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他的耳朵，他是我的眼睛”｜暮年牽手的傳奇愛情故事
丈夫袁迪寶，廈門人；妻子李丹妮，法國人。1956年，他們在中國相愛，不得已分別，保持通信卻再未見面，丹妮一直未婚。2010年，兩人在中國廈門重逢，3天后結婚。那一年，袁迪寶82歲，李丹妮83歲。
這段愛情佳話裡最動人的部分，
就在10月19日，袁迪寶在妻子李丹妮和家人的陪伴下安然辭世。本刊記者曾經在2012年在廈門拜訪過兩位老人。今日重刊此文，重溫這段愛情故事的同時，也深深地緬懷袁迪寶先生。
暮年牽手的夫婦
即將來到的9月26日，是84歲的袁迪寶與85歲的李丹妮結婚兩周年紀念日。兩年中，如果是平常的一天，他們會這樣來度過：上午，袁迪寶要去游泳。過去他是去海邊，在兒孫的勸說下，才挪進了一家室內游泳館。李丹妮則會打掃房間，把丈夫的衣服和手帕從大到小一件件熨好。下午，李丹妮會做些備課的工作。每星期廈門大學法語系的學生要來三個人到她家，由李丹妮主持一個法語角的活動。
84歲的袁迪寶與85歲的李丹妮即將迎來結婚兩周年紀念日（張雷 攝）
下午工作的時候，兩個人話不多。但是李丹妮告訴我，那有一種共同傾注精力完成一件事情的感覺，“即使都沉默，也很美好”。散步的時候，也和他們住在一起的老三袁維群和妻子歐陽鷺英常能聽見他們熱烈地交談。袁迪寶的聽力很差，憑藉助聽器，才只能聽見依稀的聲音，因此控制不好自己的音量，
常有“粉絲”冒冒失失敲開他們的家門。“只為了告訴我們，他們看到我們的故事，覺得很傳奇，也很感動。”袁迪寶說，“其實不可思議的只是這輩子我和丹妮還有可能再見面。其他的事情很平淡啊，就是互相愛慕、客觀原因分開，又重逢。”袁迪寶記得，那是在2010年的春節，兒媳婦歐陽鷺英聽到了他和丹妮那段遺憾的往事，便鼓勵他給失去聯繫許久的丹妮重新寫信。“70年代，我們全家從福建龍岩山區下放歸來，我想恢復和丹妮在‘文化大革命’中斷掉的通信往來。給她往里昂的原地址寫了至少10封信，全部被退回，以為位址換了，再也聯繫不上。兒媳婦對我講，她看過一個報導，講的是‘二戰’期間一位元美國軍人在法國認識了一位元孤兒，若干年後再次來到法國，依然找尋得到。法國人很少搬家。”
袁迪寶決定重寫。“我想了個辦法，連續寄了5封信，每封信包括了一封給丹妮的中文信，還有一封給丹妮親戚的英文信。這樣房子即便是丹妮的親戚在住，也能夠轉交給她。為什麼是5封？如果郵遞員看到，怎麼有個人連續往這個錯誤的位址寄信，說不定會把信打開，幫助我這個傻瓜。”於是奇跡發生了，袁迪寶在2010年3月31日寄出第一封信，4月17日便收到了李丹妮的回信。李丹妮其實一直都住在那裡。當年也許是中國方面的原因，她才沒有收到。“除此之外，我和丹妮的重逢還有什麼特別呢？現在地球就是個村，里昂到這裡，只用12個小時。”袁迪寶想不懂他和李丹妮的感情為什麼如此轟動。
他們牽著手出現在我面前。李丹妮的視力最近由於青光眼的原因下降得厲害，路看不清，步子也就跟著變得不堅定，她需要拉著袁迪寶。袁迪寶的聽力幾乎為零，每句話都需要由李丹妮把嘴唇貼在他的耳朵上，和他耳語來重複。“我是他的耳朵，他是我的眼睛。”李丹妮說。即使坐在沙發上，兩個人的手也是緊緊地扣在一起，好像時刻都在共同面臨著考驗，再沒有什麼力量能夠把他們分開。袁迪寶經常聽不清她對我說了什麼，卻會把她的頭摟到自己頭邊，說：“講那麼多了，歇歇，喝口水吧。”有時候他能聽清一個詞，就迅速做出反應。“他是我們班俄語最好的學生，每次都是滿分！”李丹妮介紹說。“好學生？我是笨蛋！她那時同時掌握俄語、英語、法語和中文。我們都很崇拜她。”袁迪寶一邊說著，一邊親昵地用額頭來頂李丹妮的額頭。他們不明白，巧合並不是這個愛情故事裡最重要的元素。故事裡最動人的部分，是雙方對道德和責任的堅守，以及深深隱藏但從未泯滅過的愛。傳奇之後，這種愛就化為了兩人相伴共度餘生的綿綿深情。這比傳奇本身，更有力量。
“土包子”的內心世界
在知道公公與李丹妮年輕時的交往後，歐陽鷺英驀然破解了身邊那些袁迪寶對李丹妮表達思念的密碼。袁迪寶的父親是鼓浪嶼教堂裡的一名牧師，受其影響，袁迪寶是一名虔誠的基督徒。“他收藏有大大小小不同版本的《聖經》。其中一本常讀的《聖經》裡，夾著多年來收集的一些羅丹雕塑作品《吻》的圖片，和從報紙上剪下來的各種說明。其實那是因為過去他在和丹妮聊天時，得知她非常喜歡這件藝術品的緣故。在較大版本的《聖經》，或者較厚辭典的扉頁上，他都專門抄寫過丹妮在里昂的地址。那是怕隨便抄在一張紙上會丟，反復抄寫也能不斷強化記憶。”歐陽鷺英對我說。1958年，袁迪寶和妻子黃秀雪的第一個孩子降生，袁迪寶給他起小名“塵生”，之後的老二則有個小名叫“金星”。“塵生就是李丹妮的中文名字。她出生在北京的春天，正是漫天風沙的季節。和她父母相熟悉的散文家孫福熙說，名字裡要有個‘塵’字。丹妮的母親很喜歡這個字，說它代表著為人的謙卑和低調。遙望‘金星’來寄託相思，則是袁迪寶和李丹妮分離時的約定。”
