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中國改革開放的現代化偉業進行到底——紀念改革開放40周年
摘要：改革開放將迎來40周年紀念。全面深刻地認識和繼續實質性地推進改革開放，
關鍵字：改革開放40周年 發展階段轉變 新常態 制度創新
自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改革開放，將迎來其40周年紀念。全面深刻地認識和繼續實質性地推進改革開放，事關國家的前途、民族的命運和人民的福祉。筆者秉持“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社會責任意識，就此作簡要的考察與討論。
一、改革開放的偉大歷史意義
自第一次工業革命發生，中國在世界上便迅速落伍，
正如科斯生前所評，
中國目前所處的進而聯通現代化“偉大民族復興”的這一歷史新起點，是在充滿曲折坎坷、血淚歌哭、犧牲磨難、前赴後繼而不懈奮鬥的百餘年之後，決定性地拜改革開放之功而得以達到的——前人的努力中，
事實勝於雄辯，實踐檢驗真理。“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則昌逆之則亡。”在浩浩蕩蕩的世界發展潮流中，中國人是以改革開放的壯舉，極其明顯地縮小了與現代化前沿狀態的距離，在追趕文明發展潮頭的過程之中，意欲“後來居上”，並且順應“大道之行”的客觀規律，于創新中實現“天下大同”取向的包容性增長。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改革開放成為中國實現現代化的“關鍵一招”。
二、已有的巨大進步，前行的任重道遠
改革開放為中國經濟社會帶來的巨大進步，鮮明地表現在但又決不僅限於經濟總量、人均收入等方面，這種進步是與物質、精神、政治、文化、生態等多維度文明的推陳出新、再造提升息息相關和緊密結合的。已有論者（如旭東）試圖總結銳意改革開放的鄧小平、胡耀邦等党和國家領導人所啟動的這一歷史過程中形成的貢獻與進步。這些貢獻與進步至少包括以下幾方面。
第一，幾千年來最高統治者第一次呼籲解放思想，以極大的魄力為開啟民智打開了“魔瓶”。解放思想、實事求是這一基本方針，體現了馬克思主義的精髓，指導著國人沖決原來本本主義盛行、條條框框充斥、思想觀念僵化的落後愚昧狀態，可稱驚天動地、振聾發聵，是中國否定愚民政治、真正走向現代化的基礎性、先決性的偉大轉折。儘管對於如何進一步解放思想，仍然將“七嘴八舌、見仁見智”，思想解放中當然不可避免地還會表現為“魚龍混雜、沙泥俱下”，但這是歷史進步的題中應有之義和關鍵性的前提。
第二，以市場化為取向推進經濟體制改革，直至“南巡”和黨的十四大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目標模式，通過鼓勵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實施多種放權簡政措施，打開無數微觀主體發揮聰明才智的潛力空間，極大地解放生產力，顯著地提高供給體系品質和效率，從而使神州大地迅速地改變種種落伍狀態，舊貌換新顏，實力得以大增。
第三，明確貧窮不是社會主義，國家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強調這一基本路線100年不動搖，使得社會從無休止的政治運動轉為“聚精會神搞建設，一心一意謀發展”，務實以實幹興邦，創新而新意迭出，摒棄平均主義大鍋飯，允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並進而追求共同富裕，使物質利益原則和致富努力與承認私有產權保護等社會的投資、創業環境相得益彰，“加快致富步伐”成為積極和正面的詞彙，落實到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和全社會廣泛的實幹行為中。
第四，認定閉關鎖國死路一條，實行開放走向世界，在國際合作與競爭中抓住“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和戰略機遇期。相應地在外交思想上實現重大調整，從意識形態標籤第一轉變為國家利益第一，使中國有望從意識形態高熱的國家轉為走向正常國家，也得以從邊緣國家逐步地和卓有成效地走向世界政治的中心。
第五，在堅持基本政治原則的前提下，推法治、講穩定、限特權、優治理，允許文學藝術領域的多樣化、社會成員偏好的多元化、基層社會管理的自治化，使社會組織和運行走向現代化軌道。
第六，執政黨的黨內生活從殘酷的政治鬥爭轉向較溫和的家長制管理，廢止領導幹部終身制，在政治生活的基本領域開啟現代化進程。
第七，平反歷史上的冤假錯案，廢止把國民分三六九等、標明“黑五類”出身的血統論，為人權、民主等現代文明概念與規則奠定基礎和提供前提。
第八，強調尊重知識、尊重人才，恢復高考，發展教育，振興科技，走創新型國家道路，使科技“第一生產力”和“創新發展”成為推動現代化的有力引擎。
正是以上簡要提及的改革新時期從思想到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等方面諸如此類的巨大進步，引出了40年建設發展有目共睹的巨大成就，並與之結合在一起，構成了中國改革開放以數千年文明史、全球200餘個經濟體為參照系的全方位進步與貢獻。我們有充分的理由為此而感到歡欣鼓舞。同時，亟需指出，在中國業已進入的改革深水區，深化改革的難度已空前提高，“矛盾累積隱患迭加”的問題所在多有，如何在“好吃的肉都吃光了，剩下的都是硬骨頭”的情況下，把難啃的硬骨頭啃下來，其挑戰性有目共睹。繼續消除僵化觀念的束縛和“衝破利益固化的藩籬”，需要“革自己的命”的極大的膽識、魄力、責任擔當和高超智慧。
中國的改革是“行百里者半九十”的長跑，我們尚在半途，前瞻前行之路，可謂任重道遠。簡而言之：中國經濟的總量已全球第二，但如何加快發展方式轉變打造升級版，尚未解決；改革啟動了使許多人受益的創富運動，但如何很好地普惠于全體社會成員，尚未解決；全面法治化取向下，發揚人民民主的要求十分明確，但如何真正形成公平正義的民主法治社會，還存在很多難題尚未解決；改革必須堅持市場取向和物質利益原則，形成充分的激勵，但如何有效地矯正“市場失靈”和成功地限制“為富不仁”，仍有一系列糾結尚未解決；允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符合事物發展的客觀規律，但“先富”勢頭形成之後如何很好地調節個人、區域間的收入分配差異，有效推進“共富”進程，尚未解決；政府積極運用產業政策、技術經濟政策以更好、更有作為地發揮其職能作用，確有必要，但以什麼樣的機制施行好這種政策措施而防止權力的任性與扭曲，尚未解決；領導幹部“職務終身制”的廢止十分值得肯定，但領導幹部的“待遇終身制”如何改變，尚未解決等等。
