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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美國經濟將轉入真實復蘇

2017年,伴隨貨幣政策正常化的推進,美國經濟復蘇不僅率先告別貨幣幻覺,同時也保持了穩定強勁的內生增長。以此為基礎,2018年,美國經濟將正式步入真實復蘇的新階段,更具含金量的復蘇前景有望邊際提振。

這一真實復蘇的動力來源,在於美國供給側改革的“雙足模式”:一足是貨幣政策正常化,通過消除要素市場的結構性扭曲,優化要素資源配置;另一足是稅改,通過促進私人部門投資和海外資本回流,推升企業生產效率。“兩足”的協調並行,有望實現全要素生產率的持續提升,推動美國經濟的增長動力換擋,加速真實復蘇在實體經濟的發力。
當然,“雙足模式”在支撐真實復蘇的同時,其可持續性亦面臨多重挑戰,將構成美國經濟的主要風險。綜合以上分析,我們對2018年美國經濟的復蘇前景保持謹慎樂觀,而對美國高估值的金融市場保有一定警惕。

2009~2016年,雖然美國經濟週期持續領先全球,但長期貨幣寬鬆引致的繁榮幻覺發揮了重要作用,為復蘇注入水分。2017年,隨著美聯儲開啟加速加息進程和縮表操作,美國經濟的內生增長依然強勁,

消費引擎保持穩健,標誌著美國經濟復蘇已經率先告別貨幣幻覺,正在轉向真實的復蘇。因此,2018年,美國經濟有望正式步入真實復蘇的階段,即使邊際力度可能弱於新興市場,但更具含金量的復蘇前景值得期待。

供給側改革:“雙足模式”推進稅改成為關鍵

長期而言,美國經濟真實復蘇的根本源泉是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核心途徑是供給側改革。以貨幣政策正常化和稅改為工具,

“雙足模式”構成了美國供給側改革的政策框架,將成為真實復蘇的主要支撐。2017年,貨幣政策正常化已初見實效,而稅改的滯後則阻礙了全要素生產率的進一步增長。因此,2018年,稅改將成為美國供給側改革的重心,以真正實現雙足並行,鞏固真實復蘇的長週期動力。

理解美國供給側改革的政策框架,需要從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源泉入手。根據學術研究,

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主要源於兩個方面:第一,企業之間的要素配置優化;第二,企業內部的生產效率提升。

本輪全球金融危機以來,美國在這兩個方面均遭遇頑疾。要素配置方面,主要癥結在於長期的超寬鬆貨幣政策,造成了資本市場和勞動力市場的雙重結構性扭曲,降低了資本、勞動力等要素的配置效率。這一結構性扭曲在資本市場表現為公司出生率和死亡率的降低,

創造性破壞衰弱;在勞動力市場表現為貝弗裡奇曲線的外移,並伴隨結構性失業的增加。生產效率方面,主要癥結在於實體經濟的空心化。私人部門對製造業的資本、人力和研發投入不足,使得技術革新和擴散的速度降低,導致資源使用效率和勞動生產率增長緩慢,阻滯了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

對於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資源配置和生產效率既相互支撐,又缺一不可。因此,只有通過兩種不同的政策工具,各自治癒以上兩大頑疾,才能有效實現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基於這一視角,美國供給側改革採用“雙足模式”:一方面,由美聯儲進行貨幣政策正常化,漸次消解貨幣寬鬆造成的結構性扭曲,從而優化要素配置;另一方面,由特朗普政府推進結構性稅改,刺激私人部門投資、海外資本回流和製造業再發展,從而提升生產效率(見圖1)。

目前,在上述的“雙足模式”中,第一“足”已經有力邁出,第二“足”則尤待發力。

一方面,今年以來,美聯儲正式開啟鷹派加息進程,不僅年內加息將大概率達到三次,縮表操作也於10月正式落地。隨著貨幣政策正常化邁入正軌,其對要素配置優化的積極作用正在顯現。今年1~8月,美國貝弗裡奇曲線向內側小幅移動,勞動力市場配置效率已呈改善趨勢;由此推動,同期的全要素生產率保持上升,供給側改革初見成效(見圖2)。

