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青線上訊(中國青年報·中青線上記者 蔣肖斌) 美國記者愛德格·斯諾所著的《紅星照耀中國》， 無疑是一部曾經影響了整整一代中國革命者的不朽經典。 1937年英文版在英國面世， 1938年， 首個中文全譯本在上海出版， 今年， 是《紅星照耀中國》中文版出版80周年。
4月24日， 中國出版集團、人民文學出版社、全國中語會聯合主辦的“紅星耀中國經典長流傳——紀念《紅星照耀中國》中文版出版80周年座談會”在京舉行。 部編本語文教材總主編溫儒敏在會上說：“《紅星照耀中國》現在作為紀實類報告文學， 收錄在部編教材八年級上冊， 引導孩子們感受共產黨人那種胸襟氣度， 傳承革命傳統。 另外， 也讓學生瞭解， 新聞報導紀實性作品雖然寫的是事實， 但是它也有態度， 有一種人性的關懷。 ”
《紅星照耀中國》是對上世紀30年代中國紅色革命的真實報導， 對中共工農紅軍在西北革命根據地的戰鬥、生產與生活做了大量真實記錄， 一經出版， 就在國內外產生轟動。 它打破了當時國民黨和某些西方媒體對中國紅色革命的歪曲與譭謗， 指引了無數青年人走上了革命道路。
時至今日， 《紅星照耀中國》已被翻譯成近20種語言文字， 累計發行上千萬冊，
1936年， 愛德格·斯諾帶著關於革命與戰爭， 紅色政權的建立， 蘇區的政治、經濟、文化， 共產黨的信仰在現實中的實踐等無數無法理解的問題， 冒著生命危險， 進入中國西北革命根據地， 探尋紅色中國。
他歷時4個月， 遍訪中國工農紅軍政權領導毛澤東、朱德， 周恩來、彭德懷、徐海東、林伯渠等紅軍將領和紅軍普通戰士， 尋訪當地的老百姓， 用客觀又不乏激情的語言， 描述那一代中國青年所創造的奇跡， 第一次向全世界解釋了中國革命的原因和目的， 也讓全世界人民瞭解紅軍不可征服的那種精神，
《紅星照耀中國》很快就完成了從暢銷到經典的過程， 很多人通過《紅星照耀中國》瞭解中國的現實和革命。 後來成為中國革命中堅力量的人物， 不少都是通過這本書建立起革命的信念的。 據說毛澤東一直珍藏一本《紅星照耀中國》， 反復翻閱， 以至於破散到不得不找專人修補的程度。
而《紅星照耀中國》在中國的出版本身就是一部驚心動魄的歷史。
1937年3月， 在斯諾夫婦的支援下， 中國北方愛國青年大學生王福時主持， 與郭達、李放等共同編譯了《外國記者西北印象記》一書， 在北平秘密出版。 該書的主體部分《紅旗下的中國》後來均收入1937年英國戈蘭茨公司的英文版《紅星照耀中國》， 可謂後者的雛形。
1938年2月10日， 在胡愈之組織籌畫下， “複社”在上海翻譯出版了第一個全譯本。 此書據英文版譯出， 考慮到當時的政治環境， 書名譯作《西行漫記》。 斯諾應約為中譯本寫了一篇真摯感人的長序冠於全書之前， 深情地預祝中國抗戰取得“最後勝利”。
由於缺少印刷資金， “複社”版出版前， 組織者只能通過讀者“眾籌”的辦法多方籌措。 有十幾位讀者每人捐出50元買紙張， 另有幾十人通過自己的社會關係徵集到讀者預約金共幾百元， 作為印刷成本， 還有一些人志願參加義務勞動。 在多人的努力下， 這部由群眾自己組織發行的“複社”版在短短一個月的時間就出版了， 速度之快，舉世罕見。
“複社”版出版後，立刻引發爆炸性反響，預先發售的購書券被搶購一空，從1938年2月到11月短短10個月的時間內，印行了四版，轟動國內甚至國外華僑集聚地。在淪陷區和國民黨統治區，很多讀者冒著生命危險爭相傳閱或者輾轉傳抄。有不少進步青年懷揣此書奔赴延安這個紅星升起之地。
據譯者之一李放說，他1938年夏南下，沿途不僅看到好幾種翻版本，甚至遠在廣東臺山縣水口鎮的小書攤上都見到有此書出售，其傳播之廣，翻印之快，可見一斑。
此後，延安等地的出版組織將《西行漫記》第四、五兩章(《一個共產黨員的來歷》和《長征》)以“抽印本”形式獨立出版，分別更名為《毛澤東自傳》和《二萬五千里長征》。這些“抽印本”流傳也十分廣泛。
