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鴉片戰爭， 鴉片貿易合法化以後， 洋藥暢行全國， 掠取了大量白銀。 這時的清朝廷禁煙政策已破產， 已無法奢談禁煙， 便想方設法防止白銀外流， 提倡弛禁鴉片種植， 以土抵洋的觀點便又在朝野上下， 趁時而興了。
同治十—年(1872)六月初四， 上海的《申報》登載了《抑弛自種鴉片煙土禁論》的文章， 提出了全面弛禁， 廣泛種植、生產鴉片， 課取重稅， 以增加國庫收入、限制吸食的主張。 該文指出：“鴉片煙土為禍甚烈， 然果能盡弛其禁， 其有益於國也亦甚多”。 其一， “中國之人既已喜吸此物， 反不如大弛其禁， 縱民耕種， 令其足供民間吸食， 國家可以歲收稅銀， 每年可減二千數百萬出口之銀， 不歸於印度而盡存於中國， 為計豈不美乎?”其二， “重增其稅， 使其價日昂， 不但貧民無計吸食， 即富人之吸食既多， 亦將吝惜而不能暢所欲為， 是不禁而自禁矣， 未必非化國富民之—道也。
然而， 弛禁鴉片卻是當時的主要呼聲。 一向以禁煙著稱的林則徐， 此時也贊同允許內地種植、生產鴉片。 他所反對的只是吸食洋煙而不喜歡土煙。 同治十三年(1874)二月， 林則徐表示“鄙意亦以內地栽種罌粟， 於事無妨。 所恨者， 內地之民嗜洋煙而不嗜土煙。 ”
直隸總督李鴻章在同治十三年(1874)也奏請弛禁， 以抵制洋煙的湧入。 他指出， “既不能禁英商之不販洋煙， 即不能禁華民之不食洋煙”， 而禁止內地各省種煙， 勢必使洋煙四處販賣， 掠取厚利。 因此， 應“暫弛各省罌粟之禁， 而加重洋藥之稅厘， 使外洋煙土既無厚利， 自不進口”， 這樣“不但奪洋商利權， 並可增加稅項”。 如果外洋煙土不來， 再嚴禁鴉片， 也容易辦到了。 李鴻章官高權重， 所提出的主張又冠冕堂皇， 似乎切實可行， 因此影響很大， 以至於弛禁的主張左右了政局， 弛禁終於被清廷允許了。
罌粟雖然原產於阿拉伯，
同種植糧食等農作物相比， 種植罌粟、生產鴉片的比較效益高得多， 受利益驅動， 貧窮無靠的農民紛紛改種大煙。 一時之間， 全國各地， 無論是大江南北， 黃河上下， 還是長城內外， 漠北滇南， 罌粟花到處開放， 搖曳生姿。 據記載， “自鹹、同以後， 煙禁已寬， 各省種植罌粟者， 連纖接畛， 農家習以為故常， 官吏亦以倍利也， 而聽之。 ”土煙生產的數量1866年約為5萬箱， 1870年已達到7萬箱， 已超過了進口洋煙的數量。 至19世紀80年代， 國產》因土的總量已是進口煙土的二至四倍。 到了20世紀初， 中國自己生產的鴉片又有很大發展。
以雲南為例。 雲南緊靠印度， 接受了印度的生產、加工製造技術， 自然、氣候環境又相似， 因此煙土口味、品質也較好。 晚清著名外交大臣郭松燾指出：“由印度傳至雲南而南土興矣，輾轉傳至四川有川土，又傳至甘肅而有西土；由是而貴州，由是而至陝西、山西。”其實，在咸豐、同治年間以後，印度的鴉片生產、加工製造技術，已經隨洋煙傳到了清朝的18個行省，全國各地區的鴉片生產、加工製造都有了空前的提高。
雲南省鴉片種植有較長的歷史，據傳早在明末清初即由緬甸傳入，並逐漸流傳開來。在鴉片戰爭前的清朝道光十一年(1831)，雲貴總督阮元、雲南巡撫伊裡布即聯名上奏，指出了雲南省種植鴉片的大致情況，奏章上指出：“滇省邊隅，民風素本淳樸，而接壤越南，又近粵省，遂致有鴉片煙流入滇境，效尤吸食之事。而治邊夷民，因地氣燠暖，向種罌粟，收取花漿，煎膏售賣，名為芙蓉，以充鴉片，內地人民，以取罌粟子榨油為名，亦複栽種漁利。”至光緒年間，罌粟的種植得到了很大發展，罌粟花到處盛開，姹紫嫣紅，形成了一片“美麗”而邪惡的鴉片風光。光緒年間有人遊歷昆明，記錄了昆明郊區的鴉片罌粟種植情況：“出 (昆明)南門，繞過金馬碧雞坊，過迎恩塘，時暮春天氣，罌粟盛開，滿野繽紛，目遇成色。”全省的耕地，1875年約有三分之一用於種植鴉片，鴉片產量迅速擴大： 1879年約為3．5萬擔，1896年約為8萬擔，1906年約為7．8萬擔。
自清政府開放煙禁，允許各地種植罌粟以後，中國的罌粟產量大增，很，陝做到了自給自足，抵制了洋煙的進口，並對洋藥造成了很大的衝擊，使之進口數量逐年下降。
