廁所：人類生命史上最偉大的發明
哈佛大學遺傳學家加利·拉夫昆認為，在延長人類壽命的諸多因素中，
“廁所”是一個令人尷尬的話題，除了亞伯特·伊萊亞斯和亞歷山大·基拉之外，幾乎無人涉獵公廁文化。更有甚者，當一家期刊以“廁所論文：分性別修建公共廁所”為題向社會徵文時，《新標準》雜誌的一位讀者藐視地回應道：“這代表人類知識和道德可憐的破產！公共廁所！難道竟淪落到了這種地步？”
但不為人所知的是，根據2007年《英國醫學雜誌》的統計調查，過去200年中，醫學界的最大里程碑，既不是青黴素也不是避孕藥，而是現代“衛生設備”。
在19世紀排汙設備很差的倫敦，有一半的嬰幼兒夭折；當擁有了廁所、排汙系統以及人們習慣了用肥皂洗手後，兒童的死亡率降低了1/5。這是英國歷史上兒童死亡率降幅最大的一次。
由此，哈佛大學遺傳學家加利·拉夫昆認為，在延長人類壽命的諸多因素中，廁所是最大的變數，現代公共衛生設施使人類的平均壽命延長了20年。擁有良好衛生設施的人患病的幾率較小，請假誤工的時間也較少，這樣他們的醫療支出也就相應減少。有研究資料顯示，在衛生設施方面每投入1美元，在節省醫療費用和提高生產力方面平均能得到7美元的回報。
五萬生命的代價
現代排汙系統的誕生，與倫敦一次大瘟疫有關。當時隨著排泄成本的上漲——清潔工的工資漲到每晚6便士，
在此情況下，各種疾病隨之滋生蔓延，其中最可怕的是霍亂。霍亂病菌的主要載體就是人類糞便。在良好的衛生條件下，水源與糞便分開，可以抑制霍亂的傳播。然而在19世紀早期的倫敦，當地9個水管理公司中有5個是從泰晤士河直接取水供人飲用的。而這正是霍亂的溫床。1831年爆發的第一場瘟疫奪去了6536人的生命。在1848~1849年的瘟疫中，整個英國死亡50000人，其中倫敦就死了14000人。
當時，由於剛剛流行起來的抽水馬桶向已經滿滿的糞坑或下水道排放了更多的污水，因此被指責為帶來了更多的恐懼卻沒有解決任何問題。
公共衛生專家在談論這場災難時，都不會忘記約翰·斯諾醫生。正是他第一個認識到，霍亂在糞便中傳播，而糞便又污染了水源，從而導致了這場瘟疫。1854年的一個星期五上午，約翰·斯諾醫生將百老匯街上的一個水泵柄拆了下來。這一歷史性的舉動阻止了這場瘟疫的蔓延。從此，結束了公共衛生員愛德溫·查德威克關於“將污水直接排放到泰晤士河可能傷害這條河，但卻能保護人的健康”的歪理。英國開始建設污水管道，沖水廁所也不必再背黑鍋了。這就是倫敦著名的巴紮爾蓋特下水道系統的來源。
現代廁所的普及
此外，現代公共廁所也是在這一時期被提上議事日程的。1851年的萬國工業博覽會上，喬治·詹寧斯為水晶宮修建了公共廁所，共有827280名遊客付費使用了該公廁。然而，之後的大多數建築物仍然出於對成本因素的考慮而選擇不造廁所。1858年喬治·詹寧斯提出在“那些礙眼的、使大城市受到批評的瘟疫地區”建造適合“現代文明發展階段的廁所”的提議：
“我知道這個話題非同一般，處理起來也很棘手，但是我們不應該因為虛假的文雅而不去關注那些影響千百萬人健康和舒適的問題。這些人每天都穿梭在你們的城市中間……一個民族的文明可以從他的室內和衛生用具來衡量。雖然我的建議可能令人無法接受，但是我堅信總有一天，將會在眾人聚集的所有地方建造擁有完備設施的停留站（此處指公廁）。想像一下：每次用完坐便器後，一位可敬的服務員因害怕被解雇而認真地用潮濕的皮革製品擦洗每一個坐便器。他還會給那些顧客遞上他們有可能使用的乾淨拭巾、梳子和牙刷。鞋匠還可以在裡面做擦鞋生意，因為很多人寧可穿著髒鞋走開，也不願意站在那兒，讓別人盯著他們骯髒的鞋子。”
