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張一弛
你最怕接到什麼電話？
大概是從醫院打來的吧。
生病就像隨機搖號， 誰也不知道哪天會搖到誰的頭上。 這段時間， 創哥遇見了很多活生生的案例，
生病之後發現最殘忍的現實是， 你發現自己拼命存錢， 卻看不起病。 創哥周圍越來越多的人， 腰包還沒鼓， 但是醫療帳單卻已經疊了起來。
生病所付出的費用， 不費吹灰之力就能擊垮一個家庭：全國腫瘤患者平均治療花費在10萬左右，
這樣高昂的醫藥費， 越來越多的人被逼出了一招：去印度看病買藥。
這些人買的不是什麼印度神油， 而是他們發現， 在印度看病買藥的價格跟中國簡直天差地別：劑量、安全性、效力、作用、品質以及適應症上完全相同的藥， 但均價只有中國的20%—40%！
中國賣2萬的癌症救命藥， 印度為啥只要200塊?
印度：
只要能救人， 專利根本不重要！
時間倒回到70年前， 印度剛剛獨立， 整個醫藥市場的80%都被跨國公司藥廠控制著， 99%的專利藥掌握在這些公司手中， 市場上的藥價高到可怕。
印度， 這個遍地貧民窟的小小的國家， 卻有著大大的夢想。 印度的夢想， 就是讓全世界的病人都能吃得起藥！
為了這個夢想， 政府採取了很多措施， 但要說真正把藥價拉下來的， 還是一個女人。 她是印度迄今為止唯一的女總理， 也是印度歷屆總理中， 爭議最大， 最鐵腕的一位：英迪拉·甘地。
她認為， 都是因為專利這玩意， 讓印度人根本吃不起藥。 於是， 在她的主導下， 印度重新修訂了《專利法》：對本國研發的食品、藥品只授予工藝專利， 不授予產品專利。
這還不夠， 她還要求整個印度， 要堅定不移地執行“藥物強制許可制度”。
“專利殺死病人”
“強制許可” 這幾個字一聽就霸氣到不行，怎麼解釋呢——
由於醫藥行業的特殊性，在一般的國家，一些緊急救命的新藥可以獲得專利侵權豁免，但這類藥是非常少的。而大部分藥品，在二十年的專利期內，除了原研企業，其它企業都不能進行生產。
而在印度，只要大家覺得原研藥略貴，人們買不起，就可以無視專利，隨便仿製。
簡而言之就是，印度不承認專利權，直接對治病有效的藥物進行仿製，基本上無視專利的存在。
有了這兩條規定，印度在製藥行業算是徹底開了掛！
比如，對於慢粒白血病患者來說，活下來的幾率只有不到50%。而瑞士研究出了一種叫格列衛的藥，直接讓病人的生存率上升到90%，對於這些病人來說，格列衛就是救命藥一般的存在。
格列衛在中國的價格是全球最高，23500元一盒。香港17000元，美國13600元，澳大利亞10000元左右，韓國約為3000元。
但是在印度，每盒價格低到驚人，只要200人民幣不到，也就是說在中國買一盒的錢，在印度都能買兩百盒了！
再比如，治療肺癌的易瑞沙，美國進口價7000人民幣，而在印度，只要600塊。
同樣是治療脊髓炎的藥，印度比美國整整高50倍！
一種藥二十年的專利期，等到專利期滿，大家可以開始仿的時候，你發現人家印度已經仿了十幾年了。
加上印度的人力資源先天優勢，導致的結果就是，印度的製藥工藝比中國強至少10年！
歐美：
一邊罵印度流氓，一邊靠印度藥救人
全球1/5的仿製藥產自印度，而印度產的仿製藥，大約有一半漂過了印度洋，漂向了全世界。
但藥吃對了能治病，吃錯了連鴻茅藥酒也救不了你，印度留給世界的未解之謎就是：“假藥”的藥效到底怎麼樣？
在印度，仿製藥也要求必須進行臨床測試。印度政府還一直通過貸款、產業合作夥伴計畫等多種方式支援仿製藥發展，政府通過政策鬆緊來引導企業生產優質藥品、杜絕違法仿製藥。
印度太陽製藥公司在孟買的研發中心
從道義上說，仿製藥可以挽救因買不起昂貴原廠藥而面臨死亡的生命；但從法律上說，仿製藥必然是侵害了製藥廠商了利益。
各大製藥巨頭都對印度恨之入骨，這幾年跟印度沒少打官司。不只是印度，1999 年南非發生了一起全球矚目的訴訟案，被告席上坐著的居然是南非政府。
當時南非 HIV 感染率接近 30%，是全世界疫情蔓延最嚴重的地區。儘管抗病毒藥物已陸續出現，但高昂的藥品費用，讓感染者連治療機會都沒有，只能等死。
為此，南非政府就《藥品及相關產品管理法案》發佈了一起修正案，引入“強制許可”和“平行進口”。
這一做法卻惹惱了國際藥商，全球 37 家藥業巨頭聯合起訴南非政府。但這場官司南非政府得到了來自全世界的支持，經過 3 年的訴訟，藥商在壓力越來越大的情況下，決定撤訴。
