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民日報 》( 2017年06月11日 05 版)
進入新常態的中國經濟,無論是保持中高速增長還是實現提質增效升級,無論是轉方式、調結構還是培育新增長點、新增長極、新經濟軸帶,都需要強大的新動力。
——編者
讓創新釋放出引領發展的雄渾力量(人民觀察)
汪克強
當今世界正進入一個新的大規模結構調整期和新舊增長動能轉換期,上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提供的動能逐步消退,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孕育興起,新動能蓄勢待發。 從歷史上看,科技創新造就的新技術新產業,體制機制變革釋放的創新活力,是歷次大危機後世界經濟實現復蘇的根本動力。
做好戰略選擇和前瞻佈局,實現彎道超車和創新引領
科技創新是全面創新的核心,更是經濟發展新動力的源泉。 在大多數傳統科技領域,我國雖有後發優勢,但往往難以全面趕超。 如果能抓住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機遇,聚焦一些戰略性創新領域,集中力量加以突破,則有可能迅速實現彎道超車和創新引領。
比如,目前發達國家紛紛以“深度技術”搶佔全球價值鏈的高端,領跑第四次工業革命。 在“深度技術”的核心領域,如大資料、人工智慧、物聯網、虛擬實境、無人機、無人駕駛等,我國與發達國家處在同一起跑線上,有些方面還具有獨特優勢；在量子通信、空間科學、深海探測、物質科學、生命科學等重要領域,我國也有條件、有機會走在創新前列甚至領跑世界前沿。 同時,面向國家重大戰略需求,我們在網路資訊安全、新能源、新材料、深地勘探等領域超前部署,有望實現關鍵核心技術突破。 這些重大創新,將培育起我國經濟發展的核心競爭力。
戰略選擇和前瞻佈局深刻影響科技和經濟競爭力,事關國家未來發展。
加強和深化前沿基礎研究,為創新提供豐沛的源頭供給
基礎研究是科技創新的源頭,能夠為經濟社會發展帶來無盡的可能與潛力。 幾乎所有重大創新的知識基礎都源於幾年甚至幾十年前基礎研究的成果。
目前,我國科技創新處於從跟跑為主向跟跑、並跑、領跑並存轉變的關鍵時期。 在這一時期,基礎研究的作用至關重要。 近年來,我國在量子通信、新材料、生命科學、航太、海洋等領域的重大基礎研究捷報頻傳,取得了一批重大創新成果。 但應看到,我國的基礎研究水準與發達國家相比仍然存在差距,相關體制機制仍不完善,主要表現在研究經費投入不足、缺乏穩定支持機制,支撐前沿基礎研究的重大科學設施和面向國家戰略需求的重大基礎科學研究計畫還不夠多,科技評價制度和整體科研環境有待進一步優化,等等。這些問題正在得到解決。未來,通過持續加強和深化前沿基礎研究,建立豐厚的知識和技術資源儲備,我們的原創成果供給能力將大幅提高,可以為創新提供豐沛的基礎研究供給。
培育良好創新生態系統,激發全社會的創新活力
創新是複雜的系統工程,單靠某一個創新主體或要素難以形成創新高地、保持創新活力。過去,人們將成功的創新模式總結為一所大學、一個高科技園區和充足資金加總的“三合一”模式。但近年來,更多人認識到,良好的創新生態系統才是創新成功的根本保證。它包括開放的社會生產組織結構,鼓勵創新、寬容失敗的創新創業文化,靈活高效的人才流動機制,寬鬆的政策法律環境等。當前影響和制約我國創新發展的諸多問題,歸根結底都與創新生態有關。
近年來,我國從多方面積極優化創新生態系統。首先是優化市場環境,推動社會生產組織形式特別是商業模式創新。新科技革命成果特別是互聯網和物聯網技術的發展,為商業模式創新開闢了廣闊空間。跨境電商、分享經濟等成為新時代“中國創新”的代表,為我國和世界經濟注入了新動力。為了進一步推動商業模式創新,我國大力優化有利於創新的市場環境,激勵與引導並重、寬鬆與規範並行的市場環境正在加速形成。其次是堅持問題導向和目標導向,完善創新政策體系。從公平競爭環境、高效科研體系、市場導向機制、強化金融創新、科研成果轉化、人才培養機制、推動開放創新、政策統籌協調等方面完善創新激勵政策,加強智慧財產權保護,進一步明確各個創新單元的職能定位,充分調動各類創新主體的積極性和創造性。三是培育鼓勵創新、寬容失敗的文化,努力營造支持創新、追求卓越的社會氛圍,激發全社會創新活力和潛力。良好創新生態系統的加速形成,正在推動我國由創新資源大國轉變成為創新能力強國,創新日益釋放出引領經濟社會發展的雄渾力量。
(作者為中國科學院副秘書長)
改革激發澎湃動力(大家手筆)
汪同三
探尋中國經濟新動力,首要的是深化對習近平同志提出的“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一招”這一重大論斷的認識,堅定不移地全面深化改革。