袁迪寶總是說自己是個“土包子”，這是玩笑，也是發自內心的對李丹妮的欽慕。“你問我丹妮會不會和我去游泳？她才不會游泳呢！上山、下海都是我們這些粗野的‘土包子’才會做的，她是讀書做學問的人，怎麼會呢？”又或者：“她第一次給我們上俄語課。她穿著連衣裙，像天仙一樣從教室門口飄進來，每走一步我們這些‘土包子’都目不轉睛地看著。”當時是1953年，袁迪寶在杭州的浙江醫學院讀公共衛生系，中法混血的李丹妮是他的俄文老師。袁迪寶有著學俄文的天賦，成為班裡的俄語課代表，本人又很渴望繼續學習英語，就向原是浙江大學英語系畢業的李丹妮反映了這個想法，由李丹妮私下單獨輔導，一對一來教授英語。學習完畢，兩人會到離李丹妮家不遠的西湖風景區去散步。“時間久了，心裡便有了朦朧的好感。有一次我們去靈隱寺爬山，我先唱了首歌，她回了我一首俄語歌。回去一查書，原來是這樣的歌詞：‘田野小河邊，紅莓花兒開。有一位少年真使我心愛，可是我不能對他表白，滿懷的心腹話沒法講出來。’我就明白了她的心意。”袁迪寶說。
1953年時的李丹妮和袁迪寶
袁迪寶有個秘密一直沒有告訴李丹妮，並且隨著對丹妮的愛慕加深，陷入一種自責當中。在奔赴大學的10天之前，他已經在廈門和姐姐介紹認識的護士同事黃秀雪結婚。他和黃秀雪沒有經過自由戀愛的過程，只是家人覺得袁迪寶的年齡大了，黃家和袁家也還是門當戶對，兩人便結合在一起。在升入“大三”這年，全國高校院系調整，他所在的公共醫學系併入四川醫學院（即後來的華西醫科大學），袁迪寶需要去成都完成之後的學業。臨別之際，袁迪寶終於將自己的情況如實地告訴給李丹妮。“她說，不能將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另一位女人的痛苦之上。我們說好要像兄妹一樣保持書信聯繫。我們想念對方時，就看天空中的那顆金星。它叫啟明星，又叫長庚星。每天傍晚太陽落山、天快黑的時候，西南方就會最先出現這顆很亮的星。”在以後的歲月裡，袁迪寶常常清晨4點鐘爬起來，跑到山間去看那顆星星。“我覺得她也在看，我們是在星星上相會的。現在聊起來，我們都罵自己傻。她到了里昂之後，我們就有時差。我看的時候，她哪裡在同時看呀！”
談及與之前妻子黃秀雪之間的婚姻，袁迪寶用“敬重”這個詞來形容他對她的情意。“1954年鷹廈鐵路開始修建後成立工程指揮部，她被抽調去做工程醫務室的負責人，天天都要背著急救箱去工地巡查。鐵路1957年竣工。在這三年當中，她每年都被評為勞動積極分子和先進工作者，三年長了三級工資，竣工之時，已是全市護士當中工資最高的人。她勤勞賢慧，一手培養了三個孩子。每次我發下工資，留下一些零花，剩下的都交與她來調配。她要在精打細算後保證我父親的生活、孩子們的教育和成長。在物質並不很豐富的年代，每個周日，她還會為我們買來鴨子加餐。三個兒子到了該娶老婆的時候，她都能保證每人送給一套黃金首飾。她的衣著樸素，又會打毛衣。她打的羊毛衣到現在我都還在穿。”1994年3月，黃秀雪被診斷出牙齦癌，10月便離開了人世。“那段日子裡我天天在醫院陪床，將各種有營養的食物按比例配好、用絞碎機混合。丹妮不願意我拋下家庭，我就要盡到一個丈夫的責任。”黃秀雪去世時，袁迪寶寫下了這樣的字來評價：退休護士基督徒，賢妻良母好祖母。
黃秀雪是知道袁迪寶和李丹妮的感情的，她同樣是個偉大的女人。歐陽鷺英對我說，袁迪寶在家裡的寫字桌上一度就壓著一張李丹妮的照片。“我看到他給李丹妮的去信中說：今天秀雪在醫院打碎了一塊玻璃，於是它跑到了我的寫字臺上，你的照片就壓在下麵。我寫字的時候，你就在對我微笑。”上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困難時期，袁迪寶一家經常能收到李丹妮從法國寄來的奶粉等食品。“秀雪開玩笑說，既然要做孩子們的義母，就要多寄一些呀。”袁迪寶說。那是袁迪寶的記憶中，黃秀雪直接說到李丹妮的唯一一次。在那本藏著秘密的《聖經》裡，袁迪寶用一張他和黃秀雪的合影來做書簽。“照片很奇怪，兩個人分坐沙發的兩端。”歐陽鷺英說。那仿佛象徵了兩人心靈上的距離。黃秀雪心裡真正的感受沒有人知道，如果有感傷和缺憾，也許應該歸咎於時代。
少女時期的李丹妮
