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新疆黨政軍及兵團主要奠基人——徐立清將軍誕辰107周年
小心記
紅西路軍老戰士、開國中將、原總政副主任徐立清不但是一位有戰功的政工幹部，而且也是著名的“三讓將軍”，人品高尚，顧全大局，曾經主動讓上將軍銜、讓總幹部部副部長職務、讓正兵團職待遇。
正文
徐立清：安徽金寨縣人，1927年2月參加革命，1929年8月參加紅軍，1930年9月入黨；歷任師政治部幹事、科長、團政治處主任、師政治部主任、紅四方面軍第四軍政治部主任、紅四方面軍總衛生部政委、129師政治部組織科長、新四旅政治委員、西北野戰軍政治部主任、六縱（軍）政委、一野二兵團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一野一兵團政委、新疆分局副書記、新疆軍區政治部主任、副政委、解放軍總幹部管理部副部長、總政副主任、濟南軍區政委、總政副主任、中央軍委委員、成都軍區第一政治委員等職。
一
【彭德懷對徐立清說：“進軍新疆絕非一件容易的事，400萬人口中包含13個民族，語言不同，風俗習慣差異很大，會給部隊帶來許多新問題，你們的任務重啊!”】
1947年3月，在青化砭戰役時，西北野戰軍政治部主任徐立清（左一）與司令員彭德懷（左二）、副政委習仲勳（右二）、參謀長張文舟（右一），在現場觀察地形
1949的金秋季節，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精神和毛主席、朱總司令關於《向全國進軍的命令》的偉大號召指引下，由彭德懷副總司令指揮的第一野戰軍在西北戰場上取得全線勝利。
新疆地處我國西北邊陲，是以維吾爾族為主體的多民族聚居地區。400萬人口中包括13個民族，語言不同，風俗習慣各異。這裡還駐守著已起義的原國民黨新疆警備總司令陶峙岳所屬的七萬餘部隊。
為了順利完成進軍新疆的任務，徐立清政委一到任就下部隊搞調查研究，掌握情況，對部隊進行了廣泛政治動員和深入的思想教育。
彭總也專程來到一兵團，就進軍新疆的有關問題進行了研究和部署，他對徐立清說：“進軍新疆絕非一件容易的事，400萬人口中包含13個民族，語言不同，風俗習慣差異很大，會給部隊帶來許多新問題，你們的任務重啊!”野戰軍政治部主任甘泗淇也和徐立清徹夜長談，他們就進軍新疆中的思想政治工作深入地交換了意見。
與此同時，在兵團召開成立酒泉至迪化運輸司令部，酒泉甘新物質供應站，酒泉、哈密分別設立空運指揮所的會議之際，徐立清政委召集第二軍政委王恩茂、第六軍政委張賢約共同選拔一批優秀幹部以備進疆後改編起義部隊和地方建黨建政之用。
為了把工作做得更加扎實有效，徐立清政委翻閱了大量歷史史料，對當年張騫出使西域、班超駐守重鎮、唐玄奘去西土取經、左宗棠率部進疆路線，進行了認真研究，他還到群眾中去，訪問調查，瞭解和掌握進軍新疆途中遇到的種種困難，堅定進軍新疆的決心和信心。
就在徐立清政委夜以繼日為進疆工作做準備的同時，10月9日，彭德懷就新疆成立省委還是分局的問題電示中央，並擬定以王震為書記，徐立清為副書記的新疆党的領導機關。
中央考慮到新疆是少數民族地區，當時的情況比較複雜，有些事情的處理需要當機立斷，職權擴大一些較為妥當。於是10月12日電複彭德懷，決定成立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直接隸屬中央。分局書記由王震同志擔任，徐立清同志任副書記。之後進行了分工，王震書記負責新疆黨政全面工作；徐立清副書記專做分局的具體工作。
在中央批准成立新疆分局之後，當時關係到全域的一項工作，是新疆國民黨起義部隊的改造。實際上這項工作在9月中旬就已開始。當時，時任國民黨新疆警備總司令陶峙岳派駐河西國民黨第八補給區中將司令曾震五到蘭州，向彭總傳遞和平起義的願望，彭總委託曾震五帶信給陶將軍對其起義表示歡迎，並指示王震司令員派第五師參謀長劉振世去高臺與國民黨部隊聯繫。
彭總給陶峙岳信中大意是：新疆部隊一律原地不動；陶峙嶽本人的地位不變，各級軍官的地位不變，這支部隊要逐步改造為人民解放軍，接受解放軍的政治工作制度。
起義部隊主要是指新疆警備司令部序列的整編四十二師所轄一二八、六十五、三二一、騎四、騎九等五個整編旅；整編七十八師所轄二二七、一七八、一七九等三個整編旅；整編騎兵一師所轄六、七兩個整編旅；駐新疆聯勤總部物資供應局和空軍地勤人員等。
在這些起義部隊中，有受蔣介石、胡宗南遙控的“嫡系”，有聽命于馬步芳的“親兵”，有盛世才留下的舊部，還有一支由美蔣裝備訓練的烏斯滿武裝。真是各忠其主，各行其是。
陶峙嶽在9月25日（宣佈起義）這一天，以新疆省警備總司令名義公開發表了一個《告全疆國民黨部隊全體官兵書》，主要說明起義後要繼續維持社會秩序的責任。然而，時隔兩天，9月27日，哈密駐軍一七八旅五三三團團長陳公輔密謀策劃搶劫銀行、商店；9月28日，景化駐軍一七九旅一個連長，因反對起義，槍殺了營長，裹挾百余名士兵搶劫老鄉財物後逃跑；隨後又發生六十五旅駐庫車騎兵團副團長，煽動該團部分官兵搶劫銀行一案，其它部隊一些士兵也參與了搶劫，騷亂者還劫走了老百姓的大批牲畜；該旅一九四團一個營長，用汽車把兩個連拉到庫米什一帶，企圖逃跑。鑒於不斷地發生叛亂事件，陶峙嶽如坐針氈，深感到關係重大，於是在宣佈起義後第10天，匆忙與郝家俊（國民黨新疆供應局中將局長）趕赴酒泉謁見彭總。
10月7日，彭總與許光達、王震、徐立清、羅元發、張賢約、劉振世等一同會見了陶峙岳和郝家俊。當時，儘管兩位原國民黨中將衣冠楚楚，胸標熠熠生輝，但還是掩蓋不住內心的忐忑不安。
使陶、郝二人沒想到的是，彭總一見面卻非常幽默誠懇地對兩位將軍說：“今天，我把你們的新朋友、老朋友都請到這裡來了，大家可以暢所欲言啊，以後我們就一起共事了，你們不要有什麼顧慮，繼續大膽地工作，把部隊帶好......”
原來，彭總為了打消陶、郝二人顧慮，特地安排劉振世一同參加會談。
劉振世原國民黨二十九軍少將參謀長，北伐時就是陶的老部下，1930年，劉振世考入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畢業又返回陶的部隊，與陶相處有近十餘年了，他既是陶的老部下，也是好朋友。劉之後跟胡宗南給二十九軍劉戡當參謀長，宜川戰役受傷被六軍俘虜。
當時任六縱政委的徐立清和縱隊司令員羅元發為他專門成立一個治傷護理小組，並幫助他改造思想，痊癒後到人民解放軍總部工作一段時間，以後調二軍五師任參謀長，現在任一兵團高參。
彭總剛才的一席話，令陶、郝二人驚異而又感激。陶峙嶽說：“新疆雖已易旗，但局勢仍處在非常混亂和動盪之中。迪化入夜時聞零星槍聲，有時是向我在東門外的住宅射擊，我令副官設法抓捕開槍者，但未抓獲。”郝家俊接著說：“卑人沒有看管好部下，致使發生哈密叛亂......”
彭總明白郝家俊所說部下是指國民黨新疆供應局二分局局長熊鵬遠，是此次與陳公輔密謀製造哈密騷亂，趁機搶劫銀行的首惡分子。
但是彭總沒有責怪其二位，而是以人民解放軍高級將領所具備的謀略與智慧，像老朋友、老同事一樣與其親切交談，向他們簡明扼要介紹了全國革命形勢勝利發展的情況，暢談新中國無限美好的前景。最後說，你們在酒泉呆上幾天，參觀學習一下中國人民解放軍的軍容，共同研究解放軍入疆組建軍政委員會，以及起義部隊的整編和改造問題。
二
【許光達說：“徐立清同志應付僵局是能手，是一個能力強、方法多、信得過的好幹部，我看，到新疆可以和王震搞到一起。”】
1949年12月，徐立清和鮑爾漢（右三）、王震（右二）、王恩茂（右一）在迪化（烏魯木齊）
10月9日彭總派劉振世護送陶、郝二人回疆後，對許光達司令員說：“看來和平起義並不和平，看似平靜的（新省）政局局面，潛伏著種種危機。起義部隊，派系林立，內部勾心鬥角，各懷鬼胎，少部分反動分子密謀叛亂。除此之外，還有從蘭州逃到新疆國民黨甘肅省代主席丁宜中以下一大批黨政要員和軍統特務。我之前已做好了處置的思想準備，想不到一七八旅五三三團官兵，在反動軍官和特務分子煽動下，還是喪心病狂搶劫銀行，商店並到處縱火。”
許光達司令員馬上接著彭總的話題說：“六軍駐哈密空運指揮所謝參謀長（十六師參謀長謝正浩）曾彙報：叛兵們舉著火把，點燃沿街的一棟又一棟房屋，頓時濃煙滾滾，烈焰沖天，染紅了半個天空，只見居民哭天喊地，呼兒喚女，扶老攜幼，你擁我擠地爭相逃命，大街小巷，到處是逃難的人流，到處是遺棄的衣物。城門內外，由於叛兵的阻擾，擠得水泄不通，老弱病殘者在人群中呼喊、啼哭，被擠傷踏傷者不計其數。萬惡的敵人站在高處，不時用皮鞭槍托毆打群眾，搶奪群眾財物，整個哈密城陷入一片恐怖之中。真是造孽啊!”
