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12月7日， 剛剛對捷克、波蘭進行國事訪問後， 當時的聯邦德國總理維利·勃蘭特冒著凜冽的寒風來到華沙猶太人死難者紀念碑下，
《美麗靈魂:黑暗中的反抗者》
作者：埃亞勒·普雷斯
譯者:劉靜雯
版本：中信出版社
2017年5月
作者通過四個故事， 力圖找出當個體遭遇道德困境， 即其面臨的群體性行為與一貫信奉的道德倫理原則產生直接衝突時，
《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份關於平庸的惡的報告》
作者：漢娜·阿倫特
譯者：安尼
版本：譯林出版社
2016年12月
阿倫特代表作， 她認為惡的化身未必是狂暴的惡魔， 也有可能是平凡、敬業、忠誠的小公務員。
一個嚴肅的哲學問題， 人性中的善良對於一個墮落世界所起的最低限度的維護， 究竟能有多大？更具體地說， 當環境出現問題， 人人都去作惡而不自覺、人人都滿腔正義拿起石塊砸妓女的時候， 個人如何從良善的常識本心出發， 拒絕行惡， 甚至挺身而出阻止作惡？這些問題， 從剛剛擺脫原始野蠻狀態的軸心時代， 就在類似《聖經》這樣的原典裡被提出過。 多年以來， 問題被刻在木板上、石頭上、寫在傳世經卷中， 而答案卻一直在風中飄蕩。
古人說， “惻隱之心， 人皆有之。 ”可是， 比之蓬勃的欲念和破壞的衝動， “一念之間”的善行可能是非常小概率的事件。
人類的每一寸進步都需要艱難跋涉
《美麗靈魂》容納了四個不相關的故事：1938年， 一位瑞士警官違抗瑞士當局的移民法令， 非法庇護猶太難民， 結果他的這一善舉即便在1945年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以後， 依舊受到周圍人的壓制和不公待遇， 直至他在貧困和窘迫之中鬱鬱而終；1991年， 一名塞爾維亞平民在巴爾幹種族屠殺中冒死拯救敵族難民——因為違抗了種族的集體意志， 他幾乎為此而喪生；上世紀90年代末， 一名以色列士兵公然違抗軍令向巴勒斯坦難民提供人道援助，
這四個故事很像一幅層層重疊的“雲圖”， 通過距離我們並不是很遠的真實事件， 多角度地詮釋了“美麗靈魂”的含義。 通過閱讀， 一方面可以從這些義人身上獲得良善的力量， 一方面它也提醒我們深思所面臨的困境。 恰如魯迅先生深刻認識到的， 人類文明是通過極大的代價換取緩慢的進步， 成片的樹林塌陷才換來一小塊煤。 從古至今， 人類每一點的進步， 都需要經歷太多的劫難才能換取。
大屠殺、種族滅絕和種族清洗、隱藏在意識形態絞殺背後的利益衝突， 是人類歷史不可避免的黑暗面，幾乎也是個難以治癒的頑疾。我們沒法記住太多在歷次屠殺中無辜被害者的名字，也沒法細細分析讓這些罪惡能夠持續的人性之惡，可能未必就如阿倫特所謂的“平庸之惡”能概括的。《美麗靈魂》所陳述的四個故事線，正好折射了人類經歷過20世紀的主要類型的殺戮:種族滅絕、意識形態衝突、民族隔離……
在無盡血海中，可以見到一株美麗的小花，我們更樂於記住，山洪暴發般的災難中那些閃亮的人性閃光面的名字和他們的義舉。那些拯救者，那些善人，那些守義之事，成為絕望之中的一絲希望。比如，拯救猶太人的德國工廠主辛德勒；冒死簽發生命過關簽證的西班牙外交官，為猶太人避難上海提供援助的中國外交官何鳳山；在南京大屠殺中援助受害者的各國使節團和傳教士，在盧旺達大屠殺中提供生命庇護的圖西族飯店經理，等等。
成為好人，就是對內心向善的最好回報
這些義士的共同特徵就是在他們所身處的環境，顯得極為格格不入。特別是書中描述的瑞士的警官格魯甯格，在納粹發動對猶太人進行迫害的“水晶之夜”，他放寬了邊境線入境的督查，從而讓大量的猶太人獲得了一線生機。對於永久中立國瑞士而言，他的行為無疑是嚴重違反了法律，也有悖於政府交給他的職責。因此當時，他被判有罪，並被開除公職。然而二戰結束了，納粹作為法西斯的罪行已經被人們所熟知了，可瑞士政府依舊沒有更改對格魯寧格的不公正待遇，周圍的人依舊視他為一個瀆職的前警官。他沒法領取養老金，也無處為他自己的義舉而申述。如此，他只能在貧窮和衰老之中度過孤獨的晚年。唯有那一千多位被他拯救的猶太人，依舊感恩他果斷的善舉。