袁迪寶和李丹妮自1954年開始通信。“信件只是單方面保存在丹妮手中，丹妮寫給爸爸的信在‘文革’中全部燒掉了。那留下的90余封信，第一封信是袁迪寶回廈門的家度暑假時寫的，直到最後一封，寫於1965年。”歐陽鷺英介紹說。“我看我回到成都後給丹妮寫的信，兩三天就寫一封，怕郵資太貴，信總是攢夠一星期再發。我當年的字密密麻麻，我也覺得很奇怪，怎麼有那麼多話要說呀！”袁迪寶一副費解的表情對我笑著說。1957年，袁迪寶大學畢業，從成都返回廈門，又繞道去了杭州。實際上以後每次袁迪寶有機會去周邊地方出差，都到杭州看看。“那次在已經人去樓空的位於燈芯巷29號的李宅門口走來走去，回想那時在她家做客的場景。又到西湖邊上，去看當年共同欣賞的景色。”在金華的黃龍洞，袁迪寶找人拍了張照片，寄給已經去法國一年的丹妮。“丹妮再次給我看了那張照片，反面寫著一首詩：‘萬里千山自川歸，欲見君心似箭飛。昔日挽手歡遊地，淚雨共侵心與衣。’我都不敢相信這是我曾寫的詩，當時的感情這樣真摯。”
2010年3月的第一封去信後，袁迪寶瞭解到李丹妮一直是孑然一身。“我每天上午去教堂做彌撒，中午在教堂用飯，之後回家下午便不再出門。等我有天生活不能自理，我會選擇到修道院終老。”李丹妮寫道。“看到‘修道院終老’這幾個字，我有種心痛的感覺。”袁迪寶對我說。於是他去信：“我日夜思念著你，只有默默唱歌，紓解心結。你獨身至今，信物也留存至今，請原諒我的負罪感，我們要重生。如果你願意，來廈門後我們可以到民政局辦理結婚登記⋯⋯你來和我們同住，我的兒、媳、孫一定會把你當媽媽、奶奶尊敬的。”雖然錯過了兩人最好的年華，但所幸有機會一起終老。對於這樁跨國的夕陽婚姻，袁迪寶沒有任何一點猶豫。“愛是無罪的。只要不做害羞的事，就很純潔。”
混血兒的美麗與哀愁
李丹妮的父親李樹化是廣東梅縣人。當年在法國勤工儉學時，李樹化娶了染織廠女工珍妮為妻，婚後他們一起回到中國，先後在北平藝術專科學校和杭州的國立藝術專科學校教授音樂。跟他一起學美術的同鄉，日後成為著名畫家的林風眠還專門畫過她的家庭。混血兒的身份給了李丹妮標緻的容貌，讓人讚歎的語言天賦，但卻是她認為的一生磨難的根源。
“小時候，旁邊的孩子叫我‘雜種’。我特別難過，跑去找媽媽。媽媽對我說：‘中國是亞洲最優秀的國家，法國是歐洲最優秀的國家，你身上流淌著兩個優秀國家人的血，你要自豪才對。’”李丹妮對我回憶說。採訪的這天，正是她媽媽的忌日，客廳的花瓶裡插著白色的玫瑰和茉莉花，散發著幽香。“我和爸爸的人生觀都是消極的，媽媽是我們的太陽。今天特別想念她。”父母撒手人寰後，李丹妮依然悲觀。在法國教授中文時，李丹妮曾提醒那些即將來華深造的法國學生，要避免和這裡的異性談戀愛。“他們都笑話我這種看法。直到現在，我才願意承認這個說法過時了。”
在李丹妮20歲出頭的時候，曾經被問過這輩子會不會回去法國。“我想問我問題的這個人簡直瘋了，我是中國人啊，怎麼會回到法國生活？”可是袁迪寶去成都之後，李丹妮卻分明感覺到了自己和家庭成員因為有著一張異國面孔，正在緊張的政治空氣中日益被邊緣化。李丹妮因為總愛穿著旗袍和連衣裙，經常被領導叫去談話。“我的脾氣就是這樣。為什麼不能自由穿著？這些穿起來很漂亮啊，我愛美。”李丹妮被認為政治覺悟不高。在選擇回到法國之前，她幾乎到了崩潰的邊緣。“有子彈貼著我的耳朵呼嘯而過，我覺得那是沖我來的。”
1956年，李丹妮和父母乘船離開中國，前往法國。李樹化因為沒有護照，在香港和妻女分離，去了泰國，那裡有李家經營的珠寶行。最終1962年李樹化才到達法國和家人團聚。“我們可以選擇乘坐飛機，但是我堅持乘船，那需要一個月的時間。我不想睡一覺就到了另外一個國家。我想在船上，好好看看這個我生活了將近30年的國家，和它慢慢告別。”按照計畫，李丹妮想在法國的學校裡學習兩年左右，就回到中國。但始料不及的是，一到法國她就陷入了為生計奔波的境地。
李丹妮首先感到了親情的淡薄。她的母親和姨媽共同擁有里昂房產的繼承權。姨媽與表妹則已經有另外一處住房，母親想花錢買下這間房子的全部繼承權，對方要求在數月之內把錢全部付清，否則繼承權就會永遠失掉。母女二人得不到當地親戚的一點接濟。好在泰國的祖母一直在接濟她們，讓她們經濟狀況稍微得到緩和。“母親在家裡給工廠拼裝玩具，按計件制領取工錢。我則拼命想找一份工作。勞動局建議我利用我語言方面的專業背景，找一份速記打字的秘書工作。”但是李丹妮的法語只局限在日常生活用語，她又下了很大工夫去掌握新詞。正如李丹妮在中國被當做法國人受到排擠，回到法國之後，她依然覺得格格不入。“我穿著中國帶去的衣服，那種淡藍色的棉布旗袍，腳上穿著布鞋。這在街上總是引來目光。在媽媽的勸說下，我才把衣服換掉。可是我的身材瘦小，難買到合適的服裝，總是穿媽媽做的。”
