曠世絕品—明洪武釉裡紅玉壺春瓶
蘇玫瑰
亞洲藝術品部資深學術顧問
毫無疑問， 這支玉壺春瓶是一件傳世的洪武瓷器珍品。 由拉坯， 到設計、繪製紋飾， 乃至施釉及入火水窯燒制， 此瓶的每道工序均無懈可擊。 這支玉壺春瓶做工完美， 無論從任何角度觀賞， 其釉裡紅紋飾均精巧細膩， 在釉裡紅洪武瓷器當中極為罕見。 許多類似的玉壺春瓶由於口沿纖巧易碎， 故此多有破損，
自唐代開始採用含銅料在高溫瓷器上繪製紅色紋飾以來， 這種技法給陶匠們造成了巨大的挑戰。 由於銅紅料極為敏感， 陶匠在製作過程中必須小心翼翼地處理底釉的成份、銅紅料所占比例、窯內的焙燒溫度和還原程度， 以及瓷胎在爐膛內的擺放位置， 以達致預期的顏色效果。 較諸十四世紀， 當前的技術水準可謂突飛猛進；即使如此， 陶工打開燒制釉裡紅瓷器的瓷窯時， 映入眼簾的往往不是預期的一抹豔紅， 而是一片晦黯灰澀， 色澤褪盡的情況亦時有發生。
根據明代監製瓷器之官員呈遞的多份奏章， 足見當時的陶匠在燒制釉裡紅瓷器時所面對的重重困難。
釉裡紅裝飾既有可是實踐總結的成果， 也可能純粹是也於偶然。 中國首件以釉裡紅作為紋飾的單色釉瓷器， 最早可追溯至唐代（西元618至906年）。
以釉裡紅作紋飾的白地描紅風格沿襲至明初葉。由於含銅料易於暈散至周邊釉料，故此這種裝飾手法給瓷匠造成的難題之多與其它技法不遑多讓，上海博物館收藏的釉裡紅罐便是最佳例證，10某些情況下，這種釉料或會呈色泛灰，情況有如珠山東門頭出土的若干青花碗。11有時候，這種釉更會消失無蹤。縱然如此，瓷匠們仍對這類瓷器視若珍寶使得碩果僅存的幾件十四世紀釉裡紅瓷得以傳世，此玉壺春瓶便是一例。然而，做工之佳及完好無缺如此瓶者可謂日趨罕見。另一件曾出版過的釉裡紅玉壺春瓶飾菊花紋，為趙從衍先生舊藏，現藏日本東京戶栗美術館。
釉裡紅瓷器以其難得一見及巧奪天工而聞名於世，但除此之外尚有另一個原因。自古以來，中國人均視紅色為吉祥喜慶的象徵。據《大明會典》記載，12洪武二年（西元1369年）皇上詔令，宮廷祭祀所用的金屬器物概由瓷器代替。當時，每個祭壇皆有其特定的顏色，而代表朝日壇的正是赤色。話雖如此，由於釉裡紅瓷器製作困難，再者成品率低，因此其生產製造在中國的陶瓷手工業歷史中曾數度中止。正是為此，傳世的釉裡紅或白地描紅瓷器益顯珍貴。
據傳說，洪武帝偏愛釉裡紅瓷器，從南京明故宮出土的文物看來，此言非虛。於1366年，朱元璋開始在南京（即當時的金陵）東南面動土興建南京明故宮。約兩年後，他終於擊退了蒙古人，並於1368年恢復了漢人統治的局面，自此開啟洪武之治。中國宮廷的屋瓦及其它建築用的陶瓷常以色澤豔麗的鉛釉作為裝飾，外觀近北京紫禁城著名的黃琉璃瓦頂。但於1989年，考古學家在明初皇城城牆內，於西掖門至社稷壇一段進行發掘工作時，發現了八件西元十四世紀的白色屋簷勾頭及滴水瓦片，其上均繪有釉裡紅浮雕紋飾。這此圓瓦皆以五爪龍紋作為裝飾，而雲紋瓦上則繪有鳳凰紋飾.
