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友蘭）
現代著名作家汪曾祺在回憶錄中曾經提到， 有一個專門研究聯大史的美國人， 曾問一位在西南聯大做過教授的中國作家：聯大8年，
那位作家答道：自由。
所謂的西南聯大， 當然是抗戰時由北大、清華、南開三所名校聯合而成， 它誠可謂三校辦學理念和教育風格的集大成者， 北大精神的光大者。
自由這個詞看似很清楚， 很具體， 其實很抽象， 很觀念，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 不同的時代更有不同的追求， 不同的實現， 那麼北大和西南聯大的所謂自由， 到底是怎樣一種東西， 又有何種表現呢？
這一點， 我們或許可以從汪曾祺和著名哲學家、教育家馮友蘭的回憶中， 窺見一斑。
馮友蘭是1915年進入北大的， 那時的北大雖然剛由京師大學堂轉化來不久， 但也很有點大不同了。
1915年9月初， 北大新生馮友蘭參加開學典禮，
這位辜鴻銘先生， 曾經半新不舊， 但這時候已經完全成了舊派。 作為近代史上最著名的老怪物之一， 辜鴻銘的軼事向來很為人津津樂道， 而這次， 他自然也有特別表現。
辜鴻銘首先罵當時的政府：現在做官的人， 都是為了自己的飯碗。 他們的飯碗跟咱們的不同， 大得很， 裡面可以裝汽車和姨太太。
然後他又罵一些新事物， 說到做文章用的新名詞：現在的人做文章都不通， 用的名詞就不通， 譬如改良一詞， 以前都說從良， 從沒有改良， 你已經是良了， 還改什麼？你要改良為娼嗎？
民國四年了， 辜鴻銘依舊昂揚地留著長辮；依舊在說現在社會大亂， 是因為沒有君主；王法遠比法律讓人害怕，
民國了， 新派、舊派不兩立， 北大作為全國最高等的學府， 按理更應該趨新， 那麼它那裡為什麼還仍能容下辜鴻銘這樣的人物呢？這其實從後面蔡元培出任校長時的作為就可明白。
蔡元培很新， 他做校長， 有一個三不主義， 不做官、不納妾、不打麻將， 那其中， 至少有一條是針對辜鴻銘這一類的， 他來北大， 不多說話， 首先就把“新青年”陳獨秀招進來做了學長， 他後面更採取了一系列改革， 把北大的面貌變換一新。
但是蔡元培延聘的老師， 卻又新派、舊派都有， 不管你反舊禮教的，
胡適曾用龔自珍《己亥雜詩》裡的一句詩， “但開風氣不為師”， 來表明自己的主張， 這其實也是蔡元培的主張， 北大校風的代表。 言論自由， 學術自由， 思想自由， 判斷自由， 選擇自由， 你我都是如此， 師生也都是如此， 可爭論， 不強加， 相容並蓄， 百家爭鳴， 這歸根結底要的便是精神自由， 而這追求， 卻是從北大成立之初， 就已經開始了的， 到後面只有更加高標。
（蔡元培）
馮友蘭的大學生活中， 還曾遇到另一個怪物大師黃侃。
自命風流、玩世不恭的黃侃， 軼事也很多， 但馮友蘭在回憶中獨選取了兩件。
黃侃和吳成仕都是章太炎的學生， 也是好友， 黃侃先前本一直住在吳成仕家中， 但是有一天， 這二個人不知道為什麼鬧翻了， 吳成仕立刻要黃侃搬走。
黃侃倒是肯搬， 但他臨走前， 卻爬上去， 在人家房梁上了留下了六個大字：“天下第一凶宅”。
黃侃教學，也很“不德”。他講到緊要處，會跟學生講，這裡有個秘密，專靠北大幾百塊薪水，不能講，你們要我講，得請我吃飯。
有一次一個學生在“同和居”請客，聽到黃侃正在隔壁，忙去問好，哪知道黃侃見了他就狠批起來。
他批起人來滔滔不絕，沒完沒了，直到那學生的客人都到了，還不肯放過，可是等那曉事的學生，忙吩咐飯館，今天黃先生花多少錢都記到我賬上時，他立刻就收兵放人了。
如此的一個黃侃，是不是很不教授？但是他並沒有招致多少惡感。北大當時有位不學無術的老師，可是被學生們聯合趕走的，而黃侃卻依然大有人愛。人家這叫不拘小節，個性自由。