進口鴉片在數量降低的同時，其銷售價格在國產煙土的競爭下，也大幅度降低。不論是品質較好的白皮土、公班土，還是品質稍次的其他煙土，銷售價格都在下降。《海關十年報告》(1882～1891)中指出：“當鴉片進口數量只減少15％或16％時，價值的下降卻兩倍於這個比例。”數量和銷售價格的下降，使進口鴉片的市場越來越小，終於被國產鴉片逐漸替代了。 19％年中國國產鴉片約為58．4萬擔，而進口鴉片僅為5．4萬擔，這表明中國鴉片的自給率也達91％以上，已經實現了自給。
然而，鴉片國產化並不是一件好事。在晚清的特定歷史條件下，清廷在客觀上不能抵制鴉片的大量輸入，也不能、無法防止白銀的大量外流，但通過允許栽種罌粟、生產製造鴉片，卻成功地抵制了洋煙的大肆輸入，較為有效地防止了白銀的外流，減輕了風雨飄搖中的清廷的財政危機。從這一意義上說，鴉片國產化，對清廷是“有利”的。
然而，‘鴉片的國產化導致了舉國上下到處種植鴉片，使其產量迅速增加；價格大幅度下降,從而為更多的人，甚至更多的貧困百姓吸食鴉片提供了條件。因此，隨著鴉片國產化的實現，整個中國的吸食者也迅速增加了，鴉片之害因而更加突出了。可以說，清廷實施的“以土抵洋”的鴉片政策，無疑是飲鳩止渴的政策，是以鴉片煙毒害更多百姓的涸澤而漁的政策，其危害相當大。
晚清著名外交大臣郭松燾指出：“由印度傳至雲南而南土興矣，輾轉傳至四川有川土，又傳至甘肅而有西土；由是而貴州，由是而至陝西、山西。”其實，在咸豐、同治年間以後，印度的鴉片生產、加工製造技術，已經隨洋煙傳到了清朝的18個行省，全國各地區的鴉片生產、加工製造都有了空前的提高。雲南省鴉片種植有較長的歷史，據傳早在明末清初即由緬甸傳入，並逐漸流傳開來。在鴉片戰爭前的清朝道光十一年(1831)，雲貴總督阮元、雲南巡撫伊裡布即聯名上奏，指出了雲南省種植鴉片的大致情況，奏章上指出：“滇省邊隅，民風素本淳樸，而接壤越南，又近粵省，遂致有鴉片煙流入滇境，效尤吸食之事。而治邊夷民，因地氣燠暖，向種罌粟，收取花漿，煎膏售賣，名為芙蓉，以充鴉片，內地人民，以取罌粟子榨油為名，亦複栽種漁利。”至光緒年間，罌粟的種植得到了很大發展，罌粟花到處盛開，姹紫嫣紅，形成了一片“美麗”而邪惡的鴉片風光。光緒年間有人遊歷昆明，記錄了昆明郊區的鴉片罌粟種植情況：“出 (昆明)南門，繞過金馬碧雞坊，過迎恩塘，時暮春天氣，罌粟盛開，滿野繽紛，目遇成色。”全省的耕地，1875年約有三分之一用於種植鴉片，鴉片產量迅速擴大： 1879年約為3．5萬擔，1896年約為8萬擔，1906年約為7．8萬擔。
自清政府開放煙禁，允許各地種植罌粟以後，中國的罌粟產量大增，很，陝做到了自給自足，抵制了洋煙的進口，並對洋藥造成了很大的衝擊，使之進口數量逐年下降。
進口鴉片在數量降低的同時，其銷售價格在國產煙土的競爭下，也大幅度降低。不論是品質較好的白皮土、公班土，還是品質稍次的其他煙土，銷售價格都在下降。《海關十年報告》(1882～1891)中指出：“當鴉片進口數量只減少15％或16％時，價值的下降卻兩倍於這個比例。”數量和銷售價格的下降，使進口鴉片的市場越來越小，終於被國產鴉片逐漸替代了。 19％年中國國產鴉片約為58．4萬擔，而進口鴉片僅為5．4萬擔，這表明中國鴉片的自給率也達91％以上，已經實現了自給。
然而，鴉片國產化並不是一件好事。在晚清的特定歷史條件下，清廷在客觀上不能抵制鴉片的大量輸入，也不能、無法防止白銀的大量外流，但通過允許栽種罌粟、生產製造鴉片，卻成功地抵制了洋煙的大肆輸入，較為有效地防止了白銀的外流，減輕了風雨飄搖中的清廷的財政危機。從這一意義上說，鴉片國產化，對清廷是“有利”的。
然而，‘鴉片的國產化導致了舉國上下到處種植鴉片，使其產量迅速增加；價格大幅度下降,從而為更多的人，甚至更多的貧困百姓吸食鴉片提供了條件。因此，隨著鴉片國產化的實現，整個中國的吸食者也迅速增加了，鴉片之害因而更加突出了。可以說，清廷實施的“以土抵洋”的鴉片政策，無疑是飲鳩止渴的政策，是以鴉片煙毒害更多百姓的涸澤而漁的政策，其危害相當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