“第七十八師（中將）師長莫我若、一七八旅（少將）旅長劉倫元都未能管住屬下團長陳公輔，也算是給我們提了個醒。”彭總稍稍深思了片刻說。
許司令員似乎看出彭總的疑慮，他說：“由於和陶同中將軍銜的有六七個，而陶的威望暫時還未達到覆蓋其所管轄部隊的全部，故未能有效節制部下，從陶本人談話也能看得出其力不從心啊！”
“是的，前兩天羅元發報告，我軍押送給養的一位參謀在哈密東門受到起義部隊哨兵刁難，車隊被阻留，謝參謀長接到報告後，火速趕到現場，但已經晚了，那位參謀竟被幾個軍統分子挾持，慘無人性的活埋了。這是國民黨反動派肆無忌憚的挑釁行為！”彭總氣得怒火中燒，恨恨地甩了一下手說。忽然，他話題一轉，用徵求意見的口吻說：“光達同志，野戰軍黨委準備調立清同志到一兵團當政委，你有沒有意見？”
“好啊！”許光達答道，接著又補充道：“徐立清同志應付僵局是能手，是一個能力強、方法多、信得過的好幹部，我看，到新疆可以和王震搞到一起。”
“那好！二、六軍進疆，團結就會更好，徐立清公道正派，從不搞小圈子，他能把劉振世改造過來，就一定能把陶部改造過來。”彭總深有感觸地說。
三
【陶峙嶽說：“徐立清不簡單，為起義部隊改編為二十二兵團做出了突出貢獻。”】
徐立清政委臨危受命，剛進疆，就妥善處置了多起起義部隊叛亂事件。其中最大一起發生在11月初徐政委進疆第二天，駐七角井之一七八旅兩個營，劫我二軍東返運兵汽車四十輛，並將押車之參謀及其他人員扣留。經我六軍多次交涉無效，一七八旅旅長也不能節制其部下，後我六軍十六師發現該部晝夜做工事，有叛變企圖，徐立清政委與六軍羅軍長立即決定，以步兵五個營向其包圍，令其旅長親自領我軍入營，將人車釋放，並將該兩營繳械，主犯由我方處理。
不久，二十二兵團騎七師連續在奇台、阜康、昌吉等地發生八起叛亂，六軍在羅元發軍長、張賢約政委指揮下，很快平伏，共降俘斃傷1200余名叛亂分子；另有900余名逃兵除極少數逃到山裡外，大部分返回或陸續被追回。
多次叛亂事件的發生，使徐立清政委感到，起義部隊的改造已刻不容緩。他立即把從一兵團派到起義部隊的幹部召集起來，他說：“這些起義官兵長期受國民黨反動派的反共教育和欺騙宣傳，中毒很深，要改造他們，是一項很光榮、很艱巨的任務。你們要有充分的思想準備，要使他們徹底轉變過來，還有一個過程。
對起義官兵只用一般的教育解決不了問題，要解決好根本問題就是要發動起來憶階級苦；他們不少人苦大仇深，有的父母早亡，只剩下孤單單的一個人，他們沒有辦法呀，被逼走投無路，只有當兵，當兵後又受到國民黨軍隊的欺壓。所以，他們心裡都有一團火。我們要用憶苦的‘火種’把他們心中的一團火‘點燃’起來，工作才能奏效。”
徐立清政委的一席話，使一兵團派到二十二兵團的幹部受到啟發和教育，他們當中不少人都是通過徐立清做工作，高高興興到起義部隊的。今天徐政委又親自到這裡，這就更為他們做好工作，增添了信心。
徐立清政委還瞭解到，起義部隊中的中下級軍官和廣大士兵都同情起義、擁護和贊成起義，這對於改造起義部隊是重要思想基礎。於是，徐立清政委就提出來讓這些中下層軍官和士兵們一起學習，以營、連為單位進行憶苦思甜，互相受教育。
正在這時，有兩個連隊的起義軍官串通起來，認為派來的解放軍幹部有意整他們，煽動士兵嘩變，甚至動起刀槍與解放軍搞勢不兩立。解放軍幹部也窩了一肚子火，差一點與這兩個連隊動起了干戈，情況十分緊急。徐政委知道後，立即趕到現場，對雙方都進行了嚴肅地批評。他說：“你們這是目無組織紀律，目無上級領導，你們都是階級兄弟，有什麼問題解決不了，動槍動刀，算是有本事啦！”
徐政委這麼一發火，雙方都主動地放下了武器。徐政委經過深入瞭解，弄清了前因後果，原來是少數反動軍官出生于地主家庭，從小就過著“衣來伸手，飯來張口”的生活，他們受不了士兵在憶苦大會上對他們的聲討和控訴，就採取報復和過激行為。針對這種情況，徐政委就採取了把軍官和士兵分開來學習的辦法，充分發揚民主，廣泛聽取意見，然後把士兵對軍官的意見轉告給他們，兩方面都做工作。這樣一來，很快穩定了官兵的情緒，提高了官兵覺悟，及時防止了嘩變。後來，這一士兵和軍官分開學習的方法被普遍推廣，受到陶峙岳將軍的讚賞和起義部隊廣大官兵的歡迎。
在起義部隊，當時還有不少軍官想脫下軍裝離開起義部隊，有的還做好了逃離的準備，徐政委得到這個消息後，非常冷靜，他沒有把這些準備要走的軍官集合起來訓話，而是一個一個談話，瞭解情況。
一天晚上，徐政委找到一位連長，首先表揚了他們連隊所取得的成績，詢問他個人和家裡的一些情況，得知這位元連長的父親是國民黨的高級官員，後因和胡宗南的部下鬧矛盾，被撤了職務。徐政委分析，這個連長不願在起義部隊工作主要是怕走父親的老路，將來也會被共產黨撤了職，因此產生了離隊情緒。於是徐政委就耐心地給他講道理，說共產黨不同於國民黨，共產黨對自己的幹部是關心和愛護的，他舉了很多事例。這個連長看到徐政委這樣一個解放軍高級幹部對同志和顏悅色，和藹可親，受到了感染和教育，主動交待了自己和其他幾個連長準備逃離的想法，並向徐政委保證說，一定安心在起義部隊工作。後來，其他幾個準備要走的連級幹部也都主動承認了錯誤。
徐政委到起義部隊做了大量的思想政治工作，不僅平息了嘩變，也解除了很多幹部的思想顧慮，受到起義部隊官兵的普遍歡迎。陶峙岳將軍後來回憶徐立清政委，對他改造起義部隊工作方法非常欽佩，說徐立清不簡單，為改造起義部隊，為起義部隊改編為二十二兵團做出了突出貢獻。
四
【王震說:“他是一個好政委，一個難得的政治工作領導幹部。”】
1950年8月，徐立清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副書記時，同書記王震在一起
王震在《憶徐立清同志》一文中，曾這樣追溯他們之間的革命友誼。他說：[在這之前，我對立清已有些瞭解，抗日戰爭末期，他領導的新四旅就和我們三五九旅同住在陝北執行保衛陝甘寧邊區的任務。1944年我奉命率三五九旅一部南下，兩年後返回。當我們粉碎敵人重兵圍追堵截，將進陝北時，彭總率領接應我們的部隊中就有立清同志所在的新四旅。後來，我們各自的部隊不斷擴大，番號幾經更迭，但都沒有離開西北戰場。聽一些同志談起，他是一個很好的同志，善於團結人，很容易相處，能與這樣一位同志相與共事，我很高興。
立清同志到任後，從具體接觸中，我確實感到，他是一個好政委，一個難得的政治工作領導幹部，我們之間很快建立起互相信任的親密關係。
進疆後，正式成立了党的新疆分局，我任分局書記，立清同志任副書記。當時，我們面臨的局面相當複雜，任務十分艱巨，一些反動的民族主義分子勾結帝國主義勢力舉行叛亂；生產亟待恢復；長期反動統治所造成的民族隔閡亟待消除；舊的政權機構需要清理，新政權要迅速建立；伊犁、塔城、阿山三區革命建立起來的民族部隊要按照中國人民解放軍的體制政治建軍；起義部隊要改造......真是百結待解，百廢待興。
當時關係到全域的一項工作，就是從進疆部隊中抽調幹部去建立地方黨的組織和政權機關，加強民族軍、改造起義部隊。這項工作主要是由立清同志具體負責。
那時幹部的思想雖然比較單純，但是，離開老部隊，到人地生疏、語言不同的地方去工作，難免產生一些思想顧慮。立清同志量才選人，幹部由他親自談話。對幹部將要去的地方的有關情況，他都事先詳細瞭解，有利條件，不利條件，應注意什麼，一一向幹部介紹、交代。
那時，我們住在一幢樓裡，他那間既是辦公室又是宿舍的房間，要調走的幹部進進出出，常常深夜還亮著燈。由於他和組織部門同志的耐心細緻，任勞任怨，這項工作進行得相當順利，分局的工作也由此很快開展起來。這期間，立清同志表現了很強的組織能力。時間那麼緊迫，派出那麼多幹部，做得那樣井井有條，很不容易哩！
那時候，民族軍駐在伊犁。這支部隊雖然擁護中國共產黨，歡迎人民解放軍，但是由於歷史上形成的民族隔閡，由於過去偏處邊疆，沒有受過我們党的直接領導，對於党的民族政策不太瞭解，因而部隊思想比較動盪，不少同志心存疑慮。我和賽福鼎同志都有擔心。1950年初賽福鼎同志準備隨同毛主席去蘇聯訪問，走前還同我談了他的擔心。這時候，立清同志帶一個工作組到了伊犁，主要是去做民族軍的工作。毛主席訪蘇結束後，賽福鼎同志取道哈薩克回國，途經伊犁停留了幾天。回到迪化時，他很高興告訴我，民族軍的同志普遍反映立清同志工作做得好，部隊思想穩定了，派去的幹部和原來的民族幹部相互間關係密切得多了。他說他放了心，我當然也很高興。事後聽說，立清同志和工作組在伊犁做了大量的工作，開了多次座談會，找了許多人談話，常常是夜以繼日。他耐心解釋黨的民族政策，肯定民族軍在反對國民黨統治方面所起的作用，宣傳人民解放軍的性質、宗旨和光榮傳統；同時，教育派出去的外來幹部認真執行党的民族政策，這才打開了局面，使民族軍的政治建軍工作得以順利進行。