在外貿公司擔任秘書工作期間，李丹妮遭遇了另一次愛情，也因此關閉了感情的門。“那是我業餘學習德文的老師，他寫了封信給我，問我眼睛裡為什麼總是深藏著憂鬱。我知道他是有妻子的人，也明白那封信意味著什麼意思。於是原封不動地退回了。法國人的關係有時候太過開放和隨便，這點我不能接受。”但是也在這次事件之後，她想到了輕生。她在河邊徘徊了很久，被人攔下。最終她選擇了去打耳洞，用肉體的疼痛來宣洩情感的壓抑。
1965年，李丹妮收到了來自袁迪寶的來信後，選擇了不再回復。其實從信件的內容和篇幅上看，袁迪寶的家庭事務越來越牽扯他的精力，政治運動也在佔用著他的時間。最主要的原因，是李丹妮接到一封發自香港的電報，上面就一句話：你不要再寫信了，你害人。這封電報出自誰手至今都是個謎。它讓李丹妮深深感到恐懼，以至於很長一段時間她都覺得有人在監視她的行動。
袁迪寶（左）李丹妮（右）
1976年10月12日，李丹妮再次往袁迪寶在廈門工作的防疫站寄出了一封信。此時，防疫站已經搬走，信很快就因“查無此人”而被退回。這是丹妮保留的唯一一封自己寫給迪寶的信：“親愛的迪寶，金星又已經出現了，我已經很久沒有抬頭望月，而思念之切又一次興起了逶迤的波濤，展開在我眼前的是你的1965年5月12日的信，那似乎是我們最後一次的通信。⋯⋯將近10年的沉默，你還在廈禾路住嗎？遲疑了很久，終於決定給你寫這封短短的信，但願你能收到它⋯⋯此願如能實現，那我今生還需盼望什麼別的更大的幸福呢？”
為了能和中國發生千絲萬縷的聯繫，儘管當教師的收入要比從事秘書工作的收入減少一半，李丹妮還是選擇了到里昂第三大學語言學院的中文系教授中文。在53歲時，她如願獲得了漢學博士學位，成為中文系的終身副教授。為了表彰她對中法教育做出的傑出貢獻，1992年法國政府授予李丹妮騎士勳章，為她出版了傳記《混血兒》。她選擇了林風眠畫的逆風飛揚的大雁作為封面，她說：“葉子往這邊倒，大雁奮力卻向那頭飛。我的這輩子就是這樣。”
有我你會快樂
李丹妮害怕孤獨。“她在里昂的家裡有一隻貓，其實是鄰居的。但她常常喂它，早上起床，她在洗漱之前就把食物端到貓的跟前。因此那只貓很喜歡她，賴在她的院子裡不走。丹妮還認了好幾個乾兒子和乾女兒，他們有的是她同學的孩子，有的是她學生。”歐陽鷺英向我回憶起第一次去丹妮家的情景。“和她剛到法國時被人瞧不起的狀況不同，這條街上的鄰居都知道她是教授，一輩子都在做中法之間的文化交流，他們都很尊敬她。但丹妮的知己很少，遇到想不通的問題，她會去找神父交流。”
現在早晨袁迪寶一出門，李丹妮就變得悵然。“剛結婚的時候，我們每天早上9點出門，去環島路上散步，11點鐘回來。那時候話怎麼那麼多啊？”李丹妮問兒媳婦。歐陽鷺英說：“他攢了55年啊，自然心裡憋的全是話。”有時候袁迪寶會在家靜坐。他告訴我，那是他養生方式的一種，實際就是打禪。打禪一定要心靜，所以什麼都不會想，慢慢調整氣息。只不過老了就坐得沒那麼端正了，只是往那裡一靠，一副閉目養神的樣子。袁迪寶坐久了，不說話，李丹妮又會焦慮。她跑去問兒媳婦，是不是迪寶想念秀雪了？在李丹妮心裡，自她搬進了袁家，就常常在心裡默默地和那個女人對話。“我對她說，你把孩子都撫養得很好，他們都很可愛。我又問她，現在我和迪寶結婚，你能接受嗎？會不會生我的氣？”
袁迪寶的性格大大咧咧，和心思細膩、多愁善感的李丹妮正好是兩個極端。“有一次我早上出門游泳，沒和丹妮打招呼就從後門走掉了。丹妮一直等著我吃午飯，在家裡急得直掉眼淚。兒媳婦就說我，以後出門一定要告訴丹妮。現在呢，每天早上出門我都在她臉頰上親一親。法國人見面和告別是行貼面禮的，我們是愛人，親吻沒有問題。”
“我是他的耳朵，他是我的眼睛。”李丹妮這樣形容兩人目前的狀態（張雷 攝）
也是袁迪寶的這種個性，常能把李丹妮逗笑。“過去上班時我經常要登上國外的貨船來做進口食品檢驗，我穿得可精神啦，西服是天津定做來的，還戴著肩章和大蓋帽。後來退休了，也就不講究了。尤其是秀雪離世後，沒人管著我，我就開始留鬍子，頭髮也是兩三個月才剪一回。我把舊雨傘給拆了，把傘布拼成一個袋子，掛在身上，既環保也不會引人注意。我還做了這樣一首自嘲打油詩：老來蓄鬍鬚，拐杖持一支，肩背一布袋，慢走馬路邊。常被誤以為乞丐，惹來人佈施。”袁迪寶給李丹妮寄去的第一張照片，就選了那個時期的樣子。“兒媳婦罵我，你那個時期多邋遢，怎麼那麼多年沒見，不給人家留個個好形象？哈，我就是專門考驗丹妮的，看看我這副樣子她願不願意收留我。”果然，李丹妮一看到照片，就笑出了聲：“只是老了許多，神情一點都沒有變，還是我的迪寶。”