黃侃與辜鴻銘一樣，都不是靠政治主張、新新人類、風氣之先，在北大立足的，而是靠學術成就，專業權威性，此所以英文水準極高的辜鴻銘，就無論如何都可以教英文，學問很深的黃侃，就怎樣都是文學名教授——這恰恰說明：
北大師生是寬容的，而這寬容，正來自對知識和才華的尊重。
無寬容，則無自由，無個性，這應該也是北大精神的體現之一，於是北大也就不妨“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昏者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令其各憑造化了。
蔡元培是以其人格，在兩派多派，以及全校師生中廣受尊敬、愛戴的，而那些學問深、道德好、趣味盎然的學者們，也同樣會被學生們追隨。
西南聯大時，馮友蘭已經做老師了，他的學生汪曾祺對聯大曾有六字評語：民主、自由、開放。
蔡元培在北大時，認為大學應該培養通才，也即學文史哲的，不妨學點自然科學知識，學自然科學的，也該有點文史哲知識，萬不可拘於一隅，而這種風氣，後面也帶到聯大來了。
於是北大的另一個學生，詩人、學者馮至，當年上課便東聽西聽很隨意，讀書也很隨意。但他後來卻說，自己能有今天，全得益於北大開放的風氣。
於是西南聯大的汪曾祺，當年基本不大好好上課，老師們也不管他，只由他按照自己的興趣去。但他後來也是說，自己如果不進聯大，也許成不了作家，至少成不了現在這樣的作家。
——他們這些話當然是頗值得玩味的。
北大、聯大老師講課一般都無套路，想講什麼就講什麼，想怎樣講就怎麼樣，從來無人干涉。
北大、聯大很少有對學生耳提面命的教授或講師，更沒有程門立雪般虔敬求教的學生，他們既沒有誰是誰的業師，也沒有誰是誰的及門弟子。
他們看上去大都老師不像老師，學生不像學生，可是他們那裡為什麼偏會有這樣的效果？很顯然，這地方是隱藏著某種大秘密的。
汪曾祺曾經說，他有一次上“西洋通史課”，交上的馬其頓地圖根本不合格，但是皮名舉先生卻只批了一句話就拉倒：“閣下之地圖美學價值甚高，科學價值全無。”
這話頗令人捧腹，但也令人眼睛一亮。
科學、美學、價值，肯定又否定，讚美又諷勸，不同的東西有不同的價值需要，有提點卻無放炮，他們那些教授、講師，都是功底深厚，散發著精神之美的，他們隨意的一句話，都可能帶給你意想不到的東西，讓你終生受益。
（汪曾祺）
講莊子的劉文典大師動不動東拉西扯，東評西評，離題萬里，他說：莊子，我是不懂的，也沒人懂。
莊子是一個謎，誰敢說真正懂，真正解釋得了？但是你是教授，是莊子專家啊，怎麼也可以說不懂？莊子無處不在，劉先生其實不過是想給你想像的自由，思考的自由，獨立的自由，思維的開放罷了。
北大、聯大不要權威觀念，不要盲從，不要固化，那裡正因為老師們本身有超高的自由度，所以才有了自由的表達和傳遞。
講課總座無虛席的聞一多，卻是這個樣子：
講《楚辭》，第一句總是“痛飲酒熟讀《楚辭》，方稱名士。”他上課時也抽煙，而上他課的學生也可以抽煙。
他給你的是交流的自由，行為的自由，平等的觀念，風骨、灑脫和豪放，而這，他卻始終都是用自身的、語言的、行為的影響力、感染力去完成的。
唐蘭很奇特，他講《詞選》的方法，就是不講。“‘雙鬢隔香紅，玉釵頭上風。’——好，真好！”他吟唱著般地說完，這就算是把這詞講完了。
他給你領悟、感悟的自由，但那種美感卻給你留下了更深的印象。對詩詞來講，或許美學情感的培養，遠比技巧更為重要。愛上了，主動了，一切迎刃而解。
朱自清很正規，他講《宋詩》，要一首首講，還要你記筆記，背，考試，寫讀書報告，但是這報告，他偏重的卻是獨創性見解。
聯大其實都重獨創，像聞一多，他就曾因為一個學生在報告裡說，別人的詩都是在白地上畫畫，而李賀是在黑地上，就大加激賞。有個學生因為寫了一篇怪論，還曾被楊振聲先生免予學期終考呢，他們都肯給你創造的自由，並盡可能地去表揚、鼓勵。
這裡面也會有馮文潛式的美學講課。