近年來在景德鎮珠山官窯的發掘工作，為洪武年間的貢品器瓷提供了新的研究線索。這些新的考古發現已證實，青花瓷及釉裡紅器物的紋飾在十四世紀下半葉的發展路向不謀而合，以珠山官窯出土的一個青花罐，此罐與前述上海博物館藏的一個同類瓷罐便如出一轍。這些洪武年間的彩繪瓷器提供了一些頗耐人尋味的線索，有助填補元代至明永樂期間紋飾演變的空白。
以造型而言，此瓶正處於景德鎮玉壺春瓶樣式的轉折時期。元代玉壺春瓶的造型較為秀麗輕巧，而永樂年間的瓶頸較短，外觀較為凝重，而這支洪武瓷瓶正介乎兩者之間。與元朝製品15相比，此瓶的瓶腹較寬、重心較低，使收窄的瓶頸益顯修長，而剖面柔美的s曲線亦更形突出。它的瓶腹重心雖低於元代瓷瓶，但仍有別於其後永樂瓷瓶下移至瓶脛的樣式。這支釉裡紅玉壺春瓶製作規整、造型優美，堪稱洪武瓷器的極品。實際上，此瓶造型與1960年在洪武忠臣宋晟（他多番獲永樂皇帝加官晉爵，並曾獲對西寧侯，他的兩名兒子更是永樂附馬）墓室出土的一件玉壺春瓶如出一轍。16呈喇叭型的精巧品沿是此類玉壺春瓶的特色之一。然而，這一秀美的造型亦兼有易於破損的弊端，因此在現存的同類瓷器中，多有口沿破損的缺陷。由此可見，此瓶能保存至今而完整無缺，殊為難得。
這支玉壺春瓶特有的紋飾較為罕見，迄今僅見於另外兩個瓷瓶，它們分別是紐華克博物館（Newark Museum）的收藏品，另一件則於2005年在香港佳士得拍賣中出現17觀乎裝飾紋樣的發展源流，此瓶亦有耐人尋味之處。在釉下彩瓷器紋飾的演變過程中，洪武是個重要的轉捩點。時至十四年紀末，源自元代的構圖主次發生了變化。洪武年間，次要紋飾帶所占篇幅較小，而主要紋飾帶的大小和重要性則有漸增之勢。這一轉變可清楚見於這支玉壺春瓶，其纏枝牡丹紋覆蓋了瓶身的絕大部分，而元代常見的雲肩已被簡化為主紋飾上刀的一圈垂雲紋。它的主紋飾具典型的時代特徵，同類紋飾亦可見於英國倫敦大維德中國藝術館收藏的一支釉裡紅執壺18以及東門頭出土的一支青花執壺19同一地點出土的另一支青花玉壺春瓶在1992年於香港佳士得的拍賣會中拍出該瓶雖然也有一圈垂雲紋，但造型略為複雜，每圈垂雲紋的邊沿皆有留白。20此瓶與該支釉裡紅玉壺春瓶均在底足繪有一道傳統卷草紋，其上亦飾以畫工細膩的蓮瓣紋，兩者均採用了卷草狀渦卷形的仿雲紋母題。至於它們脛部的蓮瓣紋，其樣式雖近似倫敦佳士得於2005年7月拍出的元青花『鬼穀下山』罐底足的元式蓮瓣紋，但風格較為輕靈飄逸。此外，洪武釉裡紅瓷瓶的另一通點便是其瓶頸的芭蕉紋樣式。以英國倫敦大維德中國藝術館藏一對十四世紀青花雙耳瓶為例，其芭蕉葉紋的月牙邊較為寬粗，而主葉脈亦用粗筆繪成。相形之下，洪武玉壺春瓶的葉邊較窄，而主葉脈僅以白描勾畫，使葉紋更顯輕靈，與修長的瓶頸相互呼應。
此瓶尤為獨特之處，是其瓶肩的垂雲紋與傳統卷草紋之間的一道紋飾。這道紋飾是由象徵水波的重疊同心弧組成。21這種構圖亦沿襲自元代，最早見於元代主雲肩紋內作為背景的抽象水波紋。就此而言，一批河北省保定出土的元代器物中的一個青花釉裡紅大罐作了最佳的詮釋，其罐身繪有數朵在水面漂浮的蓮花，背景的水波以同心弧來表達22以此玉壺春瓶和北京故宮博物院收藏的一個玉壺春瓶，23所有關於水的直接描寫在洪武瓷器上已不復見，而同心弧也變成了側圈重疊及簡化為一道精美的紋飾帶，與幾近白描的卷草紋及上方的蕉葉紋交相輝映。