在走向現代化過程中，在全球合作與競爭中，中國確實在開始挑戰美國。表現在總量上按國內生產總值(GDP)計算，超越日本以後中國現在已排在世界第二。但是人們已注意到，從歷史經驗來看，凡是在美國後面佔領第二位置的經濟體，都會受到非常明顯的“老大的打壓”。我們現在已經感受到這樣的壓力了。真正說“超越美國”，不應認為這是僅在總量上就能夠體現的一個歷史過程。現在很多人都在預測，多少年以後中國總量上將要走在美國前面。這個過程，如果中國人自己不犯大的錯誤，有可能實現。但是中國真正要超越美國，一定是主要依靠總量之外相伴隨的增長品質、綜合國力，還有在物質層面的種種發展支撐之上的軟實力、巧實力——這涉及文化意義的、總體上帶有意識形態核心價值觀感召力的一種通盤實力的形成，這一點對中國來說，現在看還相距比較遙遠。中國當下需要清醒意識到：我們現在仍然是一個發展中國家，雖然是新興經濟體的領頭雁，但是在總體綜合評判上，總量並不說明關鍵問題。美國仍然是高居於發達國家、現代經濟體前列的世界頭號強國；中國不過是一個表現著追趕的特徵、已經有一種挑戰意味的走在發展中國家前列的經濟體。一高一低之間已經形成了一個戰略均勢，就是經濟的大循環中，作為主要的兩個交易夥伴之間，經濟利益上似乎誰都離不開誰了，但是國際競爭可不只是講這個層面，它有更加複雜的內容。中國如果不能夠把自己對沖種種下行因素的上行因素發揮出來，比如說改革帶來的制度紅利，改革和創新所煥發的“科技第一生產力”實際推進到創新型國家軌道上並且在節能降耗等方面實質性地往前走，以及中國如果不能夠在若干年內實質性地在反腐敗、反過度壟斷方面真正解決自己的問題、做好自己的事情等等，那麼這樣一個質上的超越其實是很難設想的。這是一個非常嚴峻的、長期的、歷史性的長跑過程，最後才能看結果的高端和低端的競爭。所以必須強調：中國今後的現代化，主要是面對一個質的挑戰。具有關鍵性的、決定性意義的是品質——發展方式轉變、經濟社會轉軌中的增長品質。而且認識和評價這個品質，要進一步推升到整個民眾所認同的、帶有幸福感和人文評判特徵的，以及其他相關文明因素相融合的一種綜合考量。
在“長跑”中不失時機地解決與這些相關的一系列挑戰性問題，正是我們在紀念改革開放40年時所面對的歷史性考驗，而且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時不我待。
三、現階段改革發展的四個基本特徵
第一，“發展階段轉變”和“矛盾凸顯”相交織。在中國各地稍作些調研就可以感受到，我們仍然處於“可以大有作為的戰略機遇期”，但在30餘年高速增長、成為中等收入經濟體後正合乎一般規律地轉向“新常態”的新起點。經濟增長在基數今非昔比的“大規模”特徵下速度不可能延續“兩位元數”高速增長狀況，正在轉為“中高速”，然而繼續發展的底氣和市場成長的巨大潛力，仍在各大經濟體中首屈一指，不論是大城市，還是中小城鎮和許多農村區域，建設場景觸目可及，給人印象深刻。但與此同時，來自資源、環境的矛盾制約和來自人際關係的矛盾制約，更是日趨明顯、咄咄逼人。霧霾已動輒打擊大半個中國，地方某些擴大建成區的拆遷和新上馬的重化工專案，一而再、再而三遇到民眾的強烈反對且往往演變成震動全域的群體事件；進入“中等收入階段”後，收入分配問題更為凸顯，差距擴大、分配不公問題不可忽視，社會心態越來越明顯地傾向於不少其他經濟體曾在跌入“中等收入陷阱”前表現過的“端起飯碗吃飯，放下筷子罵娘”、追求“民粹主義基礎上的福利趕超”的特徵。
第二，經濟運行中的“下行因素”和“上行因素”在對沖。中國經濟“潛在增長率”已在“下臺階”，從10%左右下行到6.5%~7%的區間，“新常態”的“新”已明確，而“常”還有待達到，即還未像模像樣地完成觸底企穩。相關的下行因素包括勞動力成本上升，人口紅利即將迅速消失，老齡化社會壓力正迅速到來，以及較高基數上投資“報酬遞減”的影響，實體經濟升級換代的難度加大等等。但可以對沖下行因素的若干上行因素是最值得我們重視與爭取的，這些上行因素包括新型城鎮化紅利（“動力源”需求釋放引發的“成長引擎”效應）、科技創新紅利（走創新型國家道路、跟上“第三次產業革命”大潮激發科技“第一生產力”的乘數效應）、社會管理紅利（在社區治理、非營利機構和志願者組織成長等方面的基層自治、社會和諧、興利除弊效應），而使所有這些紅利能夠如願釋放出來的關鍵，是實質性“攻堅克難”的改革能否不停留於口號而變為現實，進而可綜合性地凝聚成為提升和保持全要素生產率、化解種種矛盾制約的“改革紅利”。已經受一系列改革洗禮但仍存在艱巨改革任務的國有企業，同業已壯大的民間資本、社會資金，以及可隨之調動的民間智慧和潛能、活力，必須依託改革擺脫羈絆而更多貢獻其“正能量”。新一輪價稅財聯動改革、投融資改革、國企國資體系改革和行政、司法改革等，實在無可回避。上述的下行因素和上行因素對沖之後，我們應力求爭取的是今後盡可能長時間實現6.5%~7%年均速度的中高速增長平臺，打造出結構優化的增長品質“升級版”。
第三，深化改革的努力和既得利益的阻力相博弈。自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到鄧小平同志“南巡”後實施1994年宏觀層面以財稅為重點的配套改革，再到千年之交前後以“入世”鎖定全面開放格局，一系列改革創新打開了生產力解放和國家現代化的新時代，但漸進改革中既得利益也漸成局面，尾大不掉，雖然深化改革、加快轉型自90年代後一路強調至今，但在“利益固化的藩籬”之前步履維艱。黨的十八大之後，高層關於“壯士斷腕”的改革決心已有明確表述，但社會上、企業界、市場中對於在體制內“自動手術”“自我革命”的懷疑仍未消除，且與意識形態因素的陰晴變化迭加。在深化改革努力與既得利益阻力的博弈背後，是改革與社會“矛盾累積”問題的賽跑，早已被人形象比喻為“兩隻老虎的賽跑”，這兩隻老虎各自要素齊全，似乎也看不大清楚對方，但都在往前跑，誰跑得更快一些，將決定國家的前途、民族的命運、“中國夢”的成敗。化解既得利益阻礙是改革的最難之處，又是我們必須面對和交出答卷的歷史性的考驗。
第四，力爭使改革於2020年取得決定性成果，是挑戰機遇並存局面下接受歷史考驗的改革新起點和爭取“繼續大踏步跟上時代”來引領的“新常態”的關鍵時間安排。既然追求可持續增長和現代化偉大民族復興的關鍵在於進一步解放生產力，實現現代國家治理之下的包容性發展，那麼以創新驅動帶來“動力轉型”，以供給側結構優化供給和制度供給更有效地支援升級增質，將是決定我們能否合格地應對挑戰掌握機遇的關鍵。為實現中央明確給出的2020年即“十三五”收官時，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部署的改革任務要取得決定性成果的時間表，我們必須以更大的決心、勇氣、魄力和更高的智慧與操作水準，推進“五位一體”的全面改革，在總體“路線圖”下還要配之以多輪“最小一攬子”的配套改革設計。黨的“十九大”的召開，將註定成為指導改革深化中披荊斬棘過大關的又一次歷史性會議。
四、全面改革中攻堅克難的壓力、動力與可用經驗
近40年改革開放，中國改革已進入了“深水區”，阻力前所未有，所有“帕累托改進”式的“只有人受益而不會有人受損”的改革事項都已做完。現在任何一項深化改革的任務都會面臨既得利益的“固化藩籬”形成的強有力的障礙，而且各項改革大都已經深度關聯交織，“牽一發動全身”，過去在局部發力尋求突破就可以改觀全域的空間已明顯收窄，更多更大的考驗正集中於“全面改革”這個基本概念之上。
“全面深化改革決定可持續增長”，這是在關乎“中國夢”現代化偉大民族復興命運的經濟社會轉軌“未完成”，而攻堅克難的改革勢不可免情況下，必須確立的重要認識和關鍵要領。撫今追昔，與20世紀80年代、90年代相比，我們今天的改革環境和任務已有極大不同，然而中國經濟社會的轉軌仍在進行中。進入深水區，有些“石頭”可能是摸不到了，顯然需要更高水準的頂層規劃，而黨的十八大以來的歷屆全會，正是提供了為社會高度關注、迫切需要的頂層規劃性質的方針指導。以此把握改革推進的方向和路徑、哲理與要領，正需要繼往開來，把鄧小平同志南巡的創新壯舉及其服務於黨的基本路線的思想解放精神元素發揚光大。