“我們什麼都不缺了。孩子們都很孝順。現在我最擔心就是丹妮不要自找煩惱。她說心裡總不安，今天兒子、兒媳婦工作忙，和她少說了兩句話，她就怕孩子們對她有意見；明天自己身體有點小狀況，又怕成為家庭的累贅。這兩天她接了個法國的電話，之後就跑過來和我講，她法國的親戚說只是她愛我，我不愛她。我會不愛她？她一說要去修道院終老，我的心就痛得要死，這就是愛她的表現！我每天早晚都會祈禱，保佑我的丹妮能夠平平安安，安度晚年，心盡所願。”袁迪寶說。
我發現，袁迪寶的法寶之一，就是他仿佛吃了蜜的甜嘴，儘管有時候說的話純粹是聽不清楚的打岔，但誇讚丹妮或者向她表達愛意總歸是沒錯。每次說完，李丹妮必定由惆悵，變得滿面柔情。
（部分圖片來自網路）
⊙文章版權歸《三聯生活週刊》所有，歡迎轉發到朋友圈，轉載請聯繫後臺。
點擊以下封面圖
一鍵下單「如何面對癌症」
▼點擊閱讀原文，今日生活市集，發現更多好物。
又重逢。”袁迪寶記得，那是在2010年的春節，兒媳婦歐陽鷺英聽到了他和丹妮那段遺憾的往事，便鼓勵他給失去聯繫許久的丹妮重新寫信。“70年代，我們全家從福建龍岩山區下放歸來，我想恢復和丹妮在‘文化大革命’中斷掉的通信往來。給她往里昂的原地址寫了至少10封信，全部被退回，以為位址換了，再也聯繫不上。兒媳婦對我講，她看過一個報導，講的是‘二戰’期間一位元美國軍人在法國認識了一位元孤兒，若干年後再次來到法國，依然找尋得到。法國人很少搬家。”袁迪寶決定重寫。“我想了個辦法，連續寄了5封信，每封信包括了一封給丹妮的中文信，還有一封給丹妮親戚的英文信。這樣房子即便是丹妮的親戚在住，也能夠轉交給她。為什麼是5封？如果郵遞員看到，怎麼有個人連續往這個錯誤的位址寄信，說不定會把信打開，幫助我這個傻瓜。”於是奇跡發生了，袁迪寶在2010年3月31日寄出第一封信，4月17日便收到了李丹妮的回信。李丹妮其實一直都住在那裡。當年也許是中國方面的原因，她才沒有收到。“除此之外，我和丹妮的重逢還有什麼特別呢？現在地球就是個村，里昂到這裡，只用12個小時。”袁迪寶想不懂他和李丹妮的感情為什麼如此轟動。
他們牽著手出現在我面前。李丹妮的視力最近由於青光眼的原因下降得厲害，路看不清，步子也就跟著變得不堅定，她需要拉著袁迪寶。袁迪寶的聽力幾乎為零，每句話都需要由李丹妮把嘴唇貼在他的耳朵上，和他耳語來重複。“我是他的耳朵，他是我的眼睛。”李丹妮說。即使坐在沙發上，兩個人的手也是緊緊地扣在一起，好像時刻都在共同面臨著考驗，再沒有什麼力量能夠把他們分開。袁迪寶經常聽不清她對我說了什麼，卻會把她的頭摟到自己頭邊，說：“講那麼多了，歇歇，喝口水吧。”有時候他能聽清一個詞，就迅速做出反應。“他是我們班俄語最好的學生，每次都是滿分！”李丹妮介紹說。“好學生？我是笨蛋！她那時同時掌握俄語、英語、法語和中文。我們都很崇拜她。”袁迪寶一邊說著，一邊親昵地用額頭來頂李丹妮的額頭。他們不明白，巧合並不是這個愛情故事裡最重要的元素。故事裡最動人的部分，是雙方對道德和責任的堅守，以及深深隱藏但從未泯滅過的愛。傳奇之後，這種愛就化為了兩人相伴共度餘生的綿綿深情。這比傳奇本身，更有力量。
“土包子”的內心世界
在知道公公與李丹妮年輕時的交往後，歐陽鷺英驀然破解了身邊那些袁迪寶對李丹妮表達思念的密碼。袁迪寶的父親是鼓浪嶼教堂裡的一名牧師，受其影響，袁迪寶是一名虔誠的基督徒。“他收藏有大大小小不同版本的《聖經》。其中一本常讀的《聖經》裡，夾著多年來收集的一些羅丹雕塑作品《吻》的圖片，和從報紙上剪下來的各種說明。其實那是因為過去他在和丹妮聊天時，得知她非常喜歡這件藝術品的緣故。在較大版本的《聖經》，或者較厚辭典的扉頁上，他都專門抄寫過丹妮在里昂的地址。那是怕隨便抄在一張紙上會丟，反復抄寫也能不斷強化記憶。”歐陽鷺英對我說。1958年，袁迪寶和妻子黃秀雪的第一個孩子降生，袁迪寶給他起小名“塵生”，之後的老二則有個小名叫“金星”。“塵生就是李丹妮的中文名字。她出生在北京的春天，正是漫天風沙的季節。和她父母相熟悉的散文家孫福熙說，名字裡要有個‘塵’字。丹妮的母親很喜歡這個字，說它代表著為人的謙卑和低調。遙望‘金星’來寄託相思，則是袁迪寶和李丹妮分離時的約定。”
袁迪寶總是說自己是個“土包子”，這是玩笑，也是發自內心的對李丹妮的欽慕。“你問我丹妮會不會和我去游泳？她才不會游泳呢！上山、下海都是我們這些粗野的‘土包子’才會做的，她是讀書做學問的人，怎麼會呢？”又或者：“她第一次給我們上俄語課。她穿著連衣裙，像天仙一樣從教室門口飄進來，每走一步我們這些‘土包子’都目不轉睛地看著。”當時是1953年，袁迪寶在杭州的浙江醫學院讀公共衛生系，中法混血的李丹妮是他的俄文老師。袁迪寶有著學俄文的天賦，成為班裡的俄語課代表，本人又很渴望繼續學習英語，就向原是浙江大學英語系畢業的李丹妮反映了這個想法，由李丹妮私下單獨輔導，一對一來教授英語。學習完畢，兩人會到離李丹妮家不遠的西湖風景區去散步。“時間久了，心裡便有了朦朧的好感。有一次我們去靈隱寺爬山，我先唱了首歌，她回了我一首俄語歌。回去一查書，原來是這樣的歌詞：‘田野小河邊，紅莓花兒開。有一位少年真使我心愛，可是我不能對他表白，滿懷的心腹話沒法講出來。’我就明白了她的心意。”袁迪寶說。
