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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SD 75 年迷幻史,它如何影響了搖滾樂、矽谷以及整個 1960 年代|好奇心商業史

“我注視著那些建築、眺望著三藩市、思考著巴克敏斯特·富勒的觀點:人類之所以覺得地球上的資源用之不竭是因為他們認為地球是平的。
我用了 200 微克的劑量, 從 300 英尺這本書。 書的作者正是利裡在哈佛一起研究 LSD 的助理教授理查·阿爾伯特。

但約伯斯老了之後也沒有遮掩。 霍夫曼曾應朋友 Rick Doblin 的請求於 2007 年致信約伯斯, 希望他能資助瑞士心理學博士 Peter Gasser 的 LSD 研究, 這是 LSD 消聲覓跡後的首次心理治療研究。 這封信促成了約伯斯和 Doblin——“迷幻研究多學科協會”(MAPS)負責人的一通電話, 雖然最後約伯斯沒有出資, 但他在電話裡還說著:“不如把它(LSD)倒進自來水裡, 讓所有人都 High 起來。 ”

當然, 用過 LSD 的人千千萬, 蓋茨和約伯斯也只有那兩位而已。 並且個人電腦的出現本身還是建立在 1970 年代晶片技術突破之上, 英特爾成功將摩爾定律推進下去, 讓電腦變得廉價成為可能。

但具體到技術的實現,

並沒有什麼是必然的。 不論萬維網的結構、滑鼠的出現、還是被 Macintosh 普及的人機交互介面或者 iPhone 開始的多點觸控對話模式, 它們都是特定人在特定時間所做出特定選擇的結果。

做出選擇的那一代人, 以及提出想法影響他們的人都是深受嬉皮士影響的一代。 他們選擇了“個人”作為電腦的未來。 就像布蘭德後來在《一切歸功於嬉皮士》一文裡寫道:“反主流文化對中央集權權威的蔑視, 不僅替各自為政的互聯網, 也為個人電腦革命提供了思想基礎。 ”

連蒂莫西·利裡也主動跑來為個人電腦背書,

在 90 年代把他的名言改寫為“開機、啟動、接入”(Tum on, Boot up, Jack in)。

這樣的文化今天還能見到。 Google 辦公室的滑梯、紮克伯格的帽衫和 T 恤都是矽谷繼承者們在告訴世界, 他們和傳統不一樣, 雖然他們其實已經是新的巨頭、新的壟斷者, 揮舞著 IBM 從未有過的影響力。

LSD 已經重新在矽谷流行起來, 但它的用戶不再是打開大腦, 而是和這片土地一樣變得追求效率。

矽谷的工程師們開始流行微量服用約 10–20 微克的 LSD, 目的是為了“提高工作表現”。 2015 至 2017 年, 《金融時報》、《滾石雜誌》、《GQ》、《連線》等媒體都報導了此事。 一位 29 歲的創業公司負責人 Diane 說她“不喝咖啡, 只服用 LSD”;加州大學三藩市分校的 25 歲研究人員 Mike 則說:“比起告訴同事我週末有服用 LSD, 我其實比較不敢隨便透露前一晚喝了可樂。

LSD 在矽谷成了另一種“聰明藥”(以一種興奮劑“安非他命”為主要成分), 就像華爾街曾經的流行一樣。

公開承認服用 LSD 的幾位科學家和矽谷名人(不完全統計)

蘋果創始人 - 約伯斯

微軟創始人 - 比爾·蓋茨

量子動力學創始人、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 - 理查·費曼

滑鼠的發明者 - 道格·恩格爾巴特

發現聚合酶連鎖反應,諾貝爾化學獎得主 - 凱裡·穆利斯

“人工智慧”概念的提出者 - 約翰·麥凱西

重回實驗室

LSD 正在重新回到實驗室。進行相關研究的機構包括紐約大學、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蘇黎世精神病學大學醫院和倫敦帝國學院等等。

倫敦帝國學院 2016 年的一項研究非常關鍵。首次使用腦部掃描技術揭示了 LSD 作用於大腦的方式,研究發現,志願者注射(而不是吞服)75 微克 LSD 後,非掌管視覺的大腦皮層也開始參與處理圖像。

研究的負責人 Robin Carhart-Harris 博士解釋說:“通常我們的大腦有多個獨立網路來處理特定功能,例如視覺、動作、聽覺,甚至更複雜的比如‘專注’。但在 LSD 的影響下,各個網路的分隔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個更整合、統一的大腦。”

“我們的解釋是,LSD 減少了你對自我的整體感,”蘇黎世大學的研究人員,心理學家 Katrin Preller 說。

簡單來講,LSD 讓人類的自我消散,變得更加容易感受他人和周遭的環境,這就是為什麼過去的 LSD 服用者會產生自己和世界合而為一的感覺。

倫敦帝國學院神經精神藥理學教授 David Nutt 認為,LSD 的作用可被看作是扭轉了我們從嬰兒到成年後的諸多限制性思維。Nutt 激動地表示,他們等這個結果等了 50 年,其重要性對於神經科學來說,“相當於希格斯玻色子之於粒子物理學。”

