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9月下旬， 回湖南老家看望老人， 前後正好一周， 天氣炎熱， 每日不過就是在家閑坐打發時光， 間有人來聊天， 儘量把來訪者當成一個訪談物件， 往往一談就是數小時， 偶爾也到鄰居家坐坐， 所到之處， 都自覺當作一次調查， 每日略作筆記， 回錫後， 根據筆記， 稍加整理如下， 算是回鄉散記。
星散的人口
作為一個相對獨立的自然村落， 在我的記憶裡， 曾經是人口繁盛， 百業興旺， 老有所養，
在老人的幫助下， 回憶了三十年前的人口， 也就是1985年左右， 剛分產到戶不久的時候， 村子裡的人口， 一共是132人， 這些人中， 老中青搭配合理， 尤其是青年一代人， 所占比例差不多是半壁江山， 所以， 那時感覺未來光明無限。 （一個小的自然村，
而目前的人口， 按照在村子裡有田地的來算， 排除通過高考等管道出去而穩定在城市生活下來的人， 是126人， 但長期居住在村子裡的， 只有54人， 而這54人中， 基本以老幼為主， 如果只算成年人， 那麼在村子裡的成年人的平均年齡， 超過60歲， 也就就是說， 基本都是老人， 至少是年紀不合適在外打工的人。 另外的72人， 絕大部分都到了廣東、上海、天津等地打工， 其餘的， 有兩家在附近鎮上做生意， 有一家已經是國家工作人員， 徹底脫離了村子， 但還是在村子裡有田地， 享受國家的直接補貼， 還有一家在河南穩定下來， 從來沒有回過鄉， 但似乎還是有回家的打算， 因為村子裡集資拉自來水， 這家還是參與了集資。
老幼相守的村子， 人們談不上有什麼希望所寄， 老一輩， 既使無可奈何， 也是習慣了自己的故土， 幼的一輩， 不過是暫時寄託在這裡罷了， 待到十五六歲， 也就開始東南飛了。 外出的人， 有的寄希望於回家養老， 所以一般都利用多年的積蓄， 蓋了個房子在村子裡， 還有一部分， 尤其是80後的一代， 已經連回家養老的念頭都沒有了， 利用幾代人的積蓄， 在縣城， 甚至在自己的鎮上， 買了套小小的住房， 有的還只是可以住三十年的廉租房。 鄉下， 確實已經不是衣錦還鄉的去處了。
即將荒蕪的土地
因為勞力限制，村莊裡的耕種方式，這些年來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一是水田當旱地種。插秧割稻，沒有幾個勞力是難以完成的，請人幫助犁水田，或者插秧，一天要120到150元的人工費，還不大容易請到合適的人，於是逐步都改為種玉米，全村的水田，插秧的面積不到十分之
一。問及吃飯的問題，都說種一季水稻後，可以管吃兩年甚至三年，不足的時候，就到鎮上買點來吃。顯然，人口的減少，吃飯問題已經更容易解決了。
二是旱地的種植方式，已經全靠除草劑和農藥了，過去都是犁地，鋤草，現在都不用了，但這樣連續多年種植下去，田地退化，土質板結，種上的莊稼更容易發生自然死亡之類的疾病，產量大減。老人們都自我解嘲：這哪裡是種地啊。他們也深知這種方式不可持續，但沒有勞力，又有什麼辦法呢？
三是種上茶葉或者油茶。採取簡單的方法種旱地，也已經力不從心，就採取一種更省力的方法，種上茶葉或油茶，表示這田地還有主人，不可變為大家的牛馬場。至於茶葉今後的市場需求，甚至是否能夠把茶葉采出來，都沒有來得及考慮，與其說是種植經濟作物，不如說是因為種不了，又不願意被他人佔用，採取的一種暫時占田的辦法。
四是田地周圍的樹木開始吞噬農田。因為人口越來越少，加上現在飼養豬的方式就是吃飼料，不需要柴火，甚至燒飯也都用上了沼氣，而建築用材也基本停止，因為蓋房子的高潮已經過去。於是田地周圍的樹木肆意生長，農田往往成為一個個的林中小洞，結果是莊稼的光照不足，林中各種大小動物開始與人爭奪糧食，小則松鼠、鳥雀慢慢的侵佔，大則有野豬成片的蹂躪。
目前還有老一輩的村民苦苦支撐，往後的發展，基本可以斷定，年輕人不會種地了，自然和人爭奪田地的較量，將會以自然的勝利而告終。當然，人退林進，也未必不是好事，但村莊的衰落，將是不可避免的趨勢。
日漸凋零的老一輩
改革開放後，尤其是實行責任制初期的一代人，當時基本都是三十幾、四十幾歲，到如今，都已經是七十開外的人了，這一代人，早期經歷了大集體時代，辛苦操勞還無所獲，半饑半飽的過日子，子女眾多，更是艱難度日，後期經歷了改革與分田到戶的責任制，感覺自己的勞動回報很直接，很有保障，就胼手砥足，起早貪黑，為自己的那個富裕夢想而竭盡全力，所以，這一代人是最辛苦、勤勞的一代人。
勞動慣了，也就成為一種習慣，成為一種生活，長期習慣的生活，是難以短時間內改變的。村子裡六七十多歲的老人，很少坐在家裡享福，只要有最後一點力氣，都是堅持勞作，認為白日閑過，就是一種罪過。子女輩將孫輩留在家裡，爺爺奶奶輩再次充當一次父母輩，一把屎一把尿的帶兩三歲的小孩，接著就是上幼稚園，來回七八裡路的山路，不擇寒暑，每天跑兩次，待到大一點，到鎮上上學，奶奶們又合租一個小房子，算是陪讀，並且，把孩子一送進學校，馬上去找各種副業來做，只要能夠賺幾個錢，什麼都願意做。村子裡的莊稼，也就是這些老人們種出來的，單獨一個七十歲的老太太，種上二十斤玉米種的玉米，也並不是什麼稀罕事。
精力是有限的，生命也是有限的，接二連三地，這一輩人開始凋零，大多都是勞動到最後，也就撒手西去，長期臥床的，少有，大概對於勤勞的人們來說，不能勞動了，也就自認為走到了頭，甚至對住醫院都持排斥的態度，認為是浪費了錢。更有少數老人，因為沒有子女照顧，或者照顧品質太差，乾脆自我做了了斷！誰說農民不理性呢？城市裡的人，還為了最後延續幾天生命，不惜高昂的醫療費，往往也只能維持一種品質很差的生命。但鄉村老人的這種理性，卻還是讓人在感情上難以接受，雖然站在他們的立場上，可能是理性的，或者說是不得已的選擇，但作為旁觀者，還是為他們惋惜。
一座座新墳的出現，直觀見證了一代人成為過去，他們在此勞碌了一輩子，最終發現後繼無人，自己辛勤開墾出來的田地，正被繁茂的樹木逐漸吞噬，他們心中的理想家園，不再是後輩們眷顧的處所，甚至有的墳頭，也難得有人來燒一柱香了。
即將返鄉的第一代打工者
與村子裡一位四十六歲的中年男人聊天，他告訴我：今年過完年就不想出去打工了，但在家忙過一陣後，發現還是難得找到錢，於是又勉強出去找事做，還是去深圳，但是發現工作不好找，年紀漸長，技術有限，於是只能找到又苦又累，工資還少的事情，前些天太熱了，就又匆匆回家了，說不想再出去了。
