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兩封信被稱是彌足珍貴、真實原味的國難心史！你肯定沒看過！
算算時間，商務印書館到今年已經創辦120年了。商務印書館不但是我國近現代最大的出版社，而且是重要的學術機構。它有一套完整的組織系統，下設編譯所、印刷所、發行所，各司其職，效率極高。三所之中，編譯所尤為世人矚目，近現代各學術領域的著名學者和各界名流有許多都曾在此工作過，如夏曾佑、杜亞泉、蔣維喬、蔡元培、孟森、陸費逵、胡愈之、陳叔通、茅盾、蔣夢麟、鄭貞文、周昌壽、陳佈雷、謝六逸、竺可楨、任鴻雋、周鯁生、陶孟和、何炳松、顧頡剛、葉聖陶、向達、陶希聖等等。
商務印書館還擁有遠東藏書最多的圖書館，也就是由原編譯所資料室涵芬樓改造而來的東方圖書館，其藏書規模與文獻品質，是同時代國內出版機構望塵莫及的，這也奠定了商務印書館在古籍校印與典籍傳播方面獨樹一幟的底氣與優勢。
在張元濟、王雲五等苦心經營之下，商務印書館在譯介新學、倡舉新知與整理國故、傳承古學方面，均取得卓越業績，獲得社會各界的一致推崇。從一流的作者群到一流的藏書樓，從一流的管理團隊到一流的技術團隊，商務印書館到上世紀30年代時，業務蒸蒸日上，業績不斷提升，呈現出迅猛且穩健的發展態勢。此時，商務印書館不但在中小學教科書、普及讀物方面已獨當一面，
不過，在歷史上，商務印書館受日寇侵華影響，一度不得不遷到香港，並在那兒另建印製中心。新近發現的一些當時的經辦人李伯嘉赴港後致王雲五的信劄，對此段歷史有清晰和直接的描述。
1 廠區被毀籌備遷港
就在商務印書館全力發展之際，一場巨大的民族災難打斷了這一進程。1932年1月28日午夜，日本軍隊突然侵犯上海閘北地區，十九路軍奮起抵抗，史稱“一二八”事變，淞滬抗戰隨之爆發。次日上午，位於寶山路上的商務總廠和附屬尚公小學，因遭日機轟炸著火，最終焚毀。2月1日，曾被火勢殃及的編譯所（包括附設的10多家雜誌社）和東方圖書館又因日軍有意縱火，
從3月2日日軍佔領商務印書館所在的閘北地區，到5月23日由上海撤兵區域接管委員會收回為止，占地80餘畝的廠區內，除機器修理部、澆版部及病房幾處外，其他龐大的建築群均成廢墟。所有的機器設備、書稿紙張及藏版等均付之一炬。東方圖書館藏書除5000冊善本寄存金城銀行外，其餘亦化為灰燼。據統計，在“一二八”事變中，商務印書館物資損失高達1600余萬銀元，至於無形損失，更是無法計量。
當時，滿目頹垣，百廢待舉。此後，商務印書館董事會成立以張元濟為首的特別委員會，下設善後辦事處作為具體辦事機構，由王雲五等人負責，編譯所所長何炳松等原部分雇員為工作人員。特別委員會曾做出一個重要決定，將商務印書館的印製發行中心暫時遷移至北平和香港，以最快速度恢復中小學各級教科書的出版業務，一方面可以此為基礎重振其出版事業，另一方面也為抗戰時期的國內教育事業繼續貢獻力量。事實上，商務印書館多年經營的教科書品牌深受讀者推崇，出版發行量巨大，重振其出版事業，這的確是當時最簡便可行的惟一辦法。由王雲五、李伯嘉兩人負責，選擇一批精幹隊伍趕去香港分館，不但要續印先前正在印行的各種教科書，還要籌畫出版一套《新學制復興教科書》以應全國學校開學時的急需。
2 李伯嘉赴港謀復興
