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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美國頂級實驗室回國創業,張必良贏:要做世界第一

張必良教授

中國正處於第三次留學生“歸國潮”, 越來越多的世界名校生回國就業、創業。 他們中, 有的是一畢業就選擇回來;有的是賣了在國外的房產,

拖兒帶女回來;有的是放棄了美國國籍, 回來創業……有人說, 在國外的生活工作, 一眼能看到頭;有人說, 中國的機會越來越多, 回來是理所當然……本報即日起關注回國創業的世界名校生, 記錄他們別樣的人生。

張必良順利讓基因沉默技術從“實驗室”走向了“市場”, 建立了國內首條寡核酸cGMP生產線, 填補了國內空白。 他將2006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得主克雷格·梅洛(Craig C.Mello)的技術引進了企業, 成為第一位走入廣州民企的世界級科學家。

“中國很多父母都希望孩子贏在起跑線上。 於我而言, 可能屬於贏在了轉捩點。 ”坐在位於廣州科學城的辦公室, 歸國創業十多年的張必良用這樣一句話描述自己的人生路徑。

遠離廣州中心城區20多公里的科學城,

是張必良歸國創業的起點。 如果不是仔細的介紹, 鮮有人知這家隱蔽在靜謐創業園區的企業, 是我國核糖核酸(RNA)領域的龍頭企業, 而身邊路過的這位身材高大、頭髮花白、氣質儒雅的創始人, 正是我國“重大新藥創制”科技重大專項總體組的專家。

非常規學霸路線

對出生於上世紀60年代的張必良來說, 在上世紀80年代初期, 出國求學還是一件很難的事情。 那時候, 公派留學的名額非常少。

畢業後分配到浙江師範大學任教三四年後, 張必良申請到了留美學校和獎學金。 他不得不辭去大學的工作。

張必良記得, 1988年出國時, 當時在國內想要看一本世界頂級的學術雜誌, 一般要滯後一年時間, 而且最終看到的還是影印版。

實驗室設備國內差得更遠。

張必良的專業是有機化學, 時間基本上都在實驗室或圖書館度過的。

張必良深知, 雖然自己的化學專業不錯, 但英語是軟肋, 他上大學時, 外語學的是日語。 “當時上大學時, 連26個英語字母都認不全, 出國留學美國, 全靠自學英語”。 更何況, 那是交叉學科大發展的時代, 產生了大批的專業單詞, 很多在中文裡根本找不到對應的詞。

讀博的五年時間裡, 張必良全身心投入學習, 他已經記不得自己做了多少實驗。 那時候, 在哥倫比亞大學, 博士五年必須畢業, 否則就拿不到學位。 而真正能順利在五年畢業的學生, 其實一半都達不到。 而張必良卻在4年時間發表了4篇高級別學術論文,

提前了半年畢業, 是當時同屆學生裡唯一一個提前畢業的。

進入諾貝爾獎得主實驗室

張必良在美國攻讀博士學位時, 他看到媒體上對1989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湯瑪斯·羅伯特·切赫的報導。 那個時候, 核糖核酸(RNA)的研究剛剛興起。 “想著能去他的實驗室做研究多好, 我想用我的化學知識, 去做RNA的研究”。

上世紀90年代, 美國學術界興起一個新的名詞, 叫化學生物學。 於是, 張必良把自己的研究投向生物學領域。 那時候, 想去湯瑪斯實驗室的人, 都是有志于去大學做教授的。 這是不少人的夢想。 競爭也相當激烈, 都是當時世界一流的博士生, 還有不少是帶著科研基金的。

轉入RNA的研究

張必良是名副其實的學霸, 學科成績是全A, 博士期間的研究成果也非常突出。

後來, 經過嚴格的面試, 進入這個二三十人的頂級科研團隊。 後來找工作時, 導師切赫教授給他寫推薦信時的評價是:“稀有的科學家”。 既有很好的化學背景, 又能進行RNA生物學研究。

“要想在美國學術界‘闖蕩’開來, 主要靠實力和是否有高水準的論文。 工作之後, 要看有沒有科研資金。 ” 奠定張必良之後研究方向的一篇論文, 就出自這個實驗室。 張必良這篇博士後論文是在《自然》雜誌上發表的, 它用化學的方法來研究RNA。

“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研究領域。 研究生命進化, 是先有蛋白還是先有RNA。 我們想知道, 在沒有任何蛋白的情況下, RNA是否催化合成蛋白。 我要用體外實驗去證明, RNA是不是可以催化蛋白肽鍵的合成。 ”張必良現在說起這個實驗來還津津樂道。