這是一個處於臨界狀態的人，正在回家還是繼續打工之間徘徊，兩邊都感覺是雞肋，都沒有多少好事情了。其實，這正是第一代打工者的最終結局，年輕時候的精力與聰明才智，已經奉獻給了城市，像一根甘蔗一樣，被城市咀嚼過一遍後，汁水留在了城市，這個渣滓，最終難以在城市停留，大部分都還得回到生養他得這片土地上來。他們目前的年齡，大約在四十到五十五歲之間，因為這一代人所處的時代，大學教育還是精英教育，按照現在的大學入學水準，他們中很多都是可以上大學的，所以，這些人中，並不乏一些具有聰明才智的人，但時代弄人，他們並未獲得多少成功，即便有，也是鳳毛麟角。
為此，大部分都還是做了些準備的。利用多年打工的一點積蓄，差不多都回鄉蓋了個房子，雖然一律都是用水泥磚直接搭成，沒有鋼筋，沒有柱子，但只要不發生地震之類的地質災害，這樣的房子大概還是可以住上幾十年的。田地雖不少，但對這一輩人已經不具有多大的吸引力，早早的就吩咐家裡的老人幫助種上了茶葉之類的經濟作物，意思是回家後也不打算插秧種玉米了。他們的上一輩，把田地視為珍寶，甚至不惜與鄰人大動干戈，
到他們這一輩，只把田地當雞肋，他們的下一輩，更是沒把眼睛往這裡瞅了。
想像一下，老一輩已經凋謝，這一輩回歸鄉村，對種田缺乏激情，下一輩不會做回歸打算，將是一副什麼樣的鄉村景象？或許還是像現在一樣，又帶著他們的孫輩，繼續艱苦討生活？沒有了那份忍受艱苦的耐力，他們的子女輩能夠贍養他們？從當前的趨勢來看，是做不到的，因為教育的缺失，不願意回歸的這一代人，其實也很難在城市立足，從在鎮上買廉租房的這些年輕人身上，看不到他們贍養自己的子女和自己父母的能力。
前途未必光明的第二代打工者
我們總是宗教式的把希望寄託在後輩身上，對於已經開始陸續外出打工的年青一代，是否能夠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其實這取決於他們的教育狀況與自己的精神狀態，當然還有大環境的機遇。從村子裡的一些小青年來看（九十年代及其後出生），雖然情形有差異，但總體而言，前途似乎並不光明。
首先是所受教育欠佳。大部分青年，都是父母在外打工，由爺爺奶奶，或者外公外婆帶大，隔代教育，雖然物質上得到了基本的保證，但學業多荒疏，爺爺輩與學校基本沒有聯繫，更談不上家庭與學校的有機配合了，於是多數初中不能畢業，少數初中畢業者，只能進職業技術學校，而作為山村的孩子，一進縣城，儼然一個大世界，就只知道玩耍，唯有與外在打工的父母聯繫，索取生活費，手腳也開始大了起來，當越來越不能滿足其鋪張的生活時，就輟學了事，或者到處混，或者到外面的城市打工。
其次是吃苦耐勞精神不再。若果說第一代打工者還有吃苦耐勞，勤儉節約的一面，可在第二代打工者身上，已經難以發現這些良好的品質，他們認為這是一種傻，畢竟，他們並未經歷他們父輩曾經經歷過的苦日子。但他們的教育與閱歷，決定了並不能輕鬆賺錢，開支與收入相抵，並不能有所積累。又對鄉下的生活，橫豎不習慣，鐵定了心不再回到鄉下種地，事實上也已經全然沒了種地的經驗，於是以談朋友、結婚為名，裹脅父母甚至爺爺輩，傾其積蓄，在鎮上甚至縣城買得一套小房子，以為這樣就成了城裡人。將鄉村僅有的一點資源，悉數灌溉了城市建設，自己沒有經濟來源，住上樓以後，將何以為生？
徘徊於城市與鄉村之間的不穩定群體。如果說第一代打工者最終將回歸鄉村，那麼第二代打工者將是既融入不了城市，又回不了鄉村的一代，雖然這一代也會分化，積極的會漸漸融入城市，消極的會退回鄉村，但主流還是徘徊於城鄉之間，他們是一個不穩定的群體。從村子裡的青年就可以看出，有的成了混混，有的輾轉開店而終無所成。而這些混混和失敗者的代價，都需要鄉村來承擔，直接地說，外面無以為生，還是找自己的父母甚至爺爺輩哭窮求助，間接地說，這些在鎮上遊手好閒，或者開店跑車的人，還是從鄉下父老的口袋中賺錢，甚至無所不用其極，採取欺詐哄騙的方式，榨取鄉下老實人的那點勞動果實。親眼見過有小青年冒充即將上大學的學生，兜售蜂蜜，一瓶不過40元的蜂蜜，硬是賣到150元，各種偽劣產品的下鄉，也是這些人子弟回報鄉里的結果。
總的趨勢是，人口回流將越來越少，費孝通主張的落葉歸根的良性迴圈的鄉村，始終不可得。少數優秀分子通過高考等管道一去不復返，年輕一代雖難以進城，還是勉強賴在城市，不願返鄉。鄉村的發展，後繼無人，沒有人的鄉村，只有衰敗，只有重新回歸自然。
良風美俗的損蝕
在傳統鄉村社會，人口幾乎沒有流動性，人們生於斯，長於斯，老于斯，形成了費孝通先生所講的鄉土社會，雖然物質不夠豐富，但社會有序，人與人之間，家庭與家庭之間，雖然也起干戈，但絕大多數時候，都處於運轉良好的狀態，畢竟，在一個熟人的社會裡，壞人並沒有多少便宜可得，名聲不佳，也往往不受人待見。在此平衡中，良風美俗成為一種重要的社會資源，使鄉村的生活安排得井然有序，也使人們的生活富有意義，對未來心中有數。但當前的農村，卻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過去的良風美俗，若不是還有一些古樸的老人支撐，可能就已經蕩滌乾淨了。
孝道堪憂。一天與一位寡居的老太太聊天，談及子女們的孝順，她不禁潸然淚下，一口氣講了很多：我一年到頭，辛辛苦苦種了又收，得到幾千斤玉米，又買飼料和了玉米一起喂豬，一年還掙個萬多塊錢，我把錢都存在女兒那裡，她用我的錢都還了債，但說今後會都給我的。大兒子回來後，從不給我什麼，雖然名義上是他負責贍養我，一回來倒是逼問我的錢哪裡去了，動不動就要找我借錢，也給他借了些，可還是不能滿足他們的要求，認為我偏了心，把錢都給了他弟弟妹妹。媳婦總是吵，回家就到處找。是啊，他們應該有錢，自己在外面承包工程，光工程機械就花了多少萬，可是回家就只找我借錢，再就是背臘肉出去吃。
在農村，老一輩和他們的下一輩之間，確實有著空間上的隔離，要盡孝道，基本談不上，老年人都是自食其力，哪怕八十多歲了。能夠相忘於江湖，對於老人來說，也並不是什麼難事，可惜的是，子女輩還是念念不忘父母的那一點點財產，總認為自己從中分到的一份是最少的，而不問自己為老人做了什麼。更有甚者，新起的房子，有人不願意老人一起居住，認為不乾淨，在屋旁另築小平房，算是父母的棲身之所，老人偶爾大到正房裡走走，還引得媳婦的大罵，甚至拳腳相向，理由只是踩了腳印在家裡。參加村子的喪禮，見子女在棺材前後，並無戚容，只是當作一個尋常事來辦罷了。
