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那麼多人懷念西南聯大？從老師到學生，都是傳奇
2017年11月1日，是“國立長沙臨時大學”成立80周年紀念日。長沙臨大是西南聯大的前身，80年前長沙臨大開課的日子，被定為西南聯大的校慶日。昨天（11月1日），西南聯合大學建校八十周年紀念大會在北京大學舉行，
西南聯大是中國高等教育史上真正的傳奇，國難當頭之時，雲南邊陲之地，八年時間，凝聚並培育了一大批精英，翻看聯大師生名錄，陳寅恪、錢穆、吳大猷、周培源、梁思成、陳省身、王力、朱自清、馮友蘭、沈從文、陳岱孫、聞一多、錢鐘書、華羅庚、費孝通⋯⋯群星璀璨，令人目不暇接，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北平、天津陷入日本侵略者的炮火，學校不是軍事機關，卻成為日軍重點攻擊目標，南開遭到空襲又被日軍縱火焚燒，清華和北大校園被日軍佔領，為延續高等教育命脈，京津高校自1937年夏季，被迫大規模西遷，其中清華、北大、南開三校，與國民政府教育部磋商後決定，聯合西遷組成臨時大學。三校師生於1937年11月遷往長沙，不料12月南京陷落，武漢告急，
西南聯大師生歷時68天從長沙步行至昆明，受到當地熱烈歡迎
“我的表，你戴著”1938年4月，三校正式成立“國立西南聯合大學”，一段傳奇就此開始。今天人們提起西南聯大，無不讚歎三校學者親密合作、相得益彰。
從左至右：清華校長梅貽琦，北大校長蔣夢麟，南開校長張伯苓
西南聯大的成就，首先源於領導班子的團結。南開校長張伯苓與清華校長梅貽琦有師生之誼，梅貽琦曾畢業于張伯苓創辦的敬業中學堂（南開前身）。西南聯大成立之初，張伯苓又誠懇地對北大校長蔣夢麟說：“我的表，
北大校長、曾自嘲為“北大功狗”的蔣夢麟，也頗懂得“無為”之道，他曾經說過一句名言：“在西南聯大，我不管就是管”。如果不肯放手，各自為政，勢必造成聯而不合、三個和尚沒水喝的局面。
西南聯大的主要管理機構，簡而化之，一為常務委員會，一為教授會。三校校長——蔣夢麟、梅貽琦、張伯苓組成常務委員會，領導學校工作。同時，
西南聯大成立之初，北大與清華一度鬧矛盾。據錢穆《師友雜記》記載，梅貽琦曾在提名聯大各學院院長、系主任時，偏向清華，引起了北大師生不滿。不久，蔣夢麟恰好有事到位於蒙自的文法學院去，北大教授於是紛紛向他“告狀”。一時師生群議分校，爭取獨立。錢穆在發言中力排眾議，認為國難當頭，大家應以和合為貴，他日勝利還歸，各校自當獨立，不當在蒙自爭獨立。蔣夢麟隨即插話：“今天錢先生一番話已成定論，可不在此問題上起爭議，當另商他事。”蔣夢麟採納了錢穆之論，教授們便都不說話了。
蔣夢麟在西南聯大時的不爭，成就了西南聯大。如果爭的話，就成第二所西北聯大了。西北聯大1937年9月在西安成立，由北平大學、北平師範大學、北洋工學院等組成，不到一年就分崩離析。
由於張伯苓和蔣夢麟不爭名位，同時他們又都在重慶兼有其他工作，因此，主持西南聯大的具體事宜，更多地落在了梅貽琦肩上。
暴雨與轟炸打斷課堂聯大師生生活之艱難貧困是難以想像的，大多數學生家在淪陷區，經濟來源斷絕，只能靠政府發放貸金，而當時中國物價飛漲，不僅學生的貸金不足以糊口，教授們的工資也無法養活家人。學校食堂做飯用的是陳米，學生戲稱之為“八寶飯”：“八寶者何？曰：穀、糠、秕、稗、石、砂、鼠屎及黴味也。”教授也跟學生一樣吃不飽飯，金岳霖、朱自清等人組成種菜小組，推舉植物學家李繼侗當種菜組組長，生物系講師沈同當“種菜助理”，所有教授出力、澆水、施肥，菜豐收了，吃起來格外香。“剛毅堅卓”的校訓，在聯大師生身上得到充分體現。