張必良的回國,與RNA研究的突破性進展關係巨大。1998年初,張必良去麻省大學醫學院應聘,與後來的諾獎得主克雷格·梅洛面談,後來與克雷格·梅洛成為同事。他當時剛提交他們的一篇論文,是有關長雙鏈RNA可以抑制基因表達,也即RNA干擾技術,克雷格因發現RNA干擾現象獲得了2006年諾貝爾獎。

40歲時想法不一樣了

張必良看到了RNA干擾技術在市場上的廣泛前景,萌發了回國創業的想法。從2000年到2004年之間,張必良來廣州參加了多次留交會,發現國內變化非常大,市場有很大需求。

張必良說:“雖然外人看起來,當時在美國生活很穩定,但壓力也很大,從技術、人脈、資本上來說,我並沒有太大優勢。”張必良覺得:“那時候已經40歲了,要做一個選擇。當時就考慮,如果到了50歲,就更沒精力了。”

“有一次在紐約我和我的導師出去,看到路邊的乞討者。他就對我說,他們拿著帽子在討錢,我們是拿著電腦在討錢。但當時我沒有感受到。到40歲的時候,我重新理解了他這句話的含義。”

他還記得,廣州那時候比較早就成立了一個留交會,當時的科學城還是一片農田。

回國創業對張必良來說,是一個重要抉擇。2003年中科院廣州生物研究院成立。同年,非典暴發,張必良那時正在廣州,與他人合作開展用RNA干擾技術殺死SARS病毒的研究。

當時張必良發表了全世界首發的將RNA干擾技術應用到SARS病毒的論文。他們的研究結論是,用siRNA可以抑制SARS病毒的複製。因各種原因,當時並沒有用RNA干擾用於治療非典藥物開發。不過這讓張必良更堅定地看到RNA干擾技術的應用前景。他放棄了在美國的工作,啟程回國。

對話:賣房挺過難關

廣州日報:你現在如何在技術上保持站在研究的尖端?

張必良:我回來是想推動這個行業。目前,RNAi的藥物研發在中國的發展還剛剛起步。

根據我本人還有世界權威人士的預測,核酸技術會成為下一代新的治療技術。這是毫無疑問的。而且越來越多的藥物都會與RNA相關,它會作為一種靶標和藥物。

廣州日報:回國之後的創業順利嗎?

張必良:對RNA干擾技術來說,我是走在前沿的。最初回來時想做藥物。但當時要融資非常困難。那時國內資本主要還是集中在房地產、IT行業。大家都覺得生物製藥投資大、週期長、風險高,所以受到了冷遇。

當時有很多政策和法規上的約束。比如,當時國內做的都是仿製藥,一個創新藥臨床研究申報獲批可能要等3~5年,假設要開發一種新藥,可能我們還沒進入臨床研究,人家都已經上市了,所以投資人也不敢進。

廣州日報:當時創業艱難有沒有後悔過?

張必良:我從來沒後悔過。既然做了,就要堅持下去。我當時想,我的公司要生存,製藥這條路走不通,該怎麼辦?

非常幸運的是,這項技術可以為科研服務。我們生產化學合成的小干擾RNA(siRNA)試劑,然後把它提供給科研機構。後來,我們的市場打開了,試劑慢慢取代了進口試劑。目前,全國只有兩家企業生產這種試劑。

當時我們回來時,發現所有的試劑都依賴進口,國內多是外國的代理商。

我們當時的目標就是品質一定要有保證,而且要比國外的試劑做得更好。我覺得公司要生存,一定要有造血能力。生產科研試劑,是我們中短期的目標,不斷在開發新的科研試劑,取代國外,並且開發國外沒有的,推動我們的科研水準。

我希望在RNA領域,把科研試劑做到全世界第一。現在非常有信心。從今年開始,在科研試劑這一塊將進入國際市場。

廣州日報:回國創業最艱難的時候是在哪一年?

張必良: 最艱難的時候是2007年左右。當時公司已經經營了三年還沒有盈利。第一個投資人要撤資。當時我面臨抉擇,要做下去,就需要資金。

那時候小孩子在國外,慢慢也長大了。我希望他們能回國學一點中文。所以我就把美國的房產全部賣了,全部拿來繼續做企業,就靠著這個挺過來了。

一步一個腳印走過來

廣州日報:這是否有違當時的初衷?

張必良:我所做的還是核酸技術,積累了很多人才,十幾年接觸下來,沒忘初心。

這些年來,我們建成了首條寡核苷酸原料藥cGMP生產線。主要給藥企提供原材料。目前是全國第一家,也是唯一一家。

我們從2012年開始,組辦了廣州核酸國際論壇。會邀請世界上在核酸領域頂級的科學家、企業家來參加。希望能提供中國年輕科學家一個交流平臺,推動核酸技術在中國的發展。

廣州日報:為什麼回來沒選擇到高校任教?