李伯嘉，就是李澤彰，他在給王雲五的信中多次以“彰”或“澤彰”自稱。李澤彰這個名字，原本是應在馬克思理論譯介史中佔據一席之地的。早在北大經濟系就讀時的李氏，就於1919年11月在《國民》雜誌2卷1號發表了節譯本《馬克思和恩格斯共產黨宣言》，是最早翻譯《共產黨宣言》的青年才俊之一。
許德珩所寫的《國民雜誌的問世》一文，對李氏當年的譯書情況及後來去向都有明確交代。文中寫道：《國民》雜誌第五期上還發表了《共產黨宣言》的前半部，這是《共產黨宣言》介紹到中國來的第一個譯本。譯者為李澤彰，全書已經譯完，因限於《國民》雜誌的篇幅，只能陸續發表。前半部出版後，胡適特地把李澤彰找去，說：“你快畢業了，畢業後你還做不做事？你要做事就不要再登下去(指《共產黨宣言》譯文連載)；如要出風頭，那你就登下去！”由於胡適的威脅利誘，李澤彰抽出譯稿的下半部不敢登下去了，所以《共產黨宣言》在《國民》上沒有全部登完。李澤彰後來由胡適介紹給王雲五，到商務印書館當編輯，成為王雲五的親信了。
胡適有沒有對李“威脅利誘”，姑且不論，只是李後來不再從事馬克思理論譯介活動，確是事實。他後來追隨王雲五，傾力從事出版事業，也是事實。這一時期，“李澤彰”這個名字出現在商務印書館編印的“新學制教科書”的版權頁上，是“編纂人”之一，初版時間為1924年。除此之外，“李澤彰”的名字少有出現，而代之以“李伯嘉”這個名字。早在1923年編印的《商務印書館總公司同人錄》上，“李伯嘉”的名字就已在王雲五任所長的編譯所名單中出現，時為法制經濟部編輯。從李伯嘉追隨王雲五長達20餘年的職業生涯來考察，從普通編輯到總管經理，他作為王的親信、得力助手是無疑的。此刻在國難之際，率部遷港的領頭人選定李伯嘉（後來他曾任香港分館經理），也正是體現了王雲五對他的信賴與看重。
這段特殊時期的史實，李伯嘉後來專門有過披露。因為出版業的最重要營業時期，就是春秋兩季的開學時期。商務出版的教科書參考書範圍極廣，差不多全國學校用書，大部分依賴商務的供給。如果在開學的時候不能供應圖書，教育界必感覺書籍缺乏。但是，當時香港和北平兩廠的機器和添購的機器，只有以前的十分之一，表面看來，是很難擔負印刷秋季用書的任務。
商務印書館照相製版部
張令濤所留的辭職信。
3 教科書8個月印了135版
接手遷港工作之後，李伯嘉又主編館方自辦的《出版週刊》，以及編印《讀書指導》叢書。這些舉措，都在向出版界、文化界宣示，商務印書館雖因國難而受重創，但依然有信心、有能力重振事業，表達了共赴國難、為國貢獻的決心。《出版週刊》（新1號）於1932年12月3日出版，卷首印有《商務印書館總館複業啟事》一則，明確提出了“為國難而犧牲，為文化而奮鬥”之復興主旨，這篇“社論”性質的複業宣言，不但體現了張元濟、王雲五等商務印書館高層管理者的膽魄與熱望，也體現著以李伯嘉為代表的館方中層管理人員與基層員工的心聲與意願。
該啟事左右兩側各印有框圖一枚，左側框圖為被炸毀的商務印書館總部樓宇之縮寫，下部印“為國難而犧牲”字樣；右側框圖為正在簡陋工廠中趕印書籍的場景，下部印有“為文化而奮鬥”字樣。這樣一則啟事，不但向全國各界表明了商務印書館矢志復興的決心，更以被炸後六個月即恢復營業的事實證明了其實力。