學生宿舍是茅草屋頂，昆明多雨，一到下雨天屋頂即漏水，住在上鋪的同學把臉盆、水桶、飯盒都拿來接水。教室的條件稍好一些，用鐵皮作屋頂，但暴雨打在屋頂上聲如急鼓，老師講課的聲音根本聽不到。法商學院教授陳岱孫歷來以完美掌控講課時間聞名，每堂課他講完計畫內容後，說一聲“下課”，鈴聲立刻打響，萬無一失，令人稱奇，可是昆明的暴雨時常打亂他的計畫。一次，他正講到得意處，忽然一陣急雨，聲音大得使他無法講下去。他想了一下，在黑板上寫了四個大字：“停課賞雨”！同學大笑，陳岱孫一臉無可奈何。
更多時候，教師的課不是被大雨打斷，而是被敵機轟炸打斷，歷史系教授雷海宗有一次上課時想不起來上節課講到哪裡，就問一個筆記記得最詳細的女生：“我上一課最後說的是什麼?”這位元女同學打開筆記看了看說：“你上次最後說：‘現在已經有空襲警報，我們下課。’”
1939至1940年間，空襲警報兩三天一次，有時甚至一天兩次，當時飛虎隊尚未來華，昆明上空毫無防範力量，日軍又以西南聯大為主要攻擊目標，警報一響，師生就要立即放下書本跑到山溝裡掩護，俗稱“跑警報”。“跑警報”本是生死關頭，卻被師生解讀的十分浪漫，當年的聯大學生汪曾祺寫到：“‘躲’，太消極；‘逃’又太狼狽。惟有這個‘跑’字於緊張中透出從容，最有風度，也最能表達豐富生動的內容。”國文系教授劉文典說：“教授跑警報是為保存國粹，學生跑是為保留下一代希望。”劉恃才傲物，一向瞧不起只有小學文憑的沈從文，有一次跑警報，他回頭發現沈從文也在跑，說：“我劉某人是替莊子跑，你替誰跑？”
教授們不僅學術造詣深厚，他們的學風和敬業精神對學生更有深遠的影響。朱自清患有嚴重胃病，在昆明因為饑一頓飽一頓更加嚴重，有一次得了痢疾，還堅持連夜批改學生作文，妻子勸他休息，他說“我答應明天給學生的。”書桌邊放著馬桶，整整改了一夜作文，拉了30多次，第二天人都脫了相，臉也沒洗就去上課了。潘光旦右腿膝蓋以下截肢，行動不便，他住在郊區，要請人抬他到學校上課，從不遲到。力學教授周培源住處離聯大20餘裡，沒有公路無法坐車，他只好買了一匹馬，每天早上騎馬先送兩個女兒上學，再騎到聯大。陳岱孫不會騎自行車，於是也買了馬。周培源與陳岱孫都是清華園裡有名的“帥哥”，相貌英俊，身材高大，兩人騎馬上課成為聯大一道風景線。
從學術中心到民主堡壘“內樹學術自由之規模，外來民主堡壘之稱號”。這是西南聯大紀念碑碑文中對聯大的準確定位。聯大並不是從一開始就是一個“民主堡壘”，1941年以前，師生非常珍惜難得的學習環境，潛心於民族文化的傳承與創造，對國民黨及國民政府還抱有極大信任，支持國民黨領導的抗戰，期望齊心協力度過民族危機，聞一多1945年曾撰文回憶到：“人們對蔣委員長的崇拜與信任，幾乎是沒有限度的”。“先生和同學那時都注重學術研究和學習，並不像現在整天談政治，談時事。”
1946年5月3日，西南聯大中文系全體師生在教室前合影
1941年“皖南事變”發生，國民黨加強對意識形態的控制，封報館，逮捕進步人士。當時的教育部長是陳立夫，他推行以黨治校，通令高校“整頓學風”，委派國民黨官員在高校設立“訓導處”,師生強烈反對。1942年，聯大發起“倒孔（祥熙）運動”，民主運動日趨成為校園主流。1945年12月1日，聲勢浩大的“一二·一”運動爆發，各校學生罷課，爭民主，反內戰，聯大出動100多個宣傳隊，到街頭、工廠、郊區宣傳。但學生運動遭到血腥震壓，大批國民黨特務和軍人分途圍攻西南聯大和雲南大學等校，毒打學生和教師，並向學生集中的地方投擲手榴彈，炸死4名青年學生和教師，其中包括西南聯大女生潘琰。就在聯大準備北返複校前夕，國民黨又在昆明製造了“李聞慘案”，殺害了民主人士李公朴和聞一多。