改革為推動社會生產力發展提供強大動力。馬克思主義認為,在社會生產方式中,生產力與生產關係是矛盾統一體,二者之間既對立又統一,有著不可分割的內在聯繫。一方面,生產力是生產方式中最活躍、最革命的因素,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另一方面,生產關係對生產力具有反作用,生產關係適應生產力發展要求就會促進生產力發展,反之則會束縛或阻礙生產力發展。在社會主義社會,由於社會制度具有優越性,生產力顯得更加活躍、更具革命性,對生產關係適應性調整的要求更高。正是基於馬克思主義關於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科學論斷,改革開放以來,我們每次提出發展生產力的目標任務時,都會提出完善生產關係的任務,以制度性創新保障生產力目標的實現。
改革開放之初,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把全黨工作的著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與此同時明確指出:“實現四個現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產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變同生產力發展不適應的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改變一切不適應的管理方式、活動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場廣泛、深刻的革命。”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拉開了改革開放的大幕,中國經濟開始擺脫傳統計劃經濟體制的束縛,進入快速增長的軌道。上世紀90年代初,面對當時宏觀經濟複雜波動的局面,鄧小平同志指出,改革開放膽子要大一些,看准了的,就大膽地試,大膽地闖。繼而,黨的十四大明確提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以利於進一步解放和發展生產力。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勾畫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框架。新世紀以來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改革持續取得突破,我們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明確了經濟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係,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主要領域“四梁八柱”性改革基本出臺。改革的持續深化,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不斷完善,為我國生產力的跨越式發展奠定了制度基礎,使我國快速發展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和世界經濟增長第一大動力源,創造了舉世矚目的中國奇跡。
為什麼改革能釋放出如此巨大的能量?主要是因為它具有兩大特點:第一,以生產關係的自我完善拓展生產力發展空間。我們推進的改革,不是要改變社會主義制度的性質,而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也不是原有經濟體制細枝末節的修補,而是經濟體制的根本性變革。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生產關係中那些妨礙生產力發展的體制性因素被清除,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得以更充分發揮,被壓抑的生產力得到釋放。第二,以主動改革贏得紅利,創造生產力發展空間。社會主義制度以全體人民的福祉不斷提升為自身存在的目的,它不為任何特殊利益集團的利益服務,因而可以在科學理論的指導下,適應生產力發展需要,積極探索生產關係的變革方向,主動進行具有前瞻性的制度改革,為生產力創造更廣闊的發展空間。這種主動的生產關係變革和體制創新,可以為經濟社會發展帶來巨大的改革紅利。