1953年時的李丹妮和袁迪寶
袁迪寶有個秘密一直沒有告訴李丹妮，並且隨著對丹妮的愛慕加深，陷入一種自責當中。在奔赴大學的10天之前，他已經在廈門和姐姐介紹認識的護士同事黃秀雪結婚。他和黃秀雪沒有經過自由戀愛的過程，只是家人覺得袁迪寶的年齡大了，黃家和袁家也還是門當戶對，兩人便結合在一起。在升入“大三”這年，全國高校院系調整，他所在的公共醫學系併入四川醫學院（即後來的華西醫科大學），袁迪寶需要去成都完成之後的學業。臨別之際，袁迪寶終於將自己的情況如實地告訴給李丹妮。“她說，不能將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另一位女人的痛苦之上。我們說好要像兄妹一樣保持書信聯繫。我們想念對方時，就看天空中的那顆金星。它叫啟明星，又叫長庚星。每天傍晚太陽落山、天快黑的時候，西南方就會最先出現這顆很亮的星。”在以後的歲月裡，袁迪寶常常清晨4點鐘爬起來，跑到山間去看那顆星星。“我覺得她也在看，我們是在星星上相會的。現在聊起來，我們都罵自己傻。她到了里昂之後，我們就有時差。我看的時候，她哪裡在同時看呀！”
談及與之前妻子黃秀雪之間的婚姻，袁迪寶用“敬重”這個詞來形容他對她的情意。“1954年鷹廈鐵路開始修建後成立工程指揮部，她被抽調去做工程醫務室的負責人，天天都要背著急救箱去工地巡查。鐵路1957年竣工。在這三年當中，她每年都被評為勞動積極分子和先進工作者，三年長了三級工資，竣工之時，已是全市護士當中工資最高的人。她勤勞賢慧，一手培養了三個孩子。每次我發下工資，留下一些零花，剩下的都交與她來調配。她要在精打細算後保證我父親的生活、孩子們的教育和成長。在物質並不很豐富的年代，每個周日，她還會為我們買來鴨子加餐。三個兒子到了該娶老婆的時候，她都能保證每人送給一套黃金首飾。她的衣著樸素，又會打毛衣。她打的羊毛衣到現在我都還在穿。”1994年3月，黃秀雪被診斷出牙齦癌，10月便離開了人世。“那段日子裡我天天在醫院陪床，將各種有營養的食物按比例配好、用絞碎機混合。丹妮不願意我拋下家庭，我就要盡到一個丈夫的責任。”黃秀雪去世時，袁迪寶寫下了這樣的字來評價：退休護士基督徒，賢妻良母好祖母。
黃秀雪是知道袁迪寶和李丹妮的感情的，她同樣是個偉大的女人。歐陽鷺英對我說，袁迪寶在家裡的寫字桌上一度就壓著一張李丹妮的照片。“我看到他給李丹妮的去信中說：今天秀雪在醫院打碎了一塊玻璃，於是它跑到了我的寫字臺上，你的照片就壓在下麵。我寫字的時候，你就在對我微笑。”上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困難時期，袁迪寶一家經常能收到李丹妮從法國寄來的奶粉等食品。“秀雪開玩笑說，既然要做孩子們的義母，就要多寄一些呀。”袁迪寶說。那是袁迪寶的記憶中，黃秀雪直接說到李丹妮的唯一一次。在那本藏著秘密的《聖經》裡，袁迪寶用一張他和黃秀雪的合影來做書簽。“照片很奇怪，兩個人分坐沙發的兩端。”歐陽鷺英說。那仿佛象徵了兩人心靈上的距離。黃秀雪心裡真正的感受沒有人知道，如果有感傷和缺憾，也許應該歸咎於時代。
少女時期的李丹妮
袁迪寶和李丹妮自1954年開始通信。“信件只是單方面保存在丹妮手中，丹妮寫給爸爸的信在‘文革’中全部燒掉了。那留下的90余封信，第一封信是袁迪寶回廈門的家度暑假時寫的，直到最後一封，寫於1965年。”歐陽鷺英介紹說。“我看我回到成都後給丹妮寫的信，兩三天就寫一封，怕郵資太貴，信總是攢夠一星期再發。我當年的字密密麻麻，我也覺得很奇怪，怎麼有那麼多話要說呀！”袁迪寶一副費解的表情對我笑著說。1957年，袁迪寶大學畢業，從成都返回廈門，又繞道去了杭州。實際上以後每次袁迪寶有機會去周邊地方出差，都到杭州看看。“那次在已經人去樓空的位於燈芯巷29號的李宅門口走來走去，回想那時在她家做客的場景。又到西湖邊上，去看當年共同欣賞的景色。”在金華的黃龍洞，袁迪寶找人拍了張照片，寄給已經去法國一年的丹妮。“丹妮再次給我看了那張照片，反面寫著一首詩：‘萬里千山自川歸，欲見君心似箭飛。昔日挽手歡遊地，淚雨共侵心與衣。’我都不敢相信這是我曾寫的詩，當時的感情這樣真摯。”
