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豐碑」你知道中國哪家報紙率先報導了“九一八”事變嗎？

時間＼2017-04-05

京報館的老樓

宣南是舊時頗具老北京文化色彩的地區，除了眾所周知的天橋和會館文化外，它還是北京報業的發祥地，其報業文化在中國的媒體發展史上佔據著重要地位。民國時期，宣南與上海的望平街，矗立于中山公園南門內。這之後，他與邵飄萍合作創辦《京報》。

1923年，吳鼎辭去市政公所公職，專職於京報社，

並出任總經理。1925年，《京報》館在宣武門外魏染胡同建成新館，從實地勘測到畫圖設計均由吳鼎精心策劃實施，鐫刻在樓頂上端的“京報”兩個大字，及《京報》報頭也是出自他的手筆。1925年10月26日，京報館由珠巢街遷至魏染胡同新址。吳鼎除負責《京報》的經營管理外還從事採訪、寫作。曾對馮玉祥進京、孫中山病逝等重大歷史事件作過專題採訪。辦報之余，吳鼎潛心新聞學理論的研究，

所著《新聞事業經營法》一書，由上海聯合書店出版，該書是我國第一部新聞經營管理方面的專著，專業指導性強，實用價值高，具有開拓性。

1926年4月24日，邵飄萍在《京報》館附近被奉系軍閥逮捕，吳鼎逾牆而逃，倖免於難。邵被害後，《京報》被封，兩年後隨奉系軍閥倒臺而得以復刊。在極其困難的情況下為使《京報》復刊，吳鼎費盡了心力，終因長期過度操勞而積勞成疾，患上肺癆病，

於1930年5月病逝，年僅40歲。北京的新聞界同仁為其舉行隆重的追悼會，南洋中學也送了花圈，對這位傑出新聞人才的英年早逝無不扼腕歎息，譽為“京報元勳”、“京報元功”。

國與家的命運相交匯

這之後，《京報》就由邵飄萍的夫人湯修慧女士主持。這位中國報業的女中豪傑，與邵飄萍具有同樣的風骨，1931年9月20日，她不惜以死為價，率先報導了“九一八”事變。《京報》最終在抗戰爆發、北平淪陷前的1937年7月28日出版了最後一期，

走完了它19年不凡的風雨歷程，但它在中國新聞史上樹立了一座不朽的豐碑。

行走在樓中，我與以往探究古跡有著不同的感覺，那是一種能融入其中的親切感，因為這裡還承載了我自己的一部分家族史。在這裡，國家的大歷史和家族的小歷史有了交匯點。

與京報館最早的淵源始自我的太姥爺范得林，他本是昌平人，後遷居西直門外的北下關，

成為北京城裡一位代寫家書的寫字先生。後來《京報》創刊時，他不知什麼機緣，成為京報館的庶務。妻子去世後，他就帶著一雙年幼的兒女搬到魏染胡同的京報館，起先借住於樓下，後來租住在報館附近的37號院中。

我的姥姥很小就在報館中生活，在邵飄萍先生被捕的那一天，在院中玩耍的她曾目睹了兩個人匆匆逾牆逃離報社，這其中就有總經理吳鼎先生。姥姥經常見到湯修慧女士，對她很是欽佩，給我們講起時總是不住地說：“邵湯修慧特別精明能幹，太厲害了。”有一次，年僅十幾歲的姥姥在院中做飯，正在二樓經理室辦公的湯女士聞到了剛出鍋的玉米餅的香味，也許是餓了想嘗嘗，也許是想借機瞭解一下員工的生活狀況，湯女士特意要了兩個玉米餅做午餐。1934年，經人介紹，曾在琉璃廠開過刻字鋪面的我的姥爺王振亭成為京報館的一名刻字工人，他的工作是隨時補刻字庫裡沒有的生僻字和特異圖形，人稱刻字王。太姥爺與姥爺作為京報館的最基層員工，在《京報》終刊後，作為淪陷區的留守人員，一直堅持到1938年10月10日京報館的終結。出於互相幫扶的原因，太姥爺將姥姥嫁給姥爺，兩家合成了一家。1949年，姥爺轉入新華社工作。因工作勤奮，受過多種嘉獎，作為勞動模範，還曾參加過天安門的十一國慶觀禮。

從太姥爺1918年進入京報館工作開始，到我這兒，已經是四代報業員工、99年的歷史了。幾年前，我曾經寫過一篇京報館的短文發到博客上，沒想到引起了吳鼎先生的長女、年屆九旬的吳大年女士的注意，她通過網路與我聯繫，告訴我她與兒子錢承軍先生正在整理《京報》的史料，準備寫一本京報傳奇歷史的書。京報總經理與普通員工的後人的共同回憶，使京報館的已將近暗淡了的歷史立時又充滿了鮮活感。

對她很是欽佩，給我們講起時總是不住地說：“邵湯修慧特別精明能幹，太厲害了。”有一次，年僅十幾歲的姥姥在院中做飯，正在二樓經理室辦公的湯女士聞到了剛出鍋的玉米餅的香味，也許是餓了想嘗嘗，也許是想借機瞭解一下員工的生活狀況，湯女士特意要了兩個玉米餅做午餐。1934年，經人介紹，曾在琉璃廠開過刻字鋪面的我的姥爺王振亭成為京報館的一名刻字工人，他的工作是隨時補刻字庫裡沒有的生僻字和特異圖形，人稱刻字王。太姥爺與姥爺作為京報館的最基層員工，在《京報》終刊後，作為淪陷區的留守人員，一直堅持到1938年10月10日京報館的終結。出於互相幫扶的原因，太姥爺將姥姥嫁給姥爺，兩家合成了一家。1949年，姥爺轉入新華社工作。因工作勤奮，受過多種嘉獎，作為勞動模範，還曾參加過天安門的十一國慶觀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