍斃後拍的照片登在報紙上(我親眼所見)，示威遊行——黑色星期五那天我就在德黑蘭的大街上，我的車子差點被打到，是這樣的狀態。
開始上街遊行反對巴列維的年輕人並不是宗教人士，他們跟開羅解放廣場的年輕人一樣：要人權、民主、自由。但畢竟是一個什葉派宗教影響非常深的國家，所以這些知識份子沒有辦法領導這個國家，最後領導權落到在草根群中影響很深的宗教人士，由此建立了以霍梅尼領導的伊朗伊斯蘭共和國。這個共和國已經走過了33年歷史，經過了兩伊戰爭，現在也想轉型。我覺得不管是什麼意識形態、信奉什麼宗教，所有伊朗人都有一個夢：強國夢，包括現在的領導人都一樣，他們都希望伊朗能夠成為一個強國，能夠重溫波斯的榮耀。但現在這條路能否把伊朗帶上富強的大國，我們很難下決定。
33年來，這個國家的執政者主要精力不在發展經濟，也不可能發展經濟，一是經過8年的兩伊戰爭，損失慘重，光戰死就有一百多萬人，不包括戰傷者，造成上百億的財產損失；之後是西方的制裁，從2000年開始到現在因為核問題跟西方國家對立，國家始終處於備戰的狀態，國內以階級鬥爭為綱，國外反美，所以必須要花很多錢搞核計畫。有了核當然很提氣，中國有了兩彈一星以後地位有提高，但這個很燒錢，在伊朗被嚴厲制裁的情況下要花多少錢？不僅是核武器還要搞導彈和先進的武器。同時伊朗承擔著支援世界革命的義務，比如伊拉克的石油伊朗支持，黎巴嫩的真主党伊朗要支持，現在的敘利亞伊朗要支持，巴勒斯坦的哈馬斯伊朗也要支持，這都要花錢。很明顯在經濟和民生都低的情況下，就會長期存在矛盾。若從伊朗的石油資源和石油出口，2007年基辛格對伊朗有一個公正的評價，他說“波斯伊朗這個國家不要小看，一旦政策走上正軌，伊朗的經濟總量會超過現在的韓國。”但現在的伊朗因要花那麼多錢，而且要花很多精力處理國外問題，大敵當前只能在這個問題上花更多的錢。
國內伊朗也面臨著很多問題，這個國家的名字就叫“伊朗伊斯蘭共和國”，伊斯蘭是宗教，共和國是西方民主的概念。伊斯蘭是權力神授。大家有時候會問我一個問題，伊朗有總統，為什麼上面還要有一個領袖？這是伊朗伊斯蘭共和國想建立一個新政權模式，但現在這個檻不好過。權力是神授的，根據伊朗《憲法》，領袖根據伊朗信奉伊斯蘭教什葉派的理論，一共有12位先知，最後一位先知叫馬赫迪，這位先知沒有死，隱遁了。等這位先知再出世時就是世界的末日。根據這個理論，伊朗的《憲法》在馬赫迪重新現日之前，代表真主是誰、代表神的是誰？是他們的精神領袖，過去是霍梅尼，現在是哈梅內伊，他的權力至高無上，尤其《憲法》規定他是三軍統帥：安全、外交、國防。
伊朗伊斯蘭共和國創始人霍梅尼
伊朗的總統，其實按照伊朗的《憲法》，總統只是政策的執行者，而非政策的制定者，在伊朗整個權力結構裡最多排第7位，我們現在把他看的太重了。但問題在於，總統是全民選舉投票產生的，議會也是全民投票選舉產生的，按照《憲法》三權分立進行。但你做出了任何決定領袖都可以說“不行”，這種情況時間長了就有問題。伊朗整個議會是總統為直選，但要經過一套篩選，即議會有一個憲法先給委員會，一共由12個人(都是領袖甄別的)組成。如果要報名參加議會作為候選人，候選人名單這12人先給你篩選一遍，覺得不合適就篩選掉。神權在這裡發揮了重要作用，跟我們所熟知的西方民主制度不是一回事。