2010年3月的第一封去信後，袁迪寶瞭解到李丹妮一直是孑然一身。“我每天上午去教堂做彌撒，中午在教堂用飯，之後回家下午便不再出門。等我有天生活不能自理，我會選擇到修道院終老。”李丹妮寫道。“看到‘修道院終老’這幾個字，我有種心痛的感覺。”袁迪寶對我說。於是他去信：“我日夜思念著你，只有默默唱歌，紓解心結。你獨身至今，信物也留存至今，請原諒我的負罪感，我們要重生。如果你願意，來廈門後我們可以到民政局辦理結婚登記⋯⋯你來和我們同住，我的兒、媳、孫一定會把你當媽媽、奶奶尊敬的。”雖然錯過了兩人最好的年華，但所幸有機會一起終老。對於這樁跨國的夕陽婚姻，袁迪寶沒有任何一點猶豫。“愛是無罪的。只要不做害羞的事，就很純潔。”
混血兒的美麗與哀愁
李丹妮的父親李樹化是廣東梅縣人。當年在法國勤工儉學時，李樹化娶了染織廠女工珍妮為妻，婚後他們一起回到中國，先後在北平藝術專科學校和杭州的國立藝術專科學校教授音樂。跟他一起學美術的同鄉，日後成為著名畫家的林風眠還專門畫過她的家庭。混血兒的身份給了李丹妮標緻的容貌，讓人讚歎的語言天賦，但卻是她認為的一生磨難的根源。
“小時候，旁邊的孩子叫我‘雜種’。我特別難過，跑去找媽媽。媽媽對我說：‘中國是亞洲最優秀的國家，法國是歐洲最優秀的國家，你身上流淌著兩個優秀國家人的血，你要自豪才對。’”李丹妮對我回憶說。採訪的這天，正是她媽媽的忌日，客廳的花瓶裡插著白色的玫瑰和茉莉花，散發著幽香。“我和爸爸的人生觀都是消極的，媽媽是我們的太陽。今天特別想念她。”父母撒手人寰後，李丹妮依然悲觀。在法國教授中文時，李丹妮曾提醒那些即將來華深造的法國學生，要避免和這裡的異性談戀愛。“他們都笑話我這種看法。直到現在，我才願意承認這個說法過時了。”
在李丹妮20歲出頭的時候，曾經被問過這輩子會不會回去法國。“我想問我問題的這個人簡直瘋了，我是中國人啊，怎麼會回到法國生活？”可是袁迪寶去成都之後，李丹妮卻分明感覺到了自己和家庭成員因為有著一張異國面孔，正在緊張的政治空氣中日益被邊緣化。李丹妮因為總愛穿著旗袍和連衣裙，經常被領導叫去談話。“我的脾氣就是這樣。為什麼不能自由穿著？這些穿起來很漂亮啊，我愛美。”李丹妮被認為政治覺悟不高。在選擇回到法國之前，她幾乎到了崩潰的邊緣。“有子彈貼著我的耳朵呼嘯而過，我覺得那是沖我來的。”
1956年，李丹妮和父母乘船離開中國，前往法國。李樹化因為沒有護照，在香港和妻女分離，去了泰國，那裡有李家經營的珠寶行。最終1962年李樹化才到達法國和家人團聚。“我們可以選擇乘坐飛機，但是我堅持乘船，那需要一個月的時間。我不想睡一覺就到了另外一個國家。我想在船上，好好看看這個我生活了將近30年的國家，和它慢慢告別。”按照計畫，李丹妮想在法國的學校裡學習兩年左右，就回到中國。但始料不及的是，一到法國她就陷入了為生計奔波的境地。
李丹妮首先感到了親情的淡薄。她的母親和姨媽共同擁有里昂房產的繼承權。姨媽與表妹則已經有另外一處住房，母親想花錢買下這間房子的全部繼承權，對方要求在數月之內把錢全部付清，否則繼承權就會永遠失掉。母女二人得不到當地親戚的一點接濟。好在泰國的祖母一直在接濟她們，讓她們經濟狀況稍微得到緩和。“母親在家裡給工廠拼裝玩具，按計件制領取工錢。我則拼命想找一份工作。勞動局建議我利用我語言方面的專業背景，找一份速記打字的秘書工作。”但是李丹妮的法語只局限在日常生活用語，她又下了很大工夫去掌握新詞。正如李丹妮在中國被當做法國人受到排擠，回到法國之後，她依然覺得格格不入。“我穿著中國帶去的衣服，那種淡藍色的棉布旗袍，腳上穿著布鞋。這在街上總是引來目光。在媽媽的勸說下，我才把衣服換掉。可是我的身材瘦小，難買到合適的服裝，總是穿媽媽做的。”
在外貿公司擔任秘書工作期間，李丹妮遭遇了另一次愛情，也因此關閉了感情的門。“那是我業餘學習德文的老師，他寫了封信給我，問我眼睛裡為什麼總是深藏著憂鬱。我知道他是有妻子的人，也明白那封信意味著什麼意思。於是原封不動地退回了。法國人的關係有時候太過開放和隨便，這點我不能接受。”但是也在這次事件之後，她想到了輕生。她在河邊徘徊了很久，被人攔下。最終她選擇了去打耳洞，用肉體的疼痛來宣洩情感的壓抑。
1965年，李丹妮收到了來自袁迪寶的來信後，選擇了不再回復。其實從信件的內容和篇幅上看，袁迪寶的家庭事務越來越牽扯他的精力，政治運動也在佔用著他的時間。最主要的原因，是李丹妮接到一封發自香港的電報，上面就一句話：你不要再寫信了，你害人。這封電報出自誰手至今都是個謎。它讓李丹妮深深感到恐懼，以至於很長一段時間她都覺得有人在監視她的行動。
袁迪寶（左）李丹妮（右）