不過這項提議直到19世紀70年代才被接受。無獨有偶，在英吉利海峽的對面，直到1871年巴黎市政廳仍然還沒有衛生設施。在1982年出版的《紀念巴黎市政廳重建100周年》裡，對這座雄偉建築的方方面面，甚至包括暖氣、照明、電話、電梯都作了細緻的介紹，唯獨對衛生設施隻字不提。這並不是偶然的，在夏爾·加尼爾設計的歌劇院裡同樣沒有衛生設施。他在自己的著作《巴黎新劇院》中如此解釋：“盥洗盆和水桶雖然是建築的一個部分，但它們不能成為對這門藝術進行革命性改造的對象。”
因此，人們在這座新劇院享受高雅藝術時，不得不憋幾個小時或自備尿壺。這在今天看來相當荒唐，可在當時卻極其正常。19世紀資產階級的一個典型特點就是對身體的自製力。在學校裡孩子們的第一課就是學習如何擺脫“身體下等機能”，以應對日後的沙龍社交。在上流社會裡，片刻逃離沙龍被認為是最為失禮的行為。難怪一些沙龍裡會出現這樣的標語“忍得一時，多年不爽。”
內急時如不解決會造成嚴重的後果，自古以來的醫生都知道這點。但真正落實並出現在沙龍裡，流行在社會上，還是在現代。宣導現代廁所的衛生戰役中，1883年是個標誌性的時間。除了嚴格意義上的技術進步外，還應指出的是，社會普及具有同樣重要的意義。醫生在此扮演了重要角色。在1883年4月16日巴黎衛生住房委員會的會議上，納皮亞醫生質疑他的某些同事，認為他們25個人一個廁所的論點完全停留在經驗層面。他大膽指出，這個數字必定會成為破壞衛生的一個原因。在他看來，每套住房都必須有自己的廁所。但是他也知道，這個要求在很多人看來“太激進，完全是革命性的”。因為在當時，隨便翻開一本衛生報告看到的數字都是：“塔內利街22號，70人共用一個廁所。義大利大道135號，40人共用一個廁所。埃斯基羅爾街41號，60人共用兩個廁所。”10年後行政當局終於承認每套住房內部都應該附設衛生間的原則，並在1894年頒佈法令。但這卻是在人們為此付出慘痛的生命代價之後。1892年，19世紀最後一次霍亂爆發，塞納省死了1797人。相對于現代住宅廁所的緩慢發展，公共廁所卻因經銷商的大力推銷而快速遍地開花。巴黎的一份招標記錄顯示：“1873年，市政府決定建造一批男用公共小便池：14個兩個位置的小便池由古隆先生建造；維克托·馬丁先生將建造62個六個位置的小便池和64個背靠牆角、大小不一的小便池。所有這些建築均應配備枝形照明設備。1876年，一個名叫弗拉帕爾的人中標提供這類設備。”這種新型小便池造型奇特，我們只介紹一款經典的——這就是由建築師德穆紮建造的鑄鐵製成的兩排背靠背的小便池，這一款式後來用了百年之久。小便池旁邊的兩個柱子架著一個柱頭，柱頭上掛著用來張貼廣告的牌子。小便池有扇很重的木門，目的是要讓使用者完全站到廁所裡面。
到20世紀初，這種門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固定的金屬擋板，擋板頂部有些小孔。在大道旁，人們看到了三個位置的小便池，還附帶一個供清潔工使用的小工具房。兩個這樣的龐然大物可以提供5到6個位置。像所有其他小便池一樣，它們頂上也安裝了煤氣燈。男用公共小便池的安裝工作進展很快，在法蘭西第三共和國初年，它還是一個競選籌碼。最遲到1914年，巴黎所有城區的居民都要求安裝此類設施。