另外要承認現在伊朗伊斯蘭共和國政權有強大的動員力和組織能力，經過兩伊戰爭後全社會形成了一種動員體制，做一些大事情可以動員成千上萬的老百姓，或者上街或者歡迎誰。這次不結盟運動首腦會議在這裡展開，別的國家做不到，伊朗就可以做到，老百姓一個星期不上班，全部管制起來，這是伊朗社會強大的組織力。若要組織反美示威遊行可以組織多個大巴車把老百姓拉到一個點去喊一樣的口號。伊朗是伊斯蘭國家，每到星期五穆斯林都要祈禱，世界上的穆斯林做禮拜都在清真寺裡，但伊朗有一個特殊的創造，把星期五的會放到德黑蘭大學校園裡，上萬人出席，而且每次大會上都有伊朗某一位領導人宣講政府的重要政策，在祈禱會上是一個政治集會，打的很多標語都是政治口號，都跟他一起喊口號，是這樣的社會結構。
這樣的社會到2009年選舉後，神權和民主之間發生了衝突。據我觀察哈梅內伊想做一個事業——美式民主的事業，也想弄兩個候選人競選演說。但美式民主引來後，一批對現政權不滿的市民統統動員起來。2009年選舉對伊朗社會是一個重要的分水嶺，雖然被鎮壓下去，但伊朗社會中的人分裂了：一部分人贊成現政權，一部分不滿現政權。大家如果有機會去伊朗可以到德黑蘭，在德黑蘭的大城市會遇到許多人，都會告訴你他們對現政權如何不滿，現政權限制自由、不要戴頭巾等。當然經過了33年的革命，因為集權，所以腐敗也開始了，這些問題引起老百姓嚴重不滿。但在德黑蘭我們見到的中產階級和受過高等教育的人、草根階層、德黑蘭的南面老百姓以及農村裡的老百姓對現政權很支援、擁護，因為現政權可以保證他們的基本生活，過去這個國家有很多社會主義色彩的東西，30年來的汽油、大餅、煤氣、藥品都是政府補貼，窮人的基本生活可以保證，而且對於普通的伊朗老百姓來說，最提氣的一點是世界上少有敢跟美國叫板的國家。所以現在碰到的伊朗政治領導人經常掛在口頭上的一句話是這樣的：革命以前我們的政策是華盛頓決定的，現在我們的政府是德黑蘭決定的。這是他們自豪的地方，革命榮耀就在這裡。
為什麼他們一定要搞核，再窮也要搞？這是伊朗人的一種民族尊嚴，現在已經不是核武器的問題，而是伊朗人的民族尊嚴問題。我要發展核計畫，要圓伊朗的強國夢，做一個像樣的地區大國怎麼可能沒有核？必須有。如果不要核，現在的政權很難呆得住。而且現在政權經過30年的宣傳後，核問題已經成為伊朗人的民族尊嚴問題，如果政府在核問題上退出來，那這政府在國內立刻站不住腳。我跟伊朗很要好的高級政府官員談過這個問題：有沒有可能放棄？一個伊朗朋友說得最典型：如果讓我放棄濃縮鈾，等於讓我脫掉褲子。這是尊嚴問題。這個問題對伊朗來說很重要。
伊斯蘭革命政權建立33年，美國每天做一個夢希望沒有這個政權，可33年了，這個政權沒有垮臺，而且經過伊拉克、阿富汗戰爭，伊朗成了一個“被崛起的國家”。為什麼？美國發動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爭後，把伊朗的兩個敵人給打掉了：伊拉克的薩達姆、阿富汗的塔利班。伊朗自然而然成為這個地區的唯一大國，而且是挑戰美國在這個地區霸權的大國，而這美國絕對不能接受。
但伊朗政權要圓強國夢到底走什麼樣的路？現在伊朗領導人可能很有自信，認為現在這個路只要堅持下去就會好。現在大家都覺得現有的國際體制是不公正的、不合理的，美國和西方掌握這個權力，國家有三類：一類國家是完全聽從於美國，納入美國體系裡，比如日本、韓國、菲律賓；還有一類國家不滿美國，但也不挑戰美國的霸權，也不挑戰現有國際體制，埋頭於自己的發展，將來有一天做一個大國，比如中國；再一類國家是挑戰美國，比如伊朗公開挑戰美國霸權。走這樣一條道路，伊朗將來怎麼融入全球化，伊朗社會怎麼圓強國夢，我現在想不明白，畢竟不是伊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