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宴：英國人最終給中國人下跪了，雖然不情願
乾隆與英國馬戛爾尼的使團的會面，因禮儀之爭不歡而散，乾隆的顢頇自大對中國近代的影響毋庸多言。但是從另一個角度看，乾隆作為一個精明的統治者，其表現也不完全是事出無因。
史學界長期以來認為：“三代”以下，中國歷史上曾經存在三個“盛世”，即西漢“文、景之治”，盛唐“貞（觀）、（開）元之治”和清代的“康、乾盛世”。
其實三個“盛世”的情況不盡相同，且不說它。單談“康乾盛世”時遭遇的“中西文化衝突”，就是與梵蒂岡教廷僵持多年的“禮儀之爭”和與英國使團發生的“儀禮之爭”，這是性質、物件和時間全然不同的兩回事兒。但因為名詞錯綜的緣故，很多人會混為一談。所以索性把“禮儀之爭”改為“磕頭風波”，以示區別。未言之先，特地辨明。
好在今天公認的國際禮儀中兩者都不再是規範，
2008年3月，我應邀參加澳大利亞駐華使館的一次文化活動。澳洲國立大學友人白傑明（Geremie R. Barmé）向我介紹多年駐京的泰晤士報分社社長，一位嬌小玲瓏的女士，並開玩笑說：她就是馬戛爾尼直系後代。名片遞來時，果然寫著“Jean Macarthey”，中文則是馬珍。
我知道Macartney是愛爾蘭大族，所以約好以後找個機會專門探討一下馬戛爾尼使團留下的歷史疑案。
因為這次訪問面對乾隆皇帝，
順便做一個“廣而告之”——這是我2009年出版新書《石破天驚》中的一節。該書是以1905年為分界點，討論中國傳統社會和文化斷裂原因，已由中國書店出版社2009年1月出版。
一、從“禮儀之爭”到“儀禮之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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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偏重中國世俗生活，
乾隆會見馬戛爾尼
1986年英國女王伊莉莎白二世（Her Majesty Queen Elizabeth II，1926～）訪華時，向李先念主席贈送了一封遲到390年的信，這就是授予東印度公司特許權的伊莉莎白一世（Elizabeth I,1533～1603在位）在萬曆二十四年（1596）寫給明朝皇帝的。可惜這位送信使者大概在途中遭遇不幸，始終未能送到。
伊莉莎白二世贈送時還幽了一默：
“幸運的是，自1602年以來，郵政事業已經進步了。您邀請我們到這裡的信件平安地送到了，而且接受這一邀請給了我們極大的歡樂。”
今人曾用彆扭的半文言文來翻譯這封遲到的信，以示仿古。內容如下：
“感上帝之恩，英吉利女皇伊莉莎白，致最偉大及無敵之國王：
吾之最誠信國民江紐貝裡（John Newberie），即此帶信者，攜帶吾人信件，從事遠航至貴帝國之地域。別無其他，深信您偉大之仁心與人道，自願擔當此艱苦之旅，相信陛下知其歷經苦難，不致嫌棄之，尤其可見。此事無傷于陛下，甚且有利於貴國人民，此人對此兩點毫不置疑，一心樂意而籌備是項吾人所贊同之航程。
吾人相信經此一舉，有利於兩方交易，吾人鄰近西方各國皆獲益於此。陛下為轄下國民之歡樂、利益應是一致，其內容乃將吾人有餘之物輸出，將吾人所需之物輸入。此事無他，顯見吾等生來即相互需求，吾等必得互助，陛下當也樂意為之，貴國人民同樣之努力亦能容納。
為增進此事，願陛下加強航行之安全，賦以與中國人交易之其他必要權益。陛下乃可敬慷慨之國主，當能施行。此亦吾人所應得，即使有中斷或經長久時光，亦當永志不忘。
此請求務期陛下仁心即時施行，此予吾人及吾國人之重大利益，將後有機緣，必然努力回報。萬能上帝長佑陛下。”
語氣謙恭，主要就是希望通商互貿，但也透出對“吾人鄰近西方各國皆獲益於此”的眼紅和急於打開貿易，從中國“分一杯羹”的急切。有興趣的讀者，不妨與《英使謁見乾隆紀實》中所附喬治三世致乾隆書信對比一下，其實十分相似。