但是市政機構卻從來沒有考慮過女廁所的問題。一個舉止得體的婦女應該知道克制自己，這個原則是19世紀的寄宿學校中“良好教育”的一部分。不過從第二帝國時代起，有錢的女士們已經可以使用巴黎街頭的女廁所了。1865年，聖緒爾比斯廣場上已經有“5生丁廁所”。同年，馬德萊納城區也有了一些“15生丁廁所”。這些建築非常優雅，屋頂是帶有葉尖和精靈裝飾的小塔。1879年一位廁所承包商提議“在巴黎的街道上設立不僅僅供男性使用，而是男女都可使用的廁所。”這一提議直到10年後才有議員附和。1891年5月11日的一份會議記錄寫道：雖說有些婦女可以進入廁所奢侈一下，但沒有財力的婦女依然會遭受一直以來的苦惱。故敦請行政當局向市議會提交報告，以著手在公共道路上修建免費供婦女使用的廁所。
一位名叫多利奧的專家提出了一種兩個位置的柱形便池，其前部有一位女看門人棲身的小屋，她可以在裡面賣花和一些小物品。多利奧的公司要求當局許可他們建造100個這樣的設施，費用可通過廣告籌措——出讓25年——並免費提供水和煤氣。這些新廁所的面貌與其先驅者們完全不同。地面是馬賽克的，陶瓷馬桶採用了抽水裝置，馬桶坐墊由桃花心木製成，還有兩個通風窗保障空氣流通。這種免費公廁本應得到所有進步人士的認同，可有人在這個看似“無害”的計畫中找到了暗藏的不道德因素：在這類廁所中賣花屬於不安全因素。因為不能禁止男子前來買花，並在那裡駐足，假裝挑選花卉，女看門人還可能會充當拉皮條的人。一位精通女性心理學的議員還以學究式的口吻評論說：“男女兩性在過於狹窄的過道裡來來往往，不可能沒有肢體接觸，而這肯定會冒犯女性非常自然非常合理的羞恥心。”跟現在差不多，這類鑒定羞恥心的專家通常都是男性，但關於女廁所的問題，卻從來沒有人諮詢過女性。就這樣，這個女廁所計畫流產了。
直到20世紀初，女廁所問題借著巴黎開建地鐵才得到真正解決。1905年2月1日，地下廁所公司在馬德萊納廣場的花卉市場地下開設了一個真正的公共廁所，這座建築面積165平方米，頂棚高3.4米，內設男用小便器22個，以粗瓷製成，自動沖水，13個大便器，另有一個盥洗處。該公廁為女士們配備了14個便器和4個帶有下身沖洗盆的盥洗處。地面以塗白釉的磚砌成，這是當時流行的材料。牆上鑲有粗瓷磚和實心桃花心木製品，外露的水管是銅制的。照明條件良好，房頂為玻璃磚製成，裝有電燈，當然還裝有通風設備。不過這個公廁還是收費的。僅使用便池0.1法郎；便池加盥洗處0.15法郎；付0.2法郎還可以享受冷飲和熱水盥洗處的待遇。這座公廁從上午7點一直營業到午夜。至於維修和監管工作，男廁所由三個男看門人負責，女廁所由三個女看門人負責。此後其他同類型的廁所也相繼在維多利亞大道、伯納努維爾大街和巴士底廣場投入使用。
公廁呼喚革命
如果說現代化的衛生設施保障了人類遠離疾病，那麼智慧科技的加入則延長了人類的壽命。根據世界衛生組織2011年《世界衛生統計資料》顯示，日本2009年人均壽命83歲，位居世界首位。長壽的原因多種多樣，但有一點是大家都認同的，那就是良好的衛生設施和清潔習慣。日本的智慧廁所在這方面的確世界領先，或許這就是日本為什麼能成為世界第一長壽國家的原因。
現在，如果你是第一次去日本，可能會對他們的坐便器大惑不解。一個馬桶上有許多按鈕，馬桶裡還有一個奇怪的噴頭。找了一圈也不知道哪個是沖水的鍵，但卻找到了奇怪的“前按鈕”。然後錯誤地按下一個鍵，結果噴了自己一身水。這就是他們的智慧化廁所帶給“老外”的不便。可用慣這些的日本人，卻再也離不開它。20世紀70年代富裕起來的日本社會對危險、骯髒、黑暗、臭氣熏天的茅廁再也不滿意了。潔具公司看准了市場需求，推出了有洗浴功能的坐便器。