兩性關係混亂。過去的鄉土社會，男女有別，夫妻之間雖然沒有多少浪漫的愛情可言，但相近如賓，互相有底線，倒是很平常的。但現在的村子裡，從談話中可以知道，中青年們，男女之間的關係已經很混亂。中年男女，因為人口流動關係，夫妻天各一方的，已經很普遍，但留守的一部分人，雖然有鄉村人言之畏，還是不願意難為自己，兩兩湊對的不在少數，更有甚者，部分稍有姿色的中年婦女，還把那有限的殘山剩水當作資源，使得一些男人們圍繞著團團轉。而在外打工的一部分人，少了鄉土社會中的人言之畏，更是隨便。而小青年們，自小因為父母外出，教育失調，在兩性關係上，亦難健全，於是有十六七歲就私奔，過幾天在外混不下去又回來的，有十六七歲就開始墮胎，甚至三番五次而無休止的，而男人則又是不同的男人。急劇變遷中，平靜的鄉村應對失措，不免陣腳有些亂，這苦果，也得他們自己慢慢去咀嚼。
婚姻不牢。一方面是上面講得兩性關係的問題，嚴重影響了婚姻品質，或許，也是互為因果。一方面，主要受到當前金錢為上潮流的影響，眼睛中金錢多了，感情就少了，加上置身於城市五光十色、變幻莫測的環境中，更模糊了男女們的視線。村子裡好幾個小孩，都是還不足一歲時，媽媽出走，出走的原因，主要是不能忍受貧困的生活，因為他們的媽媽，都是他們的爸爸在外打工時，一時認識的外地女孩，而現在，他們的爸爸又已經給他們換了幾屆媽媽。
現代化之樹也結有苦果
現代化給人們帶來了很多的便利，改進了人們的福利，尤其是在城市，在東南沿海，現代科學技術對人們生活的影響之深，無論怎樣形容都是不過分的。在內地山村，人們的知識文化水準沒有跟上科學技術進步的節奏，在適應現代化的過程中，難免進退失據，在村子裡，我們看到現代化對他們的很多負面影響，小小一個村子，就嘗遍了現代化的很多苦果。（鑒於現代化的正面後果是顯而易見，在此不表，並非認為現代化只有其負面後果。）
垃圾處理難。隨著大量的塑膠產品、玻璃產品等的出現，以往那種自然迴圈的生活垃圾方式，已經難以奏效了，在迴圈過程中，出現了很多無法消解的多餘之物。如大量洗潔劑、洗衣粉等，水直接排入自然環境，各種農藥瓶、酒瓶、飲料瓶，連同其它一些無法自然分解的東西，都扔到自然環境中去，在家家戶戶的周圍不遠處，都有相對集中丟棄這些東西的地方，但在山區，地勢有高低，這個丟棄地，可能就是其他人家的水源地，影響之大，顯而易見。其它垃圾也開始集中出現，如隨著養殖業的擴大，甚至個別的規模化，產生大量的動物排泄物，未經處理，直接排向自然，嚴重影響周邊地區的水源，村子裡的一個養殖戶，就已經污染了地勢偏低的旁邊一個村落的水源，為此官司連連，上下不寧。
交通事故頻發。因為是山區的村子，地勢坡度大，而馬路又是村民自己設計，自己動手修建的簡易馬路，路面差，彎度急，加上在農村跑的，大都是些三輪摩托車，經過隨意的改裝，也就開始既當貨車，又當客車，駕駛者又無資格限定，誰高興都可以買一個上路跑。在這麼一個小小的村子裡，五年之內，發生交通事故無數，其中就有三起嚴重事故，一起是一村民乘車去鎮上，半路翻車，當場身亡，一起是一村民開車去賣茶葉，翻車，當場車費人亡，一起是一家三口開車上路，車子沖下懸崖，當場死了剛結婚的兒子，媳婦重傷，腹中快臨產的嬰兒流產，自己重傷，雖然醫治過來，但徹底喪失勞動能力。過去的肩挑背扛，固然是難以適應需要了，但機械給人帶來方便的時候，附加這樣高的風險，並且讓農民自己承擔，對村子的傷害是很大的。
打工者的精神健康。小小的村子裡，有三名外出打工的婦女出現嚴重的精神疾病（因為未見其本人，不明白具體是哪類精神疾病，但從村民描述的情形看，大多與情感有關，如一個時刻懷疑有別的婦女勾引她丈夫，動輒對別的婦女大罵，甚至舞刀弄棒，構成很大的安全隱患，還有兩個是無端的發怒，與周圍的人發生衝突），而未出去之前，都是極為健康的。因為精神出現問題，長期需要到醫院治療，還需要有人伺候，打工不僅沒賺到錢，還因此而致貧。而這三位只是其中最嚴重的罷了，只有不能正常生活了，農民才認為是個問題，為了儘量多掙錢，是不會考慮人際的誤會不誤會、心情愉快不愉快的。從一個寧靜而與世無爭的環境中，突然置身於一個變幻莫測、不講人情、五光十色的世界中，自然有些人是不適應的，他們的喜怒哀樂，又有誰會去關心呢？聯想到我們在城市調查中所看到的，農民工一天工作十二小時，住宿條件惡劣，社會交往基本沒有，甚至夫妻異地，親子遠隔，如此日積月累，年復一年，怎能保證人的精神健全呢？而他們從中得到的，居然是精神疾病和貧困，甚至連村子裡的人，都僅僅將她們視為瘋子，不大值得同情的。城裡人在享受輕車廣廈時，可能也不會想到有這樣一個群體，他們為了城市建設作出了巨大的犧牲，卻並未得到應有的回報，“遍身羅綺者，不是養蠶人”，事實上，她們也只能是“歸來淚滿巾”了。
商業化、貨幣化滲透每個角落。過去的換工互助，現在成為直接支付工資的雇傭，按天收費，一點不含糊；過去走親訪友，帶點禮品，或者自己親手所做，或者到商店精心挑選，現在一律直接給鈔票，並且已經成為人情的一種，不僅過去輕鬆的親朋聚會之樂少了，反成一種負擔，各自要在心裡記住欠誰多少，或者誰欠我多少；在土葬習俗未改的情況下，過去周圍的人一齊到場，熱熱鬧鬧、輕輕鬆松的就組成了抬柩隊伍，現在總擔心是否能夠把個笨重的棺材抬上山，甚至職業化的抬柩人員已經出現，給錢辦事，買賣而已。當一切都貨幣化，也就失去了往昔的人情與社區認同。
傳統手藝的消失。農村過去在應付物質匱乏的過程中，積累了很多的技藝，這些技藝既是對物質的極大節約，又塑造了大量生活中的藝術品。但在工業產品充斥的時代，這些都不存在了，或者至少是瀕臨消失。過去精巧的竹篾器具，古樸實用的石磨、不用任何鐵釘膠水的桌椅，別致的蓑衣、斗笠，等等，都漸漸被一些縣城周圍的所謂農莊搜集去了，為的是給食客們看一看，意思是已經進入博物館了。取而代之的，一律都是粗糙的、無法自然化解的鐵質、塑膠製品，甚至很多家庭的餐桌，直接以一塊大的地面磚作為桌面，取其光滑易擦。過去紅白喜事，都有村中的大廚，帶領一幫人整治出一桌桌美味的飯菜，雖然都是本地常用食材，卻色香味俱全，規規整整4×4的十六碗擺放方式，現在卻都消失了，美其名曰學城裡，圓桌，淺碟加酒精爐，菜品則更不足道，甚至有煮整雞蛋徑直當作一道菜的。曾經被托尼稱之為中國寶貴財富的民間手工藝，從此似乎走到了盡頭，以粗俗代替精緻，到底是一種進步還是一種倒退呢？我們一再批判西方文化霸權，叫囂抵制西方文化入侵，卻忘了最基層的傳統文化正在自我毀滅。