在改造起義部隊的工作中，立清同志也表現了在長期革命鬥爭中鍛煉出來的領導才能。從一兵團派出的幹部到起義部隊後不久，就發動戰士憶苦。由於士兵在舊軍隊中長期受壓，一旦覺悟提高，積恨爆發，有的士兵就想對那些軍閥習氣嚴重的軍官進行報復。有兩個連隊的軍官以為這是派去的幹部故意整他們，煽動士兵嘩變。立清同志得知，立即趕往那裡，經過深入瞭解，弄清了前因後果，採取了把軍官和士兵分開來學習的辦法。士兵的意見由派去的幹部轉告軍官。兩方面都做工作，這樣來穩定軍官的情緒，提高官兵的覺悟。沒有多久，就平息了嘩變。後來，這個工作方法被普遍推廣，受到了陶峙岳將軍的讚賞和起義部隊廣大官兵的歡迎。這支起義部隊改編以後，在建設和保衛新疆的事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這和立清同志對這支部隊所做的卓有成效的政治思想工作，也是分不開的。
五
【賽福鼎說：“徐立清對新疆的貢獻很大。”】
1950年1月，徐立清和高錦純（左一）、賽福鼎（左二）在一起
賽福鼎在《徐立清對新疆的貢獻很大》一文中，是這樣評價他對徐立清政委的印象。
他說：[我和徐立清同志是好朋友、好同事。我們倆感情很深，他是一個生活作風和工作作風都很正派的人，他是一個謙虛待人，一生忠厚、品質很高尚的人，是一個為新疆建設做出巨大貢獻的人，他是漢族幹部中最優秀的一個。新疆能有今天的大發展，這其中也有徐立清一份很大的功勞。我常說，我忘不了徐立清，老幹部忘不了徐立清，新疆人民更忘不了徐立清的恩德。
徐立清對我的影響是很大的，我從他身上學到了很多好的工作經驗。他的高尚品質，他的無私奉獻，一直在鼓舞著、激勵著我。對我影響最大的就是徐立清曾到新疆伊犁的民族軍中做工作，成效非常突出，我至今也忘記不了。
當時，駐在伊犁的民族軍，部隊思想比較動盪，經常發生一些不應該發生的事件，誰都不願到那個地方去做工作。當時，我和王震都很擔心，我有幾個晚上睡不好覺，但要想辦法解決伊犁民族軍的問題。這個問題解決不好，就會影響整個新疆局勢。恰恰在這個時候，中央又讓我隨同毛主席去蘇聯訪問，這使我更放心不下民族軍的問題。臨登飛機前，我找王震同志談了我的擔心。沒有想到，這個時候，徐立清同志帶領一個工作組親自到了伊犁。當時伊犁這個地區幾乎沒有漢人，要做好民族軍的工作難度很大。
訪蘇結束以後，我急不可待地取道哈薩克回國，途徑伊犁停留了幾天，我和徐立清幾次談話，也到民族軍中座談瞭解情況，大家一致反映徐立清同志工作深入扎實，和民族軍同吃同住，廣泛結交民族朋友，工作做得很有成效，民族軍的情緒穩定了。聽到這個消息後，我的心才算放了下來。等我回到迪化時，一見到王震同志，就及時向他彙報了伊犁民族軍的情況。我對王震說，徐立清同志和工作組在伊犁做了大量的工作，開了多次座談會，既講究工作方法，又不失時機地做工作，打開工作的新局面。]
六
【王恩茂說：“立清是一個難得的好同志。可惜，他去世太早了。”】
王恩茂說：[我和立清同志是1942年在中央黨校時認識的，經常見面，後來又一起作戰。在新疆又共同工作了一段時間，我對他的印象用一句話概括：他是一個好同志，一位難得的好同志。可惜，他去世太早了。]
他在《立清是一個難得的好同志》一文回憶說：[在新疆工作期間，大家都知道王震同志性格比較急躁，可徐立清與王震配合很好。建國初期，新疆很亂，情況很複雜，有很多問題需要解決。當時王震總是一個人幹，工作很辛苦，立清主動找到王震商量，要求減輕他的工作負擔，提出召開一次領導幹部工作會議，進行合理分工。王震不僅接受了他的建議，而且非常高興。
徐立清同志也很注意團結少數民族幹部，尊重他們的風俗習慣、宗教政策。那時他已經開始學習少數民族語言、做好長期在新疆工作的準備。他說，學習少數民族語言，不僅便於和他們交流思想感情，而且還有利於搞好民族團結。他還請來少數民族同志對他進行指教。為了學習好，徐立清還用水果來招待他們。因此，大家都很尊敬他、親近他，有什麼話都願意跟他講，就是講錯了也沒有關係。
立清同志工作責任心強。彭老總對徐立清評價很高，經常說他思想品質好，工作作風好，責任心強，不怕犧牲，顧全大局，因此也十分信任他。我對立清也有這樣的評價。徐立清不管是在戰爭年代還是和平時期，他都能做到舍自己為別人，處處顧大局。剛到新疆時，一些反動的民族主義分子勾結帝國主義勢力舉行叛亂，造成嚴重的民族隔閡。伊犁、塔城、阿山三個區的民族部隊問題嚴重，需要整軍；還有起義部隊的改造問題，抽調幹部去建立地方政權問題等等，工作很多。這些主要由立清同志牽頭、負責去解決。立清同志很有耐心，就一天到晚和大家談心做工作，有的做通了，有的沒有做通。記得有一段時間，立清身體不太好，他還是想著工作問題，發著高燒到了伊犁做民族軍的工作。賽福鼎同志對這些情況很瞭解，他對徐立清的評價也很高。賽福鼎多次對王震同志說，徐立清工作責任心強，是一個很有胸懷、很會做工作的領導同志，是漢族領導幹部中最優秀的一個。]
七
【培養賽福鼎、鮑爾漢入黨】
1949年10月23日，出席新政協會議的新疆代表團準備離開北京的這天，毛主席再次接見了賽福鼎和代表團的同志，並讓周總理為代表團準備好一架飛機和技術過硬的機組，要做到有絕對把握才能起飛，確保安全。
就在這時，正在酒泉的王震司令員、徐立清政委給賽福鼎打來電話，詢問會議有關情況，當賽福鼎說他寫了入黨申請書準備遞交毛主席時，徐立清政委當即說：“這很好，這很好嘛，希望你儘快遞交給毛主席，這是一件大事啊!”王司令員也說，請儘快辦理。就這樣，賽福鼎鼓起勇氣，將自己的入黨申請書遞交給了毛主席，並說：“主席，我早就寫好了入黨申請書，不知我具備不具備共產黨員的條件，請您批示。”毛主席接過申請書後，展開看了看，高興地點了點頭後說：“好”接著就把申請書工工整整疊好放進自己的衣兜裡。
就在新疆代表團離京趕到機場的時候，周總理代表黨中央、毛主席來為他送行。他緊緊握住賽福鼎的手說：“祝你們一路平安。還要告訴你一個好消息，你的入黨要求毛主席批准了。我帶來了毛主席的批示，交給你。”
賽福鼎一聽毛主席批准了他的入黨申請，激動地握住總理的手久久不放，連聲說：“謝謝主席，謝謝總理。”周總理說:“今天毛主席還給彭老總擬了一份電報，通知他你去酒泉，要他和你再具體談談新疆的工作，彭老總在等著你們呢，好！再見，上飛機吧。”
賽福鼎在機艙口向周總理招手致意......
當時，正在酒泉的王震司令員、徐立清政委接到中央的通知後，專程到酒泉機場迎接賽福鼎等一行歸來。賽福鼎還沒來得及休息，彭總在王震司令員、徐立清政委的陪同下，風塵僕僕地來到代表團中間，他剛一入座，賽福鼎就將主席的批示呈送彭總，彭總看過後，高興地說：“好哇！祝賀你加入中國共產黨的大軍。今天我們收到中央的一份電報，上面也提到你入黨的問題。”彭總一邊說，一邊讀起了電報內容:“賽福鼎為代替阿合買提江的領袖人物（阿合買提江是新疆‘三區革命’主要領導人，前往北京開會途中不幸飛機失事而犧牲），曾留學蘇聯，做過新疆省政府的教育廳長。據我們瞭解，此人是好的，此次已當選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他現申請入黨，我們認為是可以的。”
11月8日，中共中央新疆分局正式成立。由王震任書記，徐立清任副書記。按照主席的批示精神，賽福鼎很快履行了入黨手續。
1949年12月23日，賽福鼎、鮑爾漢等加入中國共產黨的儀式（宣誓日），由新疆分局副書記徐立清主持舉行。王震親自領著新黨員宣讀了入黨誓詞，並講了話。
在賽福鼎入黨的問題上，王震後來曾回憶說：“我是分局書記，立清是副書記。我很忙，立清多次找賽福鼎談話，考慮到賽福鼎沒有在延安學習過，接受黨的教育較少，重點對他培養教育。在賽福鼎的入黨介紹方面，我和鄧力群同志做了賽福鼎的入黨介紹人。實際上立清做了很多工作，他不是介紹人又實是介紹人。後來我和立清又做了新疆省主席鮑爾漢的入黨介紹人。當時我和立清商量，要吸收一些民族領袖人物入黨，動作要快，盡可能在1949年底把手續辦完，早一天入黨，使他們填表時能多一年黨齡。”
鮑爾漢在回憶錄中曾記述他在入黨宣誓時刻的激動心情：“中共中央新疆分局成立後，我就找王震談心，並通過他向黨組織提出了加入中國共產黨的請求。黨組織審查了我的政治歷史與現實表現，經王震、徐立清同志介紹，1949年12月，我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未經候補期而成為正式黨員，以後又擔任了中共新疆分局常務委員。從此以後，我的全部工作乃至整個生命，就同黨領導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直接而緊密地聯繫起來了......”