與日本這種智慧型廁所形成鮮明對照的是，當今世界上還有26億人根本沒有什麼衛生設施。他們在田野樹林裡隨地大小便。女性則必須淩晨4點起床，在天還黑的時候排便。有時還要冒著被強☆禁☆姦和被毒蛇咬的危險。全球還有40%的人生活在到處都是人類糞便的環境裡。兒童玩耍時可能會踩到或跌入糞坑裡，糞便很有可能會弄到食物和飲用水裡。
聯合國開發計畫署的出版物《2006年人類發展報告》的幾位編撰人這樣說：“當涉及用水和衛生問題時，這個世界就開始忍受冗長的會議和缺少行動的痛苦。”導致這種現象的原因很多。對於衛生問題的責任很不明確：聯合國下面有23個署對衛生問題負有某種責任，但是沒有一個機構牽頭。每年因飲用水和衛生問題致死的兒童人數高達180萬，這個巨大的數字超過了任何武裝衝突的死亡人數。沒有哪一種恐怖主義活動能像飲用水和衛生危機這樣給地球帶來如此大的災難。然而這個問題幾乎沒有被提上國際活動的議程。
聯合國之外，同樣也缺少類似關注。日本和英國都有廁所協會，但各自只掃門前雪。日本把11月10日定為全國廁所日。英國的廁所年比賽活動非常成功，但參賽者都是潔具行業內人士。沒有全球性的組織為改進世界衛生狀況而努力。
1996年一位成功的新加坡商人沈銳華看到了一篇新加坡總理呼籲人們提高“社會公共道德修養”的文章。這篇文章引發了他的思考，在他四處查看世界各地的公共廁所之後，於1998年組建了新加坡廁所協會，並開始建立全球組織的計畫。沈銳華在1999年創立了世界廁所組織。迄今為止，世界廁所組織已經舉行了8次世界廁所活動，出席人數超過4000人。世界廁所組織還在新加坡成立了一所世界廁所學院。他們還計畫設立一個衛生問題和平獎，建立一家廁所開發銀行，給窮人提供100美元的低息貸款，鼓勵他們修建廁所。
現代化的衛生設施將人類和自己的有毒排泄物隔離開來。每座城市都有將汙物排放到某個地方的排汙系統，然後又由更大的排汙系統來處理。人們看不見，也聞不著。衛生設施是現代城市建設的基礎，也是芸芸眾生能夠高密度地生活在城市中的保障。
廁所是防止人類糞便造成各種危險的屏障。人類的廁所史和人類的其他歷史一樣給了我們很多啟示。其中最重要的一條就是將它從社會的各種禁忌中解放出來。
廁所就是人類文明的晴雨錶。一個社會如何處理糞便也可以反映出它如何對待自己的公民。
作者=四以閒人
來源=《看歷史》
而這正是霍亂的溫床。1831年爆發的第一場瘟疫奪去了6536人的生命。在1848~1849年的瘟疫中，整個英國死亡50000人，其中倫敦就死了14000人。當時，由於剛剛流行起來的抽水馬桶向已經滿滿的糞坑或下水道排放了更多的污水，因此被指責為帶來了更多的恐懼卻沒有解決任何問題。
公共衛生專家在談論這場災難時，都不會忘記約翰·斯諾醫生。正是他第一個認識到，霍亂在糞便中傳播，而糞便又污染了水源，從而導致了這場瘟疫。1854年的一個星期五上午，約翰·斯諾醫生將百老匯街上的一個水泵柄拆了下來。這一歷史性的舉動阻止了這場瘟疫的蔓延。從此，結束了公共衛生員愛德溫·查德威克關於“將污水直接排放到泰晤士河可能傷害這條河，但卻能保護人的健康”的歪理。英國開始建設污水管道，沖水廁所也不必再背黑鍋了。這就是倫敦著名的巴紮爾蓋特下水道系統的來源。
現代廁所的普及