張必良:我做了這麼多科研,積累了那麼多經驗。希望能把科學家的技術儘快轉化。如果產業不做起來,沒有資金支持,科研就成了空中樓閣。當然,國家需要有最領先的科研團隊從事科學研究,但這應該是少數,大多數的科研要面向的是市場和需求。

我對世界這一行的發展非常瞭解,站在世界前沿。我看到,2008年~2010年,受到經濟大環境的影響及技術本身的不成熟,在美國很多基於RNAi(RNA干擾)技術的企業破產。但到了2017年,基於RNAi技術藥物完成了三期臨床研究,並且效果很好,今年上市。這對整個RNAi技術是一個很大推動。

現在中國生物醫藥發展也很快,很多海外歸國人才從事生物醫藥領域,下一個十年,一批成功的生物醫藥將會誕生。

廣州日報:能堅持在這一領域精耕細作的原因是什麼?

張必良:雖然堅持下來,還是不容易的。因為我從事的是自己熟悉和喜歡的事業,我覺得自己能做好。這個企業已經堅持了十多年,雖然小,但比較穩固,比較扎實,我現在就考慮如何做大做強。

回來之後創業,走得非常踏實。人生也好,企業也好,都是一步一個腳印走過來的。我感覺自己非常踏實,所以我看得很清楚,我的企業下一步該怎麼走。

張必良,1960年生,廣州市銳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長兼CEO,2010年入選“千人計畫”創業人才,“十二五”國家“重大新藥創制”科技重大專項總體組專家成員。1990年獲美國Fordham大學碩士學位,1994年獲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位,擁有發明專利32項,發表學術論文50多篇。

張必良2004年回國創業,研發出了數十項核酸新產品和新技術,突破了國際專利的技術壟斷,在世界上率先開發出實驗動物用的miRNA類似物、基因沉默技術綠色生物農藥和基因檢測等創新產品;完成了亞洲第一個人類全基因組siRNA文庫。

文、圖 | 廣州日報全媒體記者杜安娜

編輯 | 廣州日報全媒體

”張必良現在說起這個實驗來還津津樂道。

張必良的回國,與RNA研究的突破性進展關係巨大。1998年初,張必良去麻省大學醫學院應聘,與後來的諾獎得主克雷格·梅洛面談,後來與克雷格·梅洛成為同事。他當時剛提交他們的一篇論文,是有關長雙鏈RNA可以抑制基因表達,也即RNA干擾技術,克雷格因發現RNA干擾現象獲得了2006年諾貝爾獎。

40歲時想法不一樣了

張必良看到了RNA干擾技術在市場上的廣泛前景,萌發了回國創業的想法。從2000年到2004年之間,張必良來廣州參加了多次留交會,發現國內變化非常大,市場有很大需求。

張必良說:“雖然外人看起來,當時在美國生活很穩定,但壓力也很大,從技術、人脈、資本上來說,我並沒有太大優勢。”張必良覺得:“那時候已經40歲了,要做一個選擇。當時就考慮,如果到了50歲,就更沒精力了。”

“有一次在紐約我和我的導師出去,看到路邊的乞討者。他就對我說,他們拿著帽子在討錢,我們是拿著電腦在討錢。但當時我沒有感受到。到40歲的時候,我重新理解了他這句話的含義。”

他還記得,廣州那時候比較早就成立了一個留交會,當時的科學城還是一片農田。

回國創業對張必良來說,是一個重要抉擇。2003年中科院廣州生物研究院成立。同年,非典暴發,張必良那時正在廣州,與他人合作開展用RNA干擾技術殺死SARS病毒的研究。

當時張必良發表了全世界首發的將RNA干擾技術應用到SARS病毒的論文。他們的研究結論是,用siRNA可以抑制SARS病毒的複製。因各種原因,當時並沒有用RNA干擾用於治療非典藥物開發。不過這讓張必良更堅定地看到RNA干擾技術的應用前景。他放棄了在美國的工作,啟程回國。

對話:賣房挺過難關

廣州日報:你現在如何在技術上保持站在研究的尖端?

張必良:我回來是想推動這個行業。目前,RNAi的藥物研發在中國的發展還剛剛起步。

根據我本人還有世界權威人士的預測,核酸技術會成為下一代新的治療技術。這是毫無疑問的。而且越來越多的藥物都會與RNA相關,它會作為一種靶標和藥物。

廣州日報:回國之後的創業順利嗎?

