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田文富（省委黨校教授）
“建立健全綠色低碳迴圈發展的經濟體系”， 是黨的十九大為深入推進綠色發展而確立的一項戰略部署， 也是實現高品質發展的重要任務。 為落實中央建立現代經濟體系、實現高品質發展的戰略要求， 包括河南在內的全國多個地方都把綠色創新和“轉型攻堅”作為提高經濟發展品質的優先事項， 提出著力提高產業“綠色化”水準。
“綠色+產業”轉型發展的機遇和潛力
當前,中國經濟發展進入了新時代， 綠色技術、綠色業態和綠色運營模式進入創新活躍期。 特別是隨著生態環境治理與保護相關制度日益完善，
“綠色+產業”轉型發展的主要問題和挑戰
一是對“綠色+產業”發展理念認識問題。 儘管中央通過“一崗雙責”、“黨政同責”、離任審計和環保督查等制度來強化綠色發展國家發展戰略的實施， 但對於綠色轉型的內在邏輯及綠色發展同傳統發展模式的本質區別缺乏深入認識。 對於“綠色+工業”“綠色+農業”“綠色+服務業”等綠色產業發展認識不到位、措施不堅決。 特別是對於“綠色富國”“綠色惠民”存在模糊認識， 有些地方以致把生態文明和綠色發展停留在表面上， 停留在會議和口號上， 缺乏方法和措施， 忽視傳統產業的優化升級和新興產業的培育發展。
二是政府宏觀引導與公平競爭問題。 “綠色+產業”發展在某些領域和初始階段， 需要政府的政策引導和資助扶持。 採用綠色創新技術或者改進生產工藝流程都需要成本， 而且綠色產業的投資在其初期還面臨市場不確定因素。 因此， 綠色發展需要一定的政策補貼和激勵， 有效地引導社會預期， 引導技術創新、投資和市場需求， 讓綠色發展目標自我實現。
三是體制和機制創新問題。 我們現在的許多經濟發展的體制機制均是圍繞傳統GDP增長的發展目標進行設計運行的， 不是為實現“綠色+產業”發展模式的內在要求服務的。 比如， 幹部考核評價和選拔任用機制、財政稅收和投融資體制、國土能源資源管理體制等。
四是環境公平問題。 儘管“綠色+產業”發展對促進環境效益和社會經濟整體效益有很大幫助， 但同時在淘汰落後產業、化解過剩產能、處理“僵屍企業”的綠色轉型過程中， 部分地區、部分行業和部分人群註定會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 比如， 為了增加城市空氣優良天數， 強制煤改氣、強令某些正常生產企業停產， 從社會公正的角度而言， 是違背市場規律和生產規律的。 這些問題處理不好，
“綠色+產業”轉型發展的重點任務
一是提高對“綠色+產業”發展理念的認識。 生態環境保護和綠色轉型發展不能簡單理解為非此即彼的對立關係， 更主要的是“綠色富國”“綠色惠民”的相互促進和統一關係， 提高“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認識水準和二者相互轉化的執政能力， 破除環境保護不利於經濟發展的錯誤觀念。 一定要讓政府、企業、社會組織和公眾都清楚明白環境污染問題造成的危害和造成的嚴重後果， 講清楚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根本要求之一就是追求人與自然和諧的“美麗生活”。 “生態文明”“美麗和諧”已經寫入中國2018憲法， 這就是“綠色+產業”發展的目標要求， 也是“綠色+產業”發展的重大歷史機遇。“綠色+產業”發展不僅是轉型發展的需要，更是建設現代化強國的需要；不僅是建設現代經濟體系的需要，也是高品質發展的需要。通過針對性的宣傳教育，減少“綠色+產業”發展的行動阻力，逐步引導綠色消費社會心理的養成，促進綠色產業體系的完善。
二是統籌推進“三個十條”，拓展“綠色+產業”發展空間。打好環境治理攻堅戰，制定更嚴格的大氣污染、水污染和土壤污染環境治理標準。通過統籌推進“三個十條”的實施和環保技術的集成式應用，加大對污水、垃圾處理的環境基礎設施投資和建設，推動“綠色+產業”的發展。積極引進協力廠商治理，加快培育一批脫硫、脫銷、除氮、出碳的市場主體，將非綠色產品的外部成本通過環境稅、資源稅等手段逐步使其完全內部化，削減取消政府對化石能源、化學農業、傳統化工等補貼和扶持力度；對現有新能源、電動車、綠色建築等領域進行綠色目標評估，建立健全對“綠色+產業”發展的獎勵扶持和生態補償政策，並根據綠色標準進行適時適當調整，打造“綠色+產業”發展的公平市場競爭環境。