象徵性的自治與行政：按照當前的行政體系，村民委員會是村民的自治組織，不算一級行政單位，但事實上又存在一個行政村的概念，往往幾個自然村被合併到一個行政村裡，有什麼對上和對下的事務，還是以行政村委單位進行組織。那麼在當前，我們的村莊到底有哪些自治？又有哪些自上而下的行政？兩者如何銜接？國家的政策，最終如何落實到村民中去，行政的這最後毛細血管是否暢通？
象徵性的自治與行政：從村子裡瞭解到的情況是，村委的自治作用，僅僅體現在村民之間有糾紛產生時，可能會到村委的人來評個理，但因為村委的人與不同村民之間的關係遠近不一致，村委在裁決時，或多或少，存在偏袒現象，即使公平裁決，當事各方往往也認為存在偏袒，對村委的信任，一半隻存在於關係更近的一方，往往不大容易達成糾紛雙方都認可的方案，所以事實上所起的調節作用還是有限，其結果，村委一般也不大情願出面調解糾紛。而行政，大概就只存在低保名單的確定之類的事情了，可以說基本無行政可言，與多年前需要催繳農業稅、上繳提留款的時候大不一樣了。這樣，從積極的意義上理解，村民是完全自由的，不受干涉（比如村子裡有嫁出去的女孩，在娘家超生，而無人問津），從消極的意義上講，村民就是完全自生自滅，貧富、強弱、智愚、多寡，都一任自然法則擺佈。
分裂的村委：在村委幾個成員之間，居然也存在難以調和的矛盾，尤其是書記與村主任之間，各成一派，凡是對方擁護的，我就反對，勢同水火，全然無視村民本身的迫切訴求。書記以其母系、父系親屬都是本村居民，親屬 範圍較廣，所占勢力也就不小，而村主任也是靠了親屬範圍較廣的優勢，得以獲得這一位置。所以雖然行政不多，但凡是涉及些許小利，都分裂為兩個陣營，互相過不去。典型的比如，在修一條通往一個自然村的簡易馬路時，因為工程是由村主任牽頭，書記一系就出現了釘子戶，路不能通過，最終以大打出手，強行通過而告終。在鄉村，家族與村務之間，難免會出現這種不愉快的衝突，但如何超越家族局限，以一村為務，確實是一個大的問題。
漠視民生：正如上面所言，象徵性的行政，導致村民的自生自滅。僅就道路而言，還是上世紀七十年代，由國家組織修路，有一條路從村中穿過，但各自然村，一直沒有擺脫肩挑背扛。直到本世紀初，各村的老一輩村民，哀歎再也背不動、挑不動了，自發組織修個簡易公路，男女老幼齊上陣，以一個冬季之功，勉強修通簡易路，但在山區雨水沖刷下，總是路難行，大卡車進不去，小三輪摩托車總是跳跳蹦蹦的跋涉。而這一自發工程，沒有得到行政村的任何協助。在全國鄉村道路硬化的大背景下，是可以由村出面，通過打水泥路而領取相應的資金的，可還是沒有人牽頭。當然，村委的成員，都住在過去修的馬路邊上，並無迫切的需要。
最下者與民爭利：如果僅僅是讓村民自生自滅，也許還算一種無為而治，但現實是，村委利用自己手中僅有的權力，還有與民爭利的趨勢。比如該村的一名村委，自己想到另外一個自然村旁邊的河裡開闢砂場，就動員該自然村集資打水泥路，即在原來的簡易路的基礎上鋪上一層水泥。動員大家出工、出力、出資，對富裕一點的幾戶人家，採取拉贊助、借貸等各種方式，讓其把僅有的一點積蓄傾囊給他支配，最終的結果，是他個人通往河邊的簡易公路修通了，水泥路只從主公路出發的地方，象徵性打了幾百米，村民最初以為是村委為民辦事，最後明白目的在砂場，該村委利用修通的路，讓去河邊拉沙的卡車，按車收錢，很快自己的大樓房就建起來了。
村級行政路在何方？作者初中時代的同學，年富力強，文化程度在村裡就是很高的了，高中畢業，曾經有一段時間可能也被哪個方面看中，入了黨，在村委幹了兩年，但最終還是廣東打工去了，問其原委，說只能打雜幫忙，幹不上事情，而他的家族背景，就非常寒微了，父母雙方都沒有什麼親屬，這就是沒有群眾基礎吧？而小村裡的另外一個四十歲的村民，為人正派，樂於幫助鄰里，口碑不錯，自己勤儉持家，日子過得耶紅火，聽說最近正在入黨，村子裡有各種說法，說他可能會接班，意思就是可能成為行政村的書記之類，而這人的“群眾基礎”，也只能是一般，以前面的高中生經歷來看，其實也未必能夠如願。在各自為家，相互之間無合作，更無以己之力帶動周圍村民，無人思考村子整體發展的情況下，村子就是一盤散沙，散沙中難以產生真正的意見領袖。無論是行國家之政，還是組織一村之自治，均成問題。
鄉土是否還可以重建？
早在七十年前，費孝通先生就提出了鄉土重建的問題，認為在當時，鄉土正被城市化的浪潮所沖刷，一切資源都被開礦似的挖起運走了，鄉村衰敗，不可持續。其實，鄉村真正的衰敗，城市化的巨大威力，到今天才顯露無遺，今日的鄉村，才真正衰敗而需要重建，但仔細思考，我們的鄉土是否還可以重建呢？
城鄉共生要求資源的迴圈是平衡的。資源一方面是物質方面的，一方面是人口（或人才）方面的。遊牧時代，人們逐水草而居，這是人口追逐物質資源，但這多少還是有一些主動性的，而我們現在，年輕一代出去打工，成了迫不得已的一種選擇，因為只有到城市才能賺到點錢，從這個意義上看，還是人口追逐物質資源的，人口越是外流，尤其是優秀的人才的外流，越是導致城鄉之間失去平衡，而物質資源是隨人口而流動的，於是出現了物質追隨人口而去的趨勢，不是有很多的農民，千辛萬苦培養一個大學生，結果孩子大學畢業了，留在了城市，還需要父母省吃儉用，湊錢幫助買房子嗎？或者退而求其次，如上所述，在鎮上或縣城也要買個劣質的廉租房嗎？這就是人與物一併流向了城市，正應了費孝通那句話，“鄉間把子弟送了出來受教育，結果連人都收不回”。不僅大學生不會再回來，就是目前在鄉村教書的教師，鄉村醫生，也想盡辦法到縣城，甚至更大的城市。在這樣的洪水沖刷下，鄉村的田野能不越來越貧瘠嗎？
重視地方是留住鄉村人才的關鍵。演變到今天這個局面，似乎都是市場的作用，確實，不能否認市場再配置資源上的巨大作用，也不能否認其合理性。但我們應該看到，我們從正式體制到一般社會心理，都只強調中樞的作用，從區域發展來說，城市分為各個不同的層次，從一線到三線四線，最後無足輕重的就是鄉村了，反過來，人口也就向高層次城市流動，在小城市都不夠氣壯，更遑論鄉村了。直白的說，就是鄉村沒有機會，沒有地位，沒有希望，而這不僅僅是市場決定的。雖然用人為干預的方式來挽救鄉村，未必是很好的辦法，但改變我們對地方的不重視，恢復到城鄉並重的路子上去，最低限度，不犧牲鄉村以繁榮城市，將是必要的。這就要求鄉村醫生、教師乃至一切鄉村人口，都有機會在本地獲得一個受人尊重的、體面的生活。而機會來自制度的安排，一方面，要讓人才願意下基層，一方面，要有一種機制，讓在大城市裡工作的優秀人才，有機會為家鄉做貢獻，有些地方的鄉賢委員會的組織，是值得借鑒的。只有人們將眼光盯在地方，從地方就可以找到安身立命之所，而不必一定到中心（鎮上、縣城、省城、北上廣等）才能得到認可，人才的分佈才會趨於相對均衡。
