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隊關於非廣州市籍中小客車通行管理措施的通告不會受到影響， 能實現保障正常使用外地車臨時通行、精准管控確保調控成效“雙贏”的效果。 根據預估， 政策實施後， 管控區域外地車每天將減少約10萬輛， 其中高峰期減少約2萬輛。
現狀解讀
4年半內本地化外地車增363%
自2012年7月1日零時起， 廣州市對本市行政區域範圍內中小客車試行增量配額指標管理。 試行一年後， 《廣州市中小客車總量調控管理辦法》（以下簡稱“調控政策”）於2013年7月1日起實施， 有效期五年， 將於2018年6月30日有效期屆滿。
資料顯示， 自調控政策實施以來， 廣州累計減少中小客車增量約98萬輛， 中小客車快速增長的態勢得到有效控制。
然而， 在調控政策實施期間， 受低中簽率和不菲的競拍價格影響， 中心城區以異地上牌本地使用方式規避廣州市中小客車總量調控政策的車輛數量激增。 該部分車輛從2013年6月調控政策正式實施前的9萬多輛增加至2017年12月的44萬多輛， 激增363%。
通過對外地車通行情況進行跟蹤監測， 據研究機構分析， 本地化外地車的通行特徵不同于臨時進入廣州通行的外地車， 雖然它的數量不到外地車的一成， 但在中心城區其出行量卻占了外地車出行量的七成。
另一項資料顯示， 工作日平均每天在廣州市中心區出行的外地車約46萬輛，
異地上牌本地使用的車輛從2013年6月調控政策實施前的9萬多輛增加至2017年12月的44萬多輛， 激增363%。
以晚高峰期間為例， 路面通行的10輛車中， 約有3輛是外地車， 其中2輛是本地化外地車。
本地化外地車數量占比不足外地車一成， 出行量占比卻達七成。
根據預估， 政策實施後， 管控區域外地車每天將減少約10萬輛， 其中高峰期減少約2萬輛。
專家對政策總體實施效果滿意度不高， 一般滿意約占51.7%， 不滿意約占48.3%。 79.41%的專家認為廣州迫切需要配套實施外地車管控措施。
認為有必要實施交通管控政策的市民占67.37%。
調查
有車和無車市民
對管控政策態度基本一致
《廣州藍皮書：中國廣州城市建設與管理發展報告（2017）》中， 廣州大學廣州發展研究院課題組發佈的《廣州市中小客車總量調控政策實施效果評估與建議》指出， 在出行數量方面， 2016年6月“本地化外地車”達到35.5萬輛；從使用強度來看， “本地化外地車”出行總量約占外地車總出行量的46%， 占進出中心城區出行總量的16.8%；在使用範圍方面， 中心城區15條主要幹道晚高峰外地車比例達到15.6%。 照此發展， 這些新增的外地車將抵消廣州市實施調控政策所減少的增量， 削弱調控政策實施效果。
課題組分別從專家和市民兩個層面開展中小客車總量調控政策實施效果滿意度調查。
在市民滿意度調查中， 課題組發現， 市民對政策繼續實施支持率為64.1%， 超四成市民認為政策內容需要進一步完善並配套其他政策。
認為有必要實施交通管控政策的市民占67.37%， 其中， 有小汽車的市民支持比例為70.5%；沒車但準備買車的市民支持比例為63.4%；不打算買車的市民中支持比例為64.4%。
觀點
暨南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陳玉梅：
政策制定應實現社會公平正義
有專家認為， 出臺實施調控政策配套措施也存在一定難度和風險。 暨南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陳玉梅認為， 隨著粵港澳大灣區頂層規劃呼之欲出， 以及珠三角區域一體化將迎來全新發展階段， 如果廣州在地域範圍和通行時間上“一刀切”限制外地車進入廣州， 將會導致周邊城市與廣州之間交通不便， 不利於經濟社會發展。