關於 LSD 的科學研究在 1970 年代戛然而止。在此之前,學界曾就它的治療潛力舉行 4 次科學會議,發表數千篇論文。但隨著媒體對 LSD 的關注轉向嬉皮士運動的負面影響(一些學生在服用後跳出窗外)及美軍內部 LSD 的流行,促使尼克森上臺後迅速推行了全面禁止 LSD 的聯邦法案。

1969 年,依然在堅持研究 LSD 的保加利亞精神病學家瑪麗娜·博亞德耶娃完成了她的論文——“通過 LSD-25 引導的擬精神病行為進行的實驗性精神病學研究”,憑此獲得了索菲亞醫科大學醫學科學博士學位。 當她想要在軍方的要求下進一步研究時,一直以來為她提供 LSD 的山德士公司代表伯奇先生說:“對不起女士,我們已經把所有庫存銷毀了。”

由於大量研究集中在美國,美國禁了之後,製藥公司沒有動力繼續生產 LSD。很快,所有的科研項目都無法拿到 LSD 進行研究。1971 年,聯合國精神藥物公約要求簽約國禁止 LSD。個人還是很容易在各種管道買到 LSD,但科學家不能這麼幹。就像《LSD 與美國夢》的作者 Jay Stevens 說的:“60 年代真正終結的是對 LSD 的科學研究。”

1960 年代曾進行 LSD 研究的實驗精神病學家 Oscar Janiger 在一篇 1999 年的文章中說,他的研究發現一些服用 LSD 的藝術家擁有一個“學習曲線”,他們會逐漸找到在 LSD 狀態下尋找創作靈感的方法。但他表示“即使在我開始研究的 45 年後,依然沒有明確界定 LSD 核心要素的科學共識,也沒有研究闡明 LSD 激發創造力的具體機制。”

進入 2000 年後,科學家們開始尋找 LSD 的替代品——利裡最初嘗試的毒蘑菇中的主要迷幻成分“費洛賽賓”(psilocybin)進行研究。“費洛賽賓的一大優點是很難拼寫,而且沒有得到廣泛的負面宣傳。”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研究院比爾·理查茲表示。

2017 年 5 月在加州奧克蘭舉行的“迷幻藥科學研討會”上,來自各地的科學家聚集討論各類迷幻藥的醫用價值。一位致力於解除禁藥政策的英國活動人士 Amanda Fielding 說:“這些化合物已經變得極其忌諱,為了將它們融入社會,我們必須使用最好的科學證據來證明它們如何對大腦發揮作用,以及如何對人類有益。”

”如果不可預測依然是這種藥物的特性,它就很難進入社會。”傑弗遜飛機的主唱 Grace Slick 曾在一部 LSD 的紀錄片中說,“一方面,我會說它是一種‘絕妙的啟迪’,另一方面,‘小心’,因為你可能跳出窗外。這就是問題所在,你不知道會發生什麼。”

在瑞士巴塞爾,今年為 LSD 舉辦的 75 周年活動也邀請了世界各地的 LSD 研究者,一整天的議題包括“LSD的新臨床研究”、“LSD 和精神分裂/迷幻療法”、“LSD 與創造力”、“和阿爾伯特·霍夫曼一起生活的回憶”、“LSD 何時成為處方藥?”……在關於某種藥物的會議上,你很難見到像 LSD 這樣如此摻雜科學、神秘主義和歷史的複雜討論。

也許有一天,這種藥物將擺脫它的歷史,成為類似嗎啡的標準治療手段。無論其他人是否接受這一點,至少這是霍夫曼本人所希望的。

霍夫曼後來指責蒂莫西·利裡:“我和他討論過這個問題,我說,你不應該告訴所有人,甚至是小孩子來嘗試 LSD。LSD 可以傷害你,讓你發瘋。但如果正確使用,迷幻藥可以刺激我們嬰孩時期才擁有、長大後失去的‘視覺體驗’。”

在 2006 年的 100 歲生日時,霍夫曼接受了電視採訪,他說自己仍然會偶爾服用 LSD,“現在,大多數人都住在大城市裡,處於死寂的世界。他們登上月球,但甚至不知道如何看待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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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聚合酶連鎖反應,諾貝爾化學獎得主 - 凱裡·穆利斯

“人工智慧”概念的提出者 - 約翰·麥凱西

重回實驗室

LSD 正在重新回到實驗室。進行相關研究的機構包括紐約大學、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蘇黎世精神病學大學醫院和倫敦帝國學院等等。

倫敦帝國學院 2016 年的一項研究非常關鍵。首次使用腦部掃描技術揭示了 LSD 作用於大腦的方式,研究發現,志願者注射(而不是吞服)75 微克 LSD 後,非掌管視覺的大腦皮層也開始參與處理圖像。