還應看到,通過主動調整和變革生產關係來促進生產力發展,是社會主義制度的獨特優勢。資本主義制度以維護資本家的利益為自身存在的目的,僵化保守,既沒有主動調整和變革生產關係的意願,更沒有調整和變革生產關係的條件。因而社會主義制度是比資本主義制度更先進的制度,是能夠極大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的制度。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進入以速度變化、結構優化、動力轉換為主要特點的經濟發展新常態。在經濟增長的傳統動力日漸式微的新形勢下適應、把握、引領新常態,必須挖掘新動能、激發新動力。新動力從哪裡來?從根本上說,仍然要從深化改革中來。一些人認為,改革發展到今天,剩下的都是難啃的硬骨頭,因此改革紅利已經基本消耗殆盡,改革釋放的動力有限,不足以支撐中國經濟發展。這種認識非常膚淺,沒有看到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之間的矛盾運動總是不斷發展的,要不斷適應矛盾運動的發展變化調整生產關係；只要適應生產力的發展要求持續調整生產關係,就能釋放出巨大的發展動力,收穫豐厚的改革紅利。所以,改革開放只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風險與收益總是如影隨形。改革進入風險巨大的深水區,正說明一旦取得改革突破,就能收穫非常可觀的改革紅利,實現新的生產力跨越式發展。因而,要以壯士斷腕的勇氣、鳳凰涅槃的決心把改革進行到底。
當前,國有企業、財稅金融、科技創新、土地制度、對外開放、文化教育、司法公正、環境保護、養老就業、醫藥衛生、黨建紀檢等領域的改革正加速推進,為經濟發展提供了堅實的制度保障。通過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適應、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有效提高供給品質,更好滿足人民需求,解決重大結構性失衡問題,為發展注入了強大正能量。從今年前幾個月的經濟運行看,各項經濟指標均在改善,經濟穩中向好的態勢更加明顯。這說明中國經濟發展的新動力正在加速積聚,中國經濟發展前景光明。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
四大板塊與三大戰略相結合
以空間優化增強發展動力
魏後凱
當前,我國經濟已經進入增速換擋、結構優化、動力多元、品質提升的新常態發展階段。在新常態下,要確保經濟中高速增長,必須拓展發展新空間、培育發展新動力。其中,增強區域發展的內生活力、實現區域協調發展至關重要。它不僅有利於補齊經濟發展的短板、增強發展的均衡性,而且有利於優化資源的空間配置、提高供給效率和潛在增長率。
改革開放以來,針對不同地區的實際情況,我國逐步形成了以“四大板塊”為地理單元、各有側重的區域發展戰略,這就是西部開發、東北振興、中部崛起、東部率先的區域發展總體戰略。近年來,我國大力實施“一帶一路”建設、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發展三大戰略,由此形成“三大戰略 四大板塊”的區域發展戰略體系。在這一體系中,四大板塊是基礎,從國家戰略層面對全國區域協調發展進行統籌安排和總體部署；三大戰略是引領、支撐和橋樑,從全球和國家治理的角度,聚焦國際國內合作和區域協同發展,致力於增強發展的內外聯動性、形成區域發展新格局。推動四大板塊與三大戰略相結合,是實現區域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重大舉措,將產生疊加效應、協同效應和融合效應,產生澎湃的發展新動力。
疊加效應:全面激發各地區發展活力。四大板塊和三大戰略屬於不同範圍、不同類型的區域發展戰略。從空間範圍看,四大板塊是地帶級的區域,合起來覆蓋全部國土；三大戰略的空間範圍則相差巨大,京津冀位於我國東部地區,長江經濟帶橫跨我國東、中、西部地區,“一帶一路”建設重點面向亞歐非大陸,同時向所有朋友開放。從戰略類型看,四大板塊是旨在統籌東中西、協調南北方的全域發展戰略；三大戰略則強調打破地域界限,暢通國際和區際聯繫,以軸帶(都市圈)為重點構建經濟支撐帶,是一種軸帶發展戰略。統籌推進區域發展總體戰略和三大戰略,可以發揮不同層面、不同類型戰略的疊加效應,推動形成點線面結合、效率與公平兼顧的多中心網路狀發展格局,全面激發各地區的發展活力,培育新的發展動力。
協同效應:促進資源分享和分工協作。目前,四大板塊之間的發展差距仍然較大,東西發展水準差距尚存,南北經濟增長差異問題又開始凸顯,推進區域協調發展的任務依然十分艱巨。在這種情況下,以區域總體發展戰略為基礎,以三大戰略為引領,構建沿海沿江沿線經濟帶為主的縱向橫向經濟軸帶體系,有利於促進各地區優勢互補、合理分工,加快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從而形成1 1>2的區域協同效應。這種區域協同效應是通過區域內部以及區域之間的資源分享、分工協作和協同行動實現的,它不僅體現在產業分工合作和經濟一體化方面,而且體現在社會協同發展和生態環境協同治理方面。