事實上，從商務印書館於“一·二八”事變之後複業所印行的書籍來看，不但於版權頁面均標有“國難後第一版”字樣，大多還曾在版權頁上端印有國難後複業啟事。原於1927年2月初版的《新時代教科書》系列，“國難後第一版”的封面圖案一律改為被炸毀的商務印書館總部樓宇圖樣，其印行時間為1932年3月，可知商務印書館實際上在被炸一個月之後，已趕印出了部分原版尚存的中小學教科書。就筆者所見，在這批以最快速度複業趕印的教科書中，其中一種《新時代國語教科書》至1932年11月時，竟已印行至第135版。這說明，“一·二八”事變之後8個月的時間段中，這類教科書竟印行了135次之多，每月平均印行近17次。應當說，這樣的複業效率與趕印速度，是極其驚人的。以李伯嘉為代表的管理與業務骨幹的傾力投入，正是這一速度與效率的保障。
誠如李伯嘉香港來信中所言，商務印書館精幹力量於1932年3月29日抵達香港，此時據“一·二八”事變才剛剛過去兩個月時間。他們前腳剛下了輪船，後腳就踏進了印廠。按照李的計畫，自當年“四月一日起至八月一日止，可出小學書七百六十萬冊，中學書一百萬冊，字典廿五萬冊”。這即是說，要在短短四個月時間裡，機器、人手、出版選題等等均從無到有，且要達到累計近千萬冊的印製數量，其工作效率與工作強度令人匪夷所思。須知，商務印書館香港分館雖然成立於1914年，但最初只經營門市生意，並沒有開展印製業務。1924年于西環吉席街建立商務印書館香港印刷工廠，也並沒有完善的編輯部和發行部設置。此刻，又正值抗戰期間，物資奇缺、人手不足，時局動盪、人心惶惶之際，這番雄心勃勃的計畫能否實現，恐怕這個團隊大多數人對此還是頗感疑慮的罷。
為此，李伯嘉信中也詳述了這個宏大計畫的諸多重點、難點，還不失時機地向王雲五建言，需要儘快配置設備或增派人手等等。從這些陳述與請求中可以看到，他認為機器的問題不難解決。關於膠版機、米利機、鋅板配置、調試、運行問題，都可以在幾天之內迅速解決。從先前的開機幾小時到全天二十四小時運作，也並不是難事。但在人手方面，則特別需要內地的“熟手”來支撐大局，他提到讓出版科周育民、編審處丁敏士等人速來增援，語氣急切。此外，當提到中途“溜號”的插畫作者張令濤時，惋惜之餘也難免有些怨憤，這位金牌插畫師的離去，打亂了原定計劃，著實有雪上加霜之感。
4 金牌插畫師留書辭職
在李伯嘉向王雲五遞呈的張令濤辭別信原件中，透露著這位曾經的商務印書館教科書金牌插畫師，有著怎樣的苦衷與迫不得已。信中寫道：
伯嘉先生惠鑒，敬啟者晚承先生不棄，函拾來港辦理繪圖事宜。當時晚因公司慘遭國難，凡屬同人，理宜盡力相助。但香港路途遙遠，晚又屬初出遠門，拋妻別子，情實難堪。當時躊躇萬分，不能解決。但晚因先生垂青，若不來港有負盛意，故不計物質，毅然啟程。孰知甫抵香港，水土不服，山嵐嶂氣，逼人太甚。終日昏昏，嘔吐狼藉，此中苦況，有非筆墨所能形容。若再留此，恐將發神經病。晚雖欲不負先生，亦不可得矣。昨承先生賜給港幣廿元，摒擋行篋得卅五元，均托中國旅行社代購渣華航運巴達號起程回滬。此次公司出巨大川資，沿途又承先生暨郁先生照顧優待，感激之忱，沒齒不忘。歸心如箭，百感交集。此次來港對於公司有損，時於晚個人所耗之費亦頗可觀，兩受損失，慚愧何如。至於公司所出川資，容當設法奉還。想選生定必諒其苦衷，憐而恕之也。種種抱歉，容後圖報。在申如有所需，敢不惟命是聽。晚此後必忠於先生，勿使先生失望也。臨別依依，不勝慚愧。匆此即請刻安。