另一方面,特朗普政府的稅改囿於政治博弈,遲遲未能落地,阻礙了全要素生產率的進一步上升。這一負面影響主要表現在兩個層面:其一,企業研發投入依然不足。2017年前三季度,研發對GDP環比拉動率季均僅為0.07個百分點,較2016年下降0.03個百分點。這表明,在沉重的稅負之下,企業的技術進步難以提速。其二,勞動薪酬上升緩慢,結構性失業改善有限。2017年1~10月,美國非農就業平均時薪的月度環比均值為0.21%,落後於2016年的0.24%。同期,雖然在貨幣寬鬆退出的作用下,貝弗裡奇曲線開始內移,但“空崗-失業”的組合並未向歷史均值大幅移動。由此可知,美國企業內部的生產效率增長滯後,導致本輪就業增長主要集中於低效率、低薪酬領域,而高效率、高薪酬的就業機會供給不足。此外,低、高薪酬崗位的結構性失衡抑制了總體薪酬水準的上漲,而薪酬增長又是通脹穩步上行的重要支撐。這也部分解釋了為什麼2017年美國經濟復蘇向好,但通脹水準卻持續疲弱。以上現象證明,特朗普稅改的遲遲不至,已經拖慢了美國改革的總體進程。因此,2018年,重心勢必由貨幣政策正常化向稅改轉移,以清理出全要素生產率的上升空間,推動經濟增長的動力換擋。

動力換擋:有形之手退出實體經濟發力

如上所述,2018年美國內生增長有望強勢延續,為改革打開視窗期,美國的“雙足模式”亦將繼續前行。基於此,美國經濟的真實復蘇有望逐步深化,並進行增長動力的雙重換擋,以市場力量作為增長的主動力,以實體經濟作為復蘇的發力點。在這一換擋過程中,“雙足模式”能否持續將成為美國經濟的主要風險。

2018年,以“雙足模式”為支撐,美國經濟有望開啟增長動力的雙重換擋。

第一,市場“無形之手”取代政府“有形之手”,成為增長主動力。在所有候選人中,新晉美聯儲主席鮑威爾的政策立場與耶倫最為接近。如果美國內生增長繼續保持強勁,耶倫時期奠定的貨幣政策正常化路徑有望延續。我們預計,明年大概率至少有兩次加息,從而使基準利率升至溫和通脹率。而第三次加息是否發生,則取決於明年縮表操作對自然利率的實際調降作用,以及稅改的落地效果。同時,在鮑威爾的推動下,相對溫和的金融去監管化有望最早於2018年下半年逐步啟動,並且首先著力于改善中小金融機構的信貸投放能力(簡化壓力測試、降低資本金要求等),以配合私人部門投資擴張、促進實體經濟增長。

第二,實體經濟取代金融市場,成為復蘇發力點。經過一年的延宕,美國稅改目前已具備了務實的內容和適宜的時機。內容方面,當前方案通過降低赤字總額,滿足了以簡單多數方式通過參議院投票的前提;並未觸動401K計畫,避免損傷中產階級核心利益;以漸進方式裁撤遺產稅,調和了共和黨內部的陣營對立。時機方面,迫於中期選舉的巨大壓力,共和黨內的陣營分歧有望收窄,麥凱恩式的臨陣倒戈概率較小。2017年稅改滯後的沉重經濟成本,也使得美國企業界對稅改更加渴求,對稅改反對者形成重壓。因此,稅改有望取得實質性突破,雖然未必能如期在2017年底通過,但在明年上半年落地將是大概率事件。受此驅動,2018年美國企業稅負的降低和海外資本的回流將形成合力,推動美國實體經濟的復蘇和全要素生產率的提振。

值得注意的是,“雙足模式”在推動增長動力換擋的同時,其自身的可持續性亦將受到多重挑戰。

首先,由於缺少理論基礎和經濟學原則,鮑威爾較之于伯南克、耶倫等學院派前任,更容易受到外部干擾。加之費希爾、杜德利的提前離職,特朗普政府對美聯儲人事的影響空前強大,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受到威脅。因此,如果2018年美國經濟出現意外波動,犧牲長期政策規則、遷就短期增長目標的可能性將較耶倫任內更高。金融去監管的進程亦有可能力度失控、節奏失當,造成金融監管競次和系統性風險累積。