都鐸王朝的伊莉莎白一世所以要主動寫信，是因為在她在位的1588年，英國打敗了西班牙無敵艦隊（ la Armada Invencible），成為海上第一強權。
近代史的關節——無敵艦隊的覆滅
隨之哈庫伊德（Richard Hakluyt，1552？～1616）就開始竭力鼓吹海外貿易，並在1589年出版《英國主要航海誌》（The Principall Navigations，Voiages and Discoveries of the English Nation），介紹英國航海業績。其中附有一張世界地圖，所示中國部分有Canton（廣東）、Zaiton（刺桐，即泉州）、Liampo（寧波）、Quinzai（行在，按即馬可波羅所說南宋以杭州為臨時行宮）、Cathaio（契丹）、Cambalu（汗八裡，即元大都）等，還有一些難以定位的地名。
該書還建議航海者帶一本A．Ortelius的世界地圖，參考冊中地理，如果需要，用以獻給大汗（Great Cam），再帶一本西方“草木狀”圖冊可作獻禮；還不厭其煩，一條條列出哪些東西可以作為貿易品。
我們不妨暫且離開“禮儀之爭”，先來回顧一下歷史的大背景，從更加開闊的視野重新審視。
說來馬戛爾尼使團訪華，正值一個開創世界近代歷史的關口。用馬戛爾尼朋友，著名的“自由保守主義思想家”艾德蒙·伯克（Edmund Burke，1729～1797）的話說：
“我發現我們正在經歷著一場全面的動盪，它將把宗教、道德、傳統以及對權力的尊敬都一起毀滅——這種畸形的變化將使人類回到未開化的狀態。”
不僅法國大革命引發了歐洲烽火連天，打得不可開交，而英國雖然僻處海隅，也無暇隔岸觀火，因為他們在北美屬地也在開打。1770年爆發“北美獨立戰爭”，到1776年傑弗遜起草《獨立宣言》宣告美國成立，英軍在北美不斷戰敗，被迫簽定《巴黎和約》，1783年承認美國獨立。英國王室也被搞得焦頭爛額，所幸沒有殃及本土。
英國一些“老謀深算”之徒也在思謀如何“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把北美丟失的利益從澳洲撿拾回來。於是繼1788年在人煙稀少的澳洲建立新南威爾斯殖民地後，最重要的外交動作便是出訪東太平洋最大的國家中國，亟需與這個幅員廣大，人口眾多，商品豐富的國家建立正式外交關係和雙邊優惠貿易，才會此際派出龐大使團，攜帶若許重禮。這正應了中國那句老話：“禮下於人，必有所求”。
馬戛爾尼一行，更多的是給中國歷史帶來了疑問重重：
——他究竟是誰的代表？
——他為什麼選擇這樣的時機？
——乾隆為什麼開始鄭重其事而又再三變化？
——他的使命是否另有勢力從中作梗？
——他的“禮物”果然是“當時世界最先進的”嗎？
如果我們目光不局限於斯當東的官方報告，會引起今人更多思考。
二、馬戛爾尼到底是為誰出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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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以現代外交觀念看來，馬戛爾尼使團的實際身份究竟是喬治三世的國家代表還是東印度公司的貿易專使？其實一直可疑。
見證諸多歷史大事的英王喬治三世
第一是喬治三世的健康。他在晚年多次精神錯亂，不能理事，1787～1788年、1811～1820年不得不讓王太子作為攝政王代理國務，這正橫亙在馬戛爾尼使團出使中國之間。
第二，即使從當時英國實行的“君主立憲”制度的角度，東印度公司也是獨立於政府甚至國會的實體。為了鼓勵“一群有創業心和有影響力的商人”與荷蘭人的東印度公司競爭，英國也成立了股份制的東印度公司（全稱 “倫敦商人在東印度貿易的公司”，Honourable East India Company，簡稱HEIC）。
就在致明朝皇帝的書信發出後不久，伊莉莎白一世即在1600年12月31日授予以“皇家特許狀”，全權給予它在“好望角以東”的廣大太平洋地區，包括印度、中國等地的貿易特權。連拿破崙一世被英、奧、俄等國戰敗後流放關押在大西洋中的聖赫倫那島（Saint Helena），也都是屬於它管轄的，還插手南非礦產，可見手能夠伸到多遠了。