此外，現代公共廁所也是在這一時期被提上議事日程的。1851年的萬國工業博覽會上，喬治·詹寧斯為水晶宮修建了公共廁所，共有827280名遊客付費使用了該公廁。然而，之後的大多數建築物仍然出於對成本因素的考慮而選擇不造廁所。1858年喬治·詹寧斯提出在“那些礙眼的、使大城市受到批評的瘟疫地區”建造適合“現代文明發展階段的廁所”的提議：
“我知道這個話題非同一般，處理起來也很棘手，但是我們不應該因為虛假的文雅而不去關注那些影響千百萬人健康和舒適的問題。這些人每天都穿梭在你們的城市中間……一個民族的文明可以從他的室內和衛生用具來衡量。雖然我的建議可能令人無法接受，但是我堅信總有一天，將會在眾人聚集的所有地方建造擁有完備設施的停留站（此處指公廁）。想像一下：每次用完坐便器後，一位可敬的服務員因害怕被解雇而認真地用潮濕的皮革製品擦洗每一個坐便器。他還會給那些顧客遞上他們有可能使用的乾淨拭巾、梳子和牙刷。鞋匠還可以在裡面做擦鞋生意，因為很多人寧可穿著髒鞋走開，也不願意站在那兒，讓別人盯著他們骯髒的鞋子。”
不過這項提議直到19世紀70年代才被接受。無獨有偶，在英吉利海峽的對面，直到1871年巴黎市政廳仍然還沒有衛生設施。在1982年出版的《紀念巴黎市政廳重建100周年》裡，對這座雄偉建築的方方面面，甚至包括暖氣、照明、電話、電梯都作了細緻的介紹，唯獨對衛生設施隻字不提。這並不是偶然的，在夏爾·加尼爾設計的歌劇院裡同樣沒有衛生設施。他在自己的著作《巴黎新劇院》中如此解釋：“盥洗盆和水桶雖然是建築的一個部分，但它們不能成為對這門藝術進行革命性改造的對象。”
因此，人們在這座新劇院享受高雅藝術時，不得不憋幾個小時或自備尿壺。這在今天看來相當荒唐，可在當時卻極其正常。19世紀資產階級的一個典型特點就是對身體的自製力。在學校裡孩子們的第一課就是學習如何擺脫“身體下等機能”，以應對日後的沙龍社交。在上流社會裡，片刻逃離沙龍被認為是最為失禮的行為。難怪一些沙龍裡會出現這樣的標語“忍得一時，多年不爽。”
內急時如不解決會造成嚴重的後果，自古以來的醫生都知道這點。但真正落實並出現在沙龍裡，流行在社會上，還是在現代。宣導現代廁所的衛生戰役中，1883年是個標誌性的時間。除了嚴格意義上的技術進步外，還應指出的是，社會普及具有同樣重要的意義。醫生在此扮演了重要角色。在1883年4月16日巴黎衛生住房委員會的會議上，納皮亞醫生質疑他的某些同事，認為他們25個人一個廁所的論點完全停留在經驗層面。他大膽指出，這個數字必定會成為破壞衛生的一個原因。在他看來，每套住房都必須有自己的廁所。但是他也知道，這個要求在很多人看來“太激進，完全是革命性的”。因為在當時，隨便翻開一本衛生報告看到的數字都是：“塔內利街22號，70人共用一個廁所。義大利大道135號，40人共用一個廁所。埃斯基羅爾街41號，60人共用兩個廁所。”10年後行政當局終於承認每套住房內部都應該附設衛生間的原則，並在1894年頒佈法令。但這卻是在人們為此付出慘痛的生命代價之後。1892年，19世紀最後一次霍亂爆發，塞納省死了1797人。相對于現代住宅廁所的緩慢發展，公共廁所卻因經銷商的大力推銷而快速遍地開花。巴黎的一份招標記錄顯示：“1873年，市政府決定建造一批男用公共小便池：14個兩個位置的小便池由古隆先生建造；維克托·馬丁先生將建造62個六個位置的小便池和64個背靠牆角、大小不一的小便池。所有這些建築均應配備枝形照明設備。1876年，一個名叫弗拉帕爾的人中標提供這類設備。”這種新型小便池造型奇特，我們只介紹一款經典的——這就是由建築師德穆紮建造的鑄鐵製成的兩排背靠背的小便池，這一款式後來用了百年之久。小便池旁邊的兩個柱子架著一個柱頭，柱頭上掛著用來張貼廣告的牌子。小便池有扇很重的木門，目的是要讓使用者完全站到廁所裡面。