融合效應:降成本、提效率、促創新。過去,西部大開發、東北振興和中部崛起戰略相對獨立,各板塊之間缺乏連接的戰略通道。而長江經濟帶從東到西覆蓋11個省市,“一帶一路”連接中國與亞歐非、涵蓋全國所有省區市,京津冀地區則是連接四大板塊的重要樞紐。因此,在區域發展總體戰略的基礎上推進實施三大戰略,能夠打通四大板塊之間及其與國外的聯繫,促進國內外要素流動、經濟合作和科技文化交流,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的融合與互動,進而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促進創新。
可見,四大板塊與三大戰略相結合能夠產生多重效應,激發區域發展的內生活力,將推動形成一批新的增長點、增長極和經濟軸帶,由此拓展經濟發展新空間,提高我國經濟潛在增長率。經濟發展新空間是多層次、多維度的,新增長點、新增長極、新經濟軸帶、中西部和沿海落後地區、沿邊地區、農村地區等都是新空間的重要組成部分。新的發展空間蘊含著新的發展動力,新的發展動力又會拓展新的發展空間,使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空間與新動力互促共進的良性迴圈。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所長、研究員)
以促進農業轉移人口進城落戶為切入點
充分發揮新型城鎮化的增長引擎作用
史育龍
在經濟發展新常態下,實現新舊動力轉換是保持經濟平穩健康發展的關鍵。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能夠從供需兩側同時發力,促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全面提高經濟發展品質和效益,為新常態下的中國經濟發展注入強大的新動力。
促進消費和投資需求增長。消費和投資需求增長,是城鎮化拉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力量來源。由於城鄉生產生活方式不同,城市的基礎設施密度遠遠高於農村,加之我國城鎮與農村的人均消費水準存在較大差距,城鎮人口的增加必然帶來消費需求的擴大和基礎設施、公共服務設施、住房等生活設施投資需求的增加。在傳統城鎮化模式下,農業轉移人口難以在城鎮落戶定居,這抑制了消費需求,也制約了投資需求的擴大,因而所能激發的增長動力有限。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大力推進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重物輕人的傳統城鎮化特徵明顯改變,圍繞人的需求開展的棚戶區改造、城市軌道交通建設等加快推進,拓展了新的內需空間,激發了新的增長動力,有力支撐了經濟平穩健康發展。
提升人力資本,優化資源配置。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鼓勵農業轉移人口在城鎮落戶定居,改變了大量勞動力在城鄉間鐘擺式往復流動的就業模式,既有利於滿足企業穩定用工的需求,又能顯著優化勞動力和其他生產要素的配置,為實現規模經濟和範圍經濟創造條件。從長期看,新型城鎮化還能加快人力資本提升步伐,為經濟長期發展提供有效支撐。
通過提高社會資源密度促進創新。創新及技術進步是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源泉。城市群、國際大都市等正是基於其多樣化、高密度的人口和現代化的基礎設施系統,顯著提高了社會資源密度,才成為創新的主要發源地和支撐經濟發展的關鍵區域。新型城鎮化把人的需求放在首要位置,圍繞人的需求配置社會公共資源、基礎設施系統、資訊和資本等,能夠營造更好的創新生態環境,激發創新活力,促進創新行動。
當前,新型城鎮化正在加快推進,取得了良好成效。但是,受傳統思維慣性和體制機制束縛,新型城鎮化蘊藏的新動力還沒有充分釋放出來。當務之急是徹底改變重物輕人的傳統城鎮化觀念和做法,以促進農業轉移人口進城落戶為切入點,加快推進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一方面,放鬆對農業戶籍人口進入城鎮的限制,大力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消除附著在城鄉二元戶籍之上的差別化待遇,縮小城鄉戶籍的實質性差異。另一方面,降低農村轉移人口進城落戶的門檻,全面放開建制鎮和小城市落戶限制,逐步放寬大中城市落戶條件。
