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堂人：自己成了“神秘”的人
■守堂人。 新快報記者 孫毅/攝
不參加親友婚宴、不探親訪友、工作時不微笑、不對訪客說“再見”……這些都讓人遺憾,不過
不參加親友婚宴、過年不探親訪友、不主動告知職業、工作時儘量不微笑、不對訪客說“再見”……在常人看來,他們是一個特殊的群體。雖然從事的也是三百六十行的一行,但因為工作環境的特殊,他們被披上了“神秘”的面紗,甚至被忌諱。他們是骨灰管理員,也被稱為“守堂人”。
他們年復一年日復一日地做一件世俗人認為是不可思議的事情。
故事1
“最傷感的是認識的老人看不到了”
作為骨灰堂的守堂人,萍姐守護著2520個骨灰格。在她看來,守護的不僅僅是逝者骨灰,更守護著2520個家庭的根。
日子久了,她對骨灰格位非常熟悉,只要家屬講出先人姓名,她就能準確地帶家屬找到存放位置。她甚至記得家屬特定的拜祭時間、特別的拜祭方式。比如有的家屬總是在室內瞻仰、鮮花拜祭,有的家屬喜歡舉行家庭追思會,而有的家屬要將骨灰搬到室外拜祭等。每一次,她都幫助家屬佈置好拜祭桌,提供周到的服務。
為何堅守?“在這裡我看到太多生死眷戀,很多人讓我感動。”萍姐說。除了感動,守堂久了,萍姐也會遇到許多感傷的事。“有很多因為來祭拜而認識的老人,後來漸漸看不到了,這是最讓人覺得傷感的事。”萍姐淡淡地說。
有一對母子,母親七八十歲,每次都由頭髮花白的兒子攙扶著來拜祭老伴兒。他們總要在骨灰盒前和親人說許多話。到後來,只有兒子一人來拜祭。
清明時節,是萍姐最忙碌的時候。近30年的堅守也讓萍姐與不少家屬成了朋友。有一名70多歲的王婆婆,子女都定居國外,每年清明只有她一人來拜祭老伴。由於腿疾,婆婆每次來都“找阿萍”,讓萍姐幫她從8層的骨灰格上取下骨灰盒。拜祭完畢,再幫她把骨灰盒放回。每次離開時,萍姐都要目送她走遠。多年來,她們成了朋友,老人有什麼事要解決,就打電話向萍姐諮詢。
對於生死,萍姐也有著自己的感悟:“我曾經見過有家屬在親人的骨灰前跪著痛哭,也看到過很多家屬來拜祭時燒紙錢等很多東西,但我覺得人死以後你做什麼他都看不到了,為什麼不能在親人活著時對他好一點呢?人的生命是很脆弱的,我們要對身邊人再好一些。”
故事2
“頭三年不敢對妻子坦白做什麼”
“我們自己內心很接受(這個職業),但社會上(的人),我的親朋好友怎麼看,真不好說!”年近六十的康叔是韶關人,年輕時曾做過記者、公務員、商人……最終在35歲那年,選擇了殯葬行業作為職業終點,一干就是25年。
採訪一開始,康叔坐下就向記者提出,在報導中不要寫全名,也不拍正臉,“不然以後去茶樓飲茶都沒人願意和我一張桌子。”他半開玩笑地說。康叔說,上世紀80年代初,最早入行時,一般工人的月薪30多元,他每月能掙100元。隱瞞工作3年後,妻子實在耐不住好奇地問康叔,“你到底在外面打什麼工?”康叔這才坦白。
2005年前後,他無意中接受電視臺採訪,街坊鄰居這才從電視裡得知了康叔的職業。從那時起,他發現不少朋友舉辦婚壽喜宴,都不再請他。於是,逢年過節,他也很少到別人家走動拜年。
康叔說,殯葬行業要送別人生的最後一程,服務好兩個世界的人,他自知工作的分量。剛剛入行時,每每看到親人痛哭流涕,康叔只能呆站在旁不知所措。“英年早逝、白髮人送黑髮人,場面是最傷痛的。”康叔說。尤其親人送別最後一面時,如何不讓場面失控,當中大有學問。
康叔回憶,上世紀90年代,他還在做學徒,當時一個未滿30歲的婦人的丈夫遭遇意外離世,婦人帶著5歲的兒子在殯儀館哭得幾乎昏死。康叔的師父勸說,“姑娘,人已經去了,現在最重要的是你和兒子,他才5歲,你這樣可能讓孩子以後產生陰影。”婦人愣了愣便努力抑制下哭聲。康叔的師父繼續說,“讓先人好好地走也是在做好事,你放心,我會幫你先人的骨灰選個好位置,讓你們方便拜祭。”
故事3
“幾乎沒參加過親友的婚壽宴請”
老張,年近60歲從業30年。初見老張,他正在骨灰盒存放間打掃衛生。骨灰盒存放間裡是一排一排的格子櫃,櫃子門是一塊透明玻璃。除了掃地,老張還要定期擦格子櫃的玻璃。