到20世紀初，這種門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固定的金屬擋板，擋板頂部有些小孔。在大道旁，人們看到了三個位置的小便池，還附帶一個供清潔工使用的小工具房。兩個這樣的龐然大物可以提供5到6個位置。像所有其他小便池一樣，它們頂上也安裝了煤氣燈。男用公共小便池的安裝工作進展很快，在法蘭西第三共和國初年，它還是一個競選籌碼。最遲到1914年，巴黎所有城區的居民都要求安裝此類設施。
但是市政機構卻從來沒有考慮過女廁所的問題。一個舉止得體的婦女應該知道克制自己，這個原則是19世紀的寄宿學校中“良好教育”的一部分。不過從第二帝國時代起，有錢的女士們已經可以使用巴黎街頭的女廁所了。1865年，聖緒爾比斯廣場上已經有“5生丁廁所”。同年，馬德萊納城區也有了一些“15生丁廁所”。這些建築非常優雅，屋頂是帶有葉尖和精靈裝飾的小塔。1879年一位廁所承包商提議“在巴黎的街道上設立不僅僅供男性使用，而是男女都可使用的廁所。”這一提議直到10年後才有議員附和。1891年5月11日的一份會議記錄寫道：雖說有些婦女可以進入廁所奢侈一下，但沒有財力的婦女依然會遭受一直以來的苦惱。故敦請行政當局向市議會提交報告，以著手在公共道路上修建免費供婦女使用的廁所。
一位名叫多利奧的專家提出了一種兩個位置的柱形便池，其前部有一位女看門人棲身的小屋，她可以在裡面賣花和一些小物品。多利奧的公司要求當局許可他們建造100個這樣的設施，費用可通過廣告籌措——出讓25年——並免費提供水和煤氣。這些新廁所的面貌與其先驅者們完全不同。地面是馬賽克的，陶瓷馬桶採用了抽水裝置，馬桶坐墊由桃花心木製成，還有兩個通風窗保障空氣流通。這種免費公廁本應得到所有進步人士的認同，可有人在這個看似“無害”的計畫中找到了暗藏的不道德因素：在這類廁所中賣花屬於不安全因素。因為不能禁止男子前來買花，並在那裡駐足，假裝挑選花卉，女看門人還可能會充當拉皮條的人。一位精通女性心理學的議員還以學究式的口吻評論說：“男女兩性在過於狹窄的過道裡來來往往，不可能沒有肢體接觸，而這肯定會冒犯女性非常自然非常合理的羞恥心。”跟現在差不多，這類鑒定羞恥心的專家通常都是男性，但關於女廁所的問題，卻從來沒有人諮詢過女性。就這樣，這個女廁所計畫流產了。
直到20世紀初，女廁所問題借著巴黎開建地鐵才得到真正解決。1905年2月1日，地下廁所公司在馬德萊納廣場的花卉市場地下開設了一個真正的公共廁所，這座建築面積165平方米，頂棚高3.4米，內設男用小便器22個，以粗瓷製成，自動沖水，13個大便器，另有一個盥洗處。該公廁為女士們配備了14個便器和4個帶有下身沖洗盆的盥洗處。地面以塗白釉的磚砌成，這是當時流行的材料。牆上鑲有粗瓷磚和實心桃花心木製品，外露的水管是銅制的。照明條件良好，房頂為玻璃磚製成，裝有電燈，當然還裝有通風設備。不過這個公廁還是收費的。僅使用便池0.1法郎；便池加盥洗處0.15法郎；付0.2法郎還可以享受冷飲和熱水盥洗處的待遇。這座公廁從上午7點一直營業到午夜。至於維修和監管工作，男廁所由三個男看門人負責，女廁所由三個女看門人負責。此後其他同類型的廁所也相繼在維多利亞大道、伯納努維爾大街和巴士底廣場投入使用。