懷著極度悲傷憂慮的心情，梅貽琦處理完最後一批遺留事務，回到北平那滿目瘡痍的清華園，帶領師生致力於複校事業。經過八年抗戰，清華師生增加到3000人，其中從昆明來的有900多人。設立文、法、理、工、農5個學院，26個學系，清華大學成為一所國內一流的綜合性大學。
國共內戰已經打響，當年同甘共苦的聯大師生面臨著兩條道路的選擇，政治分歧日漸鮮明。梅貽琦一心投身教育，他曾在日記中寫道：“餘對政治無深研究，於共產主義亦無大認識。對於校局，則以為應追隨蔡孑民先生相容並包之態度，以恪盡學術自由之使命⋯⋯此昔北大之所以為北大，而將來清華之為清華，正應於此注意也。”
1946年，馮友蘭教授撰寫了《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紀念碑》。文中寫道：“聯合大學以其相容並包之精神，轉移社會一時之風氣，內樹學術自由之規模，外獲民主堡壘之稱號，違千夫之諾諾，作一士之諤諤。”這精闢地概述了西南聯大教學治校的精髓。
一時師生群議分校，爭取獨立。錢穆在發言中力排眾議，認為國難當頭，大家應以和合為貴，他日勝利還歸，各校自當獨立，不當在蒙自爭獨立。蔣夢麟隨即插話：“今天錢先生一番話已成定論，可不在此問題上起爭議，當另商他事。”蔣夢麟採納了錢穆之論，教授們便都不說話了。蔣夢麟在西南聯大時的不爭，成就了西南聯大。如果爭的話，就成第二所西北聯大了。西北聯大1937年9月在西安成立，由北平大學、北平師範大學、北洋工學院等組成，不到一年就分崩離析。
由於張伯苓和蔣夢麟不爭名位，同時他們又都在重慶兼有其他工作，因此，主持西南聯大的具體事宜，更多地落在了梅貽琦肩上。
暴雨與轟炸打斷課堂聯大師生生活之艱難貧困是難以想像的，大多數學生家在淪陷區，經濟來源斷絕，只能靠政府發放貸金，而當時中國物價飛漲，不僅學生的貸金不足以糊口，教授們的工資也無法養活家人。學校食堂做飯用的是陳米，學生戲稱之為“八寶飯”：“八寶者何？曰：穀、糠、秕、稗、石、砂、鼠屎及黴味也。”教授也跟學生一樣吃不飽飯，金岳霖、朱自清等人組成種菜小組，推舉植物學家李繼侗當種菜組組長，生物系講師沈同當“種菜助理”，所有教授出力、澆水、施肥，菜豐收了，吃起來格外香。“剛毅堅卓”的校訓，在聯大師生身上得到充分體現。
學生宿舍是茅草屋頂，昆明多雨，一到下雨天屋頂即漏水，住在上鋪的同學把臉盆、水桶、飯盒都拿來接水。教室的條件稍好一些，用鐵皮作屋頂，但暴雨打在屋頂上聲如急鼓，老師講課的聲音根本聽不到。法商學院教授陳岱孫歷來以完美掌控講課時間聞名，每堂課他講完計畫內容後，說一聲“下課”，鈴聲立刻打響，萬無一失，令人稱奇，可是昆明的暴雨時常打亂他的計畫。一次，他正講到得意處，忽然一陣急雨，聲音大得使他無法講下去。他想了一下，在黑板上寫了四個大字：“停課賞雨”！同學大笑，陳岱孫一臉無可奈何。
更多時候，教師的課不是被大雨打斷，而是被敵機轟炸打斷，歷史系教授雷海宗有一次上課時想不起來上節課講到哪裡，就問一個筆記記得最詳細的女生：“我上一課最後說的是什麼?”這位元女同學打開筆記看了看說：“你上次最後說：‘現在已經有空襲警報，我們下課。’”