其次,稅改新方案取消了眾多稅收優惠與抵免,將不可避免地損害相應的利益群體。這些反對力量將加劇美國政壇的“黑天鵝”風險。

最終,以上兩層面的不確定性☆禁☆交匯於金融市場,可能引發市場預期的劇烈起伏,導致美股等高估值資產的振盪調整。因此,美國經濟的真實復蘇雖然穩健,但美國金融市場的風險依然高企,需要予以密切關注。

2018:美國經濟的真實復蘇

基於對美國內生增長動力和改革框架的研究,我們判斷,2018年美國經濟將正式步入真實復蘇的新階段,復蘇含金量進一步上升。復蘇力度有望邊際增強,推動經濟增長率升至2.4%,通脹率預計將達到2.2%。

2018年,在“雙足模式”的支撐下,美國供給側改革將繼續前行,並開啟增長動力的雙重換擋。一方面,耶倫奠定的貨幣政策正常化路徑有望得到延續。另一方面,稅改有望於2018年上半年落地,加速真實復蘇在實體經濟中的發力。以真實復蘇為基礎,2018年美國經濟增速邊際提振,預計將支持美元指數維持于相對強勢的區間。此外,“雙足模式”在支撐真實復蘇的同時,其可持續性亦面臨多重挑戰,將構成美國經濟的主要風險,並有可能引發美國高估值金融市場的振盪調整。

(程實系工銀國際首席經濟學家、董事總經理、研究部主管。錢智俊系工銀國際高級經濟學家)

因此,只有通過兩種不同的政策工具,各自治癒以上兩大頑疾,才能有效實現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基於這一視角,美國供給側改革採用“雙足模式”:一方面,由美聯儲進行貨幣政策正常化,漸次消解貨幣寬鬆造成的結構性扭曲,從而優化要素配置;另一方面,由特朗普政府推進結構性稅改,刺激私人部門投資、海外資本回流和製造業再發展,從而提升生產效率(見圖1)。

目前,在上述的“雙足模式”中,第一“足”已經有力邁出,第二“足”則尤待發力。

一方面,今年以來,美聯儲正式開啟鷹派加息進程,不僅年內加息將大概率達到三次,縮表操作也於10月正式落地。隨著貨幣政策正常化邁入正軌,其對要素配置優化的積極作用正在顯現。今年1~8月,美國貝弗裡奇曲線向內側小幅移動,勞動力市場配置效率已呈改善趨勢;由此推動,同期的全要素生產率保持上升,供給側改革初見成效(見圖2)。

另一方面,特朗普政府的稅改囿於政治博弈,遲遲未能落地,阻礙了全要素生產率的進一步上升。這一負面影響主要表現在兩個層面:其一,企業研發投入依然不足。2017年前三季度,研發對GDP環比拉動率季均僅為0.07個百分點,較2016年下降0.03個百分點。這表明,在沉重的稅負之下,企業的技術進步難以提速。其二,勞動薪酬上升緩慢,結構性失業改善有限。2017年1~10月,美國非農就業平均時薪的月度環比均值為0.21%,落後於2016年的0.24%。同期,雖然在貨幣寬鬆退出的作用下,貝弗裡奇曲線開始內移,但“空崗-失業”的組合並未向歷史均值大幅移動。由此可知,美國企業內部的生產效率增長滯後,導致本輪就業增長主要集中於低效率、低薪酬領域,而高效率、高薪酬的就業機會供給不足。此外,低、高薪酬崗位的結構性失衡抑制了總體薪酬水準的上漲,而薪酬增長又是通脹穩步上行的重要支撐。這也部分解釋了為什麼2017年美國經濟復蘇向好,但通脹水準卻持續疲弱。以上現象證明,特朗普稅改的遲遲不至,已經拖慢了美國改革的總體進程。因此,2018年,重心勢必由貨幣政策正常化向稅改轉移,以清理出全要素生產率的上升空間,推動經濟增長的動力換擋。