以洪武瓷器的垂直花枝圖案而言，常見的花卉種類繁多，上海博物館藏的洪武釉裡紅瓜棱罐便是一例.相對而言，主要纏枝紋飾帶內的花卉種類較少，菊紋、蓮紋或牡丹紋是最為常見的纏枝圖案。這支玉壺春瓶上的纏枝牡丹紋畫工純熟，呈現了洪武瓷器珍品的三大畫風。其一，花卉在構圖中的地位更為顯要，枝繁葉茂的纏枝紋飾因此更為悅目突出。其二，在正面描繪花卉時，花蕊均留有一道白邊這種畫法簡潔有效，加強了與周圍深色花瓣的濃淡對比。洪武瓷器上的纏枝菊紋也有類似的畫法，常在白色蓮瓣內勾出一道白邊。其三，洪武瓷器多以三角構圖側寫牡丹，構圖上以牡丹的正面和側面描寫交錯出現。這種手法使波浪般的纏枝圖案顯得錯落有致，與同時亦突出了整體的造型。此外，西元十四世紀末的瓷器畫工喜為花卉描上白色瓣尖。若繪製時所用的是極不穩定的釉裡紅料，當中涉及的變數可想而知；然而，這支玉壺春瓶對釉裡紅料的掌握恰到好處，因此這種畫法既呈現了纏枝紋之柔美，亦突出了白色花尖與殷紅的花瓣之間的對比。
顯然，這支玉壺春瓶是洪武釉裡紅瓷器中的珍品。它的藝術成就令觀者無不傾倒歎絕，而且此瓶流傳至今仍完好無缺，於此更見其彌足珍貴。
那些高價的釉裡紅：
以釉裡紅作紋飾的白地描紅風格沿襲至明初葉。由於含銅料易於暈散至周邊釉料，故此這種裝飾手法給瓷匠造成的難題之多與其它技法不遑多讓，上海博物館收藏的釉裡紅罐便是最佳例證，10某些情況下，這種釉料或會呈色泛灰，情況有如珠山東門頭出土的若干青花碗。11有時候，這種釉更會消失無蹤。縱然如此，瓷匠們仍對這類瓷器視若珍寶使得碩果僅存的幾件十四世紀釉裡紅瓷得以傳世，此玉壺春瓶便是一例。然而，做工之佳及完好無缺如此瓶者可謂日趨罕見。另一件曾出版過的釉裡紅玉壺春瓶飾菊花紋，為趙從衍先生舊藏，現藏日本東京戶栗美術館。
釉裡紅瓷器以其難得一見及巧奪天工而聞名於世，但除此之外尚有另一個原因。自古以來，中國人均視紅色為吉祥喜慶的象徵。據《大明會典》記載，12洪武二年（西元1369年）皇上詔令，宮廷祭祀所用的金屬器物概由瓷器代替。當時，每個祭壇皆有其特定的顏色，而代表朝日壇的正是赤色。話雖如此，由於釉裡紅瓷器製作困難，再者成品率低，因此其生產製造在中國的陶瓷手工業歷史中曾數度中止。正是為此，傳世的釉裡紅或白地描紅瓷器益顯珍貴。
據傳說，洪武帝偏愛釉裡紅瓷器，從南京明故宮出土的文物看來，此言非虛。於1366年，朱元璋開始在南京（即當時的金陵）東南面動土興建南京明故宮。約兩年後，他終於擊退了蒙古人，並於1368年恢復了漢人統治的局面，自此開啟洪武之治。中國宮廷的屋瓦及其它建築用的陶瓷常以色澤豔麗的鉛釉作為裝飾，外觀近北京紫禁城著名的黃琉璃瓦頂。但於1989年，考古學家在明初皇城城牆內，於西掖門至社稷壇一段進行發掘工作時，發現了八件西元十四世紀的白色屋簷勾頭及滴水瓦片，其上均繪有釉裡紅浮雕紋飾。這此圓瓦皆以五爪龍紋作為裝飾，而雲紋瓦上則繪有鳳凰紋飾.
近年來在景德鎮珠山官窯的發掘工作，為洪武年間的貢品器瓷提供了新的研究線索。這些新的考古發現已證實，青花瓷及釉裡紅器物的紋飾在十四世紀下半葉的發展路向不謀而合，以珠山官窯出土的一個青花罐，此罐與前述上海博物館藏的一個同類瓷罐便如出一轍。這些洪武年間的彩繪瓷器提供了一些頗耐人尋味的線索，有助填補元代至明永樂期間紋飾演變的空白。
以造型而言，此瓶正處於景德鎮玉壺春瓶樣式的轉折時期。元代玉壺春瓶的造型較為秀麗輕巧，而永樂年間的瓶頸較短，外觀較為凝重，而這支洪武瓷瓶正介乎兩者之間。與元朝製品15相比，此瓶的瓶腹較寬、重心較低，使收窄的瓶頸益顯修長，而剖面柔美的s曲線亦更形突出。它的瓶腹重心雖低於元代瓷瓶，但仍有別於其後永樂瓷瓶下移至瓶脛的樣式。這支釉裡紅玉壺春瓶製作規整、造型優美，堪稱洪武瓷器的極品。實際上，此瓶造型與1960年在洪武忠臣宋晟（他多番獲永樂皇帝加官晉爵，並曾獲對西寧侯，他的兩名兒子更是永樂附馬）墓室出土的一件玉壺春瓶如出一轍。16呈喇叭型的精巧品沿是此類玉壺春瓶的特色之一。然而，這一秀美的造型亦兼有易於破損的弊端，因此在現存的同類瓷器中，多有口沿破損的缺陷。由此可見，此瓶能保存至今而完整無缺，殊為難得。