1670年查理二世（Charles II，1630～1685）又准許其有權獲得領土並在其控制區內建立軍隊、鑄造錢幣和行使其他權力。實際上已由壟斷商業貿易的企業變成了佔領地的實際主宰者，並能直接影響控制政府決策。
即便1773年國會通過諾斯勳爵的《印度規管法案》，明確規定“公司為皇室代行皇室之主權，而不是為公司自己獲得主權”，授權英國內閣管理東印度公司，但仍然允許皇室將其主權租給公司。連赫斯廷斯（Warren Hastings）成為對整個英屬印度擁有管理權的首任高級總督，也是公司理事會任命的，直至1858年被解除行政權力，向強勢女王維多利亞（Queen Victoria，1819～1901）移交權力為止。
事實上它一直是享有獨立權力的獨立王國，或者用句今人說法——它是由英王把主權“外包”給一群牟利商人並以稅收名義從中獲利的。
東印度公司成立之初，目標之一是為了從印度轉口輸入中國茶葉和絲綢。17世紀中期為了適應英國海外擴張需要，軍隊亟需火器，開始涉足輸入中國火藥的主要原料硝石。再後來，為了彌補中國貿易的出超，就開始從印度搗騰鴉☆禁☆片，彌補逆差的買賣了。此為後事，常識不提。
聚焦于馬戛爾尼使團任務，則是因為1770年東印度公司管轄的孟加拉大饑荒，當地約有1／6的居民餓死，導致軍備和管理成本不斷增加。1773年國會通過了《救濟東印度公司條例》，給予它到北美殖民地銷售積壓茶葉的專利權，免繳高額的進口關稅，只徵收輕微的茶稅，卻又引發了“波士頓茶葉事件”（Boston Tea Party），成為北美“獨立戰爭”的導火索。此刻正急於與中國直接通商，以減緩它面臨的危機。
波士頓傾茶事件
大英帝國連鎖危機的一環
法蘭西院士佩雷菲特（Alain Peyrefitte，1925～1999）在他著名《停滯的帝國（Immobile Empire）》第一部分就設了一個小標題“從中國榨取統治印度的錢財”，毫不含糊地標明了馬氏此行的目的。
事實上，1787年東印度公司監督委員會已經派出正在孟加拉服役的凱恩·卡特上校前往中國，只是他途中病死，未能完成使命。馬戛爾尼來華以前正在擔任的加勒比島嶼總督，印度馬德拉斯省督，其實統統都是東印度公司任命的職務。而使團秘書斯當東（George Leonard Staunton，1737～1781）則一直充當他在東印度公司任職的助手。
還有很多跡象表明，這次出使實際上是東印度公司全程策劃並資助的。如佩雷菲特說：隨團容積為1200登記噸的三桅船“印度斯坦號”等就是由東印度公司註冊的船隻；馬戛爾尼特地定做，預備敬獻乾隆的三輛精美馬車也被登記在東印度公司帳目上；出使期間，公司不但允諾付給他優厚薪酬，還答應為他申報高貴爵位。
美國北卡羅納大學歷史系教授何偉亞還介紹說：馬戛爾尼啟程前四個月，已由東印度公司派出布朗（Herry Browne）、歐文（Eyles Irwin）、傑克遜（William Jackson）三人組成一個叫做“機密主管委員會”（the secret and Superintending Committee）的專門小組負責打前站，先行拜望兩廣總督申明來意，回程到達佛山後第一個迎接者也是東印度公司的官員。
使命結束後，馬戛爾尼被派往東印度公司管轄的好望角任總督，而斯當東則獲得東印度公司支付的每年500英鎊終身年金。他的兒子，十二歲就作為“見習童子”隨團出使的小湯瑪斯後來也成為東印度公司的雇員，並且繼續出使中國……這都成為馬戛爾尼使團出使身份的疑團。
疑點之二是馬戛爾尼的訪華結果向誰彙報？
情理上應該是向資助人，至少應當抄送給資助人。我自己無緣探訪原始資料，倒是1985年在香港無事閒逛，曾在舊書店裡買到一冊香港大華出版社1966年出版秦仲龢（張伯雨）翻譯的《英使謁見乾隆紀實》。與大陸流行葉篤義譯本不同的是，此書以《馬戛爾尼日記》為主，斯當東等人作為參照注釋，這也是本書引文採用的底本。其他進一步材料，只能借助海外學者的努力了。