三是創新“綠色+產業”發展的體制機制。突出綠色轉型和社會福祉，建立“綠色+產業”發展標準的績效測度考核指標，加大綠色GDP考核權重，指標設計要綜合反映經濟發展的品質和效益。建立綠色財政和稅收征管體系，進一步調高高耗能、高污染、資源性行業和產品的稅負及消費稅徵收範圍，全面開啟環境稅、資源稅和綠色轉移支付；對於處於生態涵養和生態脆弱的主體功能區內，而稅收又十分依賴“兩高一資”產業發展的地區進行專項財政轉移支付，説明其擺脫稅收路徑依賴。建立健全“綠色+產業”發展的綠色投融資體系，鼓勵各類金融機構加大綠色信貸發放力度，在環境高風險領域建立環境污染強制責任保險制度，研究設立綠色股票指數和發展相關投資產品，鼓勵銀行和企業發行綠色債券。對於綠色金融創新工具開闢特別綠色通道，降低准入門檻，簡化審核程式。事實證明，綠色金融具有很大的發展潛力。僅各類綠色債券，2017年中國共計發行286只，規模達5511.43億元，在2018年的前15個交易日，國內已至少有18只、共計643億元的綠色債券上市發行，有力推動了綠色技術的進步和綠色環保產業的發展。
四是建立公平包容的“綠色+產業”發展的社會環境。根據新時代綠色高品質發展的需要，重新評估生態功能區發展的現有政策並進行調整完善，對於綠色發輾轉型可能影響到的特定人群、行業和區域加大財政扶持和社會優撫力度，提高退耕還林、退耕還草補貼幅度，做好貧困山區扶貧資金與綠色轉型的協調銜接；加快建立將生態功能區“綠水青山”轉化為“金山銀山”實施意見和實施方案。針對“綠色+產業”發展受到影響的僵屍企業、過剩產能淘汰企業的職工，建立健全全國統一的失業保險體系和專項救助支持，提高“綠色+產業”發展綜合風險防範能力，增強“綠色+產業”的抗圧風險和發展韌性。
也是“綠色+產業”發展的重大歷史機遇。“綠色+產業”發展不僅是轉型發展的需要，更是建設現代化強國的需要；不僅是建設現代經濟體系的需要，也是高品質發展的需要。通過針對性的宣傳教育，減少“綠色+產業”發展的行動阻力，逐步引導綠色消費社會心理的養成，促進綠色產業體系的完善。二是統籌推進“三個十條”，拓展“綠色+產業”發展空間。打好環境治理攻堅戰，制定更嚴格的大氣污染、水污染和土壤污染環境治理標準。通過統籌推進“三個十條”的實施和環保技術的集成式應用，加大對污水、垃圾處理的環境基礎設施投資和建設，推動“綠色+產業”的發展。積極引進協力廠商治理，加快培育一批脫硫、脫銷、除氮、出碳的市場主體，將非綠色產品的外部成本通過環境稅、資源稅等手段逐步使其完全內部化，削減取消政府對化石能源、化學農業、傳統化工等補貼和扶持力度；對現有新能源、電動車、綠色建築等領域進行綠色目標評估，建立健全對“綠色+產業”發展的獎勵扶持和生態補償政策，並根據綠色標準進行適時適當調整，打造“綠色+產業”發展的公平市場競爭環境。
三是創新“綠色+產業”發展的體制機制。突出綠色轉型和社會福祉，建立“綠色+產業”發展標準的績效測度考核指標，加大綠色GDP考核權重，指標設計要綜合反映經濟發展的品質和效益。建立綠色財政和稅收征管體系，進一步調高高耗能、高污染、資源性行業和產品的稅負及消費稅徵收範圍，全面開啟環境稅、資源稅和綠色轉移支付；對於處於生態涵養和生態脆弱的主體功能區內，而稅收又十分依賴“兩高一資”產業發展的地區進行專項財政轉移支付，説明其擺脫稅收路徑依賴。建立健全“綠色+產業”發展的綠色投融資體系，鼓勵各類金融機構加大綠色信貸發放力度，在環境高風險領域建立環境污染強制責任保險制度，研究設立綠色股票指數和發展相關投資產品，鼓勵銀行和企業發行綠色債券。對於綠色金融創新工具開闢特別綠色通道，降低准入門檻，簡化審核程式。事實證明，綠色金融具有很大的發展潛力。僅各類綠色債券，2017年中國共計發行286只，規模達5511.43億元，在2018年的前15個交易日，國內已至少有18只、共計643億元的綠色債券上市發行，有力推動了綠色技術的進步和綠色環保產業的發展。
四是建立公平包容的“綠色+產業”發展的社會環境。根據新時代綠色高品質發展的需要，重新評估生態功能區發展的現有政策並進行調整完善，對於綠色發輾轉型可能影響到的特定人群、行業和區域加大財政扶持和社會優撫力度，提高退耕還林、退耕還草補貼幅度，做好貧困山區扶貧資金與綠色轉型的協調銜接；加快建立將生態功能區“綠水青山”轉化為“金山銀山”實施意見和實施方案。針對“綠色+產業”發展受到影響的僵屍企業、過剩產能淘汰企業的職工，建立健全全國統一的失業保險體系和專項救助支持，提高“綠色+產業”發展綜合風險防範能力，增強“綠色+產業”的抗圧風險和發展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