張必良:對RNA干擾技術來說,我是走在前沿的。最初回來時想做藥物。但當時要融資非常困難。那時國內資本主要還是集中在房地產、IT行業。大家都覺得生物製藥投資大、週期長、風險高,所以受到了冷遇。

當時有很多政策和法規上的約束。比如,當時國內做的都是仿製藥,一個創新藥臨床研究申報獲批可能要等3~5年,假設要開發一種新藥,可能我們還沒進入臨床研究,人家都已經上市了,所以投資人也不敢進。

廣州日報:當時創業艱難有沒有後悔過?

張必良:我從來沒後悔過。既然做了,就要堅持下去。我當時想,我的公司要生存,製藥這條路走不通,該怎麼辦?

非常幸運的是,這項技術可以為科研服務。我們生產化學合成的小干擾RNA(siRNA)試劑,然後把它提供給科研機構。後來,我們的市場打開了,試劑慢慢取代了進口試劑。目前,全國只有兩家企業生產這種試劑。

當時我們回來時,發現所有的試劑都依賴進口,國內多是外國的代理商。

我們當時的目標就是品質一定要有保證,而且要比國外的試劑做得更好。我覺得公司要生存,一定要有造血能力。生產科研試劑,是我們中短期的目標,不斷在開發新的科研試劑,取代國外,並且開發國外沒有的,推動我們的科研水準。

我希望在RNA領域,把科研試劑做到全世界第一。現在非常有信心。從今年開始,在科研試劑這一塊將進入國際市場。

廣州日報:回國創業最艱難的時候是在哪一年?

張必良: 最艱難的時候是2007年左右。當時公司已經經營了三年還沒有盈利。第一個投資人要撤資。當時我面臨抉擇,要做下去,就需要資金。

那時候小孩子在國外,慢慢也長大了。我希望他們能回國學一點中文。所以我就把美國的房產全部賣了,全部拿來繼續做企業,就靠著這個挺過來了。

一步一個腳印走過來

廣州日報:這是否有違當時的初衷?

張必良:我所做的還是核酸技術,積累了很多人才,十幾年接觸下來,沒忘初心。

這些年來,我們建成了首條寡核苷酸原料藥cGMP生產線。主要給藥企提供原材料。目前是全國第一家,也是唯一一家。

我們從2012年開始,組辦了廣州核酸國際論壇。會邀請世界上在核酸領域頂級的科學家、企業家來參加。希望能提供中國年輕科學家一個交流平臺,推動核酸技術在中國的發展。

廣州日報:為什麼回來沒選擇到高校任教?

張必良:我做了這麼多科研,積累了那麼多經驗。希望能把科學家的技術儘快轉化。如果產業不做起來,沒有資金支持,科研就成了空中樓閣。當然,國家需要有最領先的科研團隊從事科學研究,但這應該是少數,大多數的科研要面向的是市場和需求。

我對世界這一行的發展非常瞭解,站在世界前沿。我看到,2008年~2010年,受到經濟大環境的影響及技術本身的不成熟,在美國很多基於RNAi(RNA干擾)技術的企業破產。但到了2017年,基於RNAi技術藥物完成了三期臨床研究,並且效果很好,今年上市。這對整個RNAi技術是一個很大推動。

現在中國生物醫藥發展也很快,很多海外歸國人才從事生物醫藥領域,下一個十年,一批成功的生物醫藥將會誕生。

廣州日報:能堅持在這一領域精耕細作的原因是什麼?

張必良:雖然堅持下來,還是不容易的。因為我從事的是自己熟悉和喜歡的事業,我覺得自己能做好。這個企業已經堅持了十多年,雖然小,但比較穩固,比較扎實,我現在就考慮如何做大做強。

回來之後創業,走得非常踏實。人生也好,企業也好,都是一步一個腳印走過來的。我感覺自己非常踏實,所以我看得很清楚,我的企業下一步該怎麼走。

張必良,1960年生,廣州市銳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長兼CEO,2010年入選“千人計畫”創業人才,“十二五”國家“重大新藥創制”科技重大專項總體組專家成員。1990年獲美國Fordham大學碩士學位,1994年獲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位,擁有發明專利32項,發表學術論文50多篇。

張必良2004年回國創業,研發出了數十項核酸新產品和新技術,突破了國際專利的技術壟斷,在世界上率先開發出實驗動物用的miRNA類似物、基因沉默技術綠色生物農藥和基因檢測等創新產品;完成了亞洲第一個人類全基因組siRNA文庫。

文、圖 | 廣州日報全媒體記者杜安娜

編輯 | 廣州日報全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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