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竺園裡二層小樓 曾延續中國高等教育命脈
成都歷史老建築系列⑥
中國文化研究所舊址。
位於華西口腔醫院旁的老建築。
馬悅然拍攝的聞宥。
陳寅恪全家
走在成都人民南路三段和小天竺街交叉口時，很多人都會注意到路邊一座古色古香的小樓，但大多人不知道，數十年前，陳寅恪、聞宥、呂叔湘等學者、大家曾在這座樓中居住、工作。這座如今被作為華西協合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舊址的二層小樓，
盛極一時
中國文化研究所 列入成都歷史建築保護名錄
如今的成都市華西壩，高樓大廈和交通要道中，散佈著數十座古樸典雅的近代建築。這些青磚碧瓦的小樓，共同組成了四川大學近代建築群。其中位於人民南路三段14號的一座二層小樓，從相貌上看並無太大不同，
究其原因，這座面積400餘平方米的磚木樓房，是曾經的華西協合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舊址，當年的文化研究所被譽為“保存和延續中國高等教育和學術研究命脈的聖地之一”。
成都兩位年過古稀的老人，都與曾經生活在小樓裡的人和發生在小樓裡的事，有著悠長的聯繫。
74歲的譚楷，曾經在這座小樓中生活過6年。譚楷的父親，
79歲的金開泰，1964年初進入當時已改名為四川醫學院的華大工作。退休前，金開泰曾因為寫華大簡史，看了幾遍華大校史，從此便對學校歷史以及中國文化研究所產生了興趣。
通過兩位老人的講述，曾經在這裡居住過的聞宥、楊佑之、何文俊、呂叔湘等學者、大家一一浮現。當然，還有曾經盛極一時的中國文化研究所。
滿樓名人
由於缺少住房 教授辦公和居住都在一處
作為中國文化研究所舊址保留下來的小樓，上下兩層，每層有8間。1940年建成至1952年間，先後有多位來到成都的教授居住。這座小樓連同周圍的幾座樓房，當年被稱為天竺園。
“當時住房緊張，齊魯大學、燕京大學、金陵大學和金陵女子文理學院的很多人都來到成都。”譚楷回憶，由於缺少住房，很多教授辦公和居住都在一個地方。
上下兩層16間房子被一分為四。1940年初，當時華西協合大學中文系主任和中國文化研究所所長聞宥，住在一樓右邊的一間，另外三間便是中國文化研究所的辦公地。
一樓另外四間曾住著何文俊一家。“何文俊當時是華西大學的教授，後來當了西南農學院(西南農業大學前身，今西南大學)副院長。”
二樓左邊的四間，住著楊佑之一家。“楊佑之是中國會計名人，畢業于北京大學商科，號稱馬寅初的頭號大弟子。”
二樓右邊的四間，曾經住著呂叔湘一家。這位曾經先後在牛津大學人類學系、倫敦大學圖書館學科學習過的語言學泰斗，當時也是中國文化研究所的研究員，他後來主編過一本著作，名為《現代漢語詞典》。
博採眾長
聞宥網羅各路大家 組建中國文化研究所
提到中國文化研究所，始終繞不開聞宥。1940年初，聞宥被聘為私立華西協合大學中文系主任。聞宥隻身到成都後，就住在小樓一層的一間房子裡，他開始在這裡著手組建中國文化研究所。
中國文化研究所成立後，聞宥出任所長。聞宥本人是學術大家，不僅精通英、法、德、日四國語言，而且精通彝族、藏族等少數民族語言。但他仍然想方設法，網羅各路大家，“把中國文化最好的研究者，都請到研究所。”
另一歷史原因，也幫了聞宥的忙。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中國東部、中部的高校被迫西遷。應華西協合大學校長張淩高之邀，山東齊魯大學、北京燕京大學、南京金陵大學和金陵女子文理學院全都搬到華西壩，不少名家也隨校來到成都。