公廁呼喚革命
如果說現代化的衛生設施保障了人類遠離疾病，那麼智慧科技的加入則延長了人類的壽命。根據世界衛生組織2011年《世界衛生統計資料》顯示，日本2009年人均壽命83歲，位居世界首位。長壽的原因多種多樣，但有一點是大家都認同的，那就是良好的衛生設施和清潔習慣。日本的智慧廁所在這方面的確世界領先，或許這就是日本為什麼能成為世界第一長壽國家的原因。
現在，如果你是第一次去日本，可能會對他們的坐便器大惑不解。一個馬桶上有許多按鈕，馬桶裡還有一個奇怪的噴頭。找了一圈也不知道哪個是沖水的鍵，但卻找到了奇怪的“前按鈕”。然後錯誤地按下一個鍵，結果噴了自己一身水。這就是他們的智慧化廁所帶給“老外”的不便。可用慣這些的日本人，卻再也離不開它。20世紀70年代富裕起來的日本社會對危險、骯髒、黑暗、臭氣熏天的茅廁再也不滿意了。潔具公司看准了市場需求，推出了有洗浴功能的坐便器。
與日本這種智慧型廁所形成鮮明對照的是，當今世界上還有26億人根本沒有什麼衛生設施。他們在田野樹林裡隨地大小便。女性則必須淩晨4點起床，在天還黑的時候排便。有時還要冒著被強☆禁☆姦和被毒蛇咬的危險。全球還有40%的人生活在到處都是人類糞便的環境裡。兒童玩耍時可能會踩到或跌入糞坑裡，糞便很有可能會弄到食物和飲用水裡。
聯合國開發計畫署的出版物《2006年人類發展報告》的幾位編撰人這樣說：“當涉及用水和衛生問題時，這個世界就開始忍受冗長的會議和缺少行動的痛苦。”導致這種現象的原因很多。對於衛生問題的責任很不明確：聯合國下面有23個署對衛生問題負有某種責任，但是沒有一個機構牽頭。每年因飲用水和衛生問題致死的兒童人數高達180萬，這個巨大的數字超過了任何武裝衝突的死亡人數。沒有哪一種恐怖主義活動能像飲用水和衛生危機這樣給地球帶來如此大的災難。然而這個問題幾乎沒有被提上國際活動的議程。
聯合國之外，同樣也缺少類似關注。日本和英國都有廁所協會，但各自只掃門前雪。日本把11月10日定為全國廁所日。英國的廁所年比賽活動非常成功，但參賽者都是潔具行業內人士。沒有全球性的組織為改進世界衛生狀況而努力。
1996年一位成功的新加坡商人沈銳華看到了一篇新加坡總理呼籲人們提高“社會公共道德修養”的文章。這篇文章引發了他的思考，在他四處查看世界各地的公共廁所之後，於1998年組建了新加坡廁所協會，並開始建立全球組織的計畫。沈銳華在1999年創立了世界廁所組織。迄今為止，世界廁所組織已經舉行了8次世界廁所活動，出席人數超過4000人。世界廁所組織還在新加坡成立了一所世界廁所學院。他們還計畫設立一個衛生問題和平獎，建立一家廁所開發銀行，給窮人提供100美元的低息貸款，鼓勵他們修建廁所。
現代化的衛生設施將人類和自己的有毒排泄物隔離開來。每座城市都有將汙物排放到某個地方的排汙系統，然後又由更大的排汙系統來處理。人們看不見，也聞不著。衛生設施是現代城市建設的基礎，也是芸芸眾生能夠高密度地生活在城市中的保障。
廁所是防止人類糞便造成各種危險的屏障。人類的廁所史和人類的其他歷史一樣給了我們很多啟示。其中最重要的一條就是將它從社會的各種禁忌中解放出來。
廁所就是人類文明的晴雨錶。一個社會如何處理糞便也可以反映出它如何對待自己的公民。
作者=四以閒人
來源=《看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