事隔三十多年後，賽福鼎、鮑爾漢都曾回憶說：“徐立清是我們最敬佩的老首長，他對我們的幫助教育是很大的，他處處起黨員的模範帶頭作用，嚴格要求自己，不圖名利，他是漢族幹部中最優秀的一個，我們也處處以徐立清為榜樣，發揮黨員的作用，受到了同志們的尊重和愛戴。”
八
【在新疆少數民族中建黨】
新疆分局成立後，為了便於組織領導各項工作，王震、徐立清首先考慮是儘快建立新疆地方各級黨的組織。由於新疆160多萬平方公里，地域遼闊，開展工作非常不便，故以分局名義致電請示彭、習、張、甘等西北軍區領導，提出首先在喀什、迪化、伊犁建立三個小軍區及軍區黨委，以鞏固地方秩序，肅清土匪，防止叛亂，並團結民族軍和協助“新盟”進行地方政府改組。彭總於1950年1月15日回電批復新疆分局：同意你們所提在喀什、迪化、伊犁建立三個小軍區及幹部配備，已轉報軍委核准委任。
當時，喀什、迪化軍區及黨委分別由二、六軍負責很快建立，這就為下一步建立喀什、迪化兩個地方省級黨委奠定了組織基礎。而五軍剛剛由民族軍改名過來，還沒有黨的組織。所以，分局黨建工作重點是發展各少數民族黨員和五軍（伊犁軍區）黨組織的的建立。
民族軍的建黨，實際上早在中央批復成立新疆分局電文中，已明確提出。只不過因為人民解放軍大部隊還未進疆，分局還未正式成立，所以客觀條件還不具備。但是，當時六軍赴伊犁先遣隊與民族軍已接洽，所以徐立清政委即刻指示伊犁工作隊，將培養和考察“新盟”和民族軍主要領導幹部作為一項重要任務，同時指定五十團團長劉光漢、政委黃繼甫做新盟代主席艾斯海提、民族軍代理總指揮列斯肯（後任五軍軍長）入黨培養人和介紹人。民族軍駐迪化部隊（原烏蘇步一團）建黨工作由六軍軍部負責，軍長羅元發、政委張賢約親自為上校團長瑪律果夫（後任五軍副軍長兼參謀長）、迪化軍區政治部副主任祖農太也夫（後任新疆軍區第二副參謀長）、迪化警備副司令玉素甫夫等做入黨介紹人。徐立清政委還指示新疆軍區直屬隊黨委重點培養哈山諾夫（時任新疆軍區第二參謀長）、沙提諾夫（時任新疆軍區政治部副主任）兩位同志，並且徐政委與朱家勝（軍區政治部組織部長）做他們的介紹人。
1949年12月20日，伊、塔、阿三軍民族軍奉中央軍委命令，改為人民解放軍第五軍。恰逢此時，新疆軍區副司令員賽福鼎準備同毛主席去蘇聯訪問，臨行前他對王震說：“民族軍問題很難辦，咱們要想辦法解決好這個問題。”王震說：“現在我最擔心的也是民族軍問題，它成了我的一塊心病啊。”
此時，徐政委也正在研究伊犁五十團送來的彙報材料，當他得知賽福鼎要隨毛主席去蘇聯訪問，就找王震司令員主動請纓，要求和十七師師長程悅長帶一個工作組去伊犁做民族軍工作，並保證等把工作做好了，再回來。王震說：“立清同志，這是一個棘手的問題，你要慎重啊，這兒離不開你，能不能換一位同志去。”徐政委說：“不用了，我有信心做好這項工作。”
徐政委與程師長等一行到伊犁後，顧不上休息，立即與五十團劉團長、黃政委、楊主任等到五軍司令部，與五軍領導一見面，徐立清政委說：“我知道民族軍是擁護共產黨的，擁護解放軍的，我這次來代表分局和王震司令員看望同志們，通過接觸，多加強我們之間瞭解。”
民族軍中除了少數幾位領導在省軍區成立時見過徐政委，大多數都沒見過，此次見面的第一感覺是，徐政委和藹可親、平易近人。列斯肯軍長說：“今天見到您，就有一種像老朋友那樣的感覺，真妙！真妙！” 還有的直言不諱地說：“這位解放軍派來的代表，沒有官架子，不是我們想像的那樣可怕。”
在隨後深入五軍部隊調研中，徐政委發現，我們過去對民族軍瞭解還很不夠。他在之後寫給分局《報告》中這樣記載：[初來乍到，由於我們對民族軍實際情況，尤其是對部隊與幹部的思想政治情況瞭解不夠，以為是接近蘇聯的革命地區革命，部隊主觀的想像情況應該會好的，雖然過去是反對漢族反動統治，但我們是共產黨，暨不壓迫人統治人，當然應當對我們人民解放軍部隊軍事建設、政治工作制度理應表示學習，至少也應該是贊同；然而來到後，事實與原先想像有若干距離。]
為什麼會有這樣距離呢？
徐政委分析其原因是：對於五軍的提高，受民族宗教，語言關係，以及成長與發展歷史條件等不同局限。最後，他在《報告》中說：[一是必須採用與老的人民解放軍及二十二兵團都不相同的工作方針與步驟，而且需要有實現這種方針與步驟的靈活工作方法與方式，這就要切實反對把老的人民解放軍的經驗原封不動搬運過來。二是我們應注意的是在解決問題時要講策略，教育內地幹部從自己熟悉的事實和人物中做起，講究策略和技巧，這樣做要比生硬照搬解放軍經驗容易收到效果。三是有耐性，要能夠等待幹部與群眾自覺自願的提高。民族軍是有自己所創造的整套組織制度與作風，過去在鬥爭中曾獲取與鞏固了反國民黨的勝利，這固然是好的，但同時也就局限于某些幹部對過去缺點缺乏深刻認識，再加上多年來反民族壓迫教育，人民和軍隊對民族壓迫的敏感性很強，且對漢人有過歷史上宣傳下來的仇恨，短時期內尚不能把所有的人提高到能從階級上認識和分析問題的程度。四是工作方法上，首先要把團結做好，外來幹部與原有幹部融入一體，消除懷疑與一切隔閡。不要做硬性批評，多採用合適和恰當的協商，對必須堅持的原則一定要堅持，但對實施的方法應多採用原有幹部的意見。在目前應多表揚優點，認識三區革命所起的作用和五軍的戰績，恰當的認識幹部過去的功績與現在的工作能力。對缺點的批評要適當有分寸、看場合、按情適可提出，不要一下子都端出來，漸進式地接受切忌起反感。]
從3月初開始，徐立清政委除了在伊寧、鞏哈兩縣鄉村做社會情況調查外，其餘大部分時間都在五軍。他不僅找領導同志座談，還召集不同層次幹部戰士談話，拉家常，很快掌握了五軍領導幹部思想狀況。集中表現在下面幾點（根據工作組原始檔案整理）：
1、委派（外來）政治幹部是錯誤的，漢族到部隊（五軍）多了會破壞當地民族風俗習慣；
2、派漢族幹部是顧問性質可以，如果有職有權，就不喜歡，認為過去既然都單獨幹了（指革命）五年，那麼今後也可以繼續單獨做下去，因此公開表示師團兩級派政委是不必要的。
3、黨與部隊關係默認上，五軍很多幹部表現願意入黨的志向，師團以上幹部也認為建黨是必要的、應該的；五軍在原則上也應當是共產黨領導的。但基本問題是，不願意由外來黨員做骨幹，於是對外來解放軍提出的一些建議和決定重大問題時，在會議上（討論）有時表現出不耐煩，流露出須按軍銜高低做為代表性意見的情緒。
經過認真分析以上思想問題之後，徐立清政委認為，解決思想根源要從長計議，眼前要做的工作是應儘快按照人民解放軍體制要求，推動五軍政治建軍工作的深入開展，而此項工作推動，勢必先要考慮建立五軍党的領導組織。但是，五軍目前還不完全具備建黨的條件，能不能先行一步呢？
必定在人民解放軍黨組織歷史上還從未有過此先例。徐政委經過認真地反復思考，並請示中共中央西北局後，於1950年3月10日，親自草擬了《建立伊犁軍區黨委名單》的請示電文，上報新疆分局，現將原電文摘錄如下：
《建立軍區黨委名單》（電文）：“報王張曾：寅灰後到伊於佳日召開軍幹部會議，徐參加此會，討論建立軍區黨委名單，暫以七人組織；頓星雲（二軍副軍長）、李惲和（四師政治部主任）、列斯肯（五軍軍長）、瑪律果夫（五軍副軍長兼參謀長）、十三、十四師政委、五十團團長劉光漢，以頓為書記；列、馬為新黨員，按黨章規定不能參加軍和軍區黨委，為利於工作，提議參加黨委是否適當，請批示。 寅灰”
3月12日，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給五軍回電記載：“徐政委：寅灰電悉，同意五軍黨委名單，並批准列斯肯、馬婁果二同志為軍黨委委員，並請增加十三、十四兩師長為候補委員。分局寅文”。