張令濤是浙江寧波人，擅長連環畫、中國畫。1949年之後，風行於內地的《西遊記》、《紅樓夢》、《楊家將》等連環畫均出自其手。他于1920年代考入劉海粟創辦的“上海美術專門學校”，為首屆畢業生，和葉淺予、陳秋草、潘思同、方雪鴣等均為該校首屆同學中的傑出者。畢業初期，他曾參加過葉淺予主編的《上海漫畫》，還曾與方雪鴣等人創立“白鵝畫會”(在虹口北四川路)，參與過一些社會文化活動。後因結婚成家，遂求固定職業，以補家用。經伯父張葆靈向張元濟總經理推薦，入商務印書館編輯所擔任美術編輯。當時，商務印書館編輯團隊人才濟濟，各有專長，已達兩百多人，張令濤的到來，更為書籍報刊的圖文設計注入了新鮮活力。他素描基礎扎實，擅長鋼筆畫，初進館時就為商務四大雜誌（《東方雜誌》、《小說月報》、《婦女雜誌》、《學生雜誌》）做封面設計和文章插圖，又先後與沈雁冰、鄭振鐸、胡愈之、鄺富灼等合作共事，十分融洽，頗得讚賞。
此時，商務印書館最主要的營業收益與經濟收入，為教育部審核批准的《新學制小學國語教科書》，每年發行量高達千萬冊。而中華書局、世界書局等也紛紛把運營目標放在發行教科書上，競爭十分激烈。因此商務編譯所急需不斷更新教科書的內容，希望通過推陳出新，繼續佔據市場的領先地位。新任所長王雲五看中了後起之秀的張令濤，要求其負責重新繪製《新學制國語教科書》的全套插圖，以期達到求新求變、別開生面之效。張為此竭盡全力，也做出了最完美的貢獻。他歷時一年多，參考了歐美日本的許多兒童讀物，並親自到商務印書館自辦的“大公子弟學校”實地考察調研。一系列充分的籌畫準備之後，方才動筆起草，開始重繪教材插圖。他以流暢的線條，動態的構圖，精心繪製出符合課文內容的，又真能受到少年兒童喜愛的精美插圖，完成了小學語文教科書的革新任務，博得了王雲五的賞識。
“一·二八”事變後，張令濤的住所亦遭焚毀，一家人連夜逃入租界旅館避難，十分狼狽。他後來又受命趕赴上海，與李伯嘉等同乘義大利郵輪“康脫凡第”號奔赴香港，重新開展教科書編印業務。
5讀書救國成為共識
然而，這趟倉促的國難之旅，對這位原本敏感多思的插畫師，產生了極為深重的影響。這種身心上的交錯影響，在其抵達香港，開展工作之後，逐漸顯現了出來。誠如張令濤信中所言，啟程時本就“躊躇萬分”，抵達時又“水土不服”，很快就“歸心如箭”了。對於初出遠門、時年29歲的張令濤而言，思家之切，幾乎已經到了“若再留此，恐將發神經病”的地步。因此，他只得匆匆留下了一封算是辭別的信劄，就孤身啟程，返滬而去。從3月29日與李伯嘉同船抵達香港，到3月31日早晨八時，李看到這封辭別信時，張在香港待了不到兩天時間，就因無法適應新環境，辭別而去了。
李伯嘉信中提到的“國難本封面由張君改好一張（小學用）”，這是張令濤在香港的兩天時間內繪製的惟一作品。所謂“國難本”，即後來商務印書館統一印行的“復興教科書”系列。應該說，張的筆觸是生動傳神的，畫面上七個小孩子分工協作，正以積木搭建一所建築物。而這所正在搭建中的建築物，正是當時的南京政府辦公大樓的形象，其中寓義不言而喻。兒童是國家的未來，畫面中他們搭積木的行動，正是象徵著要一磚一瓦復興中國的未來。張在這一教科書封面設計上，所流露出的愛國赤誠與衷心期盼，已經躍然紙上，讓人觀之動容。
如果說，李伯嘉一行奔赴香港，算是商務印書館在特殊時期的一場集體“夜奔”。那麼，他們逃離的是肆虐無休的戰火，奔向的是相對穩定的出版環境。這場集體“夜奔”對商務印書館而言，既是挑戰，也是機遇，為的只是重振出版事業，實施復興大計。而于張令濤而言，先是不自覺的選擇了這樣一場集體“夜奔”，可最終還是返過來做了一次一個人的“夜奔”。當然，這樣各自不同的選擇，並沒有根本意義上的孰優孰劣之分，源自“大我”與“小我”的個人抉擇，都只是共赴國難大背景之下的生動存照。