受聞宥召喚，中國文化研究所大家雲集，中國語言學泰斗呂叔湘、古史學家董作賓、歷史學家韓儒林等都成為研究所成員。其中，最負盛名的便是陳寅恪。
“我們翻遍了校史，只找到陳寅恪在華大的一個職務，就是中國文化研究所特約研究員。”金開泰說，陳寅恪之所以加入研究所，就是因為聞宥。
聞、陳二人在成都聚首之前，便有書信往來。在成都期間，陳寅恪對小自己11歲的聞宥大加讚賞，並撰寫一副對聯相贈：君化無用為有用，我以小巫見大巫。
陳寅恪被聘為中國文化研究所特約研究員後，兩個中外知名的語言學大師，開始了共同從事研究的生涯。對聞宥的語言研究，陳寅恪稱讚說：“信為吾國此後治本國語言文字之學之楷模極有關係之文也。”
亦師亦友
跟隨聞宥學中國語文 老外馬悅然領略古典詩歌之美
上世紀40年代末，譚楷還是不滿十歲的幼童。他還記得，父母常帶他去天竺園一個老者家裡做客，這位老者就是聞宥。“當時我家住在魯村，也就是現在的涼山賓館所在地，離得不遠。當時我管聞宥叫‘聞爺爺’。”
譚楷的記憶中，每次去聞宥家，都看到屋裡擺著一堆古玩字畫，都是別人送去請聞宥幫忙鑒定。“聞爺爺長期研究語言學、古文字學和考古學，做學問非常嚴謹。”
1940年，聞宥初到成都時，隻身一人，他的妻子和兩個兒子直到3年後才到成都團聚。聞家所住的房子，由一個單間擴充到整座小樓一樓的一半。每次到聞家做客，譚楷都看到聞宥埋頭在字畫堆中。
讓譚楷印象深刻的，還有聞宥家中先後居住過幾個外國學生。“馬悅然、傅吾康、西門華都在聞家住過，他們都是聞宥的學生，後來也都成為著名的漢學家。”
其中，最為人熟知的當屬馬悅然。1948年，馬悅然來到四川做方言調查，並在華西壩跟隨聞宥學習中國語文，曾在聞家居住。鮮為人知的是，馬悅然之前的中文名是“馬可汗”，現在的名字就是聞宥給他取的。
聞宥年長馬悅然23歲，對於馬悅然而言，聞宥是慈祥的父親、博學的老師和真摯的朋友。馬悅然曾回憶說，“他的博學、他在詩詞方面的造詣和他那種引導朋友和學生領略學術研究之美的能力，給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正是這位老朋友的引領，我才真正領略到中國古漢語音韻和古典詩歌之美。”
寫詩憶舊
陳寅恪眼盲前 最後看到鮮花的日子是在華西壩
1943年夏天，大名鼎鼎的陳寅恪為躲避日機炮火，攜妻帶子，從北京來到成都。彼時，陳寅恪的身份是燕京大學教授，而且是教育部特聘，工資由教育部支付。
初到成都，陳寅恪一家住在陝西街上的燕京大學宿舍。“陝西街條件很差，陳寅恪一家在那住了幾個月，就搬到了華大中國文學系所在地背後，也就是華西壩上的‘廣益大學校宿舍’。”
廣益宿舍的住所，條件好得多，陳寅恪一家在那裡住了一年九個月。“那段時間是陳寅恪雙目失明前的最後時光，他最後看到鮮花就在華西壩。”
實際上，陳寅恪到成都時，右眼已經失明。半盲翁當時主要在燕京大學臨時學校講課，“他的課不僅學生去聽，很多教授也去聽”，陳寅恪也因而有“教授之教授”的美譽。
金開泰翻閱校史發現，陳寅恪在成都期間，還吸引了另一位大家——吳宓也來到成都。“吳宓當年在重慶大學任課，有一年的學術休假，因為他跟陳寅恪關係好，1944年8月也來到成都，在川大教課。”在吳宓的日記中，詳細記錄著陳寅恪治療眼疾的病例，每天吃什麼藥，感覺如何，都有記錄。
1944年12月，陳寅恪的左眼也不能辨視物象，雙目完全失明。隔年2月，他寫了一首七律詩，題目便是《華西壩》，其中寫道“誰知萬國同歡地，卻在山河破碎中”。由此可見陳寅恪內心的憂思。
抗戰勝利後，陳寅恪於1945年9月13日，乘飛機離開成都，前往牛津大學任教，順便到倫敦治眼疾。
即便離開成都後，陳寅恪仍然對生活過的華西壩念念不忘。1964年，他在詩中寫到“昔年人日錦官城，曾訪梅花冒雨行”。陳寅恪夫人唐筼也寫過一首《憶成都華西壩寓居》：“喜得來游古錦城，花開四季一年春。林園縱好心難靜，為有鄰家犬吠人。”