曾有一位長者說，“成為一個好人，就是對內心向善的最好回報。”的確，還有什麼比確信自己是個好人更美好的呢？可是，對於行善的人而言，他們多半要在扭曲的環境裡頂著“不正常”的壓力。作者在《美麗靈魂》一書中也說，“最大的壓力倒不是盲目服從，而是渴望融入集體，不願意被集體拋棄”。
那位在戰火中拯救敵族的塞爾維亞平民亞科就是個例證，因為種族間的殺戮，同一民族緊密抱團是最好的安全性原則，如果出手拯救敵人，那麼等於說自動放棄本族人集體的保護，把自己暴露在對方仇恨的殺戮之中。實際上人群或者組織的集體性犯罪衝動，有點像火山噴發，往往不可遏制，並會經常反復發生。與此同時，人性的基本的善，也會一直存在；惡，從不會主動意識到自身的惡，但是善，也總是默默無言。就一場普遍性的災難而言，所有這些義人所做的努力都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對每個被拯救者來說，就是生命意義的全部。
閱讀《美麗靈魂》可發現，每個人其實都是想像的共同體、事實的共同體和孤立無援的個體這“三體”所構成。民族、國族、省族等是想像之共同，身處某個單位、工廠、公司或者家庭是事實上的利益共同，而每個自身是客觀存在的個體，這“三體”之間充滿重重疊疊的矛盾。書中的前兩個故事，是國家、民族這樣想像共同體與個體意志之間的衝突，而後兩個故事是事實共同體與個體的衝突。以色列軍人阿夫納和華爾街會計師萊拉都要同自己供職的組織——軍隊和金融集團的不端行為作鬥爭，維護了法律和正義，個人也為之付出了巨大代價。
守護良知即捍衛文明
可是，在一片混亂之中，怎麼來判斷什麼是正常呢？這甚至比如何挺身而出更令人感到困惑。人類歷史最大的過錯就在於，一類人有辦法用光輝燦爛的詞語把人性之惡包裝成滿滿的正義，從而煽動犯罪，比如說把告密叫做勇敢揭發，背叛和離間叫做劃清界限，殘害他人叫做打倒敵人等。作為孤立個體，不要被想像共同和事實共同的強力風暴所裹挾，是何其之難哉，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話來說，就是敢質疑“2加2等於4”，或者如村上春樹所說，是“用雞蛋去碰牆壁”。
孤立無援的個體保護一絲良知，就像在暴風雨之中保護燭火，即使無力讓世界變得更好，但不能讓自己變得更壞。翻譯家傅雷夫婦自殺之後，因為是“自絕於人民”，所以長期沒有人敢站出來為這對夫婦收屍，處理後事，特別是他們的同事和親友，避之唯恐不及。但是，一個素不相識的女孩子站出來，為傅雷夫婦料理了後事。旁人問及原因，她說自己是個心地軟弱的基督教徒，看到人死橫屍街頭不加收殮是不義的。
或許，是我們所經歷的苦難太多了，與曾經發生過的苦難相比，我們任何的書寫都顯得孱弱無力。古人雲“君子慎獨”，我們知道自己靈魂之中有惡意的種子，但是文明就是不管處於什麼樣的狀況下，都不要把這種惡意釋放出來，不要對微小的苗頭視而不見，不要聽之任之，不要煽動鼓勵仇恨，即使此刻世界範圍內屠殺和仇恨依舊在流溢，ISIS的恐怖主義、各種民族主義、民粹思潮依舊在氾濫。
與歌頌一個個“美麗靈魂”相比，更迫切的是要找到那種遏制“暴風雨”再度來襲的辦法。
□陶林
是人類歷史不可避免的黑暗面，幾乎也是個難以治癒的頑疾。我們沒法記住太多在歷次屠殺中無辜被害者的名字，也沒法細細分析讓這些罪惡能夠持續的人性之惡，可能未必就如阿倫特所謂的“平庸之惡”能概括的。《美麗靈魂》所陳述的四個故事線，正好折射了人類經歷過20世紀的主要類型的殺戮:種族滅絕、意識形態衝突、民族隔離……在無盡血海中，可以見到一株美麗的小花，我們更樂於記住，山洪暴發般的災難中那些閃亮的人性閃光面的名字和他們的義舉。那些拯救者，那些善人，那些守義之事，成為絕望之中的一絲希望。比如，拯救猶太人的德國工廠主辛德勒；冒死簽發生命過關簽證的西班牙外交官，為猶太人避難上海提供援助的中國外交官何鳳山；在南京大屠殺中援助受害者的各國使節團和傳教士，在盧旺達大屠殺中提供生命庇護的圖西族飯店經理，等等。