第一，從壓力看，20世紀80年代以後大刀闊斧的開拓性改革，固然是由於“十年浩劫”和傳統體制弊病已生成了“不改革開放死路一條”的倒逼，再乘勢加上思想解放大潮的有力助推，表現為改革者破釜沉舟的“哀兵”式一鼓作氣、義無反顧、奮發昂揚地開創新局；而當下階段的改革深化與攻堅克難，同樣有進展之中“矛盾累積隱患迭加”的風險威脅，問題導向和形勢逼迫之下，只能奮力向前涉險灘、啃硬骨頭，“壯士斷腕”般攻堅克難，力求在新的歷史起點上繼續大踏步地跟上時代，這如同“逆水行舟，不進則退”，照樣是別無選擇的，照樣要反復強調“狹路相逢勇者勝”“惟改革創新者勝”。
第二，從動力看，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的中國人認清與把握世界大勢和文明發展主流，緊緊扭住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基本路線“一百年不動搖”地追求“和平崛起”的偉大民族復興，已推進到使“從未如此接近”的中國夢實現其“夢想成真”的關鍵性歷史階段。同時，改革的複雜程度和推進難度，正應得上“行百里者半九十”這句老話。在認識、適應經濟新常態的同時，最為至關重要的是還必須能動地引領它。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正是沿著20世紀80年代從制度供給入手推動全域的基本邏輯和創新發展規律，繼往開來並升級式地尋求可持續發展，這必須也必將得到80年代以來“實事求是、解放思想”所構建的創新發展的動力源、動力體系的升級式的支持。
第三，從經驗看，其實80年代後的改革推進中，不僅有農村改革“蓄之既久，其發必速”的高歌猛進，也有城市改革的坎坷試錯、“價格闖關”的時機誤配，以及其後“經濟問題社會化、政治化”的嚴峻社會考驗，但畢竟在探索中積累著改革經驗，鋪墊了、引出了下一十年鄧小平同志南巡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目標模式的確立及其後的巨大成就——改革中的上下互動、凝聚共識，是在風雨波濤之中按“進行時”曲折推進的；黨的十八大之後，我們顯然也需要經歷新時期、新階段進一步凝聚共識、減弱分歧的考驗，實質性的改革不僅需要有衝破利益固化藩籬的更大決心、勇氣和魄力，還需要借鑒國際國內經驗形成更高水準的方案優化、運行智慧和協調藝術，爭取最廣大人民群眾的認同、支持和積極參與。把握好人心向背、形成改革合力，既要借鑒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經驗教訓，又要超越式和建設性地處理好多種新的問題，應對新的挑戰。在這個過程中，精神層面我們理應得到鄧小平同志等老一輩改革家的改革信念與榜樣力量的支持；實踐層面我們要更多地強調實事求是與寬容態度，需要繼續鼓勵基層、地方在市場取向改革中的先行先試。
五、進一步解放思想，以全面配套改革沖過“歷史三峽”，迎接現代化偉大復興
引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目標確立的鄧小平同志南巡已25年。在經歷了南巡帶來的整整20年日新月異、年均增幅超過10%的高速增長之後，中國經濟已在近年間步入達到中等收入階段之後合乎一般規律的“新常態”。在先後受到亞洲金融危機和世界金融危機兩次大衝擊的洗禮之後，2016年以來的國際局面，更是“黑天鵝”亂飛，國家的內政外交、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各個方面，似乎都充滿著不確定性。當下在“矛盾凸顯隱患迭加”的糾結與迷茫中，在“惟改革創新者勝”的新時代召喚中，中國尤其需要重拾鄧小平同志南巡時銳意改革的闖勁、思想解放的激情。
南巡所解決的問題，在以理論語言表述“思想解放”方面講，是終於由鄧小平同志一言九鼎地說清楚，計畫多一些或市場多一些都是經濟運行層面的機制與手段組合問題，而不是多少年爭議不休的根本制度問題，資本主義也要有計劃，社會主義也要搞市場，中國把國情與人類文明發展的大潮流一併考慮，必須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目標模式，以求進而實現和平發展中現代化的偉大民族復興。這一實事求是的思想認識，“去意識形態”地打開了貫徹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黨的基本路線而激發中國客觀存在的發展潛力的巨大空間，帶來了以解放思想而後解放生產力的“中國奇跡”。南巡被稱為“鄧小平有生之年的天鵝之舞”，並註定將成為中國現代化歷史征途上的一座里程碑。
南巡講話的內容十分豐富，而南巡講話精神的時代內核卻可以一言以蔽之：創新發展。創新是一個民族的靈魂，是人類文明一路發展提升的滄桑正道，是中國在工業革命落伍之後完成奮起直追再造輝煌的生命線，也正是鄧小平南巡講話點晴之筆、思想精髓構成了其濃縮與示範。要發展，只有創新；要創新，就一定要思想解放，敢於大膽地試、大膽地闖，勇於在正確把握世界潮流和現代化大方向的前提下，實現關鍵問題上決定全域的突破。黨的十八大以來，最高決策層反復強調改革是中國實現現代化的“關鍵一招”，是我們的“最大紅利”之所在，在改革深水區“再深的水也要蹚”，要把“壯士斷腕”的改革勇氣、對國家前途民族命運的“歷史責任”擔當與高超的改革智慧相結合，涉激流、過險灘、啃硬骨頭，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和政府更好地發揮作用，“衝破利益固化的藩籬”而攻堅克難。這些與南巡的精神內核正是一脈相承的，而且集中體現在中央新近凝煉的現代發展理念的第一條：作為“第一動力”的是創新發展，以此來引出協調發展、綠色發展、開放發展和作為發展歸宿的共用發展——以人民為中心走向共同富裕的中華民族和平崛起中的可持續發展。
改革的同義語是思想解放前提下的制度創新。創新就意味著有不確定性，但在制度創新方面，我們首先要努力提升其確定性，也就是在改革深水區，在前面30餘年成敗得失、經驗教訓總結的基礎上，需要牢牢把握其基本的理念、邏輯和大方向，有膽有識、務實可行地使改革在攻堅克難中深化而得到實質性推進。為此，我們亟需新一輪思想解放。
第一，需要正視已經形成的利益固化藩籬而求其破解。只有人受益而無人受損的“帕累托改進”空間已經用完，業已十分堅固的部門利益、局部利益和短期利益的局限性，相當廣泛地表現在一系列具體的改革與發展事項上，正日益凸顯其惰性和阻礙作用。但是，“觸及利益比觸及靈魂還要難”，因為“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改革開放以來的動力機制，初始就是“明確物質利益原則”而抓住發展是硬道理，調動一切積極因素，“使人民群眾認識自己的利益，並團結起來為之而奮鬥”。但正如鄧小平同志晚年所說，當發展起來之後，問題並不比不發展的時候少。比如，如何針對收入差距擴大情況下部門、地方、小團體利益和短期利益的固化，升級改造相關體制機制、優化再分配，已成為十分得罪人、十分棘手但非解決不可的難題。新一輪思想解放，勢必要求在繼續貫徹物質利益原則的同時，反思並直言不諱指出利益格局從原來的“平均主義”向新階段的“過度分化”的演化及其相關的新的不公正性弊端，借鑒收入再分配調節的基礎性制度建設與政策運用的國際經驗，並密切結合中國實際，設計實施攻堅克難的提高直接稅比重、推行基本社保的全社會統籌、“大部制”與“扁平化”和落實省以下分稅制、以及從官員開始實行財產申報制度配合反腐倡廉等改革方案。對方方面面刻意回避的“得罪人”的難題要捅破其窗戶紙，就是新的思想解放的重要任務之一。而鼓起捅破這層窗戶紙的勇氣，卻正是 要求改革者犧牲自身利益而出以公心，同時中國社會必須進一步強調給改革者“有所作為”空間的極端重要性。