“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州古渡頭，吳山點點愁。”他說，我孫女念成“吳山點點頭”。
也會有吳宓講中西詩之比較，用的卻是這種例詩：“一去二三裡，煙村四五家……”
他們這類人，是絕對有玩深度，玩晦澀的能力和資格的，但他們決不去玩。他們用趣味去喚起你的趣味，帶給你的是尊重、尋找、選擇自我旨趣的自由。這就像毛姆的觀點，書是為自己讀的，趣味才是第一。
聯大教授們的愛才惜才也是非常著名的，刻苦治學的，有才的，最愛，但也決不忽略興趣黨，歧視散漫派，要求整齊劃一，總之個性化、自由度、身心滋養才是第一。人只有精神的東西建立了，才會有根，你一旦精神的東西建立了，就決不怕沒有方向，上不了自己的軌道。
學校圖書館看書是從不用什麼借書證的，你不上課只在這看書都行，甚至可以一邊看，一邊抽煙。
馮友蘭、查良釗、馬約翰等等，都曾被學生畫入漫畫，貼到“民主牆”上，但是他們看到了，卻沒一個會生氣。
學校外賣餛飩的貴州人，有時會把餛飩餡下到湯裡，有人問他這是什麼，他張口就來：“桃花面。”這簡直有點大儒鄭玄家的婢女那種，“胡為乎泥中”的雅趣了。
民主、自由、開放、學術、精神、價值、趣味，學者們就是用這樣一種氛圍，將學生們帶向一個特殊的心靈地帶的，而這個地帶，無疑通向無數個大門，生門、蓮台。
更多的事例隨便可以找到，更多的解釋也同樣可以產生，但是自由和它的味道，是說得清，也說不清的，它有時候近乎詩的意境，不能說，不可說，一說全變。所以，打住。
黃侃教學，也很“不德”。他講到緊要處，會跟學生講，這裡有個秘密，專靠北大幾百塊薪水，不能講，你們要我講，得請我吃飯。
有一次一個學生在“同和居”請客，聽到黃侃正在隔壁，忙去問好，哪知道黃侃見了他就狠批起來。
他批起人來滔滔不絕，沒完沒了，直到那學生的客人都到了，還不肯放過，可是等那曉事的學生，忙吩咐飯館，今天黃先生花多少錢都記到我賬上時，他立刻就收兵放人了。
如此的一個黃侃，是不是很不教授？但是他並沒有招致多少惡感。北大當時有位不學無術的老師，可是被學生們聯合趕走的，而黃侃卻依然大有人愛。人家這叫不拘小節，個性自由。
黃侃與辜鴻銘一樣，都不是靠政治主張、新新人類、風氣之先，在北大立足的，而是靠學術成就，專業權威性，此所以英文水準極高的辜鴻銘，就無論如何都可以教英文，學問很深的黃侃，就怎樣都是文學名教授——這恰恰說明：
北大師生是寬容的，而這寬容，正來自對知識和才華的尊重。
無寬容，則無自由，無個性，這應該也是北大精神的體現之一，於是北大也就不妨“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昏者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令其各憑造化了。
蔡元培是以其人格，在兩派多派，以及全校師生中廣受尊敬、愛戴的，而那些學問深、道德好、趣味盎然的學者們，也同樣會被學生們追隨。
西南聯大時，馮友蘭已經做老師了，他的學生汪曾祺對聯大曾有六字評語：民主、自由、開放。
蔡元培在北大時，認為大學應該培養通才，也即學文史哲的，不妨學點自然科學知識，學自然科學的，也該有點文史哲知識，萬不可拘於一隅，而這種風氣，後面也帶到聯大來了。
於是北大的另一個學生，詩人、學者馮至，當年上課便東聽西聽很隨意，讀書也很隨意。但他後來卻說，自己能有今天，全得益於北大開放的風氣。
於是西南聯大的汪曾祺，當年基本不大好好上課，老師們也不管他，只由他按照自己的興趣去。但他後來也是說，自己如果不進聯大，也許成不了作家，至少成不了現在這樣的作家。
——他們這些話當然是頗值得玩味的。
北大、聯大老師講課一般都無套路，想講什麼就講什麼，想怎樣講就怎麼樣，從來無人干涉。
北大、聯大很少有對學生耳提面命的教授或講師，更沒有程門立雪般虔敬求教的學生，他們既沒有誰是誰的業師，也沒有誰是誰的及門弟子。