“從另一個角度而言， 調控政策配套措施的實施也會增加廣州牌號的‘含金量’。 ” 陳玉梅表示， 一些本地化外地車車主以及部分有購車計畫的車主或出於一勞永逸的想法， 直接競購廣州牌號，導致其需求增長，從而使競拍價格在短期內出現較大幅度的波動。“從近年來的競拍價格走勢可以看出，每逢輿論盛傳‘外地車管控政策出臺’，幾乎都會對該時期的牌號競拍價格造成影響。”
“公平正義是人民群眾獲得安全感和幸福感的重要保障。”在陳玉梅看來，作為配套措施的外地車管控政策久未出臺，不僅會削弱調控政策本身的實施效果，還會對政府的公信力帶來不良影響。本地化外地車長期在廣州享受與本地上牌車輛同等通行權利，對參與配額調控上牌市民來說勢必造成不公，久而久之會降低政府制定政策的公信力，或會增加後續新政策實施的社會阻力。因此，政府應對政策的制定、實施及效果進行審視、評估，使政策在制定及實施過程中做出必要調整，減少不公平，實現社會的公平正義。
全國人大代表朱列玉：“開四停四”呼應群眾關切 體現人性化
近5年來，廣州市公安交警部門共收到相關調控政策配套措施的人大建議和政協提案21份。2016年以來，廣州12345政府服務熱線接到群眾相關訴求170餘件，要求出臺管控措施的呼聲較高。
全國人大代表、廣東國鼎律師事務所主任朱列玉認為，廣州“限牌”的目的並不是要靠拍牌來賺錢，而是限制車輛的使用，讓真正有需要的人可以使用。然而，近年來，大家普遍反映“限牌”卻沒配套交通管理措施，那限牌有何意義。“公安交警部門及時採取措施，呼應人民群眾的關切，是值得肯定的。”
《通告》核心內容是“開四停四”管理措施，即：非廣州市籍中小客車（含臨時號牌車輛）駛入廣州市中心區連續行駛時間最長不得超過4天（自然日），再次駛入須間隔4天（自然日）以上。在朱列玉看來，這一措施既體現了執法人性化，又考慮到廣州作為省會城市的現實，保障廣州與其他城市之間政務、商務等活動。“一般來說，4天的時間大部分事情都能辦完。即使因特殊情況事情沒有辦完，還有很多辦法可以予以解決，並非措施一出來，大家就沒法辦事了。”
直接競購廣州牌號，導致其需求增長，從而使競拍價格在短期內出現較大幅度的波動。“從近年來的競拍價格走勢可以看出，每逢輿論盛傳‘外地車管控政策出臺’，幾乎都會對該時期的牌號競拍價格造成影響。”“公平正義是人民群眾獲得安全感和幸福感的重要保障。”在陳玉梅看來，作為配套措施的外地車管控政策久未出臺，不僅會削弱調控政策本身的實施效果，還會對政府的公信力帶來不良影響。本地化外地車長期在廣州享受與本地上牌車輛同等通行權利，對參與配額調控上牌市民來說勢必造成不公，久而久之會降低政府制定政策的公信力，或會增加後續新政策實施的社會阻力。因此，政府應對政策的制定、實施及效果進行審視、評估，使政策在制定及實施過程中做出必要調整，減少不公平，實現社會的公平正義。
全國人大代表朱列玉：“開四停四”呼應群眾關切 體現人性化
近5年來，廣州市公安交警部門共收到相關調控政策配套措施的人大建議和政協提案21份。2016年以來，廣州12345政府服務熱線接到群眾相關訴求170餘件，要求出臺管控措施的呼聲較高。
全國人大代表、廣東國鼎律師事務所主任朱列玉認為，廣州“限牌”的目的並不是要靠拍牌來賺錢，而是限制車輛的使用，讓真正有需要的人可以使用。然而，近年來，大家普遍反映“限牌”卻沒配套交通管理措施，那限牌有何意義。“公安交警部門及時採取措施，呼應人民群眾的關切，是值得肯定的。”
《通告》核心內容是“開四停四”管理措施，即：非廣州市籍中小客車（含臨時號牌車輛）駛入廣州市中心區連續行駛時間最長不得超過4天（自然日），再次駛入須間隔4天（自然日）以上。在朱列玉看來，這一措施既體現了執法人性化，又考慮到廣州作為省會城市的現實，保障廣州與其他城市之間政務、商務等活動。“一般來說，4天的時間大部分事情都能辦完。即使因特殊情況事情沒有辦完，還有很多辦法可以予以解決，並非措施一出來，大家就沒法辦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