第二，更需要正視已出現的極端化思維和觀點交鋒中的暴戾氛圍並加以矯治。資訊時代的“自媒體”功能加上網上“碎片化”特徵的爆炸式傳播效應，正面說是使當下觀點的多元化表達十分便利，反面說是使非黑即白的極端化思維最易吸引眼球和形成“羊群效應”，形成思想和輿論宣傳中的挑戰性問題。於是在改革“步履維艱，綜合疲勞”的深水區，新一輪的思想解放中，一方面仍應在某些“貼標籤”式問題上繼續把握鄧小平同志稱作“一大發明”的務實明智的“少爭論，不爭論”來引領輿論傾向；另一方面又需在無法回避爭論、亦有必要深化認識的思想領域，培育和宣導理性討論的國民素質，充分尊重“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學術發展規律。思想討論中“我不同意你的觀點，但誓死捍衛你發言的權利”，應成為中國現代化過程中國家治理鎖定“包容性發展”、國民“走向共和”的思維根基，也應構成思想解放在新階段上文化宣傳管理部門（官方）與受眾（社會公眾）的底線共識。習慣于官本位、行政化框架的輿論管理而作出不講道理的硬性壓制，逆黨心、失民心，有百害而無一利。新的思想解放，應從“堅持真理、修正錯誤”“批評與自我批評”等中共優良傳統和憲法、黨章、改革開放基本路線中，用好用足觀點交流、理性討論的堅實政治基礎和巨大思想空間，鼓勵創新發展，容忍試錯失誤，抑制惡俗弱智，開闊國民心態，從混沌中走出澄明激越、凝聚正氣、催人奮進的中國“軟實力”提升之路。
第三，一定要正視中國官場和社會仍然流行的一些落後於時代發展的思維定勢並力求摒棄。明哲保身、因循守舊、偏狹嫉妒、固步自封、熱衷於拉關係搞小圈子、講排場重形式忽視內涵……凡此種種，都是改革創新的大敵，尤其是諸如此類的陋習積弊，一旦與公共權力結合，更是禍害連連，誤事誤人，傷國殃民，亟應排除。新的思想解放，正需針對性地引出官民思維特性的良化發展和社會風氣的現代化改造，並發掘中華民族傳統文化中的精華以弘揚光大，吸收人類文明的一切積極成果來支持改革、振興中華。既然中國的現代化是一場長跑，我們就必須有充分的毅力、定力、戰略耐心和百折不撓的韌性堅持，去逐步實現她；既然中央已清晰地判斷中國為實現現代化的改革處於取得“決定性成果”的關鍵階段，並做出自十八大以來的頂層規劃，那麼攻堅克難、以全面改革沖過“歷史三峽”而對接“中國夢”，就應該成為紀念改革40年的主線與主題；既然改革是要“把不合理的去除，把合理的樹立起來使之合法化”的除舊佈新過程，那麼繼續鼓勵地方、基層、微觀主體的創新試驗、“摸石頭過河”中的試錯式首創與“自下而上”及時的經驗總結，就仍然具有重大的意義。
第四，“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改革開放新的發展階段和“攻堅克難”中的承前啟後、繼往開來的重大戰略方針，我們必須澄清思想迷霧，力求決戰決勝。改革是解決有效制度供給問題的“生產關係自我革命”，進入深水區後衝破利益固化藩籬的實質性推進，首先便是調整制度結構、優化利益格局的問題。所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表述是符合經濟學學理並具有鮮明指向性的。實際生活裡，在改革如履薄冰的艱難推進中，既有以供給側改革為名實行非理性、違背市場經濟規律的“加強供給管理”的扭曲、變態、變味，也有把“供給側改革”與“深化體制改革”對立起來而橫加指責的紊亂認識。我們應以合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本意的理性供給管理與此改革概念相配合，澄清相關的思想迷霧和防止以供給側改革為名滑入“搞新計劃經濟”誤區，把改革取得決定性成果作為決戰決勝的核心任務。
改革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將這一現代化事業進行到底。在紀念改革開放40年之際，我們完全有理由引用當年毛澤東同志在中國革命關鍵時期所給出的一段著名的預言，來展望中國現代化偉大民族復興的前景：改革開放所指向的“中國夢”，已是站在海岸遙望海中看得見桅杆尖頭的一隻航船，是立于高山之巔遠看東方已見光芒四射噴薄欲出的一輪朝日，是躁動於母腹中的快要成熟的一個嬰兒。讓我們以萬眾一心的奮鬥來迎接！
（本文發表於《全球化》2017年第10期，為“改革開放40年”徵文。）
賈 康 介 紹
現任全國政協委員、政協經濟委員會委員，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首席經濟學家，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博導，中國財政學會顧問，中國財政學會PPP專業委員會主任委員，國家發改委PPP專家庫專家委員會成員，北京市等多地人民政府諮詢委員，北京大學等多家高校特聘教授。1995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貼。1997年被評為國家百千萬人才工程高層次學術帶頭人。曾受多位中央領導同志邀請座談經濟工作（被媒體稱之為“中南海問策”）。擔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體學習“財稅體制改革”專題講解人之一。孫冶方經濟學獎、黃達—蒙代爾經濟學獎和中國軟科學大獎獲得者。國家“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規劃專家委員會委員。曾長期擔任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1988年曾入選亨氏基金專案，到美國匹茲堡大學做訪問學者一年。2013年，主編《新供給：經濟學理論的中國創新》，發起成立“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和“新供給經濟學50人論壇”（任首任院長、首任秘書長），2015年-2016年與蘇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給經濟學》專著、《供給側改革：新供給簡明讀本》、以及《中國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獲評中國圖書評論學會和央視的“2016年度中國好書”）》，2016年出版的《供給側改革十講》被中組部、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和國家圖書館評為全國精品教材。根據《中國社會科學評估》公佈的2006～2015年我國哲學社會科學6268種學術期刊700余萬篇文獻的大資料統計分析，賈康先生的發文量（398篇），總被引頻次（4231次）和總下載頻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是經濟學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禁☆學者。