他們看上去大都老師不像老師，學生不像學生，可是他們那裡為什麼偏會有這樣的效果？很顯然，這地方是隱藏著某種大秘密的。
汪曾祺曾經說，他有一次上“西洋通史課”，交上的馬其頓地圖根本不合格，但是皮名舉先生卻只批了一句話就拉倒：“閣下之地圖美學價值甚高，科學價值全無。”
這話頗令人捧腹，但也令人眼睛一亮。
科學、美學、價值，肯定又否定，讚美又諷勸，不同的東西有不同的價值需要，有提點卻無放炮，他們那些教授、講師，都是功底深厚，散發著精神之美的，他們隨意的一句話，都可能帶給你意想不到的東西，讓你終生受益。
（汪曾祺）
講莊子的劉文典大師動不動東拉西扯，東評西評，離題萬里，他說：莊子，我是不懂的，也沒人懂。
莊子是一個謎，誰敢說真正懂，真正解釋得了？但是你是教授，是莊子專家啊，怎麼也可以說不懂？莊子無處不在，劉先生其實不過是想給你想像的自由，思考的自由，獨立的自由，思維的開放罷了。
北大、聯大不要權威觀念，不要盲從，不要固化，那裡正因為老師們本身有超高的自由度，所以才有了自由的表達和傳遞。
講課總座無虛席的聞一多，卻是這個樣子：
講《楚辭》，第一句總是“痛飲酒熟讀《楚辭》，方稱名士。”他上課時也抽煙，而上他課的學生也可以抽煙。
他給你的是交流的自由，行為的自由，平等的觀念，風骨、灑脫和豪放，而這，他卻始終都是用自身的、語言的、行為的影響力、感染力去完成的。
唐蘭很奇特，他講《詞選》的方法，就是不講。“‘雙鬢隔香紅，玉釵頭上風。’——好，真好！”他吟唱著般地說完，這就算是把這詞講完了。
他給你領悟、感悟的自由，但那種美感卻給你留下了更深的印象。對詩詞來講，或許美學情感的培養，遠比技巧更為重要。愛上了，主動了，一切迎刃而解。
朱自清很正規，他講《宋詩》，要一首首講，還要你記筆記，背，考試，寫讀書報告，但是這報告，他偏重的卻是獨創性見解。
聯大其實都重獨創，像聞一多，他就曾因為一個學生在報告裡說，別人的詩都是在白地上畫畫，而李賀是在黑地上，就大加激賞。有個學生因為寫了一篇怪論，還曾被楊振聲先生免予學期終考呢，他們都肯給你創造的自由，並盡可能地去表揚、鼓勵。
這裡面也會有馮文潛式的美學講課。
“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州古渡頭，吳山點點愁。”他說，我孫女念成“吳山點點頭”。
也會有吳宓講中西詩之比較，用的卻是這種例詩：“一去二三裡，煙村四五家……”
他們這類人，是絕對有玩深度，玩晦澀的能力和資格的，但他們決不去玩。他們用趣味去喚起你的趣味，帶給你的是尊重、尋找、選擇自我旨趣的自由。這就像毛姆的觀點，書是為自己讀的，趣味才是第一。
聯大教授們的愛才惜才也是非常著名的，刻苦治學的，有才的，最愛，但也決不忽略興趣黨，歧視散漫派，要求整齊劃一，總之個性化、自由度、身心滋養才是第一。人只有精神的東西建立了，才會有根，你一旦精神的東西建立了，就決不怕沒有方向，上不了自己的軌道。
學校圖書館看書是從不用什麼借書證的，你不上課只在這看書都行，甚至可以一邊看，一邊抽煙。
馮友蘭、查良釗、馬約翰等等，都曾被學生畫入漫畫，貼到“民主牆”上，但是他們看到了，卻沒一個會生氣。
學校外賣餛飩的貴州人，有時會把餛飩餡下到湯裡，有人問他這是什麼，他張口就來：“桃花面。”這簡直有點大儒鄭玄家的婢女那種，“胡為乎泥中”的雅趣了。
民主、自由、開放、學術、精神、價值、趣味，學者們就是用這樣一種氛圍，將學生們帶向一個特殊的心靈地帶的，而這個地帶，無疑通向無數個大門，生門、蓮台。
更多的事例隨便可以找到，更多的解釋也同樣可以產生，但是自由和它的味道，是說得清，也說不清的，它有時候近乎詩的意境，不能說，不可說，一說全變。所以，打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