這支玉壺春瓶特有的紋飾較為罕見，迄今僅見於另外兩個瓷瓶，它們分別是紐華克博物館（Newark Museum）的收藏品，另一件則於2005年在香港佳士得拍賣中出現17觀乎裝飾紋樣的發展源流，此瓶亦有耐人尋味之處。在釉下彩瓷器紋飾的演變過程中，洪武是個重要的轉捩點。時至十四年紀末，源自元代的構圖主次發生了變化。洪武年間，次要紋飾帶所占篇幅較小，而主要紋飾帶的大小和重要性則有漸增之勢。這一轉變可清楚見於這支玉壺春瓶，其纏枝牡丹紋覆蓋了瓶身的絕大部分，而元代常見的雲肩已被簡化為主紋飾上刀的一圈垂雲紋。它的主紋飾具典型的時代特徵，同類紋飾亦可見於英國倫敦大維德中國藝術館收藏的一支釉裡紅執壺18以及東門頭出土的一支青花執壺19同一地點出土的另一支青花玉壺春瓶在1992年於香港佳士得的拍賣會中拍出該瓶雖然也有一圈垂雲紋，但造型略為複雜，每圈垂雲紋的邊沿皆有留白。20此瓶與該支釉裡紅玉壺春瓶均在底足繪有一道傳統卷草紋，其上亦飾以畫工細膩的蓮瓣紋，兩者均採用了卷草狀渦卷形的仿雲紋母題。至於它們脛部的蓮瓣紋，其樣式雖近似倫敦佳士得於2005年7月拍出的元青花『鬼穀下山』罐底足的元式蓮瓣紋，但風格較為輕靈飄逸。此外，洪武釉裡紅瓷瓶的另一通點便是其瓶頸的芭蕉紋樣式。以英國倫敦大維德中國藝術館藏一對十四世紀青花雙耳瓶為例，其芭蕉葉紋的月牙邊較為寬粗，而主葉脈亦用粗筆繪成。相形之下，洪武玉壺春瓶的葉邊較窄，而主葉脈僅以白描勾畫，使葉紋更顯輕靈，與修長的瓶頸相互呼應。
此瓶尤為獨特之處，是其瓶肩的垂雲紋與傳統卷草紋之間的一道紋飾。這道紋飾是由象徵水波的重疊同心弧組成。21這種構圖亦沿襲自元代，最早見於元代主雲肩紋內作為背景的抽象水波紋。就此而言，一批河北省保定出土的元代器物中的一個青花釉裡紅大罐作了最佳的詮釋，其罐身繪有數朵在水面漂浮的蓮花，背景的水波以同心弧來表達22以此玉壺春瓶和北京故宮博物院收藏的一個玉壺春瓶，23所有關於水的直接描寫在洪武瓷器上已不復見，而同心弧也變成了側圈重疊及簡化為一道精美的紋飾帶，與幾近白描的卷草紋及上方的蕉葉紋交相輝映。
以洪武瓷器的垂直花枝圖案而言，常見的花卉種類繁多，上海博物館藏的洪武釉裡紅瓜棱罐便是一例.相對而言，主要纏枝紋飾帶內的花卉種類較少，菊紋、蓮紋或牡丹紋是最為常見的纏枝圖案。這支玉壺春瓶上的纏枝牡丹紋畫工純熟，呈現了洪武瓷器珍品的三大畫風。其一，花卉在構圖中的地位更為顯要，枝繁葉茂的纏枝紋飾因此更為悅目突出。其二，在正面描繪花卉時，花蕊均留有一道白邊這種畫法簡潔有效，加強了與周圍深色花瓣的濃淡對比。洪武瓷器上的纏枝菊紋也有類似的畫法，常在白色蓮瓣內勾出一道白邊。其三，洪武瓷器多以三角構圖側寫牡丹，構圖上以牡丹的正面和側面描寫交錯出現。這種手法使波浪般的纏枝圖案顯得錯落有致，與同時亦突出了整體的造型。此外，西元十四世紀末的瓷器畫工喜為花卉描上白色瓣尖。若繪製時所用的是極不穩定的釉裡紅料，當中涉及的變數可想而知；然而，這支玉壺春瓶對釉裡紅料的掌握恰到好處，因此這種畫法既呈現了纏枝紋之柔美，亦突出了白色花尖與殷紅的花瓣之間的對比。
顯然，這支玉壺春瓶是洪武釉裡紅瓷器中的珍品。它的藝術成就令觀者無不傾倒歎絕，而且此瓶流傳至今仍完好無缺，於此更見其彌足珍貴。
那些高價的釉裡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