無論個人抉擇如何艱難，無論戰時境遇中何艱苦，商務印書館始終傾力重振其出版事業，在隨後的數年時間裡，迅速恢復各項業務，日益壯大、欣欣向榮。“一·二八”事變之後的商務印書館，經常開展各類國難紀念與圖書銷售相結合的活動，其中“讀書救國”運動雖主要以圖書促銷方式來開展，但卻不難看出其呼籲國民、共克時艱的積極心態。應當說，抗戰期間，“讀書救國”不但成為以商務印書館為首的眾多中國出版機構的共識，成為他們重振出版事業的信心所在，更已成為那個時代知識份子與國民大眾的共同心聲。
勿須多言，新近發現的這兩件信劄，也為後世讀者近距離接觸那個驚心動魄的危亡時刻，提供了穿越歷史的另一番視野。這豈止是一部國難出版史的縮寫，這還是一部彌足珍貴、真實原味的國難心史。其中意味，不但值得為之鉤沉考索、深入探研，更值得後來者以史為誡、長思遠慮。
據統計，在“一二八”事變中，商務印書館物資損失高達1600余萬銀元，至於無形損失，更是無法計量。當時，滿目頹垣，百廢待舉。此後，商務印書館董事會成立以張元濟為首的特別委員會，下設善後辦事處作為具體辦事機構，由王雲五等人負責，編譯所所長何炳松等原部分雇員為工作人員。特別委員會曾做出一個重要決定，將商務印書館的印製發行中心暫時遷移至北平和香港，以最快速度恢復中小學各級教科書的出版業務，一方面可以此為基礎重振其出版事業，另一方面也為抗戰時期的國內教育事業繼續貢獻力量。事實上，商務印書館多年經營的教科書品牌深受讀者推崇，出版發行量巨大，重振其出版事業，這的確是當時最簡便可行的惟一辦法。由王雲五、李伯嘉兩人負責，選擇一批精幹隊伍趕去香港分館，不但要續印先前正在印行的各種教科書，還要籌畫出版一套《新學制復興教科書》以應全國學校開學時的急需。
2 李伯嘉赴港謀復興
李伯嘉，就是李澤彰，他在給王雲五的信中多次以“彰”或“澤彰”自稱。李澤彰這個名字，原本是應在馬克思理論譯介史中佔據一席之地的。早在北大經濟系就讀時的李氏，就於1919年11月在《國民》雜誌2卷1號發表了節譯本《馬克思和恩格斯共產黨宣言》，是最早翻譯《共產黨宣言》的青年才俊之一。
許德珩所寫的《國民雜誌的問世》一文，對李氏當年的譯書情況及後來去向都有明確交代。文中寫道：《國民》雜誌第五期上還發表了《共產黨宣言》的前半部，這是《共產黨宣言》介紹到中國來的第一個譯本。譯者為李澤彰，全書已經譯完，因限於《國民》雜誌的篇幅，只能陸續發表。前半部出版後，胡適特地把李澤彰找去，說：“你快畢業了，畢業後你還做不做事？你要做事就不要再登下去(指《共產黨宣言》譯文連載)；如要出風頭，那你就登下去！”由於胡適的威脅利誘，李澤彰抽出譯稿的下半部不敢登下去了，所以《共產黨宣言》在《國民》上沒有全部登完。李澤彰後來由胡適介紹給王雲五，到商務印書館當編輯，成為王雲五的親信了。