成為好人，就是對內心向善的最好回報
這些義士的共同特徵就是在他們所身處的環境，顯得極為格格不入。特別是書中描述的瑞士的警官格魯甯格，在納粹發動對猶太人進行迫害的“水晶之夜”，他放寬了邊境線入境的督查，從而讓大量的猶太人獲得了一線生機。對於永久中立國瑞士而言，他的行為無疑是嚴重違反了法律，也有悖於政府交給他的職責。因此當時，他被判有罪，並被開除公職。然而二戰結束了，納粹作為法西斯的罪行已經被人們所熟知了，可瑞士政府依舊沒有更改對格魯寧格的不公正待遇，周圍的人依舊視他為一個瀆職的前警官。他沒法領取養老金，也無處為他自己的義舉而申述。如此，他只能在貧窮和衰老之中度過孤獨的晚年。唯有那一千多位被他拯救的猶太人，依舊感恩他果斷的善舉。
曾有一位長者說，“成為一個好人，就是對內心向善的最好回報。”的確，還有什麼比確信自己是個好人更美好的呢？可是，對於行善的人而言，他們多半要在扭曲的環境裡頂著“不正常”的壓力。作者在《美麗靈魂》一書中也說，“最大的壓力倒不是盲目服從，而是渴望融入集體，不願意被集體拋棄”。
那位在戰火中拯救敵族的塞爾維亞平民亞科就是個例證，因為種族間的殺戮，同一民族緊密抱團是最好的安全性原則，如果出手拯救敵人，那麼等於說自動放棄本族人集體的保護，把自己暴露在對方仇恨的殺戮之中。實際上人群或者組織的集體性犯罪衝動，有點像火山噴發，往往不可遏制，並會經常反復發生。與此同時，人性的基本的善，也會一直存在；惡，從不會主動意識到自身的惡，但是善，也總是默默無言。就一場普遍性的災難而言，所有這些義人所做的努力都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對每個被拯救者來說，就是生命意義的全部。
閱讀《美麗靈魂》可發現，每個人其實都是想像的共同體、事實的共同體和孤立無援的個體這“三體”所構成。民族、國族、省族等是想像之共同，身處某個單位、工廠、公司或者家庭是事實上的利益共同，而每個自身是客觀存在的個體，這“三體”之間充滿重重疊疊的矛盾。書中的前兩個故事，是國家、民族這樣想像共同體與個體意志之間的衝突，而後兩個故事是事實共同體與個體的衝突。以色列軍人阿夫納和華爾街會計師萊拉都要同自己供職的組織——軍隊和金融集團的不端行為作鬥爭，維護了法律和正義，個人也為之付出了巨大代價。
守護良知即捍衛文明
可是，在一片混亂之中，怎麼來判斷什麼是正常呢？這甚至比如何挺身而出更令人感到困惑。人類歷史最大的過錯就在於，一類人有辦法用光輝燦爛的詞語把人性之惡包裝成滿滿的正義，從而煽動犯罪，比如說把告密叫做勇敢揭發，背叛和離間叫做劃清界限，殘害他人叫做打倒敵人等。作為孤立個體，不要被想像共同和事實共同的強力風暴所裹挾，是何其之難哉，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話來說，就是敢質疑“2加2等於4”，或者如村上春樹所說，是“用雞蛋去碰牆壁”。
孤立無援的個體保護一絲良知，就像在暴風雨之中保護燭火，即使無力讓世界變得更好，但不能讓自己變得更壞。翻譯家傅雷夫婦自殺之後，因為是“自絕於人民”，所以長期沒有人敢站出來為這對夫婦收屍，處理後事，特別是他們的同事和親友，避之唯恐不及。但是，一個素不相識的女孩子站出來，為傅雷夫婦料理了後事。旁人問及原因，她說自己是個心地軟弱的基督教徒，看到人死橫屍街頭不加收殮是不義的。
或許，是我們所經歷的苦難太多了，與曾經發生過的苦難相比，我們任何的書寫都顯得孱弱無力。古人雲“君子慎獨”，我們知道自己靈魂之中有惡意的種子，但是文明就是不管處於什麼樣的狀況下，都不要把這種惡意釋放出來，不要對微小的苗頭視而不見，不要聽之任之，不要煽動鼓勵仇恨，即使此刻世界範圍內屠殺和仇恨依舊在流溢，ISIS的恐怖主義、各種民族主義、民粹思潮依舊在氾濫。
與歌頌一個個“美麗靈魂”相比，更迫切的是要找到那種遏制“暴風雨”再度來襲的辦法。
□陶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