並有希望在未來10年內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而成長為高收入經濟體。鄧小平同志在改革開放之初高瞻遠矚謀劃的中國實現現代化的“三步走”宏偉戰略目標，在前兩步已提前實現之後，未來很有希望先以“全面小康”為階段性節點，後以綜合國力、軟硬實力的可持續提升為現實支撐，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00周年之際，落實於“偉大民族復興中國夢”的夢想成真。在時光流逝中，我們日益清晰地看到，中國改革開放的偉大歷史意義首先在於：回歸在人本主義立場上，基於對文革“十年浩劫”的撥亂反正，以及對於傳統體制弊病的深刻反思，牢牢把握現代化之路的正確大方向，緊緊抓牢再不可錯失的戰略機遇，使我們得以把經濟社會發展的激勵機制搞對，將各種潛藏的積極因素釋放，使中國社會大踏步地跟上時代，令這艘巨輪迅速駛上人類社會文明發展的主航道，並以超常規的發展來造福於中國和世界人民。事實勝於雄辯，實踐檢驗真理。“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則昌逆之則亡。”在浩浩蕩蕩的世界發展潮流中，中國人是以改革開放的壯舉，極其明顯地縮小了與現代化前沿狀態的距離，在追趕文明發展潮頭的過程之中，意欲“後來居上”，並且順應“大道之行”的客觀規律，于創新中實現“天下大同”取向的包容性增長。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改革開放成為中國實現現代化的“關鍵一招”。
二、已有的巨大進步，前行的任重道遠
改革開放為中國經濟社會帶來的巨大進步，鮮明地表現在但又決不僅限於經濟總量、人均收入等方面，這種進步是與物質、精神、政治、文化、生態等多維度文明的推陳出新、再造提升息息相關和緊密結合的。已有論者（如旭東）試圖總結銳意改革開放的鄧小平、胡耀邦等党和國家領導人所啟動的這一歷史過程中形成的貢獻與進步。這些貢獻與進步至少包括以下幾方面。
第一，幾千年來最高統治者第一次呼籲解放思想，以極大的魄力為開啟民智打開了“魔瓶”。解放思想、實事求是這一基本方針，體現了馬克思主義的精髓，指導著國人沖決原來本本主義盛行、條條框框充斥、思想觀念僵化的落後愚昧狀態，可稱驚天動地、振聾發聵，是中國否定愚民政治、真正走向現代化的基礎性、先決性的偉大轉折。儘管對於如何進一步解放思想，仍然將“七嘴八舌、見仁見智”，思想解放中當然不可避免地還會表現為“魚龍混雜、沙泥俱下”，但這是歷史進步的題中應有之義和關鍵性的前提。
第二，以市場化為取向推進經濟體制改革，直至“南巡”和黨的十四大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目標模式，通過鼓勵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實施多種放權簡政措施，打開無數微觀主體發揮聰明才智的潛力空間，極大地解放生產力，顯著地提高供給體系品質和效率，從而使神州大地迅速地改變種種落伍狀態，舊貌換新顏，實力得以大增。
第三，明確貧窮不是社會主義，國家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強調這一基本路線100年不動搖，使得社會從無休止的政治運動轉為“聚精會神搞建設，一心一意謀發展”，務實以實幹興邦，創新而新意迭出，摒棄平均主義大鍋飯，允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並進而追求共同富裕，使物質利益原則和致富努力與承認私有產權保護等社會的投資、創業環境相得益彰，“加快致富步伐”成為積極和正面的詞彙，落實到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和全社會廣泛的實幹行為中。
第四，認定閉關鎖國死路一條，實行開放走向世界，在國際合作與競爭中抓住“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和戰略機遇期。相應地在外交思想上實現重大調整，從意識形態標籤第一轉變為國家利益第一，使中國有望從意識形態高熱的國家轉為走向正常國家，也得以從邊緣國家逐步地和卓有成效地走向世界政治的中心。
第五，在堅持基本政治原則的前提下，推法治、講穩定、限特權、優治理，允許文學藝術領域的多樣化、社會成員偏好的多元化、基層社會管理的自治化，使社會組織和運行走向現代化軌道。
第六，執政黨的黨內生活從殘酷的政治鬥爭轉向較溫和的家長制管理，廢止領導幹部終身制，在政治生活的基本領域開啟現代化進程。
第七，平反歷史上的冤假錯案，廢止把國民分三六九等、標明“黑五類”出身的血統論，為人權、民主等現代文明概念與規則奠定基礎和提供前提。
第八，強調尊重知識、尊重人才，恢復高考，發展教育，振興科技，走創新型國家道路，使科技“第一生產力”和“創新發展”成為推動現代化的有力引擎。
正是以上簡要提及的改革新時期從思想到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等方面諸如此類的巨大進步，引出了40年建設發展有目共睹的巨大成就，並與之結合在一起，構成了中國改革開放以數千年文明史、全球200餘個經濟體為參照系的全方位進步與貢獻。我們有充分的理由為此而感到歡欣鼓舞。同時，亟需指出，在中國業已進入的改革深水區，深化改革的難度已空前提高，“矛盾累積隱患迭加”的問題所在多有，如何在“好吃的肉都吃光了，剩下的都是硬骨頭”的情況下，把難啃的硬骨頭啃下來，其挑戰性有目共睹。繼續消除僵化觀念的束縛和“衝破利益固化的藩籬”，需要“革自己的命”的極大的膽識、魄力、責任擔當和高超智慧。
中國的改革是“行百里者半九十”的長跑，我們尚在半途，前瞻前行之路，可謂任重道遠。簡而言之：中國經濟的總量已全球第二，但如何加快發展方式轉變打造升級版，尚未解決；改革啟動了使許多人受益的創富運動，但如何很好地普惠于全體社會成員，尚未解決；全面法治化取向下，發揚人民民主的要求十分明確，但如何真正形成公平正義的民主法治社會，還存在很多難題尚未解決；改革必須堅持市場取向和物質利益原則，形成充分的激勵，但如何有效地矯正“市場失靈”和成功地限制“為富不仁”，仍有一系列糾結尚未解決；允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符合事物發展的客觀規律，但“先富”勢頭形成之後如何很好地調節個人、區域間的收入分配差異，有效推進“共富”進程，尚未解決；政府積極運用產業政策、技術經濟政策以更好、更有作為地發揮其職能作用，確有必要，但以什麼樣的機制施行好這種政策措施而防止權力的任性與扭曲，尚未解決；領導幹部“職務終身制”的廢止十分值得肯定，但領導幹部的“待遇終身制”如何改變，尚未解決等等。