胡適有沒有對李“威脅利誘”，姑且不論，只是李後來不再從事馬克思理論譯介活動，確是事實。他後來追隨王雲五，傾力從事出版事業，也是事實。這一時期，“李澤彰”這個名字出現在商務印書館編印的“新學制教科書”的版權頁上，是“編纂人”之一，初版時間為1924年。除此之外，“李澤彰”的名字少有出現，而代之以“李伯嘉”這個名字。早在1923年編印的《商務印書館總公司同人錄》上，“李伯嘉”的名字就已在王雲五任所長的編譯所名單中出現，時為法制經濟部編輯。從李伯嘉追隨王雲五長達20餘年的職業生涯來考察，從普通編輯到總管經理，他作為王的親信、得力助手是無疑的。此刻在國難之際，率部遷港的領頭人選定李伯嘉（後來他曾任香港分館經理），也正是體現了王雲五對他的信賴與看重。
這段特殊時期的史實，李伯嘉後來專門有過披露。因為出版業的最重要營業時期，就是春秋兩季的開學時期。商務出版的教科書參考書範圍極廣，差不多全國學校用書，大部分依賴商務的供給。如果在開學的時候不能供應圖書，教育界必感覺書籍缺乏。但是，當時香港和北平兩廠的機器和添購的機器，只有以前的十分之一，表面看來，是很難擔負印刷秋季用書的任務。
商務印書館照相製版部
張令濤所留的辭職信。
3 教科書8個月印了135版
接手遷港工作之後，李伯嘉又主編館方自辦的《出版週刊》，以及編印《讀書指導》叢書。這些舉措，都在向出版界、文化界宣示，商務印書館雖因國難而受重創，但依然有信心、有能力重振事業，表達了共赴國難、為國貢獻的決心。《出版週刊》（新1號）於1932年12月3日出版，卷首印有《商務印書館總館複業啟事》一則，明確提出了“為國難而犧牲，為文化而奮鬥”之復興主旨，這篇“社論”性質的複業宣言，不但體現了張元濟、王雲五等商務印書館高層管理者的膽魄與熱望，也體現著以李伯嘉為代表的館方中層管理人員與基層員工的心聲與意願。
該啟事左右兩側各印有框圖一枚，左側框圖為被炸毀的商務印書館總部樓宇之縮寫，下部印“為國難而犧牲”字樣；右側框圖為正在簡陋工廠中趕印書籍的場景，下部印有“為文化而奮鬥”字樣。這樣一則啟事，不但向全國各界表明了商務印書館矢志復興的決心，更以被炸後六個月即恢復營業的事實證明了其實力。
事實上，從商務印書館於“一·二八”事變之後複業所印行的書籍來看，不但於版權頁面均標有“國難後第一版”字樣，大多還曾在版權頁上端印有國難後複業啟事。原於1927年2月初版的《新時代教科書》系列，“國難後第一版”的封面圖案一律改為被炸毀的商務印書館總部樓宇圖樣，其印行時間為1932年3月，可知商務印書館實際上在被炸一個月之後，已趕印出了部分原版尚存的中小學教科書。就筆者所見，在這批以最快速度複業趕印的教科書中，其中一種《新時代國語教科書》至1932年11月時，竟已印行至第135版。這說明，“一·二八”事變之後8個月的時間段中，這類教科書竟印行了135次之多，每月平均印行近17次。應當說，這樣的複業效率與趕印速度，是極其驚人的。以李伯嘉為代表的管理與業務骨幹的傾力投入，正是這一速度與效率的保障。
誠如李伯嘉香港來信中所言，商務印書館精幹力量於1932年3月29日抵達香港，此時據“一·二八”事變才剛剛過去兩個月時間。他們前腳剛下了輪船，後腳就踏進了印廠。按照李的計畫，自當年“四月一日起至八月一日止，可出小學書七百六十萬冊，中學書一百萬冊，字典廿五萬冊”。這即是說，要在短短四個月時間裡，機器、人手、出版選題等等均從無到有，且要達到累計近千萬冊的印製數量，其工作效率與工作強度令人匪夷所思。須知，商務印書館香港分館雖然成立於1914年，但最初只經營門市生意，並沒有開展印製業務。1924年于西環吉席街建立商務印書館香港印刷工廠，也並沒有完善的編輯部和發行部設置。此刻，又正值抗戰期間，物資奇缺、人手不足，時局動盪、人心惶惶之際，這番雄心勃勃的計畫能否實現，恐怕這個團隊大多數人對此還是頗感疑慮的罷。