2003 年，世貿總理事會通過《杜哈宣言第六段的執行決議》：
發展中成員和最不發達成員國可在發生公共健康危機時，比如愛滋病、瘧疾、肺結核和其他流行性疾病時，不經專利權人同意，實施強制許可制度，生產、銷售和使用專利產品。
“對生命的重視可以逾越對專利權的尊重”，成為了那次案件的重要結論。
現在，印度成為了第三世界的藥房，是發展中國家仿製藥的最大供應國：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無國界醫生組織，其他援助專案的順利開展，都依賴著印度生產的低成本仿製藥。
中國：
沒有專利藥的創新，
哪來仿製藥的拯救生死？
而當印度的仿製藥想漂進中國時，卻被狠狠的拒絕了。
中國藥品進口，必須經國家藥品監督管理部門組織審查才能批准進口，而去印度代購的藥品，即使在海外國家取得審查註冊，成分再有效，效果再好，但在我國未被批准進口的情況下使用，一律按假藥論處。
中國這麼做，理由有兩個：
1. 中國作為一個世界大國，是不能幹這種侵犯智慧財產權的事的。如果有人千辛萬苦研發一種新藥出來，結果誰都可以拿來仿製，那長此以往誰還願意研發新藥呢？長期來看，這對藥品行業自主創新將是致命的打擊。
2. 印度有的藥，中國也有。超過專利保護期的藥，中國有企業也在仿製，當然要支持本國的製藥企業了。
可是，當性命攸關的時候，似乎沒有任何力量，能夠阻擋病人求生的腳步。在中國，第一個嘗試印度仿製藥的患者叫陸勇。
2002年8月，當時34歲的陸勇在一場感冒之後，確診為慢粒白血病患者，高昂的醫藥費，兩年不到，父親半輩子攢下的70萬元基本已經被他花乾淨了。
但是，“痊癒”這兩個字對於剛剛陷入恐慌的病人實在是太有誘惑力了，當他知道格列衛在印度的價格只要200，而且藥性相似度99.9%時，那種感覺“像是死緩改判有期徒刑。”
陸勇被抓後，400多名病友聯名為他求情，很多人都在留言中說他是救命恩人，在聯名信裡有一段這樣的話：
進口格列衛費用昂貴，吃不起如同等死，印度仿製藥的出現，才增加了活下去的勇氣，請給慢粒白血病患者一些活路吧，以人為本才是正路。
在中國，人們越來越不敢生病，想靠醫保？可很多省市的大病醫保都設置了報銷的封頂上限，比如西藏最高報銷14萬，重慶最高報銷20萬。
花光積蓄賣房賣車之後，醫保報不了的部分，患者和家屬要從哪裡籌錢？
只能借債看病。 等可以借的錢都借完了之後，慈善救助便是很多人最後一根救命稻草。
一天有24個小時，1440分鐘，每過去一分鐘，中國就有7個人被診斷為癌症，中國癌症病人五年生存率僅為30.9%（而日本癌症的生存率是81.6%）。
中國死亡人數占全球癌症死亡人數四分之一。
拿著自己體檢報告的創哥，在醫院門口的便道上，看到了祖傳秘方的據點。“吃這個吧，這個管用”，不遠處的一個男人帶著他的祖傳秘方——一隻王八。
“秘方”被藍色繩子套著，揮舞著四肢在地上爬來爬去。“拿這個煲湯，准好，有復發轉移的也能治好”。
我們還不富裕，
也經不起折騰，
別讓人權和智慧財產權的博弈，
成為人人皆輸的困局。
“專利殺死病人”
“強制許可” 這幾個字一聽就霸氣到不行，怎麼解釋呢——
由於醫藥行業的特殊性，在一般的國家，一些緊急救命的新藥可以獲得專利侵權豁免，但這類藥是非常少的。而大部分藥品，在二十年的專利期內，除了原研企業，其它企業都不能進行生產。
而在印度，只要大家覺得原研藥略貴，人們買不起，就可以無視專利，隨便仿製。
簡而言之就是，印度不承認專利權，直接對治病有效的藥物進行仿製，基本上無視專利的存在。
有了這兩條規定，印度在製藥行業算是徹底開了掛！
比如，對於慢粒白血病患者來說，活下來的幾率只有不到50%。而瑞士研究出了一種叫格列衛的藥，直接讓病人的生存率上升到90%，對於這些病人來說，格列衛就是救命藥一般的存在。
格列衛在中國的價格是全球最高，23500元一盒。香港17000元，美國13600元，澳大利亞10000元左右，韓國約為3000元。
但是在印度，每盒價格低到驚人，只要200人民幣不到，也就是說在中國買一盒的錢，在印度都能買兩百盒了！
再比如，治療肺癌的易瑞沙，美國進口價7000人民幣，而在印度，只要600塊。
同樣是治療脊髓炎的藥，印度比美國整整高50倍！
一種藥二十年的專利期，等到專利期滿，大家可以開始仿的時候，你發現人家印度已經仿了十幾年了。
加上印度的人力資源先天優勢，導致的結果就是，印度的製藥工藝比中國強至少10年！
歐美：