1976年10月12日，李丹妮再次往袁迪寶在廈門工作的防疫站寄出了一封信。此時，防疫站已經搬走，信很快就因“查無此人”而被退回。這是丹妮保留的唯一一封自己寫給迪寶的信：“親愛的迪寶，金星又已經出現了，我已經很久沒有抬頭望月，而思念之切又一次興起了逶迤的波濤，展開在我眼前的是你的1965年5月12日的信，那似乎是我們最後一次的通信。⋯⋯將近10年的沉默，你還在廈禾路住嗎？遲疑了很久，終於決定給你寫這封短短的信，但願你能收到它⋯⋯此願如能實現，那我今生還需盼望什麼別的更大的幸福呢？”
為了能和中國發生千絲萬縷的聯繫，儘管當教師的收入要比從事秘書工作的收入減少一半，李丹妮還是選擇了到里昂第三大學語言學院的中文系教授中文。在53歲時，她如願獲得了漢學博士學位，成為中文系的終身副教授。為了表彰她對中法教育做出的傑出貢獻，1992年法國政府授予李丹妮騎士勳章，為她出版了傳記《混血兒》。她選擇了林風眠畫的逆風飛揚的大雁作為封面，她說：“葉子往這邊倒，大雁奮力卻向那頭飛。我的這輩子就是這樣。”
有我你會快樂
李丹妮害怕孤獨。“她在里昂的家裡有一隻貓，其實是鄰居的。但她常常喂它，早上起床，她在洗漱之前就把食物端到貓的跟前。因此那只貓很喜歡她，賴在她的院子裡不走。丹妮還認了好幾個乾兒子和乾女兒，他們有的是她同學的孩子，有的是她學生。”歐陽鷺英向我回憶起第一次去丹妮家的情景。“和她剛到法國時被人瞧不起的狀況不同，這條街上的鄰居都知道她是教授，一輩子都在做中法之間的文化交流，他們都很尊敬她。但丹妮的知己很少，遇到想不通的問題，她會去找神父交流。”
現在早晨袁迪寶一出門，李丹妮就變得悵然。“剛結婚的時候，我們每天早上9點出門，去環島路上散步，11點鐘回來。那時候話怎麼那麼多啊？”李丹妮問兒媳婦。歐陽鷺英說：“他攢了55年啊，自然心裡憋的全是話。”有時候袁迪寶會在家靜坐。他告訴我，那是他養生方式的一種，實際就是打禪。打禪一定要心靜，所以什麼都不會想，慢慢調整氣息。只不過老了就坐得沒那麼端正了，只是往那裡一靠，一副閉目養神的樣子。袁迪寶坐久了，不說話，李丹妮又會焦慮。她跑去問兒媳婦，是不是迪寶想念秀雪了？在李丹妮心裡，自她搬進了袁家，就常常在心裡默默地和那個女人對話。“我對她說，你把孩子都撫養得很好，他們都很可愛。我又問她，現在我和迪寶結婚，你能接受嗎？會不會生我的氣？”
袁迪寶的性格大大咧咧，和心思細膩、多愁善感的李丹妮正好是兩個極端。“有一次我早上出門游泳，沒和丹妮打招呼就從後門走掉了。丹妮一直等著我吃午飯，在家裡急得直掉眼淚。兒媳婦就說我，以後出門一定要告訴丹妮。現在呢，每天早上出門我都在她臉頰上親一親。法國人見面和告別是行貼面禮的，我們是愛人，親吻沒有問題。”
“我是他的耳朵，他是我的眼睛。”李丹妮這樣形容兩人目前的狀態（張雷 攝）
也是袁迪寶的這種個性，常能把李丹妮逗笑。“過去上班時我經常要登上國外的貨船來做進口食品檢驗，我穿得可精神啦，西服是天津定做來的，還戴著肩章和大蓋帽。後來退休了，也就不講究了。尤其是秀雪離世後，沒人管著我，我就開始留鬍子，頭髮也是兩三個月才剪一回。我把舊雨傘給拆了，把傘布拼成一個袋子，掛在身上，既環保也不會引人注意。我還做了這樣一首自嘲打油詩：老來蓄鬍鬚，拐杖持一支，肩背一布袋，慢走馬路邊。常被誤以為乞丐，惹來人佈施。”袁迪寶給李丹妮寄去的第一張照片，就選了那個時期的樣子。“兒媳婦罵我，你那個時期多邋遢，怎麼那麼多年沒見，不給人家留個個好形象？哈，我就是專門考驗丹妮的，看看我這副樣子她願不願意收留我。”果然，李丹妮一看到照片，就笑出了聲：“只是老了許多，神情一點都沒有變，還是我的迪寶。”
“我們什麼都不缺了。孩子們都很孝順。現在我最擔心就是丹妮不要自找煩惱。她說心裡總不安，今天兒子、兒媳婦工作忙，和她少說了兩句話，她就怕孩子們對她有意見；明天自己身體有點小狀況，又怕成為家庭的累贅。這兩天她接了個法國的電話，之後就跑過來和我講，她法國的親戚說只是她愛我，我不愛她。我會不愛她？她一說要去修道院終老，我的心就痛得要死，這就是愛她的表現！我每天早晚都會祈禱，保佑我的丹妮能夠平平安安，安度晚年，心盡所願。”袁迪寶說。
我發現，袁迪寶的法寶之一，就是他仿佛吃了蜜的甜嘴，儘管有時候說的話純粹是聽不清楚的打岔，但誇讚丹妮或者向她表達愛意總歸是沒錯。每次說完，李丹妮必定由惆悵，變得滿面柔情。
（部分圖片來自網路）
⊙文章版權歸《三聯生活週刊》所有，歡迎轉發到朋友圈，轉載請聯繫後臺。
點擊以下封面圖
一鍵下單「如何面對癌症」
▼點擊閱讀原文，今日生活市集，發現更多好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