以真正的民意代表來代表地方。在資源不是單向向城市流動的前提下，以真正代表民意的代表來代表地方，使地方事業能夠有所推進，其實，在當前的農村，最需要各種合作，很多事業都需要具備知識和經驗的人士來推動，比如教育、醫療、養老等等，若照當前這樣下去，將越來越糟糕。當然，自上而下的重視，物質資源的反哺，也是必要的，今日媒體報導的山西近萬名機關幹部到村任第一書記事實，也充分說明基層缺乏組織力，運轉不靈了。但自上而下的關照，畢竟還是一種外來力量，只有充分發揮本地的積極性，才能真正走出衰敗的困局。一般而言，自上而下的力量，難以準確獲悉老百姓的真正需求，而老百姓知道自己真正的需求，卻不知道如何實現這些需求。當老百姓認識到是為自己而奮鬥時，往往都是很積極的，凝聚力是很強的，作為自上而下的力量，在於挖掘、配合這種自下而上的力量，一句話，充分尊重民意。（轉自：公務員必讀 作者：王君柏）
即將荒蕪的土地
因為勞力限制，村莊裡的耕種方式，這些年來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一是水田當旱地種。插秧割稻，沒有幾個勞力是難以完成的，請人幫助犁水田，或者插秧，一天要120到150元的人工費，還不大容易請到合適的人，於是逐步都改為種玉米，全村的水田，插秧的面積不到十分之
一。問及吃飯的問題，都說種一季水稻後，可以管吃兩年甚至三年，不足的時候，就到鎮上買點來吃。顯然，人口的減少，吃飯問題已經更容易解決了。
二是旱地的種植方式，已經全靠除草劑和農藥了，過去都是犁地，鋤草，現在都不用了，但這樣連續多年種植下去，田地退化，土質板結，種上的莊稼更容易發生自然死亡之類的疾病，產量大減。老人們都自我解嘲：這哪裡是種地啊。他們也深知這種方式不可持續，但沒有勞力，又有什麼辦法呢？
三是種上茶葉或者油茶。採取簡單的方法種旱地，也已經力不從心，就採取一種更省力的方法，種上茶葉或油茶，表示這田地還有主人，不可變為大家的牛馬場。至於茶葉今後的市場需求，甚至是否能夠把茶葉采出來，都沒有來得及考慮，與其說是種植經濟作物，不如說是因為種不了，又不願意被他人佔用，採取的一種暫時占田的辦法。
四是田地周圍的樹木開始吞噬農田。因為人口越來越少，加上現在飼養豬的方式就是吃飼料，不需要柴火，甚至燒飯也都用上了沼氣，而建築用材也基本停止，因為蓋房子的高潮已經過去。於是田地周圍的樹木肆意生長，農田往往成為一個個的林中小洞，結果是莊稼的光照不足，林中各種大小動物開始與人爭奪糧食，小則松鼠、鳥雀慢慢的侵佔，大則有野豬成片的蹂躪。
目前還有老一輩的村民苦苦支撐，往後的發展，基本可以斷定，年輕人不會種地了，自然和人爭奪田地的較量，將會以自然的勝利而告終。當然，人退林進，也未必不是好事，但村莊的衰落，將是不可避免的趨勢。
日漸凋零的老一輩
改革開放後，尤其是實行責任制初期的一代人，當時基本都是三十幾、四十幾歲，到如今，都已經是七十開外的人了，這一代人，早期經歷了大集體時代，辛苦操勞還無所獲，半饑半飽的過日子，子女眾多，更是艱難度日，後期經歷了改革與分田到戶的責任制，感覺自己的勞動回報很直接，很有保障，就胼手砥足，起早貪黑，為自己的那個富裕夢想而竭盡全力，所以，這一代人是最辛苦、勤勞的一代人。
勞動慣了，也就成為一種習慣，成為一種生活，長期習慣的生活，是難以短時間內改變的。村子裡六七十多歲的老人，很少坐在家裡享福，只要有最後一點力氣，都是堅持勞作，認為白日閑過，就是一種罪過。子女輩將孫輩留在家裡，爺爺奶奶輩再次充當一次父母輩，一把屎一把尿的帶兩三歲的小孩，接著就是上幼稚園，來回七八裡路的山路，不擇寒暑，每天跑兩次，待到大一點，到鎮上上學，奶奶們又合租一個小房子，算是陪讀，並且，把孩子一送進學校，馬上去找各種副業來做，只要能夠賺幾個錢，什麼都願意做。村子裡的莊稼，也就是這些老人們種出來的，單獨一個七十歲的老太太，種上二十斤玉米種的玉米，也並不是什麼稀罕事。
精力是有限的，生命也是有限的，接二連三地，這一輩人開始凋零，大多都是勞動到最後，也就撒手西去，長期臥床的，少有，大概對於勤勞的人們來說，不能勞動了，也就自認為走到了頭，甚至對住醫院都持排斥的態度，認為是浪費了錢。更有少數老人，因為沒有子女照顧，或者照顧品質太差，乾脆自我做了了斷！誰說農民不理性呢？城市裡的人，還為了最後延續幾天生命，不惜高昂的醫療費，往往也只能維持一種品質很差的生命。但鄉村老人的這種理性，卻還是讓人在感情上難以接受，雖然站在他們的立場上，可能是理性的，或者說是不得已的選擇，但作為旁觀者，還是為他們惋惜。
一座座新墳的出現，直觀見證了一代人成為過去，他們在此勞碌了一輩子，最終發現後繼無人，自己辛勤開墾出來的田地，正被繁茂的樹木逐漸吞噬，他們心中的理想家園，不再是後輩們眷顧的處所，甚至有的墳頭，也難得有人來燒一柱香了。
即將返鄉的第一代打工者
與村子裡一位四十六歲的中年男人聊天，他告訴我：今年過完年就不想出去打工了，但在家忙過一陣後，發現還是難得找到錢，於是又勉強出去找事做，還是去深圳，但是發現工作不好找，年紀漸長，技術有限，於是只能找到又苦又累，工資還少的事情，前些天太熱了，就又匆匆回家了，說不想再出去了。
這是一個處於臨界狀態的人，正在回家還是繼續打工之間徘徊，兩邊都感覺是雞肋，都沒有多少好事情了。其實，這正是第一代打工者的最終結局，年輕時候的精力與聰明才智，已經奉獻給了城市，像一根甘蔗一樣，被城市咀嚼過一遍後，汁水留在了城市，這個渣滓，最終難以在城市停留，大部分都還得回到生養他得這片土地上來。他們目前的年齡，大約在四十到五十五歲之間，因為這一代人所處的時代，大學教育還是精英教育，按照現在的大學入學水準，他們中很多都是可以上大學的，所以，這些人中，並不乏一些具有聰明才智的人，但時代弄人，他們並未獲得多少成功，即便有，也是鳳毛麟角。
為此，大部分都還是做了些準備的。利用多年打工的一點積蓄，差不多都回鄉蓋了個房子，雖然一律都是用水泥磚直接搭成，沒有鋼筋，沒有柱子，但只要不發生地震之類的地質災害，這樣的房子大概還是可以住上幾十年的。田地雖不少，但對這一輩人已經不具有多大的吸引力，早早的就吩咐家裡的老人幫助種上了茶葉之類的經濟作物，意思是回家後也不打算插秧種玉米了。他們的上一輩，把田地視為珍寶，甚至不惜與鄰人大動干戈，
到他們這一輩，只把田地當雞肋，他們的下一輩，更是沒把眼睛往這裡瞅了。
