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行事件
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
杜月笙去了香港，
租住在堅尼地台18號底層，
國共雙方開始爭取杜月笙。
中共安排喬冠華、潘漢年一直與杜月笙保持聯繫，
並派金山、章士釗等人赴港，
勸說他返回上海。
杜月笙的一個兒子，
也留在上海做聯絡員，
時常往返滬港兩地，
傳遞資訊。
對於共產黨的邀請，
杜月笙表示，
因身體欠佳暫不能回大陸，
但是當遵照潘漢年“盡可能範圍內多為人民服務”的指示精神辦事。
國名黨也不斷派人赴港,拉攏杜月笙去台,均被杜月笙婉言拒絕，
國名党讓杜月笙在港為臺灣方面做事也遭杜月笙婉拒。
1950年清明過後，
北京中國銀行準備在京召開董事會議。
杜月笙、陳光甫和在香港的其他幾個金融界鉅子，
如張公權、宋漢章、李銘等，
原都是中國銀行的商股董事，
此番中國銀行改組，
銀行家們拿不定主意，
問計于杜月笙。
杜月笙說：“大家都是老朋友了，
要採取一致立場。
目前縱不可能去北京，
但我們可出具委託書，
委派代表去北京參加會議。
”杜月笙這一兩全其美的妙計,確有高人一籌之處,為今後的進退,留下了很大的餘地。
這個建議被一致通過。
平地起風波,已經定了的派代表赴北京參加中行開會之事,因錢新之的出現,又差點翻船,全靠杜月笙竭力擺平。
1950年春,杜月笙的身體略有好轉,甚至還扔掉了輪椅、拐杖和氧氣瓶。
一次,杜月笙路過錢新之家門口,登門拜訪了他,並共進午餐,使這位老友不勝詫異。
聽說杜月笙他們在商議赴京開會之事,便亦趕來加入,但一問明情況,竟又猶豫起來,不肯簽委託書。
錢新之知道事情的嚴重性。
他說:“這一簽字,我算是完了,只好在家種花,陪杜先生聊天了。
”杜月笙為了諸老的安全,此事暫時保密。
但世上沒有不透風的牆,過了不幾天,這個消息已傳得紛紛揚揚。
消息傳出後，
震驚中外，
後來史稱“中行事件”。
特別是臺灣方面如遭雷擊，
對杜月笙極為不滿，
蔣介石更是震怒，
將在臺灣的杜之老友，
如張群、王寵惠、嚴家淦、洪蘭友等人，
召到草山別墅大加訓斥，
罵得狗血噴頭。
後來杜月笙病逝香港，
蔣介石遲遲不做表態，
也與此事有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