成果斐然
存在的12年間 延續中國高等教育和學術研究命脈
1952年的院系調整後，中國文化研究所便不復存在了，從建立到解散，前後只有12年時間。實際上，早在院系調整之前，研究所就已經開始出現頹勢。“抗戰結束後，五所大學重回原地，很多研究所的教授名家都離開了成都。”金開泰說。
1952年，擔任研究所所長的聞宥被調到四川大學自然歷史博物館擔任館長和川大教授，1955年，又被調到當時的中央民族學院當教授，直至去世。
雖然存在的時間短暫，但中國文化研究所在12年間，研究成果頗為豐碩，在印刷條件匱乏的情況下，出版了包括《中國文化論叢》在內的一批學術刊物。
“實際上，當時除了中國文化研究所外，還有邊疆研究會、邊疆研究所、華大博物館等幾個研究機構相互配合進行研究。”金開泰說，正是這些蜚聲中外的學者大家，在動盪年代的不懈探究，才得以保存和延續中國高等教育和學術研究命脈。
華西都市報-封面新聞記者董興生攝影劉陳平
上下兩層16間房子被一分為四。1940年初，當時華西協合大學中文系主任和中國文化研究所所長聞宥，住在一樓右邊的一間，另外三間便是中國文化研究所的辦公地。
一樓另外四間曾住著何文俊一家。“何文俊當時是華西大學的教授，後來當了西南農學院(西南農業大學前身，今西南大學)副院長。”
二樓左邊的四間，住著楊佑之一家。“楊佑之是中國會計名人，畢業于北京大學商科，號稱馬寅初的頭號大弟子。”
二樓右邊的四間，曾經住著呂叔湘一家。這位曾經先後在牛津大學人類學系、倫敦大學圖書館學科學習過的語言學泰斗，當時也是中國文化研究所的研究員，他後來主編過一本著作，名為《現代漢語詞典》。
博採眾長
聞宥網羅各路大家 組建中國文化研究所
提到中國文化研究所，始終繞不開聞宥。1940年初，聞宥被聘為私立華西協合大學中文系主任。聞宥隻身到成都後，就住在小樓一層的一間房子裡，他開始在這裡著手組建中國文化研究所。
中國文化研究所成立後，聞宥出任所長。聞宥本人是學術大家，不僅精通英、法、德、日四國語言，而且精通彝族、藏族等少數民族語言。但他仍然想方設法，網羅各路大家，“把中國文化最好的研究者，都請到研究所。”
另一歷史原因，也幫了聞宥的忙。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中國東部、中部的高校被迫西遷。應華西協合大學校長張淩高之邀，山東齊魯大學、北京燕京大學、南京金陵大學和金陵女子文理學院全都搬到華西壩，不少名家也隨校來到成都。
受聞宥召喚，中國文化研究所大家雲集，中國語言學泰斗呂叔湘、古史學家董作賓、歷史學家韓儒林等都成為研究所成員。其中，最負盛名的便是陳寅恪。
“我們翻遍了校史，只找到陳寅恪在華大的一個職務，就是中國文化研究所特約研究員。”金開泰說，陳寅恪之所以加入研究所，就是因為聞宥。
聞、陳二人在成都聚首之前，便有書信往來。在成都期間，陳寅恪對小自己11歲的聞宥大加讚賞，並撰寫一副對聯相贈：君化無用為有用，我以小巫見大巫。
陳寅恪被聘為中國文化研究所特約研究員後，兩個中外知名的語言學大師，開始了共同從事研究的生涯。對聞宥的語言研究，陳寅恪稱讚說：“信為吾國此後治本國語言文字之學之楷模極有關係之文也。”
亦師亦友
跟隨聞宥學中國語文 老外馬悅然領略古典詩歌之美
上世紀40年代末，譚楷還是不滿十歲的幼童。他還記得，父母常帶他去天竺園一個老者家裡做客，這位老者就是聞宥。“當時我家住在魯村，也就是現在的涼山賓館所在地，離得不遠。當時我管聞宥叫‘聞爺爺’。”
譚楷的記憶中，每次去聞宥家，都看到屋裡擺著一堆古玩字畫，都是別人送去請聞宥幫忙鑒定。“聞爺爺長期研究語言學、古文字學和考古學，做學問非常嚴謹。”