想像一下，老一輩已經凋謝，這一輩回歸鄉村，對種田缺乏激情，下一輩不會做回歸打算，將是一副什麼樣的鄉村景象？或許還是像現在一樣，又帶著他們的孫輩，繼續艱苦討生活？沒有了那份忍受艱苦的耐力，他們的子女輩能夠贍養他們？從當前的趨勢來看，是做不到的，因為教育的缺失，不願意回歸的這一代人，其實也很難在城市立足，從在鎮上買廉租房的這些年輕人身上，看不到他們贍養自己的子女和自己父母的能力。
前途未必光明的第二代打工者
我們總是宗教式的把希望寄託在後輩身上，對於已經開始陸續外出打工的年青一代，是否能夠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其實這取決於他們的教育狀況與自己的精神狀態，當然還有大環境的機遇。從村子裡的一些小青年來看（九十年代及其後出生），雖然情形有差異，但總體而言，前途似乎並不光明。
首先是所受教育欠佳。大部分青年，都是父母在外打工，由爺爺奶奶，或者外公外婆帶大，隔代教育，雖然物質上得到了基本的保證，但學業多荒疏，爺爺輩與學校基本沒有聯繫，更談不上家庭與學校的有機配合了，於是多數初中不能畢業，少數初中畢業者，只能進職業技術學校，而作為山村的孩子，一進縣城，儼然一個大世界，就只知道玩耍，唯有與外在打工的父母聯繫，索取生活費，手腳也開始大了起來，當越來越不能滿足其鋪張的生活時，就輟學了事，或者到處混，或者到外面的城市打工。
其次是吃苦耐勞精神不再。若果說第一代打工者還有吃苦耐勞，勤儉節約的一面，可在第二代打工者身上，已經難以發現這些良好的品質，他們認為這是一種傻，畢竟，他們並未經歷他們父輩曾經經歷過的苦日子。但他們的教育與閱歷，決定了並不能輕鬆賺錢，開支與收入相抵，並不能有所積累。又對鄉下的生活，橫豎不習慣，鐵定了心不再回到鄉下種地，事實上也已經全然沒了種地的經驗，於是以談朋友、結婚為名，裹脅父母甚至爺爺輩，傾其積蓄，在鎮上甚至縣城買得一套小房子，以為這樣就成了城裡人。將鄉村僅有的一點資源，悉數灌溉了城市建設，自己沒有經濟來源，住上樓以後，將何以為生？
徘徊於城市與鄉村之間的不穩定群體。如果說第一代打工者最終將回歸鄉村，那麼第二代打工者將是既融入不了城市，又回不了鄉村的一代，雖然這一代也會分化，積極的會漸漸融入城市，消極的會退回鄉村，但主流還是徘徊於城鄉之間，他們是一個不穩定的群體。從村子裡的青年就可以看出，有的成了混混，有的輾轉開店而終無所成。而這些混混和失敗者的代價，都需要鄉村來承擔，直接地說，外面無以為生，還是找自己的父母甚至爺爺輩哭窮求助，間接地說，這些在鎮上遊手好閒，或者開店跑車的人，還是從鄉下父老的口袋中賺錢，甚至無所不用其極，採取欺詐哄騙的方式，榨取鄉下老實人的那點勞動果實。親眼見過有小青年冒充即將上大學的學生，兜售蜂蜜，一瓶不過40元的蜂蜜，硬是賣到150元，各種偽劣產品的下鄉，也是這些人子弟回報鄉里的結果。
總的趨勢是，人口回流將越來越少，費孝通主張的落葉歸根的良性迴圈的鄉村，始終不可得。少數優秀分子通過高考等管道一去不復返，年輕一代雖難以進城，還是勉強賴在城市，不願返鄉。鄉村的發展，後繼無人，沒有人的鄉村，只有衰敗，只有重新回歸自然。
良風美俗的損蝕
在傳統鄉村社會，人口幾乎沒有流動性，人們生於斯，長於斯，老于斯，形成了費孝通先生所講的鄉土社會，雖然物質不夠豐富，但社會有序，人與人之間，家庭與家庭之間，雖然也起干戈，但絕大多數時候，都處於運轉良好的狀態，畢竟，在一個熟人的社會裡，壞人並沒有多少便宜可得，名聲不佳，也往往不受人待見。在此平衡中，良風美俗成為一種重要的社會資源，使鄉村的生活安排得井然有序，也使人們的生活富有意義，對未來心中有數。但當前的農村，卻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過去的良風美俗，若不是還有一些古樸的老人支撐，可能就已經蕩滌乾淨了。
孝道堪憂。一天與一位寡居的老太太聊天，談及子女們的孝順，她不禁潸然淚下，一口氣講了很多：我一年到頭，辛辛苦苦種了又收，得到幾千斤玉米，又買飼料和了玉米一起喂豬，一年還掙個萬多塊錢，我把錢都存在女兒那裡，她用我的錢都還了債，但說今後會都給我的。大兒子回來後，從不給我什麼，雖然名義上是他負責贍養我，一回來倒是逼問我的錢哪裡去了，動不動就要找我借錢，也給他借了些，可還是不能滿足他們的要求，認為我偏了心，把錢都給了他弟弟妹妹。媳婦總是吵，回家就到處找。是啊，他們應該有錢，自己在外面承包工程，光工程機械就花了多少萬，可是回家就只找我借錢，再就是背臘肉出去吃。
在農村，老一輩和他們的下一輩之間，確實有著空間上的隔離，要盡孝道，基本談不上，老年人都是自食其力，哪怕八十多歲了。能夠相忘於江湖，對於老人來說，也並不是什麼難事，可惜的是，子女輩還是念念不忘父母的那一點點財產，總認為自己從中分到的一份是最少的，而不問自己為老人做了什麼。更有甚者，新起的房子，有人不願意老人一起居住，認為不乾淨，在屋旁另築小平房，算是父母的棲身之所，老人偶爾大到正房裡走走，還引得媳婦的大罵，甚至拳腳相向，理由只是踩了腳印在家裡。參加村子的喪禮，見子女在棺材前後，並無戚容，只是當作一個尋常事來辦罷了。
兩性關係混亂。過去的鄉土社會，男女有別，夫妻之間雖然沒有多少浪漫的愛情可言，但相近如賓，互相有底線，倒是很平常的。但現在的村子裡，從談話中可以知道，中青年們，男女之間的關係已經很混亂。中年男女，因為人口流動關係，夫妻天各一方的，已經很普遍，但留守的一部分人，雖然有鄉村人言之畏，還是不願意難為自己，兩兩湊對的不在少數，更有甚者，部分稍有姿色的中年婦女，還把那有限的殘山剩水當作資源，使得一些男人們圍繞著團團轉。而在外打工的一部分人，少了鄉土社會中的人言之畏，更是隨便。而小青年們，自小因為父母外出，教育失調，在兩性關係上，亦難健全，於是有十六七歲就私奔，過幾天在外混不下去又回來的，有十六七歲就開始墮胎，甚至三番五次而無休止的，而男人則又是不同的男人。急劇變遷中，平靜的鄉村應對失措，不免陣腳有些亂，這苦果，也得他們自己慢慢去咀嚼。
婚姻不牢。一方面是上面講得兩性關係的問題，嚴重影響了婚姻品質，或許，也是互為因果。一方面，主要受到當前金錢為上潮流的影響，眼睛中金錢多了，感情就少了，加上置身於城市五光十色、變幻莫測的環境中，更模糊了男女們的視線。村子裡好幾個小孩，都是還不足一歲時，媽媽出走，出走的原因，主要是不能忍受貧困的生活，因為他們的媽媽，都是他們的爸爸在外打工時，一時認識的外地女孩，而現在，他們的爸爸又已經給他們換了幾屆媽媽。