在走向現代化過程中，在全球合作與競爭中，中國確實在開始挑戰美國。表現在總量上按國內生產總值(GDP)計算，超越日本以後中國現在已排在世界第二。但是人們已注意到，從歷史經驗來看，凡是在美國後面佔領第二位置的經濟體，都會受到非常明顯的“老大的打壓”。我們現在已經感受到這樣的壓力了。真正說“超越美國”，不應認為這是僅在總量上就能夠體現的一個歷史過程。現在很多人都在預測，多少年以後中國總量上將要走在美國前面。這個過程，如果中國人自己不犯大的錯誤，有可能實現。但是中國真正要超越美國，一定是主要依靠總量之外相伴隨的增長品質、綜合國力，還有在物質層面的種種發展支撐之上的軟實力、巧實力——這涉及文化意義的、總體上帶有意識形態核心價值觀感召力的一種通盤實力的形成，這一點對中國來說，現在看還相距比較遙遠。中國當下需要清醒意識到：我們現在仍然是一個發展中國家，雖然是新興經濟體的領頭雁，但是在總體綜合評判上，總量並不說明關鍵問題。美國仍然是高居於發達國家、現代經濟體前列的世界頭號強國；中國不過是一個表現著追趕的特徵、已經有一種挑戰意味的走在發展中國家前列的經濟體。一高一低之間已經形成了一個戰略均勢，就是經濟的大循環中，作為主要的兩個交易夥伴之間，經濟利益上似乎誰都離不開誰了，但是國際競爭可不只是講這個層面，它有更加複雜的內容。中國如果不能夠把自己對沖種種下行因素的上行因素發揮出來，比如說改革帶來的制度紅利，改革和創新所煥發的“科技第一生產力”實際推進到創新型國家軌道上並且在節能降耗等方面實質性地往前走，以及中國如果不能夠在若干年內實質性地在反腐敗、反過度壟斷方面真正解決自己的問題、做好自己的事情等等，那麼這樣一個質上的超越其實是很難設想的。這是一個非常嚴峻的、長期的、歷史性的長跑過程，最後才能看結果的高端和低端的競爭。所以必須強調：中國今後的現代化，主要是面對一個質的挑戰。具有關鍵性的、決定性意義的是品質——發展方式轉變、經濟社會轉軌中的增長品質。而且認識和評價這個品質，要進一步推升到整個民眾所認同的、帶有幸福感和人文評判特徵的，以及其他相關文明因素相融合的一種綜合考量。
在“長跑”中不失時機地解決與這些相關的一系列挑戰性問題，正是我們在紀念改革開放40年時所面對的歷史性考驗，而且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時不我待。
三、現階段改革發展的四個基本特徵
第一，“發展階段轉變”和“矛盾凸顯”相交織。在中國各地稍作些調研就可以感受到，我們仍然處於“可以大有作為的戰略機遇期”，但在30餘年高速增長、成為中等收入經濟體後正合乎一般規律地轉向“新常態”的新起點。經濟增長在基數今非昔比的“大規模”特徵下速度不可能延續“兩位元數”高速增長狀況，正在轉為“中高速”，然而繼續發展的底氣和市場成長的巨大潛力，仍在各大經濟體中首屈一指，不論是大城市，還是中小城鎮和許多農村區域，建設場景觸目可及，給人印象深刻。但與此同時，來自資源、環境的矛盾制約和來自人際關係的矛盾制約，更是日趨明顯、咄咄逼人。霧霾已動輒打擊大半個中國，地方某些擴大建成區的拆遷和新上馬的重化工專案，一而再、再而三遇到民眾的強烈反對且往往演變成震動全域的群體事件；進入“中等收入階段”後，收入分配問題更為凸顯，差距擴大、分配不公問題不可忽視，社會心態越來越明顯地傾向於不少其他經濟體曾在跌入“中等收入陷阱”前表現過的“端起飯碗吃飯，放下筷子罵娘”、追求“民粹主義基礎上的福利趕超”的特徵。
第二，經濟運行中的“下行因素”和“上行因素”在對沖。中國經濟“潛在增長率”已在“下臺階”，從10%左右下行到6.5%~7%的區間，“新常態”的“新”已明確，而“常”還有待達到，即還未像模像樣地完成觸底企穩。相關的下行因素包括勞動力成本上升，人口紅利即將迅速消失，老齡化社會壓力正迅速到來，以及較高基數上投資“報酬遞減”的影響，實體經濟升級換代的難度加大等等。但可以對沖下行因素的若干上行因素是最值得我們重視與爭取的，這些上行因素包括新型城鎮化紅利（“動力源”需求釋放引發的“成長引擎”效應）、科技創新紅利（走創新型國家道路、跟上“第三次產業革命”大潮激發科技“第一生產力”的乘數效應）、社會管理紅利（在社區治理、非營利機構和志願者組織成長等方面的基層自治、社會和諧、興利除弊效應），而使所有這些紅利能夠如願釋放出來的關鍵，是實質性“攻堅克難”的改革能否不停留於口號而變為現實，進而可綜合性地凝聚成為提升和保持全要素生產率、化解種種矛盾制約的“改革紅利”。已經受一系列改革洗禮但仍存在艱巨改革任務的國有企業，同業已壯大的民間資本、社會資金，以及可隨之調動的民間智慧和潛能、活力，必須依託改革擺脫羈絆而更多貢獻其“正能量”。新一輪價稅財聯動改革、投融資改革、國企國資體系改革和行政、司法改革等，實在無可回避。上述的下行因素和上行因素對沖之後，我們應力求爭取的是今後盡可能長時間實現6.5%~7%年均速度的中高速增長平臺，打造出結構優化的增長品質“升級版”。
第三，深化改革的努力和既得利益的阻力相博弈。自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到鄧小平同志“南巡”後實施1994年宏觀層面以財稅為重點的配套改革，再到千年之交前後以“入世”鎖定全面開放格局，一系列改革創新打開了生產力解放和國家現代化的新時代，但漸進改革中既得利益也漸成局面，尾大不掉，雖然深化改革、加快轉型自90年代後一路強調至今，但在“利益固化的藩籬”之前步履維艱。黨的十八大之後，高層關於“壯士斷腕”的改革決心已有明確表述，但社會上、企業界、市場中對於在體制內“自動手術”“自我革命”的懷疑仍未消除，且與意識形態因素的陰晴變化迭加。在深化改革努力與既得利益阻力的博弈背後，是改革與社會“矛盾累積”問題的賽跑，早已被人形象比喻為“兩隻老虎的賽跑”，這兩隻老虎各自要素齊全，似乎也看不大清楚對方，但都在往前跑，誰跑得更快一些，將決定國家的前途、民族的命運、“中國夢”的成敗。化解既得利益阻礙是改革的最難之處，又是我們必須面對和交出答卷的歷史性的考驗。
第四，力爭使改革於2020年取得決定性成果，是挑戰機遇並存局面下接受歷史考驗的改革新起點和爭取“繼續大踏步跟上時代”來引領的“新常態”的關鍵時間安排。既然追求可持續增長和現代化偉大民族復興的關鍵在於進一步解放生產力，實現現代國家治理之下的包容性發展，那麼以創新驅動帶來“動力轉型”，以供給側結構優化供給和制度供給更有效地支援升級增質，將是決定我們能否合格地應對挑戰掌握機遇的關鍵。為實現中央明確給出的2020年即“十三五”收官時，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部署的改革任務要取得決定性成果的時間表，我們必須以更大的決心、勇氣、魄力和更高的智慧與操作水準，推進“五位一體”的全面改革，在總體“路線圖”下還要配之以多輪“最小一攬子”的配套改革設計。黨的“十九大”的召開，將註定成為指導改革深化中披荊斬棘過大關的又一次歷史性會議。
四、全面改革中攻堅克難的壓力、動力與可用經驗
近40年改革開放，中國改革已進入了“深水區”，阻力前所未有，所有“帕累托改進”式的“只有人受益而不會有人受損”的改革事項都已做完。現在任何一項深化改革的任務都會面臨既得利益的“固化藩籬”形成的強有力的障礙，而且各項改革大都已經深度關聯交織，“牽一發動全身”，過去在局部發力尋求突破就可以改觀全域的空間已明顯收窄，更多更大的考驗正集中於“全面改革”這個基本概念之上。
“全面深化改革決定可持續增長”，這是在關乎“中國夢”現代化偉大民族復興命運的經濟社會轉軌“未完成”，而攻堅克難的改革勢不可免情況下，必須確立的重要認識和關鍵要領。撫今追昔，與20世紀80年代、90年代相比，我們今天的改革環境和任務已有極大不同，然而中國經濟社會的轉軌仍在進行中。進入深水區，有些“石頭”可能是摸不到了，顯然需要更高水準的頂層規劃，而黨的十八大以來的歷屆全會，正是提供了為社會高度關注、迫切需要的頂層規劃性質的方針指導。以此把握改革推進的方向和路徑、哲理與要領，正需要繼往開來，把鄧小平同志南巡的創新壯舉及其服務於黨的基本路線的思想解放精神元素發揚光大。