研究的負責人 Robin Carhart-Harris 博士解釋說:“通常我們的大腦有多個獨立網路來處理特定功能,例如視覺、動作、聽覺,甚至更複雜的比如‘專注’。但在 LSD 的影響下,各個網路的分隔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個更整合、統一的大腦。”

“我們的解釋是,LSD 減少了你對自我的整體感,”蘇黎世大學的研究人員,心理學家 Katrin Preller 說。

簡單來講,LSD 讓人類的自我消散,變得更加容易感受他人和周遭的環境,這就是為什麼過去的 LSD 服用者會產生自己和世界合而為一的感覺。

倫敦帝國學院神經精神藥理學教授 David Nutt 認為,LSD 的作用可被看作是扭轉了我們從嬰兒到成年後的諸多限制性思維。Nutt 激動地表示,他們等這個結果等了 50 年,其重要性對於神經科學來說,“相當於希格斯玻色子之於粒子物理學。”

關於 LSD 的科學研究在 1970 年代戛然而止。在此之前,學界曾就它的治療潛力舉行 4 次科學會議,發表數千篇論文。但隨著媒體對 LSD 的關注轉向嬉皮士運動的負面影響(一些學生在服用後跳出窗外)及美軍內部 LSD 的流行,促使尼克森上臺後迅速推行了全面禁止 LSD 的聯邦法案。

1969 年,依然在堅持研究 LSD 的保加利亞精神病學家瑪麗娜·博亞德耶娃完成了她的論文——“通過 LSD-25 引導的擬精神病行為進行的實驗性精神病學研究”,憑此獲得了索菲亞醫科大學醫學科學博士學位。 當她想要在軍方的要求下進一步研究時,一直以來為她提供 LSD 的山德士公司代表伯奇先生說:“對不起女士,我們已經把所有庫存銷毀了。”

由於大量研究集中在美國,美國禁了之後,製藥公司沒有動力繼續生產 LSD。很快,所有的科研項目都無法拿到 LSD 進行研究。1971 年,聯合國精神藥物公約要求簽約國禁止 LSD。個人還是很容易在各種管道買到 LSD,但科學家不能這麼幹。就像《LSD 與美國夢》的作者 Jay Stevens 說的:“60 年代真正終結的是對 LSD 的科學研究。”

1960 年代曾進行 LSD 研究的實驗精神病學家 Oscar Janiger 在一篇 1999 年的文章中說,他的研究發現一些服用 LSD 的藝術家擁有一個“學習曲線”,他們會逐漸找到在 LSD 狀態下尋找創作靈感的方法。但他表示“即使在我開始研究的 45 年後,依然沒有明確界定 LSD 核心要素的科學共識,也沒有研究闡明 LSD 激發創造力的具體機制。”

進入 2000 年後,科學家們開始尋找 LSD 的替代品——利裡最初嘗試的毒蘑菇中的主要迷幻成分“費洛賽賓”(psilocybin)進行研究。“費洛賽賓的一大優點是很難拼寫,而且沒有得到廣泛的負面宣傳。”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研究院比爾·理查茲表示。

2017 年 5 月在加州奧克蘭舉行的“迷幻藥科學研討會”上,來自各地的科學家聚集討論各類迷幻藥的醫用價值。一位致力於解除禁藥政策的英國活動人士 Amanda Fielding 說:“這些化合物已經變得極其忌諱,為了將它們融入社會,我們必須使用最好的科學證據來證明它們如何對大腦發揮作用,以及如何對人類有益。”

”如果不可預測依然是這種藥物的特性,它就很難進入社會。”傑弗遜飛機的主唱 Grace Slick 曾在一部 LSD 的紀錄片中說,“一方面,我會說它是一種‘絕妙的啟迪’,另一方面,‘小心’,因為你可能跳出窗外。這就是問題所在,你不知道會發生什麼。”

在瑞士巴塞爾,今年為 LSD 舉辦的 75 周年活動也邀請了世界各地的 LSD 研究者,一整天的議題包括“LSD的新臨床研究”、“LSD 和精神分裂/迷幻療法”、“LSD 與創造力”、“和阿爾伯特·霍夫曼一起生活的回憶”、“LSD 何時成為處方藥?”……在關於某種藥物的會議上,你很難見到像 LSD 這樣如此摻雜科學、神秘主義和歷史的複雜討論。

也許有一天,這種藥物將擺脫它的歷史,成為類似嗎啡的標準治療手段。無論其他人是否接受這一點,至少這是霍夫曼本人所希望的。

霍夫曼後來指責蒂莫西·利裡:“我和他討論過這個問題,我說,你不應該告訴所有人,甚至是小孩子來嘗試 LSD。LSD 可以傷害你,讓你發瘋。但如果正確使用,迷幻藥可以刺激我們嬰孩時期才擁有、長大後失去的‘視覺體驗’。”

在 2006 年的 100 歲生日時,霍夫曼接受了電視採訪,他說自己仍然會偶爾服用 LSD,“現在,大多數人都住在大城市裡,處於死寂的世界。他們登上月球,但甚至不知道如何看待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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