為此，李伯嘉信中也詳述了這個宏大計畫的諸多重點、難點，還不失時機地向王雲五建言，需要儘快配置設備或增派人手等等。從這些陳述與請求中可以看到，他認為機器的問題不難解決。關於膠版機、米利機、鋅板配置、調試、運行問題，都可以在幾天之內迅速解決。從先前的開機幾小時到全天二十四小時運作，也並不是難事。但在人手方面，則特別需要內地的“熟手”來支撐大局，他提到讓出版科周育民、編審處丁敏士等人速來增援，語氣急切。此外，當提到中途“溜號”的插畫作者張令濤時，惋惜之餘也難免有些怨憤，這位金牌插畫師的離去，打亂了原定計劃，著實有雪上加霜之感。
4 金牌插畫師留書辭職
在李伯嘉向王雲五遞呈的張令濤辭別信原件中，透露著這位曾經的商務印書館教科書金牌插畫師，有著怎樣的苦衷與迫不得已。信中寫道：
伯嘉先生惠鑒，敬啟者晚承先生不棄，函拾來港辦理繪圖事宜。當時晚因公司慘遭國難，凡屬同人，理宜盡力相助。但香港路途遙遠，晚又屬初出遠門，拋妻別子，情實難堪。當時躊躇萬分，不能解決。但晚因先生垂青，若不來港有負盛意，故不計物質，毅然啟程。孰知甫抵香港，水土不服，山嵐嶂氣，逼人太甚。終日昏昏，嘔吐狼藉，此中苦況，有非筆墨所能形容。若再留此，恐將發神經病。晚雖欲不負先生，亦不可得矣。昨承先生賜給港幣廿元，摒擋行篋得卅五元，均托中國旅行社代購渣華航運巴達號起程回滬。此次公司出巨大川資，沿途又承先生暨郁先生照顧優待，感激之忱，沒齒不忘。歸心如箭，百感交集。此次來港對於公司有損，時於晚個人所耗之費亦頗可觀，兩受損失，慚愧何如。至於公司所出川資，容當設法奉還。想選生定必諒其苦衷，憐而恕之也。種種抱歉，容後圖報。在申如有所需，敢不惟命是聽。晚此後必忠於先生，勿使先生失望也。臨別依依，不勝慚愧。匆此即請刻安。
張令濤是浙江寧波人，擅長連環畫、中國畫。1949年之後，風行於內地的《西遊記》、《紅樓夢》、《楊家將》等連環畫均出自其手。他于1920年代考入劉海粟創辦的“上海美術專門學校”，為首屆畢業生，和葉淺予、陳秋草、潘思同、方雪鴣等均為該校首屆同學中的傑出者。畢業初期，他曾參加過葉淺予主編的《上海漫畫》，還曾與方雪鴣等人創立“白鵝畫會”(在虹口北四川路)，參與過一些社會文化活動。後因結婚成家，遂求固定職業，以補家用。經伯父張葆靈向張元濟總經理推薦，入商務印書館編輯所擔任美術編輯。當時，商務印書館編輯團隊人才濟濟，各有專長，已達兩百多人，張令濤的到來，更為書籍報刊的圖文設計注入了新鮮活力。他素描基礎扎實，擅長鋼筆畫，初進館時就為商務四大雜誌（《東方雜誌》、《小說月報》、《婦女雜誌》、《學生雜誌》）做封面設計和文章插圖，又先後與沈雁冰、鄭振鐸、胡愈之、鄺富灼等合作共事，十分融洽，頗得讚賞。
此時，商務印書館最主要的營業收益與經濟收入，為教育部審核批准的《新學制小學國語教科書》，每年發行量高達千萬冊。而中華書局、世界書局等也紛紛把運營目標放在發行教科書上，競爭十分激烈。因此商務編譯所急需不斷更新教科書的內容，希望通過推陳出新，繼續佔據市場的領先地位。新任所長王雲五看中了後起之秀的張令濤，要求其負責重新繪製《新學制國語教科書》的全套插圖，以期達到求新求變、別開生面之效。張為此竭盡全力，也做出了最完美的貢獻。他歷時一年多，參考了歐美日本的許多兒童讀物，並親自到商務印書館自辦的“大公子弟學校”實地考察調研。一系列充分的籌畫準備之後，方才動筆起草，開始重繪教材插圖。他以流暢的線條，動態的構圖，精心繪製出符合課文內容的，又真能受到少年兒童喜愛的精美插圖，完成了小學語文教科書的革新任務，博得了王雲五的賞識。