軍黨委成立後，徐立清政委與五軍黨委頓星雲書記（伊犁軍區政委），按照人民解放軍政治建軍要求和政治委員制度規定，成立新的軍政治部。努爾·包吾東任政治部主任，李惲和任副主任。其他幹部由軍各單位共抽調了35名，新成立政治部內設有：組織部、宣傳部、保衛部、民運部、文化部、總務部等。其中組織部分組織、幹部兩科。同時對原有司令部、後勤部、供給部、炮兵大隊、警衛營、衛生處等進行充實調整。與此同時，軍、師一級軍政委員會也分別成立。至此，第五軍從組織上正式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
結束語
第五軍（民族軍級建制部隊）的政治建軍和建黨，在中國人民解放軍軍史上尚屬首次；其中在多民族地區機關，特別是黨的機關的民族化，代表了當時中共中央民族政策的走向。
中央正式提出“民族區域黨的機關民主化的問題”是在1954年10月，實際上，早在1949年12月，剛剛成立的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就已開始進行探索。在積極推進黨的機關民族化進程中，新疆分局副書記徐立清做出了重要貢獻。
後來，從表面上看，党的領導機關民族化進程的步伐似乎放慢了些，但是，這種變化更多的是在政策策略上的一些調整，還不能表明中央放棄了黨的機關民族化的政策主張。否則，很難解釋之後到七十年代，賽福鼎同志為什麼能夠任新疆“四個第一”。
中共中央副主席、軍委主席鄧小平，向徐立清同志的夫人党秀玉表示親切慰問
1983年1月18日下午，在總後勤部禮堂為徐立清同志舉行了隆重的追悼大會，大會由軍委副主席楊尚昆主持。
1983年1月16日，鄧小平、胡耀邦、楊尚昆、餘秋裡、楊德志等黨和國家軍隊領導人，在解放軍總醫院向徐立清同志遺體告別。你們的任務重啊!”野戰軍政治部主任甘泗淇也和徐立清徹夜長談，他們就進軍新疆中的思想政治工作深入地交換了意見。
與此同時，在兵團召開成立酒泉至迪化運輸司令部，酒泉甘新物質供應站，酒泉、哈密分別設立空運指揮所的會議之際，徐立清政委召集第二軍政委王恩茂、第六軍政委張賢約共同選拔一批優秀幹部以備進疆後改編起義部隊和地方建黨建政之用。
為了把工作做得更加扎實有效，徐立清政委翻閱了大量歷史史料，對當年張騫出使西域、班超駐守重鎮、唐玄奘去西土取經、左宗棠率部進疆路線，進行了認真研究，他還到群眾中去，訪問調查，瞭解和掌握進軍新疆途中遇到的種種困難，堅定進軍新疆的決心和信心。
就在徐立清政委夜以繼日為進疆工作做準備的同時，10月9日，彭德懷就新疆成立省委還是分局的問題電示中央，並擬定以王震為書記，徐立清為副書記的新疆党的領導機關。
中央考慮到新疆是少數民族地區，當時的情況比較複雜，有些事情的處理需要當機立斷，職權擴大一些較為妥當。於是10月12日電複彭德懷，決定成立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直接隸屬中央。分局書記由王震同志擔任，徐立清同志任副書記。之後進行了分工，王震書記負責新疆黨政全面工作；徐立清副書記專做分局的具體工作。
在中央批准成立新疆分局之後，當時關係到全域的一項工作，是新疆國民黨起義部隊的改造。實際上這項工作在9月中旬就已開始。當時，時任國民黨新疆警備總司令陶峙岳派駐河西國民黨第八補給區中將司令曾震五到蘭州，向彭總傳遞和平起義的願望，彭總委託曾震五帶信給陶將軍對其起義表示歡迎，並指示王震司令員派第五師參謀長劉振世去高臺與國民黨部隊聯繫。
彭總給陶峙岳信中大意是：新疆部隊一律原地不動；陶峙嶽本人的地位不變，各級軍官的地位不變，這支部隊要逐步改造為人民解放軍，接受解放軍的政治工作制度。
起義部隊主要是指新疆警備司令部序列的整編四十二師所轄一二八、六十五、三二一、騎四、騎九等五個整編旅；整編七十八師所轄二二七、一七八、一七九等三個整編旅；整編騎兵一師所轄六、七兩個整編旅；駐新疆聯勤總部物資供應局和空軍地勤人員等。
在這些起義部隊中，有受蔣介石、胡宗南遙控的“嫡系”，有聽命于馬步芳的“親兵”，有盛世才留下的舊部，還有一支由美蔣裝備訓練的烏斯滿武裝。真是各忠其主，各行其是。
陶峙嶽在9月25日（宣佈起義）這一天，以新疆省警備總司令名義公開發表了一個《告全疆國民黨部隊全體官兵書》，主要說明起義後要繼續維持社會秩序的責任。然而，時隔兩天，9月27日，哈密駐軍一七八旅五三三團團長陳公輔密謀策劃搶劫銀行、商店；9月28日，景化駐軍一七九旅一個連長，因反對起義，槍殺了營長，裹挾百余名士兵搶劫老鄉財物後逃跑；隨後又發生六十五旅駐庫車騎兵團副團長，煽動該團部分官兵搶劫銀行一案，其它部隊一些士兵也參與了搶劫，騷亂者還劫走了老百姓的大批牲畜；該旅一九四團一個營長，用汽車把兩個連拉到庫米什一帶，企圖逃跑。鑒於不斷地發生叛亂事件，陶峙嶽如坐針氈，深感到關係重大，於是在宣佈起義後第10天，匆忙與郝家俊（國民黨新疆供應局中將局長）趕赴酒泉謁見彭總。
10月7日，彭總與許光達、王震、徐立清、羅元發、張賢約、劉振世等一同會見了陶峙岳和郝家俊。當時，儘管兩位原國民黨中將衣冠楚楚，胸標熠熠生輝，但還是掩蓋不住內心的忐忑不安。
使陶、郝二人沒想到的是，彭總一見面卻非常幽默誠懇地對兩位將軍說：“今天，我把你們的新朋友、老朋友都請到這裡來了，大家可以暢所欲言啊，以後我們就一起共事了，你們不要有什麼顧慮，繼續大膽地工作，把部隊帶好......”
原來，彭總為了打消陶、郝二人顧慮，特地安排劉振世一同參加會談。
劉振世原國民黨二十九軍少將參謀長，北伐時就是陶的老部下，1930年，劉振世考入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畢業又返回陶的部隊，與陶相處有近十餘年了，他既是陶的老部下，也是好朋友。劉之後跟胡宗南給二十九軍劉戡當參謀長，宜川戰役受傷被六軍俘虜。
當時任六縱政委的徐立清和縱隊司令員羅元發為他專門成立一個治傷護理小組，並幫助他改造思想，痊癒後到人民解放軍總部工作一段時間，以後調二軍五師任參謀長，現在任一兵團高參。
彭總剛才的一席話，令陶、郝二人驚異而又感激。陶峙嶽說：“新疆雖已易旗，但局勢仍處在非常混亂和動盪之中。迪化入夜時聞零星槍聲，有時是向我在東門外的住宅射擊，我令副官設法抓捕開槍者，但未抓獲。”郝家俊接著說：“卑人沒有看管好部下，致使發生哈密叛亂......”
彭總明白郝家俊所說部下是指國民黨新疆供應局二分局局長熊鵬遠，是此次與陳公輔密謀製造哈密騷亂，趁機搶劫銀行的首惡分子。
但是彭總沒有責怪其二位，而是以人民解放軍高級將領所具備的謀略與智慧，像老朋友、老同事一樣與其親切交談，向他們簡明扼要介紹了全國革命形勢勝利發展的情況，暢談新中國無限美好的前景。最後說，你們在酒泉呆上幾天，參觀學習一下中國人民解放軍的軍容，共同研究解放軍入疆組建軍政委員會，以及起義部隊的整編和改造問題。
二
【許光達說：“徐立清同志應付僵局是能手，是一個能力強、方法多、信得過的好幹部，我看，到新疆可以和王震搞到一起。”】
1949年12月，徐立清和鮑爾漢（右三）、王震（右二）、王恩茂（右一）在迪化（烏魯木齊）
10月9日彭總派劉振世護送陶、郝二人回疆後，對許光達司令員說：“看來和平起義並不和平，看似平靜的（新省）政局局面，潛伏著種種危機。起義部隊，派系林立，內部勾心鬥角，各懷鬼胎，少部分反動分子密謀叛亂。除此之外，還有從蘭州逃到新疆國民黨甘肅省代主席丁宜中以下一大批黨政要員和軍統特務。我之前已做好了處置的思想準備，想不到一七八旅五三三團官兵，在反動軍官和特務分子煽動下，還是喪心病狂搶劫銀行，商店並到處縱火。”
許光達司令員馬上接著彭總的話題說：“六軍駐哈密空運指揮所謝參謀長（十六師參謀長謝正浩）曾彙報：叛兵們舉著火把，點燃沿街的一棟又一棟房屋，頓時濃煙滾滾，烈焰沖天，染紅了半個天空，只見居民哭天喊地，呼兒喚女，扶老攜幼，你擁我擠地爭相逃命，大街小巷，到處是逃難的人流，到處是遺棄的衣物。城門內外，由於叛兵的阻擾，擠得水泄不通，老弱病殘者在人群中呼喊、啼哭，被擠傷踏傷者不計其數。萬惡的敵人站在高處，不時用皮鞭槍托毆打群眾，搶奪群眾財物，整個哈密城陷入一片恐怖之中。真是造孽啊!”