第一，從壓力看，20世紀80年代以後大刀闊斧的開拓性改革，固然是由於“十年浩劫”和傳統體制弊病已生成了“不改革開放死路一條”的倒逼，再乘勢加上思想解放大潮的有力助推，表現為改革者破釜沉舟的“哀兵”式一鼓作氣、義無反顧、奮發昂揚地開創新局；而當下階段的改革深化與攻堅克難，同樣有進展之中“矛盾累積隱患迭加”的風險威脅，問題導向和形勢逼迫之下，只能奮力向前涉險灘、啃硬骨頭，“壯士斷腕”般攻堅克難，力求在新的歷史起點上繼續大踏步地跟上時代，這如同“逆水行舟，不進則退”，照樣是別無選擇的，照樣要反復強調“狹路相逢勇者勝”“惟改革創新者勝”。
第二，從動力看，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的中國人認清與把握世界大勢和文明發展主流，緊緊扭住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基本路線“一百年不動搖”地追求“和平崛起”的偉大民族復興，已推進到使“從未如此接近”的中國夢實現其“夢想成真”的關鍵性歷史階段。同時，改革的複雜程度和推進難度，正應得上“行百里者半九十”這句老話。在認識、適應經濟新常態的同時，最為至關重要的是還必須能動地引領它。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正是沿著20世紀80年代從制度供給入手推動全域的基本邏輯和創新發展規律，繼往開來並升級式地尋求可持續發展，這必須也必將得到80年代以來“實事求是、解放思想”所構建的創新發展的動力源、動力體系的升級式的支持。
第三，從經驗看，其實80年代後的改革推進中，不僅有農村改革“蓄之既久，其發必速”的高歌猛進，也有城市改革的坎坷試錯、“價格闖關”的時機誤配，以及其後“經濟問題社會化、政治化”的嚴峻社會考驗，但畢竟在探索中積累著改革經驗，鋪墊了、引出了下一十年鄧小平同志南巡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目標模式的確立及其後的巨大成就——改革中的上下互動、凝聚共識，是在風雨波濤之中按“進行時”曲折推進的；黨的十八大之後，我們顯然也需要經歷新時期、新階段進一步凝聚共識、減弱分歧的考驗，實質性的改革不僅需要有衝破利益固化藩籬的更大決心、勇氣和魄力，還需要借鑒國際國內經驗形成更高水準的方案優化、運行智慧和協調藝術，爭取最廣大人民群眾的認同、支持和積極參與。把握好人心向背、形成改革合力，既要借鑒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經驗教訓，又要超越式和建設性地處理好多種新的問題，應對新的挑戰。在這個過程中，精神層面我們理應得到鄧小平同志等老一輩改革家的改革信念與榜樣力量的支持；實踐層面我們要更多地強調實事求是與寬容態度，需要繼續鼓勵基層、地方在市場取向改革中的先行先試。
五、進一步解放思想，以全面配套改革沖過“歷史三峽”，迎接現代化偉大復興
引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目標確立的鄧小平同志南巡已25年。在經歷了南巡帶來的整整20年日新月異、年均增幅超過10%的高速增長之後，中國經濟已在近年間步入達到中等收入階段之後合乎一般規律的“新常態”。在先後受到亞洲金融危機和世界金融危機兩次大衝擊的洗禮之後，2016年以來的國際局面，更是“黑天鵝”亂飛，國家的內政外交、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各個方面，似乎都充滿著不確定性。當下在“矛盾凸顯隱患迭加”的糾結與迷茫中，在“惟改革創新者勝”的新時代召喚中，中國尤其需要重拾鄧小平同志南巡時銳意改革的闖勁、思想解放的激情。
南巡所解決的問題，在以理論語言表述“思想解放”方面講，是終於由鄧小平同志一言九鼎地說清楚，計畫多一些或市場多一些都是經濟運行層面的機制與手段組合問題，而不是多少年爭議不休的根本制度問題，資本主義也要有計劃，社會主義也要搞市場，中國把國情與人類文明發展的大潮流一併考慮，必須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目標模式，以求進而實現和平發展中現代化的偉大民族復興。這一實事求是的思想認識，“去意識形態”地打開了貫徹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黨的基本路線而激發中國客觀存在的發展潛力的巨大空間，帶來了以解放思想而後解放生產力的“中國奇跡”。南巡被稱為“鄧小平有生之年的天鵝之舞”，並註定將成為中國現代化歷史征途上的一座里程碑。
南巡講話的內容十分豐富，而南巡講話精神的時代內核卻可以一言以蔽之：創新發展。創新是一個民族的靈魂，是人類文明一路發展提升的滄桑正道，是中國在工業革命落伍之後完成奮起直追再造輝煌的生命線，也正是鄧小平南巡講話點晴之筆、思想精髓構成了其濃縮與示範。要發展，只有創新；要創新，就一定要思想解放，敢於大膽地試、大膽地闖，勇於在正確把握世界潮流和現代化大方向的前提下，實現關鍵問題上決定全域的突破。黨的十八大以來，最高決策層反復強調改革是中國實現現代化的“關鍵一招”，是我們的“最大紅利”之所在，在改革深水區“再深的水也要蹚”，要把“壯士斷腕”的改革勇氣、對國家前途民族命運的“歷史責任”擔當與高超的改革智慧相結合，涉激流、過險灘、啃硬骨頭，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和政府更好地發揮作用，“衝破利益固化的藩籬”而攻堅克難。這些與南巡的精神內核正是一脈相承的，而且集中體現在中央新近凝煉的現代發展理念的第一條：作為“第一動力”的是創新發展，以此來引出協調發展、綠色發展、開放發展和作為發展歸宿的共用發展——以人民為中心走向共同富裕的中華民族和平崛起中的可持續發展。
改革的同義語是思想解放前提下的制度創新。創新就意味著有不確定性，但在制度創新方面，我們首先要努力提升其確定性，也就是在改革深水區，在前面30餘年成敗得失、經驗教訓總結的基礎上，需要牢牢把握其基本的理念、邏輯和大方向，有膽有識、務實可行地使改革在攻堅克難中深化而得到實質性推進。為此，我們亟需新一輪思想解放。
第一，需要正視已經形成的利益固化藩籬而求其破解。只有人受益而無人受損的“帕累托改進”空間已經用完，業已十分堅固的部門利益、局部利益和短期利益的局限性，相當廣泛地表現在一系列具體的改革與發展事項上，正日益凸顯其惰性和阻礙作用。但是，“觸及利益比觸及靈魂還要難”，因為“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改革開放以來的動力機制，初始就是“明確物質利益原則”而抓住發展是硬道理，調動一切積極因素，“使人民群眾認識自己的利益，並團結起來為之而奮鬥”。但正如鄧小平同志晚年所說，當發展起來之後，問題並不比不發展的時候少。比如，如何針對收入差距擴大情況下部門、地方、小團體利益和短期利益的固化，升級改造相關體制機制、優化再分配，已成為十分得罪人、十分棘手但非解決不可的難題。新一輪思想解放，勢必要求在繼續貫徹物質利益原則的同時，反思並直言不諱指出利益格局從原來的“平均主義”向新階段的“過度分化”的演化及其相關的新的不公正性弊端，借鑒收入再分配調節的基礎性制度建設與政策運用的國際經驗，並密切結合中國實際，設計實施攻堅克難的提高直接稅比重、推行基本社保的全社會統籌、“大部制”與“扁平化”和落實省以下分稅制、以及從官員開始實行財產申報制度配合反腐倡廉等改革方案。對方方面面刻意回避的“得罪人”的難題要捅破其窗戶紙，就是新的思想解放的重要任務之一。而鼓起捅破這層窗戶紙的勇氣，卻正是 要求改革者犧牲自身利益而出以公心，同時中國社會必須進一步強調給改革者“有所作為”空間的極端重要性。