一邊罵印度流氓，一邊靠印度藥救人
全球1/5的仿製藥產自印度，而印度產的仿製藥，大約有一半漂過了印度洋，漂向了全世界。
但藥吃對了能治病，吃錯了連鴻茅藥酒也救不了你，印度留給世界的未解之謎就是：“假藥”的藥效到底怎麼樣？
在印度，仿製藥也要求必須進行臨床測試。印度政府還一直通過貸款、產業合作夥伴計畫等多種方式支援仿製藥發展，政府通過政策鬆緊來引導企業生產優質藥品、杜絕違法仿製藥。
印度太陽製藥公司在孟買的研發中心
從道義上說，仿製藥可以挽救因買不起昂貴原廠藥而面臨死亡的生命；但從法律上說，仿製藥必然是侵害了製藥廠商了利益。
各大製藥巨頭都對印度恨之入骨，這幾年跟印度沒少打官司。不只是印度，1999 年南非發生了一起全球矚目的訴訟案，被告席上坐著的居然是南非政府。
當時南非 HIV 感染率接近 30%，是全世界疫情蔓延最嚴重的地區。儘管抗病毒藥物已陸續出現，但高昂的藥品費用，讓感染者連治療機會都沒有，只能等死。
為此，南非政府就《藥品及相關產品管理法案》發佈了一起修正案，引入“強制許可”和“平行進口”。
這一做法卻惹惱了國際藥商，全球 37 家藥業巨頭聯合起訴南非政府。但這場官司南非政府得到了來自全世界的支持，經過 3 年的訴訟，藥商在壓力越來越大的情況下，決定撤訴。
2003 年，世貿總理事會通過《杜哈宣言第六段的執行決議》：
發展中成員和最不發達成員國可在發生公共健康危機時，比如愛滋病、瘧疾、肺結核和其他流行性疾病時，不經專利權人同意，實施強制許可制度，生產、銷售和使用專利產品。
“對生命的重視可以逾越對專利權的尊重”，成為了那次案件的重要結論。
現在，印度成為了第三世界的藥房，是發展中國家仿製藥的最大供應國：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無國界醫生組織，其他援助專案的順利開展，都依賴著印度生產的低成本仿製藥。
中國：
沒有專利藥的創新，
哪來仿製藥的拯救生死？
而當印度的仿製藥想漂進中國時，卻被狠狠的拒絕了。
中國藥品進口，必須經國家藥品監督管理部門組織審查才能批准進口，而去印度代購的藥品，即使在海外國家取得審查註冊，成分再有效，效果再好，但在我國未被批准進口的情況下使用，一律按假藥論處。
中國這麼做，理由有兩個：
1. 中國作為一個世界大國，是不能幹這種侵犯智慧財產權的事的。如果有人千辛萬苦研發一種新藥出來，結果誰都可以拿來仿製，那長此以往誰還願意研發新藥呢？長期來看，這對藥品行業自主創新將是致命的打擊。
2. 印度有的藥，中國也有。超過專利保護期的藥，中國有企業也在仿製，當然要支持本國的製藥企業了。
可是，當性命攸關的時候，似乎沒有任何力量，能夠阻擋病人求生的腳步。在中國，第一個嘗試印度仿製藥的患者叫陸勇。
2002年8月，當時34歲的陸勇在一場感冒之後，確診為慢粒白血病患者，高昂的醫藥費，兩年不到，父親半輩子攢下的70萬元基本已經被他花乾淨了。
但是，“痊癒”這兩個字對於剛剛陷入恐慌的病人實在是太有誘惑力了，當他知道格列衛在印度的價格只要200，而且藥性相似度99.9%時，那種感覺“像是死緩改判有期徒刑。”
陸勇被抓後，400多名病友聯名為他求情，很多人都在留言中說他是救命恩人，在聯名信裡有一段這樣的話：
進口格列衛費用昂貴，吃不起如同等死，印度仿製藥的出現，才增加了活下去的勇氣，請給慢粒白血病患者一些活路吧，以人為本才是正路。
在中國，人們越來越不敢生病，想靠醫保？可很多省市的大病醫保都設置了報銷的封頂上限，比如西藏最高報銷14萬，重慶最高報銷20萬。
花光積蓄賣房賣車之後，醫保報不了的部分，患者和家屬要從哪裡籌錢？
只能借債看病。 等可以借的錢都借完了之後，慈善救助便是很多人最後一根救命稻草。
一天有24個小時，1440分鐘，每過去一分鐘，中國就有7個人被診斷為癌症，中國癌症病人五年生存率僅為30.9%（而日本癌症的生存率是81.6%）。
中國死亡人數占全球癌症死亡人數四分之一。
拿著自己體檢報告的創哥，在醫院門口的便道上，看到了祖傳秘方的據點。“吃這個吧，這個管用”，不遠處的一個男人帶著他的祖傳秘方——一隻王八。
“秘方”被藍色繩子套著，揮舞著四肢在地上爬來爬去。“拿這個煲湯，准好，有復發轉移的也能治好”。
我們還不富裕，
也經不起折騰，
別讓人權和智慧財產權的博弈，
成為人人皆輸的困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