一把笤帚、一塊抹布、一個水桶,還有一個梯子,都是他的清潔工具。存放骨灰的櫃子有近3米高,擦拭上層格子的玻璃只能靠梯子爬上去。
“殯儀館存放15萬個骨灰盒,光我們這的骨灰盒就有幾萬個,在這裡已經存放了30餘年。” 老張說,負責看管骨灰盒的有4個人,即便全員一起打掃,想要全部擦完一遍,也得花上幾天時間。
每擦完一塊玻璃,老張都會在內心默默地說一句“祝福”,“希望能讓每一位逝者的靈魂在這裡得到安寧。”這樣一份工作,老張幹了30年。被問到是否後悔選擇當骨灰保管員,老張搖了搖頭。老張說自己已經習慣了,“不管是啥工作,都要用心把它做好。”
由於大部分時間做著與死亡有關的工作,老張的業餘生活相比其他人要單調許多。“基本沒有什麼交際,不是不願意去參加,而是迫不得已。”老張說,一旦對方知道自己的職業,出於忌諱,就再不來往了。
老張說,單位裡的人都有一個不成文的規定:不參加或儘量少參加別人的喜事;不去醫院看病人;不跟對方握手說“再見”等。
對這事兒的顧忌,老張說他很認真,除了女兒的婚禮,幾乎沒參加過親友的婚壽宴請。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活了半輩子,參加喜事兒的次數一雙手都能數過來。”
採訪一開始,康叔坐下就向記者提出,在報導中不要寫全名,也不拍正臉,“不然以後去茶樓飲茶都沒人願意和我一張桌子。”他半開玩笑地說。康叔說,上世紀80年代初,最早入行時,一般工人的月薪30多元,他每月能掙100元。隱瞞工作3年後,妻子實在耐不住好奇地問康叔,“你到底在外面打什麼工?”康叔這才坦白。
2005年前後,他無意中接受電視臺採訪,街坊鄰居這才從電視裡得知了康叔的職業。從那時起,他發現不少朋友舉辦婚壽喜宴,都不再請他。於是,逢年過節,他也很少到別人家走動拜年。
康叔說,殯葬行業要送別人生的最後一程,服務好兩個世界的人,他自知工作的分量。剛剛入行時,每每看到親人痛哭流涕,康叔只能呆站在旁不知所措。“英年早逝、白髮人送黑髮人,場面是最傷痛的。”康叔說。尤其親人送別最後一面時,如何不讓場面失控,當中大有學問。
康叔回憶,上世紀90年代,他還在做學徒,當時一個未滿30歲的婦人的丈夫遭遇意外離世,婦人帶著5歲的兒子在殯儀館哭得幾乎昏死。康叔的師父勸說,“姑娘,人已經去了,現在最重要的是你和兒子,他才5歲,你這樣可能讓孩子以後產生陰影。”婦人愣了愣便努力抑制下哭聲。康叔的師父繼續說,“讓先人好好地走也是在做好事,你放心,我會幫你先人的骨灰選個好位置,讓你們方便拜祭。”
故事3
“幾乎沒參加過親友的婚壽宴請”
老張,年近60歲從業30年。初見老張,他正在骨灰盒存放間打掃衛生。骨灰盒存放間裡是一排一排的格子櫃,櫃子門是一塊透明玻璃。除了掃地,老張還要定期擦格子櫃的玻璃。
一把笤帚、一塊抹布、一個水桶,還有一個梯子,都是他的清潔工具。存放骨灰的櫃子有近3米高,擦拭上層格子的玻璃只能靠梯子爬上去。
“殯儀館存放15萬個骨灰盒,光我們這的骨灰盒就有幾萬個,在這裡已經存放了30餘年。” 老張說,負責看管骨灰盒的有4個人,即便全員一起打掃,想要全部擦完一遍,也得花上幾天時間。
每擦完一塊玻璃,老張都會在內心默默地說一句“祝福”,“希望能讓每一位逝者的靈魂在這裡得到安寧。”這樣一份工作,老張幹了30年。被問到是否後悔選擇當骨灰保管員,老張搖了搖頭。老張說自己已經習慣了,“不管是啥工作,都要用心把它做好。”
由於大部分時間做著與死亡有關的工作,老張的業餘生活相比其他人要單調許多。“基本沒有什麼交際,不是不願意去參加,而是迫不得已。”老張說,一旦對方知道自己的職業,出於忌諱,就再不來往了。
老張說,單位裡的人都有一個不成文的規定:不參加或儘量少參加別人的喜事;不去醫院看病人;不跟對方握手說“再見”等。
對這事兒的顧忌,老張說他很認真,除了女兒的婚禮,幾乎沒參加過親友的婚壽宴請。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活了半輩子,參加喜事兒的次數一雙手都能數過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