現代化之樹也結有苦果
現代化給人們帶來了很多的便利，改進了人們的福利，尤其是在城市，在東南沿海，現代科學技術對人們生活的影響之深，無論怎樣形容都是不過分的。在內地山村，人們的知識文化水準沒有跟上科學技術進步的節奏，在適應現代化的過程中，難免進退失據，在村子裡，我們看到現代化對他們的很多負面影響，小小一個村子，就嘗遍了現代化的很多苦果。（鑒於現代化的正面後果是顯而易見，在此不表，並非認為現代化只有其負面後果。）
垃圾處理難。隨著大量的塑膠產品、玻璃產品等的出現，以往那種自然迴圈的生活垃圾方式，已經難以奏效了，在迴圈過程中，出現了很多無法消解的多餘之物。如大量洗潔劑、洗衣粉等，水直接排入自然環境，各種農藥瓶、酒瓶、飲料瓶，連同其它一些無法自然分解的東西，都扔到自然環境中去，在家家戶戶的周圍不遠處，都有相對集中丟棄這些東西的地方，但在山區，地勢有高低，這個丟棄地，可能就是其他人家的水源地，影響之大，顯而易見。其它垃圾也開始集中出現，如隨著養殖業的擴大，甚至個別的規模化，產生大量的動物排泄物，未經處理，直接排向自然，嚴重影響周邊地區的水源，村子裡的一個養殖戶，就已經污染了地勢偏低的旁邊一個村落的水源，為此官司連連，上下不寧。
交通事故頻發。因為是山區的村子，地勢坡度大，而馬路又是村民自己設計，自己動手修建的簡易馬路，路面差，彎度急，加上在農村跑的，大都是些三輪摩托車，經過隨意的改裝，也就開始既當貨車，又當客車，駕駛者又無資格限定，誰高興都可以買一個上路跑。在這麼一個小小的村子裡，五年之內，發生交通事故無數，其中就有三起嚴重事故，一起是一村民乘車去鎮上，半路翻車，當場身亡，一起是一村民開車去賣茶葉，翻車，當場車費人亡，一起是一家三口開車上路，車子沖下懸崖，當場死了剛結婚的兒子，媳婦重傷，腹中快臨產的嬰兒流產，自己重傷，雖然醫治過來，但徹底喪失勞動能力。過去的肩挑背扛，固然是難以適應需要了，但機械給人帶來方便的時候，附加這樣高的風險，並且讓農民自己承擔，對村子的傷害是很大的。
打工者的精神健康。小小的村子裡，有三名外出打工的婦女出現嚴重的精神疾病（因為未見其本人，不明白具體是哪類精神疾病，但從村民描述的情形看，大多與情感有關，如一個時刻懷疑有別的婦女勾引她丈夫，動輒對別的婦女大罵，甚至舞刀弄棒，構成很大的安全隱患，還有兩個是無端的發怒，與周圍的人發生衝突），而未出去之前，都是極為健康的。因為精神出現問題，長期需要到醫院治療，還需要有人伺候，打工不僅沒賺到錢，還因此而致貧。而這三位只是其中最嚴重的罷了，只有不能正常生活了，農民才認為是個問題，為了儘量多掙錢，是不會考慮人際的誤會不誤會、心情愉快不愉快的。從一個寧靜而與世無爭的環境中，突然置身於一個變幻莫測、不講人情、五光十色的世界中，自然有些人是不適應的，他們的喜怒哀樂，又有誰會去關心呢？聯想到我們在城市調查中所看到的，農民工一天工作十二小時，住宿條件惡劣，社會交往基本沒有，甚至夫妻異地，親子遠隔，如此日積月累，年復一年，怎能保證人的精神健全呢？而他們從中得到的，居然是精神疾病和貧困，甚至連村子裡的人，都僅僅將她們視為瘋子，不大值得同情的。城裡人在享受輕車廣廈時，可能也不會想到有這樣一個群體，他們為了城市建設作出了巨大的犧牲，卻並未得到應有的回報，“遍身羅綺者，不是養蠶人”，事實上，她們也只能是“歸來淚滿巾”了。
商業化、貨幣化滲透每個角落。過去的換工互助，現在成為直接支付工資的雇傭，按天收費，一點不含糊；過去走親訪友，帶點禮品，或者自己親手所做，或者到商店精心挑選，現在一律直接給鈔票，並且已經成為人情的一種，不僅過去輕鬆的親朋聚會之樂少了，反成一種負擔，各自要在心裡記住欠誰多少，或者誰欠我多少；在土葬習俗未改的情況下，過去周圍的人一齊到場，熱熱鬧鬧、輕輕鬆松的就組成了抬柩隊伍，現在總擔心是否能夠把個笨重的棺材抬上山，甚至職業化的抬柩人員已經出現，給錢辦事，買賣而已。當一切都貨幣化，也就失去了往昔的人情與社區認同。
傳統手藝的消失。農村過去在應付物質匱乏的過程中，積累了很多的技藝，這些技藝既是對物質的極大節約，又塑造了大量生活中的藝術品。但在工業產品充斥的時代，這些都不存在了，或者至少是瀕臨消失。過去精巧的竹篾器具，古樸實用的石磨、不用任何鐵釘膠水的桌椅，別致的蓑衣、斗笠，等等，都漸漸被一些縣城周圍的所謂農莊搜集去了，為的是給食客們看一看，意思是已經進入博物館了。取而代之的，一律都是粗糙的、無法自然化解的鐵質、塑膠製品，甚至很多家庭的餐桌，直接以一塊大的地面磚作為桌面，取其光滑易擦。過去紅白喜事，都有村中的大廚，帶領一幫人整治出一桌桌美味的飯菜，雖然都是本地常用食材，卻色香味俱全，規規整整4×4的十六碗擺放方式，現在卻都消失了，美其名曰學城裡，圓桌，淺碟加酒精爐，菜品則更不足道，甚至有煮整雞蛋徑直當作一道菜的。曾經被托尼稱之為中國寶貴財富的民間手工藝，從此似乎走到了盡頭，以粗俗代替精緻，到底是一種進步還是一種倒退呢？我們一再批判西方文化霸權，叫囂抵制西方文化入侵，卻忘了最基層的傳統文化正在自我毀滅。
象徵性的自治與行政：按照當前的行政體系，村民委員會是村民的自治組織，不算一級行政單位，但事實上又存在一個行政村的概念，往往幾個自然村被合併到一個行政村裡，有什麼對上和對下的事務，還是以行政村委單位進行組織。那麼在當前，我們的村莊到底有哪些自治？又有哪些自上而下的行政？兩者如何銜接？國家的政策，最終如何落實到村民中去，行政的這最後毛細血管是否暢通？
象徵性的自治與行政：從村子裡瞭解到的情況是，村委的自治作用，僅僅體現在村民之間有糾紛產生時，可能會到村委的人來評個理，但因為村委的人與不同村民之間的關係遠近不一致，村委在裁決時，或多或少，存在偏袒現象，即使公平裁決，當事各方往往也認為存在偏袒，對村委的信任，一半隻存在於關係更近的一方，往往不大容易達成糾紛雙方都認可的方案，所以事實上所起的調節作用還是有限，其結果，村委一般也不大情願出面調解糾紛。而行政，大概就只存在低保名單的確定之類的事情了，可以說基本無行政可言，與多年前需要催繳農業稅、上繳提留款的時候大不一樣了。這樣，從積極的意義上理解，村民是完全自由的，不受干涉（比如村子裡有嫁出去的女孩，在娘家超生，而無人問津），從消極的意義上講，村民就是完全自生自滅，貧富、強弱、智愚、多寡，都一任自然法則擺佈。