“第七十八師（中將）師長莫我若、一七八旅（少將）旅長劉倫元都未能管住屬下團長陳公輔，也算是給我們提了個醒。”彭總稍稍深思了片刻說。
許司令員似乎看出彭總的疑慮，他說：“由於和陶同中將軍銜的有六七個，而陶的威望暫時還未達到覆蓋其所管轄部隊的全部，故未能有效節制部下，從陶本人談話也能看得出其力不從心啊！”
“是的，前兩天羅元發報告，我軍押送給養的一位參謀在哈密東門受到起義部隊哨兵刁難，車隊被阻留，謝參謀長接到報告後，火速趕到現場，但已經晚了，那位參謀竟被幾個軍統分子挾持，慘無人性的活埋了。這是國民黨反動派肆無忌憚的挑釁行為！”彭總氣得怒火中燒，恨恨地甩了一下手說。忽然，他話題一轉，用徵求意見的口吻說：“光達同志，野戰軍黨委準備調立清同志到一兵團當政委，你有沒有意見？”
“好啊！”許光達答道，接著又補充道：“徐立清同志應付僵局是能手，是一個能力強、方法多、信得過的好幹部，我看，到新疆可以和王震搞到一起。”
“那好！二、六軍進疆，團結就會更好，徐立清公道正派，從不搞小圈子，他能把劉振世改造過來，就一定能把陶部改造過來。”彭總深有感觸地說。
三
【陶峙嶽說：“徐立清不簡單，為起義部隊改編為二十二兵團做出了突出貢獻。”】
徐立清政委臨危受命，剛進疆，就妥善處置了多起起義部隊叛亂事件。其中最大一起發生在11月初徐政委進疆第二天，駐七角井之一七八旅兩個營，劫我二軍東返運兵汽車四十輛，並將押車之參謀及其他人員扣留。經我六軍多次交涉無效，一七八旅旅長也不能節制其部下，後我六軍十六師發現該部晝夜做工事，有叛變企圖，徐立清政委與六軍羅軍長立即決定，以步兵五個營向其包圍，令其旅長親自領我軍入營，將人車釋放，並將該兩營繳械，主犯由我方處理。
不久，二十二兵團騎七師連續在奇台、阜康、昌吉等地發生八起叛亂，六軍在羅元發軍長、張賢約政委指揮下，很快平伏，共降俘斃傷1200余名叛亂分子；另有900余名逃兵除極少數逃到山裡外，大部分返回或陸續被追回。
多次叛亂事件的發生，使徐立清政委感到，起義部隊的改造已刻不容緩。他立即把從一兵團派到起義部隊的幹部召集起來，他說：“這些起義官兵長期受國民黨反動派的反共教育和欺騙宣傳，中毒很深，要改造他們，是一項很光榮、很艱巨的任務。你們要有充分的思想準備，要使他們徹底轉變過來，還有一個過程。
對起義官兵只用一般的教育解決不了問題，要解決好根本問題就是要發動起來憶階級苦；他們不少人苦大仇深，有的父母早亡，只剩下孤單單的一個人，他們沒有辦法呀，被逼走投無路，只有當兵，當兵後又受到國民黨軍隊的欺壓。所以，他們心裡都有一團火。我們要用憶苦的‘火種’把他們心中的一團火‘點燃’起來，工作才能奏效。”
徐立清政委的一席話，使一兵團派到二十二兵團的幹部受到啟發和教育，他們當中不少人都是通過徐立清做工作，高高興興到起義部隊的。今天徐政委又親自到這裡，這就更為他們做好工作，增添了信心。
徐立清政委還瞭解到，起義部隊中的中下級軍官和廣大士兵都同情起義、擁護和贊成起義，這對於改造起義部隊是重要思想基礎。於是，徐立清政委就提出來讓這些中下層軍官和士兵們一起學習，以營、連為單位進行憶苦思甜，互相受教育。
正在這時，有兩個連隊的起義軍官串通起來，認為派來的解放軍幹部有意整他們，煽動士兵嘩變，甚至動起刀槍與解放軍搞勢不兩立。解放軍幹部也窩了一肚子火，差一點與這兩個連隊動起了干戈，情況十分緊急。徐政委知道後，立即趕到現場，對雙方都進行了嚴肅地批評。他說：“你們這是目無組織紀律，目無上級領導，你們都是階級兄弟，有什麼問題解決不了，動槍動刀，算是有本事啦！”
徐政委這麼一發火，雙方都主動地放下了武器。徐政委經過深入瞭解，弄清了前因後果，原來是少數反動軍官出生于地主家庭，從小就過著“衣來伸手，飯來張口”的生活，他們受不了士兵在憶苦大會上對他們的聲討和控訴，就採取報復和過激行為。針對這種情況，徐政委就採取了把軍官和士兵分開來學習的辦法，充分發揚民主，廣泛聽取意見，然後把士兵對軍官的意見轉告給他們，兩方面都做工作。這樣一來，很快穩定了官兵的情緒，提高了官兵覺悟，及時防止了嘩變。後來，這一士兵和軍官分開學習的方法被普遍推廣，受到陶峙岳將軍的讚賞和起義部隊廣大官兵的歡迎。
在起義部隊，當時還有不少軍官想脫下軍裝離開起義部隊，有的還做好了逃離的準備，徐政委得到這個消息後，非常冷靜，他沒有把這些準備要走的軍官集合起來訓話，而是一個一個談話，瞭解情況。
一天晚上，徐政委找到一位連長，首先表揚了他們連隊所取得的成績，詢問他個人和家裡的一些情況，得知這位元連長的父親是國民黨的高級官員，後因和胡宗南的部下鬧矛盾，被撤了職務。徐政委分析，這個連長不願在起義部隊工作主要是怕走父親的老路，將來也會被共產黨撤了職，因此產生了離隊情緒。於是徐政委就耐心地給他講道理，說共產黨不同於國民黨，共產黨對自己的幹部是關心和愛護的，他舉了很多事例。這個連長看到徐政委這樣一個解放軍高級幹部對同志和顏悅色，和藹可親，受到了感染和教育，主動交待了自己和其他幾個連長準備逃離的想法，並向徐政委保證說，一定安心在起義部隊工作。後來，其他幾個準備要走的連級幹部也都主動承認了錯誤。
徐政委到起義部隊做了大量的思想政治工作，不僅平息了嘩變，也解除了很多幹部的思想顧慮，受到起義部隊官兵的普遍歡迎。陶峙岳將軍後來回憶徐立清政委，對他改造起義部隊工作方法非常欽佩，說徐立清不簡單，為改造起義部隊，為起義部隊改編為二十二兵團做出了突出貢獻。
四
【王震說:“他是一個好政委，一個難得的政治工作領導幹部。”】
1950年8月，徐立清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副書記時，同書記王震在一起
王震在《憶徐立清同志》一文中，曾這樣追溯他們之間的革命友誼。他說：[在這之前，我對立清已有些瞭解，抗日戰爭末期，他領導的新四旅就和我們三五九旅同住在陝北執行保衛陝甘寧邊區的任務。1944年我奉命率三五九旅一部南下，兩年後返回。當我們粉碎敵人重兵圍追堵截，將進陝北時，彭總率領接應我們的部隊中就有立清同志所在的新四旅。後來，我們各自的部隊不斷擴大，番號幾經更迭，但都沒有離開西北戰場。聽一些同志談起，他是一個很好的同志，善於團結人，很容易相處，能與這樣一位同志相與共事，我很高興。
立清同志到任後，從具體接觸中，我確實感到，他是一個好政委，一個難得的政治工作領導幹部，我們之間很快建立起互相信任的親密關係。
進疆後，正式成立了党的新疆分局，我任分局書記，立清同志任副書記。當時，我們面臨的局面相當複雜，任務十分艱巨，一些反動的民族主義分子勾結帝國主義勢力舉行叛亂；生產亟待恢復；長期反動統治所造成的民族隔閡亟待消除；舊的政權機構需要清理，新政權要迅速建立；伊犁、塔城、阿山三區革命建立起來的民族部隊要按照中國人民解放軍的體制政治建軍；起義部隊要改造......真是百結待解，百廢待興。
當時關係到全域的一項工作，就是從進疆部隊中抽調幹部去建立地方黨的組織和政權機關，加強民族軍、改造起義部隊。這項工作主要是由立清同志具體負責。
那時幹部的思想雖然比較單純，但是，離開老部隊，到人地生疏、語言不同的地方去工作，難免產生一些思想顧慮。立清同志量才選人，幹部由他親自談話。對幹部將要去的地方的有關情況，他都事先詳細瞭解，有利條件，不利條件，應注意什麼，一一向幹部介紹、交代。
那時，我們住在一幢樓裡，他那間既是辦公室又是宿舍的房間，要調走的幹部進進出出，常常深夜還亮著燈。由於他和組織部門同志的耐心細緻，任勞任怨，這項工作進行得相當順利，分局的工作也由此很快開展起來。這期間，立清同志表現了很強的組織能力。時間那麼緊迫，派出那麼多幹部，做得那樣井井有條，很不容易哩！
那時候，民族軍駐在伊犁。這支部隊雖然擁護中國共產黨，歡迎人民解放軍，但是由於歷史上形成的民族隔閡，由於過去偏處邊疆，沒有受過我們党的直接領導，對於党的民族政策不太瞭解，因而部隊思想比較動盪，不少同志心存疑慮。我和賽福鼎同志都有擔心。1950年初賽福鼎同志準備隨同毛主席去蘇聯訪問，走前還同我談了他的擔心。這時候，立清同志帶一個工作組到了伊犁，主要是去做民族軍的工作。毛主席訪蘇結束後，賽福鼎同志取道哈薩克回國，途經伊犁停留了幾天。回到迪化時，他很高興告訴我，民族軍的同志普遍反映立清同志工作做得好，部隊思想穩定了，派去的幹部和原來的民族幹部相互間關係密切得多了。他說他放了心，我當然也很高興。事後聽說，立清同志和工作組在伊犁做了大量的工作，開了多次座談會，找了許多人談話，常常是夜以繼日。他耐心解釋黨的民族政策，肯定民族軍在反對國民黨統治方面所起的作用，宣傳人民解放軍的性質、宗旨和光榮傳統；同時，教育派出去的外來幹部認真執行党的民族政策，這才打開了局面，使民族軍的政治建軍工作得以順利進行。