第二，更需要正視已出現的極端化思維和觀點交鋒中的暴戾氛圍並加以矯治。資訊時代的“自媒體”功能加上網上“碎片化”特徵的爆炸式傳播效應，正面說是使當下觀點的多元化表達十分便利，反面說是使非黑即白的極端化思維最易吸引眼球和形成“羊群效應”，形成思想和輿論宣傳中的挑戰性問題。於是在改革“步履維艱，綜合疲勞”的深水區，新一輪的思想解放中，一方面仍應在某些“貼標籤”式問題上繼續把握鄧小平同志稱作“一大發明”的務實明智的“少爭論，不爭論”來引領輿論傾向；另一方面又需在無法回避爭論、亦有必要深化認識的思想領域，培育和宣導理性討論的國民素質，充分尊重“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學術發展規律。思想討論中“我不同意你的觀點，但誓死捍衛你發言的權利”，應成為中國現代化過程中國家治理鎖定“包容性發展”、國民“走向共和”的思維根基，也應構成思想解放在新階段上文化宣傳管理部門（官方）與受眾（社會公眾）的底線共識。習慣于官本位、行政化框架的輿論管理而作出不講道理的硬性壓制，逆黨心、失民心，有百害而無一利。新的思想解放，應從“堅持真理、修正錯誤”“批評與自我批評”等中共優良傳統和憲法、黨章、改革開放基本路線中，用好用足觀點交流、理性討論的堅實政治基礎和巨大思想空間，鼓勵創新發展，容忍試錯失誤，抑制惡俗弱智，開闊國民心態，從混沌中走出澄明激越、凝聚正氣、催人奮進的中國“軟實力”提升之路。
第三，一定要正視中國官場和社會仍然流行的一些落後於時代發展的思維定勢並力求摒棄。明哲保身、因循守舊、偏狹嫉妒、固步自封、熱衷於拉關係搞小圈子、講排場重形式忽視內涵……凡此種種，都是改革創新的大敵，尤其是諸如此類的陋習積弊，一旦與公共權力結合，更是禍害連連，誤事誤人，傷國殃民，亟應排除。新的思想解放，正需針對性地引出官民思維特性的良化發展和社會風氣的現代化改造，並發掘中華民族傳統文化中的精華以弘揚光大，吸收人類文明的一切積極成果來支持改革、振興中華。既然中國的現代化是一場長跑，我們就必須有充分的毅力、定力、戰略耐心和百折不撓的韌性堅持，去逐步實現她；既然中央已清晰地判斷中國為實現現代化的改革處於取得“決定性成果”的關鍵階段，並做出自十八大以來的頂層規劃，那麼攻堅克難、以全面改革沖過“歷史三峽”而對接“中國夢”，就應該成為紀念改革40年的主線與主題；既然改革是要“把不合理的去除，把合理的樹立起來使之合法化”的除舊佈新過程，那麼繼續鼓勵地方、基層、微觀主體的創新試驗、“摸石頭過河”中的試錯式首創與“自下而上”及時的經驗總結，就仍然具有重大的意義。
第四，“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改革開放新的發展階段和“攻堅克難”中的承前啟後、繼往開來的重大戰略方針，我們必須澄清思想迷霧，力求決戰決勝。改革是解決有效制度供給問題的“生產關係自我革命”，進入深水區後衝破利益固化藩籬的實質性推進，首先便是調整制度結構、優化利益格局的問題。所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表述是符合經濟學學理並具有鮮明指向性的。實際生活裡，在改革如履薄冰的艱難推進中，既有以供給側改革為名實行非理性、違背市場經濟規律的“加強供給管理”的扭曲、變態、變味，也有把“供給側改革”與“深化體制改革”對立起來而橫加指責的紊亂認識。我們應以合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本意的理性供給管理與此改革概念相配合，澄清相關的思想迷霧和防止以供給側改革為名滑入“搞新計劃經濟”誤區，把改革取得決定性成果作為決戰決勝的核心任務。
改革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將這一現代化事業進行到底。在紀念改革開放40年之際，我們完全有理由引用當年毛澤東同志在中國革命關鍵時期所給出的一段著名的預言，來展望中國現代化偉大民族復興的前景：改革開放所指向的“中國夢”，已是站在海岸遙望海中看得見桅杆尖頭的一隻航船，是立于高山之巔遠看東方已見光芒四射噴薄欲出的一輪朝日，是躁動於母腹中的快要成熟的一個嬰兒。讓我們以萬眾一心的奮鬥來迎接！
（本文發表於《全球化》2017年第10期，為“改革開放40年”徵文。）
賈 康 介 紹
現任全國政協委員、政協經濟委員會委員，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首席經濟學家，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博導，中國財政學會顧問，中國財政學會PPP專業委員會主任委員，國家發改委PPP專家庫專家委員會成員，北京市等多地人民政府諮詢委員，北京大學等多家高校特聘教授。1995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貼。1997年被評為國家百千萬人才工程高層次學術帶頭人。曾受多位中央領導同志邀請座談經濟工作（被媒體稱之為“中南海問策”）。擔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體學習“財稅體制改革”專題講解人之一。孫冶方經濟學獎、黃達—蒙代爾經濟學獎和中國軟科學大獎獲得者。國家“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規劃專家委員會委員。曾長期擔任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1988年曾入選亨氏基金專案，到美國匹茲堡大學做訪問學者一年。2013年，主編《新供給：經濟學理論的中國創新》，發起成立“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和“新供給經濟學50人論壇”（任首任院長、首任秘書長），2015年-2016年與蘇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給經濟學》專著、《供給側改革：新供給簡明讀本》、以及《中國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獲評中國圖書評論學會和央視的“2016年度中國好書”）》，2016年出版的《供給側改革十講》被中組部、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和國家圖書館評為全國精品教材。根據《中國社會科學評估》公佈的2006～2015年我國哲學社會科學6268種學術期刊700余萬篇文獻的大資料統計分析，賈康先生的發文量（398篇），總被引頻次（4231次）和總下載頻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是經濟學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禁☆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