促進農業轉移人口進城落戶,需要深入研究他們的實際需求,圍繞關鍵問題提出解決方案。一是解決城鎮戶籍供需空間錯配問題,化解大城市和特大城市“想落不能落”、中小城市和小城鎮“能落不想落”的矛盾。二是緊扣住房保障和子女義務教育兩大焦點,建立租售並舉、以租為主的住房保障體系,適當加大中央財政在義務教育、基本養老、基本醫療等基本公共服務方面的支出責任,促進有能力在城鎮穩定就業和生活的農業轉移人口舉家進城落戶。三是建立健全農業轉移人口與建設用地、建設資金、轉移支付“三掛鉤”機制,鼓勵城市吸納農業轉移人口落戶定居；維護進城落戶農民土地承包權、宅基地使用權、集體收益分配權,增強農業轉移人口進城落戶意願。
(作者為國家發展改革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國土開發與地區經濟研究所所長)
《 人民日報 》( 2017年06月11日 05 版)
但應看到,我國的基礎研究水準與發達國家相比仍然存在差距,相關體制機制仍不完善,主要表現在研究經費投入不足、缺乏穩定支持機制,支撐前沿基礎研究的重大科學設施和面向國家戰略需求的重大基礎科學研究計畫還不夠多,科技評價制度和整體科研環境有待進一步優化,等等。這些問題正在得到解決。未來,通過持續加強和深化前沿基礎研究,建立豐厚的知識和技術資源儲備,我們的原創成果供給能力將大幅提高,可以為創新提供豐沛的基礎研究供給。培育良好創新生態系統,激發全社會的創新活力
創新是複雜的系統工程,單靠某一個創新主體或要素難以形成創新高地、保持創新活力。過去,人們將成功的創新模式總結為一所大學、一個高科技園區和充足資金加總的“三合一”模式。但近年來,更多人認識到,良好的創新生態系統才是創新成功的根本保證。它包括開放的社會生產組織結構,鼓勵創新、寬容失敗的創新創業文化,靈活高效的人才流動機制,寬鬆的政策法律環境等。當前影響和制約我國創新發展的諸多問題,歸根結底都與創新生態有關。
近年來,我國從多方面積極優化創新生態系統。首先是優化市場環境,推動社會生產組織形式特別是商業模式創新。新科技革命成果特別是互聯網和物聯網技術的發展,為商業模式創新開闢了廣闊空間。跨境電商、分享經濟等成為新時代“中國創新”的代表,為我國和世界經濟注入了新動力。為了進一步推動商業模式創新,我國大力優化有利於創新的市場環境,激勵與引導並重、寬鬆與規範並行的市場環境正在加速形成。其次是堅持問題導向和目標導向,完善創新政策體系。從公平競爭環境、高效科研體系、市場導向機制、強化金融創新、科研成果轉化、人才培養機制、推動開放創新、政策統籌協調等方面完善創新激勵政策,加強智慧財產權保護,進一步明確各個創新單元的職能定位,充分調動各類創新主體的積極性和創造性。三是培育鼓勵創新、寬容失敗的文化,努力營造支持創新、追求卓越的社會氛圍,激發全社會創新活力和潛力。良好創新生態系統的加速形成,正在推動我國由創新資源大國轉變成為創新能力強國,創新日益釋放出引領經濟社會發展的雄渾力量。
(作者為中國科學院副秘書長)
改革激發澎湃動力(大家手筆)
汪同三
探尋中國經濟新動力,首要的是深化對習近平同志提出的“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一招”這一重大論斷的認識,堅定不移地全面深化改革。
改革為推動社會生產力發展提供強大動力。馬克思主義認為,在社會生產方式中,生產力與生產關係是矛盾統一體,二者之間既對立又統一,有著不可分割的內在聯繫。一方面,生產力是生產方式中最活躍、最革命的因素,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另一方面,生產關係對生產力具有反作用,生產關係適應生產力發展要求就會促進生產力發展,反之則會束縛或阻礙生產力發展。在社會主義社會,由於社會制度具有優越性,生產力顯得更加活躍、更具革命性,對生產關係適應性調整的要求更高。正是基於馬克思主義關於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科學論斷,改革開放以來,我們每次提出發展生產力的目標任務時,都會提出完善生產關係的任務,以制度性創新保障生產力目標的實現。