“一·二八”事變後，張令濤的住所亦遭焚毀，一家人連夜逃入租界旅館避難，十分狼狽。他後來又受命趕赴上海，與李伯嘉等同乘義大利郵輪“康脫凡第”號奔赴香港，重新開展教科書編印業務。
5讀書救國成為共識
然而，這趟倉促的國難之旅，對這位原本敏感多思的插畫師，產生了極為深重的影響。這種身心上的交錯影響，在其抵達香港，開展工作之後，逐漸顯現了出來。誠如張令濤信中所言，啟程時本就“躊躇萬分”，抵達時又“水土不服”，很快就“歸心如箭”了。對於初出遠門、時年29歲的張令濤而言，思家之切，幾乎已經到了“若再留此，恐將發神經病”的地步。因此，他只得匆匆留下了一封算是辭別的信劄，就孤身啟程，返滬而去。從3月29日與李伯嘉同船抵達香港，到3月31日早晨八時，李看到這封辭別信時，張在香港待了不到兩天時間，就因無法適應新環境，辭別而去了。
李伯嘉信中提到的“國難本封面由張君改好一張（小學用）”，這是張令濤在香港的兩天時間內繪製的惟一作品。所謂“國難本”，即後來商務印書館統一印行的“復興教科書”系列。應該說，張的筆觸是生動傳神的，畫面上七個小孩子分工協作，正以積木搭建一所建築物。而這所正在搭建中的建築物，正是當時的南京政府辦公大樓的形象，其中寓義不言而喻。兒童是國家的未來，畫面中他們搭積木的行動，正是象徵著要一磚一瓦復興中國的未來。張在這一教科書封面設計上，所流露出的愛國赤誠與衷心期盼，已經躍然紙上，讓人觀之動容。
如果說，李伯嘉一行奔赴香港，算是商務印書館在特殊時期的一場集體“夜奔”。那麼，他們逃離的是肆虐無休的戰火，奔向的是相對穩定的出版環境。這場集體“夜奔”對商務印書館而言，既是挑戰，也是機遇，為的只是重振出版事業，實施復興大計。而于張令濤而言，先是不自覺的選擇了這樣一場集體“夜奔”，可最終還是返過來做了一次一個人的“夜奔”。當然，這樣各自不同的選擇，並沒有根本意義上的孰優孰劣之分，源自“大我”與“小我”的個人抉擇，都只是共赴國難大背景之下的生動存照。
無論個人抉擇如何艱難，無論戰時境遇中何艱苦，商務印書館始終傾力重振其出版事業，在隨後的數年時間裡，迅速恢復各項業務，日益壯大、欣欣向榮。“一·二八”事變之後的商務印書館，經常開展各類國難紀念與圖書銷售相結合的活動，其中“讀書救國”運動雖主要以圖書促銷方式來開展，但卻不難看出其呼籲國民、共克時艱的積極心態。應當說，抗戰期間，“讀書救國”不但成為以商務印書館為首的眾多中國出版機構的共識，成為他們重振出版事業的信心所在，更已成為那個時代知識份子與國民大眾的共同心聲。
勿須多言，新近發現的這兩件信劄，也為後世讀者近距離接觸那個驚心動魄的危亡時刻，提供了穿越歷史的另一番視野。這豈止是一部國難出版史的縮寫，這還是一部彌足珍貴、真實原味的國難心史。其中意味，不但值得為之鉤沉考索、深入探研，更值得後來者以史為誡、長思遠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