分裂的村委：在村委幾個成員之間，居然也存在難以調和的矛盾，尤其是書記與村主任之間，各成一派，凡是對方擁護的，我就反對，勢同水火，全然無視村民本身的迫切訴求。書記以其母系、父系親屬都是本村居民，親屬 範圍較廣，所占勢力也就不小，而村主任也是靠了親屬範圍較廣的優勢，得以獲得這一位置。所以雖然行政不多，但凡是涉及些許小利，都分裂為兩個陣營，互相過不去。典型的比如，在修一條通往一個自然村的簡易馬路時，因為工程是由村主任牽頭，書記一系就出現了釘子戶，路不能通過，最終以大打出手，強行通過而告終。在鄉村，家族與村務之間，難免會出現這種不愉快的衝突，但如何超越家族局限，以一村為務，確實是一個大的問題。
漠視民生：正如上面所言，象徵性的行政，導致村民的自生自滅。僅就道路而言，還是上世紀七十年代，由國家組織修路，有一條路從村中穿過，但各自然村，一直沒有擺脫肩挑背扛。直到本世紀初，各村的老一輩村民，哀歎再也背不動、挑不動了，自發組織修個簡易公路，男女老幼齊上陣，以一個冬季之功，勉強修通簡易路，但在山區雨水沖刷下，總是路難行，大卡車進不去，小三輪摩托車總是跳跳蹦蹦的跋涉。而這一自發工程，沒有得到行政村的任何協助。在全國鄉村道路硬化的大背景下，是可以由村出面，通過打水泥路而領取相應的資金的，可還是沒有人牽頭。當然，村委的成員，都住在過去修的馬路邊上，並無迫切的需要。
最下者與民爭利：如果僅僅是讓村民自生自滅，也許還算一種無為而治，但現實是，村委利用自己手中僅有的權力，還有與民爭利的趨勢。比如該村的一名村委，自己想到另外一個自然村旁邊的河裡開闢砂場，就動員該自然村集資打水泥路，即在原來的簡易路的基礎上鋪上一層水泥。動員大家出工、出力、出資，對富裕一點的幾戶人家，採取拉贊助、借貸等各種方式，讓其把僅有的一點積蓄傾囊給他支配，最終的結果，是他個人通往河邊的簡易公路修通了，水泥路只從主公路出發的地方，象徵性打了幾百米，村民最初以為是村委為民辦事，最後明白目的在砂場，該村委利用修通的路，讓去河邊拉沙的卡車，按車收錢，很快自己的大樓房就建起來了。
村級行政路在何方？作者初中時代的同學，年富力強，文化程度在村裡就是很高的了，高中畢業，曾經有一段時間可能也被哪個方面看中，入了黨，在村委幹了兩年，但最終還是廣東打工去了，問其原委，說只能打雜幫忙，幹不上事情，而他的家族背景，就非常寒微了，父母雙方都沒有什麼親屬，這就是沒有群眾基礎吧？而小村裡的另外一個四十歲的村民，為人正派，樂於幫助鄰里，口碑不錯，自己勤儉持家，日子過得耶紅火，聽說最近正在入黨，村子裡有各種說法，說他可能會接班，意思就是可能成為行政村的書記之類，而這人的“群眾基礎”，也只能是一般，以前面的高中生經歷來看，其實也未必能夠如願。在各自為家，相互之間無合作，更無以己之力帶動周圍村民，無人思考村子整體發展的情況下，村子就是一盤散沙，散沙中難以產生真正的意見領袖。無論是行國家之政，還是組織一村之自治，均成問題。
鄉土是否還可以重建？
早在七十年前，費孝通先生就提出了鄉土重建的問題，認為在當時，鄉土正被城市化的浪潮所沖刷，一切資源都被開礦似的挖起運走了，鄉村衰敗，不可持續。其實，鄉村真正的衰敗，城市化的巨大威力，到今天才顯露無遺，今日的鄉村，才真正衰敗而需要重建，但仔細思考，我們的鄉土是否還可以重建呢？
城鄉共生要求資源的迴圈是平衡的。資源一方面是物質方面的，一方面是人口（或人才）方面的。遊牧時代，人們逐水草而居，這是人口追逐物質資源，但這多少還是有一些主動性的，而我們現在，年輕一代出去打工，成了迫不得已的一種選擇，因為只有到城市才能賺到點錢，從這個意義上看，還是人口追逐物質資源的，人口越是外流，尤其是優秀的人才的外流，越是導致城鄉之間失去平衡，而物質資源是隨人口而流動的，於是出現了物質追隨人口而去的趨勢，不是有很多的農民，千辛萬苦培養一個大學生，結果孩子大學畢業了，留在了城市，還需要父母省吃儉用，湊錢幫助買房子嗎？或者退而求其次，如上所述，在鎮上或縣城也要買個劣質的廉租房嗎？這就是人與物一併流向了城市，正應了費孝通那句話，“鄉間把子弟送了出來受教育，結果連人都收不回”。不僅大學生不會再回來，就是目前在鄉村教書的教師，鄉村醫生，也想盡辦法到縣城，甚至更大的城市。在這樣的洪水沖刷下，鄉村的田野能不越來越貧瘠嗎？
重視地方是留住鄉村人才的關鍵。演變到今天這個局面，似乎都是市場的作用，確實，不能否認市場再配置資源上的巨大作用，也不能否認其合理性。但我們應該看到，我們從正式體制到一般社會心理，都只強調中樞的作用，從區域發展來說，城市分為各個不同的層次，從一線到三線四線，最後無足輕重的就是鄉村了，反過來，人口也就向高層次城市流動，在小城市都不夠氣壯，更遑論鄉村了。直白的說，就是鄉村沒有機會，沒有地位，沒有希望，而這不僅僅是市場決定的。雖然用人為干預的方式來挽救鄉村，未必是很好的辦法，但改變我們對地方的不重視，恢復到城鄉並重的路子上去，最低限度，不犧牲鄉村以繁榮城市，將是必要的。這就要求鄉村醫生、教師乃至一切鄉村人口，都有機會在本地獲得一個受人尊重的、體面的生活。而機會來自制度的安排，一方面，要讓人才願意下基層，一方面，要有一種機制，讓在大城市裡工作的優秀人才，有機會為家鄉做貢獻，有些地方的鄉賢委員會的組織，是值得借鑒的。只有人們將眼光盯在地方，從地方就可以找到安身立命之所，而不必一定到中心（鎮上、縣城、省城、北上廣等）才能得到認可，人才的分佈才會趨於相對均衡。
以真正的民意代表來代表地方。在資源不是單向向城市流動的前提下，以真正代表民意的代表來代表地方，使地方事業能夠有所推進，其實，在當前的農村，最需要各種合作，很多事業都需要具備知識和經驗的人士來推動，比如教育、醫療、養老等等，若照當前這樣下去，將越來越糟糕。當然，自上而下的重視，物質資源的反哺，也是必要的，今日媒體報導的山西近萬名機關幹部到村任第一書記事實，也充分說明基層缺乏組織力，運轉不靈了。但自上而下的關照，畢竟還是一種外來力量，只有充分發揮本地的積極性，才能真正走出衰敗的困局。一般而言，自上而下的力量，難以準確獲悉老百姓的真正需求，而老百姓知道自己真正的需求，卻不知道如何實現這些需求。當老百姓認識到是為自己而奮鬥時，往往都是很積極的，凝聚力是很強的，作為自上而下的力量，在於挖掘、配合這種自下而上的力量，一句話，充分尊重民意。（轉自：公務員必讀 作者：王君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