改革開放之初,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把全黨工作的著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與此同時明確指出:“實現四個現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產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變同生產力發展不適應的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改變一切不適應的管理方式、活動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場廣泛、深刻的革命。”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拉開了改革開放的大幕,中國經濟開始擺脫傳統計劃經濟體制的束縛,進入快速增長的軌道。上世紀90年代初,面對當時宏觀經濟複雜波動的局面,鄧小平同志指出,改革開放膽子要大一些,看准了的,就大膽地試,大膽地闖。繼而,黨的十四大明確提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以利於進一步解放和發展生產力。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勾畫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框架。新世紀以來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改革持續取得突破,我們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明確了經濟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係,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主要領域“四梁八柱”性改革基本出臺。改革的持續深化,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不斷完善,為我國生產力的跨越式發展奠定了制度基礎,使我國快速發展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和世界經濟增長第一大動力源,創造了舉世矚目的中國奇跡。
為什麼改革能釋放出如此巨大的能量?主要是因為它具有兩大特點:第一,以生產關係的自我完善拓展生產力發展空間。我們推進的改革,不是要改變社會主義制度的性質,而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也不是原有經濟體制細枝末節的修補,而是經濟體制的根本性變革。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生產關係中那些妨礙生產力發展的體制性因素被清除,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得以更充分發揮,被壓抑的生產力得到釋放。第二,以主動改革贏得紅利,創造生產力發展空間。社會主義制度以全體人民的福祉不斷提升為自身存在的目的,它不為任何特殊利益集團的利益服務,因而可以在科學理論的指導下,適應生產力發展需要,積極探索生產關係的變革方向,主動進行具有前瞻性的制度改革,為生產力創造更廣闊的發展空間。這種主動的生產關係變革和體制創新,可以為經濟社會發展帶來巨大的改革紅利。
還應看到,通過主動調整和變革生產關係來促進生產力發展,是社會主義制度的獨特優勢。資本主義制度以維護資本家的利益為自身存在的目的,僵化保守,既沒有主動調整和變革生產關係的意願,更沒有調整和變革生產關係的條件。因而社會主義制度是比資本主義制度更先進的制度,是能夠極大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的制度。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進入以速度變化、結構優化、動力轉換為主要特點的經濟發展新常態。在經濟增長的傳統動力日漸式微的新形勢下適應、把握、引領新常態,必須挖掘新動能、激發新動力。新動力從哪裡來?從根本上說,仍然要從深化改革中來。一些人認為,改革發展到今天,剩下的都是難啃的硬骨頭,因此改革紅利已經基本消耗殆盡,改革釋放的動力有限,不足以支撐中國經濟發展。這種認識非常膚淺,沒有看到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之間的矛盾運動總是不斷發展的,要不斷適應矛盾運動的發展變化調整生產關係；只要適應生產力的發展要求持續調整生產關係,就能釋放出巨大的發展動力,收穫豐厚的改革紅利。所以,改革開放只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風險與收益總是如影隨形。改革進入風險巨大的深水區,正說明一旦取得改革突破,就能收穫非常可觀的改革紅利,實現新的生產力跨越式發展。因而,要以壯士斷腕的勇氣、鳳凰涅槃的決心把改革進行到底。