動力換擋:有形之手退出實體經濟發力

如上所述,2018年美國內生增長有望強勢延續,為改革打開視窗期,美國的“雙足模式”亦將繼續前行。基於此,美國經濟的真實復蘇有望逐步深化,並進行增長動力的雙重換擋,以市場力量作為增長的主動力,以實體經濟作為復蘇的發力點。在這一換擋過程中,“雙足模式”能否持續將成為美國經濟的主要風險。

2018年,以“雙足模式”為支撐,美國經濟有望開啟增長動力的雙重換擋。

第一,市場“無形之手”取代政府“有形之手”,成為增長主動力。在所有候選人中,新晉美聯儲主席鮑威爾的政策立場與耶倫最為接近。如果美國內生增長繼續保持強勁,耶倫時期奠定的貨幣政策正常化路徑有望延續。我們預計,明年大概率至少有兩次加息,從而使基準利率升至溫和通脹率。而第三次加息是否發生,則取決於明年縮表操作對自然利率的實際調降作用,以及稅改的落地效果。同時,在鮑威爾的推動下,相對溫和的金融去監管化有望最早於2018年下半年逐步啟動,並且首先著力于改善中小金融機構的信貸投放能力(簡化壓力測試、降低資本金要求等),以配合私人部門投資擴張、促進實體經濟增長。

第二,實體經濟取代金融市場,成為復蘇發力點。經過一年的延宕,美國稅改目前已具備了務實的內容和適宜的時機。內容方面,當前方案通過降低赤字總額,滿足了以簡單多數方式通過參議院投票的前提;並未觸動401K計畫,避免損傷中產階級核心利益;以漸進方式裁撤遺產稅,調和了共和黨內部的陣營對立。時機方面,迫於中期選舉的巨大壓力,共和黨內的陣營分歧有望收窄,麥凱恩式的臨陣倒戈概率較小。2017年稅改滯後的沉重經濟成本,也使得美國企業界對稅改更加渴求,對稅改反對者形成重壓。因此,稅改有望取得實質性突破,雖然未必能如期在2017年底通過,但在明年上半年落地將是大概率事件。受此驅動,2018年美國企業稅負的降低和海外資本的回流將形成合力,推動美國實體經濟的復蘇和全要素生產率的提振。

值得注意的是,“雙足模式”在推動增長動力換擋的同時,其自身的可持續性亦將受到多重挑戰。

首先,由於缺少理論基礎和經濟學原則,鮑威爾較之于伯南克、耶倫等學院派前任,更容易受到外部干擾。加之費希爾、杜德利的提前離職,特朗普政府對美聯儲人事的影響空前強大,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受到威脅。因此,如果2018年美國經濟出現意外波動,犧牲長期政策規則、遷就短期增長目標的可能性將較耶倫任內更高。金融去監管的進程亦有可能力度失控、節奏失當,造成金融監管競次和系統性風險累積。

其次,稅改新方案取消了眾多稅收優惠與抵免,將不可避免地損害相應的利益群體。這些反對力量將加劇美國政壇的“黑天鵝”風險。

最終,以上兩層面的不確定性☆禁☆交匯於金融市場,可能引發市場預期的劇烈起伏,導致美股等高估值資產的振盪調整。因此,美國經濟的真實復蘇雖然穩健,但美國金融市場的風險依然高企,需要予以密切關注。

2018:美國經濟的真實復蘇

基於對美國內生增長動力和改革框架的研究,我們判斷,2018年美國經濟將正式步入真實復蘇的新階段,復蘇含金量進一步上升。復蘇力度有望邊際增強,推動經濟增長率升至2.4%,通脹率預計將達到2.2%。

2018年,在“雙足模式”的支撐下,美國供給側改革將繼續前行,並開啟增長動力的雙重換擋。一方面,耶倫奠定的貨幣政策正常化路徑有望得到延續。另一方面,稅改有望於2018年上半年落地,加速真實復蘇在實體經濟中的發力。以真實復蘇為基礎,2018年美國經濟增速邊際提振,預計將支持美元指數維持于相對強勢的區間。此外,“雙足模式”在支撐真實復蘇的同時,其可持續性亦面臨多重挑戰,將構成美國經濟的主要風險,並有可能引發美國高估值金融市場的振盪調整。

(程實系工銀國際首席經濟學家、董事總經理、研究部主管。錢智俊系工銀國際高級經濟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