從抗戰時期到解放戰爭結束，《紅星照耀中國》各種版本如雨後春筍版面世，其出版地點不僅有根據地的，也有國統區和遊擊區的，還有因避免搜查而根本不署地點或出版社名稱的。
1949年新中國誕生前夕，上海史家康等六人合譯的《紅星照耀中國》出版，定名為《長征25000裡》(副題《中國的紅星》)。由於此書早在十年前即譯出，故特別標明為“啟明書局民國三十八年六月新一版”。同年9月，“亦愚”翻譯的《西行漫記》(副題《二萬五千里長征》)以急流出版社名義在上海印行。
“文革”期間，《西行漫記》遭禁錮。在許多單位和部門，它被加蓋“嚴控”之類印戳後密封於圖書館和資料室中停止出借。
1979年12月，吳黎平根據《紅星照耀中國》整理定稿的《毛澤東1936年同斯諾的談話》(副題為《關於自己的革命經歷和紅軍長征等問題》)，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幾乎同時，翻譯家董樂山的全新譯本《西行漫記》出版，封面標明原名：《紅星照耀中國》。此書據1937年倫敦初版本全文譯出，增譯了第十一章中第五節的《那個外國智囊》，恢復了在英美風行一時的英文初版本的歷史原貌。同時，對英文本中個別史實錯誤以及人名、地名、書刊名稱的拼寫錯誤也作了不少校正。
董樂山版《西行漫記》不僅是《紅星照耀中國》在中國流傳數十年來，國內最忠實於原著的嶄新全譯本，從某種意義上說也是一部具有里程碑性質的版本。2016年人民文學出社出版的《紅星照耀中國》，就是基於董樂山譯本的全新版。
責編：齊琪
速度之快，舉世罕見。“複社”版出版後，立刻引發爆炸性反響，預先發售的購書券被搶購一空，從1938年2月到11月短短10個月的時間內，印行了四版，轟動國內甚至國外華僑集聚地。在淪陷區和國民黨統治區，很多讀者冒著生命危險爭相傳閱或者輾轉傳抄。有不少進步青年懷揣此書奔赴延安這個紅星升起之地。
據譯者之一李放說，他1938年夏南下，沿途不僅看到好幾種翻版本，甚至遠在廣東臺山縣水口鎮的小書攤上都見到有此書出售，其傳播之廣，翻印之快，可見一斑。
此後，延安等地的出版組織將《西行漫記》第四、五兩章(《一個共產黨員的來歷》和《長征》)以“抽印本”形式獨立出版，分別更名為《毛澤東自傳》和《二萬五千里長征》。這些“抽印本”流傳也十分廣泛。
從抗戰時期到解放戰爭結束，《紅星照耀中國》各種版本如雨後春筍版面世，其出版地點不僅有根據地的，也有國統區和遊擊區的，還有因避免搜查而根本不署地點或出版社名稱的。
1949年新中國誕生前夕，上海史家康等六人合譯的《紅星照耀中國》出版，定名為《長征25000裡》(副題《中國的紅星》)。由於此書早在十年前即譯出，故特別標明為“啟明書局民國三十八年六月新一版”。同年9月，“亦愚”翻譯的《西行漫記》(副題《二萬五千里長征》)以急流出版社名義在上海印行。
“文革”期間，《西行漫記》遭禁錮。在許多單位和部門，它被加蓋“嚴控”之類印戳後密封於圖書館和資料室中停止出借。
1979年12月，吳黎平根據《紅星照耀中國》整理定稿的《毛澤東1936年同斯諾的談話》(副題為《關於自己的革命經歷和紅軍長征等問題》)，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幾乎同時，翻譯家董樂山的全新譯本《西行漫記》出版，封面標明原名：《紅星照耀中國》。此書據1937年倫敦初版本全文譯出，增譯了第十一章中第五節的《那個外國智囊》，恢復了在英美風行一時的英文初版本的歷史原貌。同時，對英文本中個別史實錯誤以及人名、地名、書刊名稱的拼寫錯誤也作了不少校正。
董樂山版《西行漫記》不僅是《紅星照耀中國》在中國流傳數十年來，國內最忠實於原著的嶄新全譯本，從某種意義上說也是一部具有里程碑性質的版本。2016年人民文學出社出版的《紅星照耀中國》，就是基於董樂山譯本的全新版。
責編：齊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