1940年，聞宥初到成都時，隻身一人，他的妻子和兩個兒子直到3年後才到成都團聚。聞家所住的房子，由一個單間擴充到整座小樓一樓的一半。每次到聞家做客，譚楷都看到聞宥埋頭在字畫堆中。
讓譚楷印象深刻的，還有聞宥家中先後居住過幾個外國學生。“馬悅然、傅吾康、西門華都在聞家住過，他們都是聞宥的學生，後來也都成為著名的漢學家。”
其中，最為人熟知的當屬馬悅然。1948年，馬悅然來到四川做方言調查，並在華西壩跟隨聞宥學習中國語文，曾在聞家居住。鮮為人知的是，馬悅然之前的中文名是“馬可汗”，現在的名字就是聞宥給他取的。
聞宥年長馬悅然23歲，對於馬悅然而言，聞宥是慈祥的父親、博學的老師和真摯的朋友。馬悅然曾回憶說，“他的博學、他在詩詞方面的造詣和他那種引導朋友和學生領略學術研究之美的能力，給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正是這位老朋友的引領，我才真正領略到中國古漢語音韻和古典詩歌之美。”
寫詩憶舊
陳寅恪眼盲前 最後看到鮮花的日子是在華西壩
1943年夏天，大名鼎鼎的陳寅恪為躲避日機炮火，攜妻帶子，從北京來到成都。彼時，陳寅恪的身份是燕京大學教授，而且是教育部特聘，工資由教育部支付。
初到成都，陳寅恪一家住在陝西街上的燕京大學宿舍。“陝西街條件很差，陳寅恪一家在那住了幾個月，就搬到了華大中國文學系所在地背後，也就是華西壩上的‘廣益大學校宿舍’。”
廣益宿舍的住所，條件好得多，陳寅恪一家在那裡住了一年九個月。“那段時間是陳寅恪雙目失明前的最後時光，他最後看到鮮花就在華西壩。”
實際上，陳寅恪到成都時，右眼已經失明。半盲翁當時主要在燕京大學臨時學校講課，“他的課不僅學生去聽，很多教授也去聽”，陳寅恪也因而有“教授之教授”的美譽。
金開泰翻閱校史發現，陳寅恪在成都期間，還吸引了另一位大家——吳宓也來到成都。“吳宓當年在重慶大學任課，有一年的學術休假，因為他跟陳寅恪關係好，1944年8月也來到成都，在川大教課。”在吳宓的日記中，詳細記錄著陳寅恪治療眼疾的病例，每天吃什麼藥，感覺如何，都有記錄。
1944年12月，陳寅恪的左眼也不能辨視物象，雙目完全失明。隔年2月，他寫了一首七律詩，題目便是《華西壩》，其中寫道“誰知萬國同歡地，卻在山河破碎中”。由此可見陳寅恪內心的憂思。
抗戰勝利後，陳寅恪於1945年9月13日，乘飛機離開成都，前往牛津大學任教，順便到倫敦治眼疾。
即便離開成都後，陳寅恪仍然對生活過的華西壩念念不忘。1964年，他在詩中寫到“昔年人日錦官城，曾訪梅花冒雨行”。陳寅恪夫人唐筼也寫過一首《憶成都華西壩寓居》：“喜得來游古錦城，花開四季一年春。林園縱好心難靜，為有鄰家犬吠人。”
成果斐然
存在的12年間 延續中國高等教育和學術研究命脈
1952年的院系調整後，中國文化研究所便不復存在了，從建立到解散，前後只有12年時間。實際上，早在院系調整之前，研究所就已經開始出現頹勢。“抗戰結束後，五所大學重回原地，很多研究所的教授名家都離開了成都。”金開泰說。
1952年，擔任研究所所長的聞宥被調到四川大學自然歷史博物館擔任館長和川大教授，1955年，又被調到當時的中央民族學院當教授，直至去世。
雖然存在的時間短暫，但中國文化研究所在12年間，研究成果頗為豐碩，在印刷條件匱乏的情況下，出版了包括《中國文化論叢》在內的一批學術刊物。
“實際上，當時除了中國文化研究所外，還有邊疆研究會、邊疆研究所、華大博物館等幾個研究機構相互配合進行研究。”金開泰說，正是這些蜚聲中外的學者大家，在動盪年代的不懈探究，才得以保存和延續中國高等教育和學術研究命脈。
華西都市報-封面新聞記者董興生攝影劉陳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