當前,國有企業、財稅金融、科技創新、土地制度、對外開放、文化教育、司法公正、環境保護、養老就業、醫藥衛生、黨建紀檢等領域的改革正加速推進,為經濟發展提供了堅實的制度保障。通過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適應、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有效提高供給品質,更好滿足人民需求,解決重大結構性失衡問題,為發展注入了強大正能量。從今年前幾個月的經濟運行看,各項經濟指標均在改善,經濟穩中向好的態勢更加明顯。這說明中國經濟發展的新動力正在加速積聚,中國經濟發展前景光明。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
四大板塊與三大戰略相結合
以空間優化增強發展動力
魏後凱
當前,我國經濟已經進入增速換擋、結構優化、動力多元、品質提升的新常態發展階段。在新常態下,要確保經濟中高速增長,必須拓展發展新空間、培育發展新動力。其中,增強區域發展的內生活力、實現區域協調發展至關重要。它不僅有利於補齊經濟發展的短板、增強發展的均衡性,而且有利於優化資源的空間配置、提高供給效率和潛在增長率。
改革開放以來,針對不同地區的實際情況,我國逐步形成了以“四大板塊”為地理單元、各有側重的區域發展戰略,這就是西部開發、東北振興、中部崛起、東部率先的區域發展總體戰略。近年來,我國大力實施“一帶一路”建設、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發展三大戰略,由此形成“三大戰略 四大板塊”的區域發展戰略體系。在這一體系中,四大板塊是基礎,從國家戰略層面對全國區域協調發展進行統籌安排和總體部署；三大戰略是引領、支撐和橋樑,從全球和國家治理的角度,聚焦國際國內合作和區域協同發展,致力於增強發展的內外聯動性、形成區域發展新格局。推動四大板塊與三大戰略相結合,是實現區域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重大舉措,將產生疊加效應、協同效應和融合效應,產生澎湃的發展新動力。
疊加效應:全面激發各地區發展活力。四大板塊和三大戰略屬於不同範圍、不同類型的區域發展戰略。從空間範圍看,四大板塊是地帶級的區域,合起來覆蓋全部國土；三大戰略的空間範圍則相差巨大,京津冀位於我國東部地區,長江經濟帶橫跨我國東、中、西部地區,“一帶一路”建設重點面向亞歐非大陸,同時向所有朋友開放。從戰略類型看,四大板塊是旨在統籌東中西、協調南北方的全域發展戰略；三大戰略則強調打破地域界限,暢通國際和區際聯繫,以軸帶(都市圈)為重點構建經濟支撐帶,是一種軸帶發展戰略。統籌推進區域發展總體戰略和三大戰略,可以發揮不同層面、不同類型戰略的疊加效應,推動形成點線面結合、效率與公平兼顧的多中心網路狀發展格局,全面激發各地區的發展活力,培育新的發展動力。
協同效應:促進資源分享和分工協作。目前,四大板塊之間的發展差距仍然較大,東西發展水準差距尚存,南北經濟增長差異問題又開始凸顯,推進區域協調發展的任務依然十分艱巨。在這種情況下,以區域總體發展戰略為基礎,以三大戰略為引領,構建沿海沿江沿線經濟帶為主的縱向橫向經濟軸帶體系,有利於促進各地區優勢互補、合理分工,加快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從而形成1 1>2的區域協同效應。這種區域協同效應是通過區域內部以及區域之間的資源分享、分工協作和協同行動實現的,它不僅體現在產業分工合作和經濟一體化方面,而且體現在社會協同發展和生態環境協同治理方面。
融合效應:降成本、提效率、促創新。過去,西部大開發、東北振興和中部崛起戰略相對獨立,各板塊之間缺乏連接的戰略通道。而長江經濟帶從東到西覆蓋11個省市,“一帶一路”連接中國與亞歐非、涵蓋全國所有省區市,京津冀地區則是連接四大板塊的重要樞紐。因此,在區域發展總體戰略的基礎上推進實施三大戰略,能夠打通四大板塊之間及其與國外的聯繫,促進國內外要素流動、經濟合作和科技文化交流,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的融合與互動,進而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促進創新。