在改造起義部隊的工作中，立清同志也表現了在長期革命鬥爭中鍛煉出來的領導才能。從一兵團派出的幹部到起義部隊後不久，就發動戰士憶苦。由於士兵在舊軍隊中長期受壓，一旦覺悟提高，積恨爆發，有的士兵就想對那些軍閥習氣嚴重的軍官進行報復。有兩個連隊的軍官以為這是派去的幹部故意整他們，煽動士兵嘩變。立清同志得知，立即趕往那裡，經過深入瞭解，弄清了前因後果，採取了把軍官和士兵分開來學習的辦法。士兵的意見由派去的幹部轉告軍官。兩方面都做工作，這樣來穩定軍官的情緒，提高官兵的覺悟。沒有多久，就平息了嘩變。後來，這個工作方法被普遍推廣，受到了陶峙岳將軍的讚賞和起義部隊廣大官兵的歡迎。這支起義部隊改編以後，在建設和保衛新疆的事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這和立清同志對這支部隊所做的卓有成效的政治思想工作，也是分不開的。
五
【賽福鼎說：“徐立清對新疆的貢獻很大。”】
1950年1月，徐立清和高錦純（左一）、賽福鼎（左二）在一起
賽福鼎在《徐立清對新疆的貢獻很大》一文中，是這樣評價他對徐立清政委的印象。
他說：[我和徐立清同志是好朋友、好同事。我們倆感情很深，他是一個生活作風和工作作風都很正派的人，他是一個謙虛待人，一生忠厚、品質很高尚的人，是一個為新疆建設做出巨大貢獻的人，他是漢族幹部中最優秀的一個。新疆能有今天的大發展，這其中也有徐立清一份很大的功勞。我常說，我忘不了徐立清，老幹部忘不了徐立清，新疆人民更忘不了徐立清的恩德。
徐立清對我的影響是很大的，我從他身上學到了很多好的工作經驗。他的高尚品質，他的無私奉獻，一直在鼓舞著、激勵著我。對我影響最大的就是徐立清曾到新疆伊犁的民族軍中做工作，成效非常突出，我至今也忘記不了。
當時，駐在伊犁的民族軍，部隊思想比較動盪，經常發生一些不應該發生的事件，誰都不願到那個地方去做工作。當時，我和王震都很擔心，我有幾個晚上睡不好覺，但要想辦法解決伊犁民族軍的問題。這個問題解決不好，就會影響整個新疆局勢。恰恰在這個時候，中央又讓我隨同毛主席去蘇聯訪問，這使我更放心不下民族軍的問題。臨登飛機前，我找王震同志談了我的擔心。沒有想到，這個時候，徐立清同志帶領一個工作組親自到了伊犁。當時伊犁這個地區幾乎沒有漢人，要做好民族軍的工作難度很大。
訪蘇結束以後，我急不可待地取道哈薩克回國，途徑伊犁停留了幾天，我和徐立清幾次談話，也到民族軍中座談瞭解情況，大家一致反映徐立清同志工作深入扎實，和民族軍同吃同住，廣泛結交民族朋友，工作做得很有成效，民族軍的情緒穩定了。聽到這個消息後，我的心才算放了下來。等我回到迪化時，一見到王震同志，就及時向他彙報了伊犁民族軍的情況。我對王震說，徐立清同志和工作組在伊犁做了大量的工作，開了多次座談會，既講究工作方法，又不失時機地做工作，打開工作的新局面。]
六
【王恩茂說：“立清是一個難得的好同志。可惜，他去世太早了。”】
王恩茂說：[我和立清同志是1942年在中央黨校時認識的，經常見面，後來又一起作戰。在新疆又共同工作了一段時間，我對他的印象用一句話概括：他是一個好同志，一位難得的好同志。可惜，他去世太早了。]
他在《立清是一個難得的好同志》一文回憶說：[在新疆工作期間，大家都知道王震同志性格比較急躁，可徐立清與王震配合很好。建國初期，新疆很亂，情況很複雜，有很多問題需要解決。當時王震總是一個人幹，工作很辛苦，立清主動找到王震商量，要求減輕他的工作負擔，提出召開一次領導幹部工作會議，進行合理分工。王震不僅接受了他的建議，而且非常高興。
徐立清同志也很注意團結少數民族幹部，尊重他們的風俗習慣、宗教政策。那時他已經開始學習少數民族語言、做好長期在新疆工作的準備。他說，學習少數民族語言，不僅便於和他們交流思想感情，而且還有利於搞好民族團結。他還請來少數民族同志對他進行指教。為了學習好，徐立清還用水果來招待他們。因此，大家都很尊敬他、親近他，有什麼話都願意跟他講，就是講錯了也沒有關係。
立清同志工作責任心強。彭老總對徐立清評價很高，經常說他思想品質好，工作作風好，責任心強，不怕犧牲，顧全大局，因此也十分信任他。我對立清也有這樣的評價。徐立清不管是在戰爭年代還是和平時期，他都能做到舍自己為別人，處處顧大局。剛到新疆時，一些反動的民族主義分子勾結帝國主義勢力舉行叛亂，造成嚴重的民族隔閡。伊犁、塔城、阿山三個區的民族部隊問題嚴重，需要整軍；還有起義部隊的改造問題，抽調幹部去建立地方政權問題等等，工作很多。這些主要由立清同志牽頭、負責去解決。立清同志很有耐心，就一天到晚和大家談心做工作，有的做通了，有的沒有做通。記得有一段時間，立清身體不太好，他還是想著工作問題，發著高燒到了伊犁做民族軍的工作。賽福鼎同志對這些情況很瞭解，他對徐立清的評價也很高。賽福鼎多次對王震同志說，徐立清工作責任心強，是一個很有胸懷、很會做工作的領導同志，是漢族領導幹部中最優秀的一個。]
七
【培養賽福鼎、鮑爾漢入黨】
1949年10月23日，出席新政協會議的新疆代表團準備離開北京的這天，毛主席再次接見了賽福鼎和代表團的同志，並讓周總理為代表團準備好一架飛機和技術過硬的機組，要做到有絕對把握才能起飛，確保安全。
就在這時，正在酒泉的王震司令員、徐立清政委給賽福鼎打來電話，詢問會議有關情況，當賽福鼎說他寫了入黨申請書準備遞交毛主席時，徐立清政委當即說：“這很好，這很好嘛，希望你儘快遞交給毛主席，這是一件大事啊!”王司令員也說，請儘快辦理。就這樣，賽福鼎鼓起勇氣，將自己的入黨申請書遞交給了毛主席，並說：“主席，我早就寫好了入黨申請書，不知我具備不具備共產黨員的條件，請您批示。”毛主席接過申請書後，展開看了看，高興地點了點頭後說：“好”接著就把申請書工工整整疊好放進自己的衣兜裡。
就在新疆代表團離京趕到機場的時候，周總理代表黨中央、毛主席來為他送行。他緊緊握住賽福鼎的手說：“祝你們一路平安。還要告訴你一個好消息，你的入黨要求毛主席批准了。我帶來了毛主席的批示，交給你。”
賽福鼎一聽毛主席批准了他的入黨申請，激動地握住總理的手久久不放，連聲說：“謝謝主席，謝謝總理。”周總理說:“今天毛主席還給彭老總擬了一份電報，通知他你去酒泉，要他和你再具體談談新疆的工作，彭老總在等著你們呢，好！再見，上飛機吧。”
賽福鼎在機艙口向周總理招手致意......
當時，正在酒泉的王震司令員、徐立清政委接到中央的通知後，專程到酒泉機場迎接賽福鼎等一行歸來。賽福鼎還沒來得及休息，彭總在王震司令員、徐立清政委的陪同下，風塵僕僕地來到代表團中間，他剛一入座，賽福鼎就將主席的批示呈送彭總，彭總看過後，高興地說：“好哇！祝賀你加入中國共產黨的大軍。今天我們收到中央的一份電報，上面也提到你入黨的問題。”彭總一邊說，一邊讀起了電報內容:“賽福鼎為代替阿合買提江的領袖人物（阿合買提江是新疆‘三區革命’主要領導人，前往北京開會途中不幸飛機失事而犧牲），曾留學蘇聯，做過新疆省政府的教育廳長。據我們瞭解，此人是好的，此次已當選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他現申請入黨，我們認為是可以的。”
11月8日，中共中央新疆分局正式成立。由王震任書記，徐立清任副書記。按照主席的批示精神，賽福鼎很快履行了入黨手續。
1949年12月23日，賽福鼎、鮑爾漢等加入中國共產黨的儀式（宣誓日），由新疆分局副書記徐立清主持舉行。王震親自領著新黨員宣讀了入黨誓詞，並講了話。
在賽福鼎入黨的問題上，王震後來曾回憶說：“我是分局書記，立清是副書記。我很忙，立清多次找賽福鼎談話，考慮到賽福鼎沒有在延安學習過，接受黨的教育較少，重點對他培養教育。在賽福鼎的入黨介紹方面，我和鄧力群同志做了賽福鼎的入黨介紹人。實際上立清做了很多工作，他不是介紹人又實是介紹人。後來我和立清又做了新疆省主席鮑爾漢的入黨介紹人。當時我和立清商量，要吸收一些民族領袖人物入黨，動作要快，盡可能在1949年底把手續辦完，早一天入黨，使他們填表時能多一年黨齡。”
鮑爾漢在回憶錄中曾記述他在入黨宣誓時刻的激動心情：“中共中央新疆分局成立後，我就找王震談心，並通過他向黨組織提出了加入中國共產黨的請求。黨組織審查了我的政治歷史與現實表現，經王震、徐立清同志介紹，1949年12月，我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未經候補期而成為正式黨員，以後又擔任了中共新疆分局常務委員。從此以後，我的全部工作乃至整個生命，就同黨領導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直接而緊密地聯繫起來了......”