1939至1940年間，空襲警報兩三天一次，有時甚至一天兩次，當時飛虎隊尚未來華，昆明上空毫無防範力量，日軍又以西南聯大為主要攻擊目標，警報一響，師生就要立即放下書本跑到山溝裡掩護，俗稱“跑警報”。“跑警報”本是生死關頭，卻被師生解讀的十分浪漫，當年的聯大學生汪曾祺寫到：“‘躲’，太消極；‘逃’又太狼狽。惟有這個‘跑’字於緊張中透出從容，最有風度，也最能表達豐富生動的內容。”國文系教授劉文典說：“教授跑警報是為保存國粹，學生跑是為保留下一代希望。”劉恃才傲物，一向瞧不起只有小學文憑的沈從文，有一次跑警報，他回頭發現沈從文也在跑，說：“我劉某人是替莊子跑，你替誰跑？”
教授們不僅學術造詣深厚，他們的學風和敬業精神對學生更有深遠的影響。朱自清患有嚴重胃病，在昆明因為饑一頓飽一頓更加嚴重，有一次得了痢疾，還堅持連夜批改學生作文，妻子勸他休息，他說“我答應明天給學生的。”書桌邊放著馬桶，整整改了一夜作文，拉了30多次，第二天人都脫了相，臉也沒洗就去上課了。潘光旦右腿膝蓋以下截肢，行動不便，他住在郊區，要請人抬他到學校上課，從不遲到。力學教授周培源住處離聯大20餘裡，沒有公路無法坐車，他只好買了一匹馬，每天早上騎馬先送兩個女兒上學，再騎到聯大。陳岱孫不會騎自行車，於是也買了馬。周培源與陳岱孫都是清華園裡有名的“帥哥”，相貌英俊，身材高大，兩人騎馬上課成為聯大一道風景線。
從學術中心到民主堡壘“內樹學術自由之規模，外來民主堡壘之稱號”。這是西南聯大紀念碑碑文中對聯大的準確定位。聯大並不是從一開始就是一個“民主堡壘”，1941年以前，師生非常珍惜難得的學習環境，潛心於民族文化的傳承與創造，對國民黨及國民政府還抱有極大信任，支持國民黨領導的抗戰，期望齊心協力度過民族危機，聞一多1945年曾撰文回憶到：“人們對蔣委員長的崇拜與信任，幾乎是沒有限度的”。“先生和同學那時都注重學術研究和學習，並不像現在整天談政治，談時事。”
1946年5月3日，西南聯大中文系全體師生在教室前合影
1941年“皖南事變”發生，國民黨加強對意識形態的控制，封報館，逮捕進步人士。當時的教育部長是陳立夫，他推行以黨治校，通令高校“整頓學風”，委派國民黨官員在高校設立“訓導處”,師生強烈反對。1942年，聯大發起“倒孔（祥熙）運動”，民主運動日趨成為校園主流。1945年12月1日，聲勢浩大的“一二·一”運動爆發，各校學生罷課，爭民主，反內戰，聯大出動100多個宣傳隊，到街頭、工廠、郊區宣傳。但學生運動遭到血腥震壓，大批國民黨特務和軍人分途圍攻西南聯大和雲南大學等校，毒打學生和教師，並向學生集中的地方投擲手榴彈，炸死4名青年學生和教師，其中包括西南聯大女生潘琰。就在聯大準備北返複校前夕，國民黨又在昆明製造了“李聞慘案”，殺害了民主人士李公朴和聞一多。
懷著極度悲傷憂慮的心情，梅貽琦處理完最後一批遺留事務，回到北平那滿目瘡痍的清華園，帶領師生致力於複校事業。經過八年抗戰，清華師生增加到3000人，其中從昆明來的有900多人。設立文、法、理、工、農5個學院，26個學系，清華大學成為一所國內一流的綜合性大學。
國共內戰已經打響，當年同甘共苦的聯大師生面臨著兩條道路的選擇，政治分歧日漸鮮明。梅貽琦一心投身教育，他曾在日記中寫道：“餘對政治無深研究，於共產主義亦無大認識。對於校局，則以為應追隨蔡孑民先生相容並包之態度，以恪盡學術自由之使命⋯⋯此昔北大之所以為北大，而將來清華之為清華，正應於此注意也。”
1946年，馮友蘭教授撰寫了《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紀念碑》。文中寫道：“聯合大學以其相容並包之精神，轉移社會一時之風氣，內樹學術自由之規模，外獲民主堡壘之稱號，違千夫之諾諾，作一士之諤諤。”這精闢地概述了西南聯大教學治校的精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