可見,四大板塊與三大戰略相結合能夠產生多重效應,激發區域發展的內生活力,將推動形成一批新的增長點、增長極和經濟軸帶,由此拓展經濟發展新空間,提高我國經濟潛在增長率。經濟發展新空間是多層次、多維度的,新增長點、新增長極、新經濟軸帶、中西部和沿海落後地區、沿邊地區、農村地區等都是新空間的重要組成部分。新的發展空間蘊含著新的發展動力,新的發展動力又會拓展新的發展空間,使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空間與新動力互促共進的良性迴圈。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所長、研究員)
以促進農業轉移人口進城落戶為切入點
充分發揮新型城鎮化的增長引擎作用
史育龍
在經濟發展新常態下,實現新舊動力轉換是保持經濟平穩健康發展的關鍵。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能夠從供需兩側同時發力,促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全面提高經濟發展品質和效益,為新常態下的中國經濟發展注入強大的新動力。
促進消費和投資需求增長。消費和投資需求增長,是城鎮化拉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力量來源。由於城鄉生產生活方式不同,城市的基礎設施密度遠遠高於農村,加之我國城鎮與農村的人均消費水準存在較大差距,城鎮人口的增加必然帶來消費需求的擴大和基礎設施、公共服務設施、住房等生活設施投資需求的增加。在傳統城鎮化模式下,農業轉移人口難以在城鎮落戶定居,這抑制了消費需求,也制約了投資需求的擴大,因而所能激發的增長動力有限。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大力推進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重物輕人的傳統城鎮化特徵明顯改變,圍繞人的需求開展的棚戶區改造、城市軌道交通建設等加快推進,拓展了新的內需空間,激發了新的增長動力,有力支撐了經濟平穩健康發展。
提升人力資本,優化資源配置。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鼓勵農業轉移人口在城鎮落戶定居,改變了大量勞動力在城鄉間鐘擺式往復流動的就業模式,既有利於滿足企業穩定用工的需求,又能顯著優化勞動力和其他生產要素的配置,為實現規模經濟和範圍經濟創造條件。從長期看,新型城鎮化還能加快人力資本提升步伐,為經濟長期發展提供有效支撐。
通過提高社會資源密度促進創新。創新及技術進步是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源泉。城市群、國際大都市等正是基於其多樣化、高密度的人口和現代化的基礎設施系統,顯著提高了社會資源密度,才成為創新的主要發源地和支撐經濟發展的關鍵區域。新型城鎮化把人的需求放在首要位置,圍繞人的需求配置社會公共資源、基礎設施系統、資訊和資本等,能夠營造更好的創新生態環境,激發創新活力,促進創新行動。
當前,新型城鎮化正在加快推進,取得了良好成效。但是,受傳統思維慣性和體制機制束縛,新型城鎮化蘊藏的新動力還沒有充分釋放出來。當務之急是徹底改變重物輕人的傳統城鎮化觀念和做法,以促進農業轉移人口進城落戶為切入點,加快推進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一方面,放鬆對農業戶籍人口進入城鎮的限制,大力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消除附著在城鄉二元戶籍之上的差別化待遇,縮小城鄉戶籍的實質性差異。另一方面,降低農村轉移人口進城落戶的門檻,全面放開建制鎮和小城市落戶限制,逐步放寬大中城市落戶條件。
促進農業轉移人口進城落戶,需要深入研究他們的實際需求,圍繞關鍵問題提出解決方案。一是解決城鎮戶籍供需空間錯配問題,化解大城市和特大城市“想落不能落”、中小城市和小城鎮“能落不想落”的矛盾。二是緊扣住房保障和子女義務教育兩大焦點,建立租售並舉、以租為主的住房保障體系,適當加大中央財政在義務教育、基本養老、基本醫療等基本公共服務方面的支出責任,促進有能力在城鎮穩定就業和生活的農業轉移人口舉家進城落戶。三是建立健全農業轉移人口與建設用地、建設資金、轉移支付“三掛鉤”機制,鼓勵城市吸納農業轉移人口落戶定居；維護進城落戶農民土地承包權、宅基地使用權、集體收益分配權,增強農業轉移人口進城落戶意願。
(作者為國家發展改革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國土開發與地區經濟研究所所長)
《 人民日報 》( 2017年06月11日 05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