事隔三十多年後，賽福鼎、鮑爾漢都曾回憶說：“徐立清是我們最敬佩的老首長，他對我們的幫助教育是很大的，他處處起黨員的模範帶頭作用，嚴格要求自己，不圖名利，他是漢族幹部中最優秀的一個，我們也處處以徐立清為榜樣，發揮黨員的作用，受到了同志們的尊重和愛戴。”
八
【在新疆少數民族中建黨】
新疆分局成立後，為了便於組織領導各項工作，王震、徐立清首先考慮是儘快建立新疆地方各級黨的組織。由於新疆160多萬平方公里，地域遼闊，開展工作非常不便，故以分局名義致電請示彭、習、張、甘等西北軍區領導，提出首先在喀什、迪化、伊犁建立三個小軍區及軍區黨委，以鞏固地方秩序，肅清土匪，防止叛亂，並團結民族軍和協助“新盟”進行地方政府改組。彭總於1950年1月15日回電批復新疆分局：同意你們所提在喀什、迪化、伊犁建立三個小軍區及幹部配備，已轉報軍委核准委任。
當時，喀什、迪化軍區及黨委分別由二、六軍負責很快建立，這就為下一步建立喀什、迪化兩個地方省級黨委奠定了組織基礎。而五軍剛剛由民族軍改名過來，還沒有黨的組織。所以，分局黨建工作重點是發展各少數民族黨員和五軍（伊犁軍區）黨組織的的建立。
民族軍的建黨，實際上早在中央批復成立新疆分局電文中，已明確提出。只不過因為人民解放軍大部隊還未進疆，分局還未正式成立，所以客觀條件還不具備。但是，當時六軍赴伊犁先遣隊與民族軍已接洽，所以徐立清政委即刻指示伊犁工作隊，將培養和考察“新盟”和民族軍主要領導幹部作為一項重要任務，同時指定五十團團長劉光漢、政委黃繼甫做新盟代主席艾斯海提、民族軍代理總指揮列斯肯（後任五軍軍長）入黨培養人和介紹人。民族軍駐迪化部隊（原烏蘇步一團）建黨工作由六軍軍部負責，軍長羅元發、政委張賢約親自為上校團長瑪律果夫（後任五軍副軍長兼參謀長）、迪化軍區政治部副主任祖農太也夫（後任新疆軍區第二副參謀長）、迪化警備副司令玉素甫夫等做入黨介紹人。徐立清政委還指示新疆軍區直屬隊黨委重點培養哈山諾夫（時任新疆軍區第二參謀長）、沙提諾夫（時任新疆軍區政治部副主任）兩位同志，並且徐政委與朱家勝（軍區政治部組織部長）做他們的介紹人。
1949年12月20日，伊、塔、阿三軍民族軍奉中央軍委命令，改為人民解放軍第五軍。恰逢此時，新疆軍區副司令員賽福鼎準備同毛主席去蘇聯訪問，臨行前他對王震說：“民族軍問題很難辦，咱們要想辦法解決好這個問題。”王震說：“現在我最擔心的也是民族軍問題，它成了我的一塊心病啊。”
此時，徐政委也正在研究伊犁五十團送來的彙報材料，當他得知賽福鼎要隨毛主席去蘇聯訪問，就找王震司令員主動請纓，要求和十七師師長程悅長帶一個工作組去伊犁做民族軍工作，並保證等把工作做好了，再回來。王震說：“立清同志，這是一個棘手的問題，你要慎重啊，這兒離不開你，能不能換一位同志去。”徐政委說：“不用了，我有信心做好這項工作。”
徐政委與程師長等一行到伊犁後，顧不上休息，立即與五十團劉團長、黃政委、楊主任等到五軍司令部，與五軍領導一見面，徐立清政委說：“我知道民族軍是擁護共產黨的，擁護解放軍的，我這次來代表分局和王震司令員看望同志們，通過接觸，多加強我們之間瞭解。”
民族軍中除了少數幾位領導在省軍區成立時見過徐政委，大多數都沒見過，此次見面的第一感覺是，徐政委和藹可親、平易近人。列斯肯軍長說：“今天見到您，就有一種像老朋友那樣的感覺，真妙！真妙！” 還有的直言不諱地說：“這位解放軍派來的代表，沒有官架子，不是我們想像的那樣可怕。”
在隨後深入五軍部隊調研中，徐政委發現，我們過去對民族軍瞭解還很不夠。他在之後寫給分局《報告》中這樣記載：[初來乍到，由於我們對民族軍實際情況，尤其是對部隊與幹部的思想政治情況瞭解不夠，以為是接近蘇聯的革命地區革命，部隊主觀的想像情況應該會好的，雖然過去是反對漢族反動統治，但我們是共產黨，暨不壓迫人統治人，當然應當對我們人民解放軍部隊軍事建設、政治工作制度理應表示學習，至少也應該是贊同；然而來到後，事實與原先想像有若干距離。]
為什麼會有這樣距離呢？
徐政委分析其原因是：對於五軍的提高，受民族宗教，語言關係，以及成長與發展歷史條件等不同局限。最後，他在《報告》中說：[一是必須採用與老的人民解放軍及二十二兵團都不相同的工作方針與步驟，而且需要有實現這種方針與步驟的靈活工作方法與方式，這就要切實反對把老的人民解放軍的經驗原封不動搬運過來。二是我們應注意的是在解決問題時要講策略，教育內地幹部從自己熟悉的事實和人物中做起，講究策略和技巧，這樣做要比生硬照搬解放軍經驗容易收到效果。三是有耐性，要能夠等待幹部與群眾自覺自願的提高。民族軍是有自己所創造的整套組織制度與作風，過去在鬥爭中曾獲取與鞏固了反國民黨的勝利，這固然是好的，但同時也就局限于某些幹部對過去缺點缺乏深刻認識，再加上多年來反民族壓迫教育，人民和軍隊對民族壓迫的敏感性很強，且對漢人有過歷史上宣傳下來的仇恨，短時期內尚不能把所有的人提高到能從階級上認識和分析問題的程度。四是工作方法上，首先要把團結做好，外來幹部與原有幹部融入一體，消除懷疑與一切隔閡。不要做硬性批評，多採用合適和恰當的協商，對必須堅持的原則一定要堅持，但對實施的方法應多採用原有幹部的意見。在目前應多表揚優點，認識三區革命所起的作用和五軍的戰績，恰當的認識幹部過去的功績與現在的工作能力。對缺點的批評要適當有分寸、看場合、按情適可提出，不要一下子都端出來，漸進式地接受切忌起反感。]
從3月初開始，徐立清政委除了在伊寧、鞏哈兩縣鄉村做社會情況調查外，其餘大部分時間都在五軍。他不僅找領導同志座談，還召集不同層次幹部戰士談話，拉家常，很快掌握了五軍領導幹部思想狀況。集中表現在下面幾點（根據工作組原始檔案整理）：
1、委派（外來）政治幹部是錯誤的，漢族到部隊（五軍）多了會破壞當地民族風俗習慣；
2、派漢族幹部是顧問性質可以，如果有職有權，就不喜歡，認為過去既然都單獨幹了（指革命）五年，那麼今後也可以繼續單獨做下去，因此公開表示師團兩級派政委是不必要的。
3、黨與部隊關係默認上，五軍很多幹部表現願意入黨的志向，師團以上幹部也認為建黨是必要的、應該的；五軍在原則上也應當是共產黨領導的。但基本問題是，不願意由外來黨員做骨幹，於是對外來解放軍提出的一些建議和決定重大問題時，在會議上（討論）有時表現出不耐煩，流露出須按軍銜高低做為代表性意見的情緒。
經過認真分析以上思想問題之後，徐立清政委認為，解決思想根源要從長計議，眼前要做的工作是應儘快按照人民解放軍體制要求，推動五軍政治建軍工作的深入開展，而此項工作推動，勢必先要考慮建立五軍党的領導組織。但是，五軍目前還不完全具備建黨的條件，能不能先行一步呢？
必定在人民解放軍黨組織歷史上還從未有過此先例。徐政委經過認真地反復思考，並請示中共中央西北局後，於1950年3月10日，親自草擬了《建立伊犁軍區黨委名單》的請示電文，上報新疆分局，現將原電文摘錄如下：
《建立軍區黨委名單》（電文）：“報王張曾：寅灰後到伊於佳日召開軍幹部會議，徐參加此會，討論建立軍區黨委名單，暫以七人組織；頓星雲（二軍副軍長）、李惲和（四師政治部主任）、列斯肯（五軍軍長）、瑪律果夫（五軍副軍長兼參謀長）、十三、十四師政委、五十團團長劉光漢，以頓為書記；列、馬為新黨員，按黨章規定不能參加軍和軍區黨委，為利於工作，提議參加黨委是否適當，請批示。 寅灰”
3月12日，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給五軍回電記載：“徐政委：寅灰電悉，同意五軍黨委名單，並批准列斯肯、馬婁果二同志為軍黨委委員，並請增加十三、十四兩師長為候補委員。分局寅文”。
軍黨委成立後，徐立清政委與五軍黨委頓星雲書記（伊犁軍區政委），按照人民解放軍政治建軍要求和政治委員制度規定，成立新的軍政治部。努爾·包吾東任政治部主任，李惲和任副主任。其他幹部由軍各單位共抽調了35名，新成立政治部內設有：組織部、宣傳部、保衛部、民運部、文化部、總務部等。其中組織部分組織、幹部兩科。同時對原有司令部、後勤部、供給部、炮兵大隊、警衛營、衛生處等進行充實調整。與此同時，軍、師一級軍政委員會也分別成立。至此，第五軍從組織上正式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
結束語
第五軍（民族軍級建制部隊）的政治建軍和建黨，在中國人民解放軍軍史上尚屬首次；其中在多民族地區機關，特別是黨的機關的民族化，代表了當時中共中央民族政策的走向。
中央正式提出“民族區域黨的機關民主化的問題”是在1954年10月，實際上，早在1949年12月，剛剛成立的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就已開始進行探索。在積極推進黨的機關民族化進程中，新疆分局副書記徐立清做出了重要貢獻。
後來，從表面上看，党的領導機關民族化進程的步伐似乎放慢了些，但是，這種變化更多的是在政策策略上的一些調整，還不能表明中央放棄了黨的機關民族化的政策主張。否則，很難解釋之後到七十年代，賽福鼎同志為什麼能夠任新疆“四個第一”。
中共中央副主席、軍委主席鄧小平，向徐立清同志的夫人党秀玉表示親切慰問
1983年1月18日下午，在總後勤部禮堂為徐立清同志舉行了隆重的追悼大會，大會由軍委副主席楊尚昆主持。
1983年1月16日，鄧小平、胡耀邦、楊尚昆、餘秋裡、楊德志等黨和國家軍隊領導人，在解放軍總醫院向徐立清同志遺體告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