1995年，美國北卡羅納大學歷史系教授何偉亞（James L.Hevia）出版了一本《懷柔遠人：清代的賓禮與1793年馬戛爾尼使團（Chershing Men from a Far）》，以其獨特視角和大膽立論，在獲得1997年美國漢學列文森獎“最佳著作獎”的同時也招來了中美學者一片質疑批評。批評者認為這不過是“後現代主義”（Postmodernism）用新名詞包裝的“小玩鬧”，讚賞者則以為這正是“消解西方中心論”，“解構史學重構”（deconstructing historical reconstructions）的佳作。
我倒是無意參與這些討論，但是發現一個問題，這就是他引用的原始資料出處幾乎都是從印度事務部檔案中發現的《與馬戛爾尼的通信》和《就使團訪華事務東印度公司給馬戛爾尼的建議及馬戛爾尼的報告》。
須知倫敦“印度事務部圖書檔案館”（India Office Library and Records）雖然屬不列顛圖書館管轄，卻是1858年英女王維多利亞批准專項法案，成立印度事務部取代1600年成立的東印度公司後才由公司檔案館改組來的，並非皇家檔案館。在《停滯的帝國》中，佩雷菲特也一再使用諸如出使期間“他在給東印度公司的董事長們寫的信中”或者類似口吻，也證實馬戛爾尼與之隨時保持聯繫的仍然是東印度公司的高層主管。
馬戛爾尼本人並沒有寫正式報告，出使期間寫的《日記》在他生前也秘而不宣，只是委託其助手斯當東寫了《關於英王陛下遣往訪問中國皇帝使團的真實描述（An Authentic Account of an Embassy from the King of Gteat Britain to the Emperor of China）》，於1797年出版，中文有翻譯為《叩頭風波——英使謁見乾隆紀實》的，其中所附英國國王書信，其實就是《東印度公司董事長佛蘭西斯·林爵士致兩廣總督的信》。
後人只是依據題目中有“英王陛下”云云就斷定這是一支國家正式使團，恐怕是一個很大的誤解。
其實商人為貪圖貿易厚利，尋求特別優惠而冒充國王使團向中國皇帝“進貢”之事，自漢、唐以來便屢見不鮮。最有名的風波就是明代嘉靖二年（1523）寧波市舶司發生的“爭貢事件”。
倭寇的發端——寧波爭貢事件
當時宗設謙道代表的博多商人與鸞岡瑞佐代表的堺商人都冒充日本天皇的貢使，先後到達寧波港。明官員“各詰真偽、爭端滋起”，不得不把他們都驅趕海上，後來引至“倭亂”。清代這類事情也時有發生，不過清廷往往睜眼閉眼，圖個“萬國來朝”的喜慶吉瑞，沒有認真追究罷了。
三、廓爾喀之役——馬戛爾尼出使的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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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就是使團出發選擇的時機，恰好發生在乾隆五十六年廓爾喀（今尼泊爾）入侵西藏事件（1791年6月~1792年1月）失敗以後。
實際上這是東印度公司有意圖謀藏羚羊毛（《劍橋中國晚清史》謂此製成的披肩利潤巨大，至今猶然），先以武力和雇傭兵方式試探中國軍力虛實及保衛決心，可以逕視為鴉☆禁☆片戰爭以前中英軍事衝突的前哨戰。正因乾隆決心堅定，而從北京派出的統帥福康安（1754～1796）等速戰速決才迅速平息，並與尼泊爾建立了永久友好關係。
我以為此事值得在中國歷史上大書一筆：第一是“有理，有利，有節”。清軍保土衛疆，雖已逼近並俯視廓爾喀都城，但是接受和約後即退兵守疆，而沒有採用當時歐洲人“弱肉強食”理論之下盛行的“佔領除國”滅國方式，顯示出大國風範和戰爭理性，開創了近世解決國家間衝突的範例，並因此長期保持了這段邊界的確定。
二是福康安自京師長途馳驅，抱病率軍翻越喜馬拉雅山，實較世界軍事史上著名的拿破崙翻越阿爾卑斯山，無論在難度 （喜馬拉雅山平均海拔在 6000米以上，阿爾卑斯山平均海拔僅超過3000米）上，還是時間（福康安1792年6月，拿破崙1800年5月）上，都加倍不易。何況拿破崙純系入侵另一主權國家，以今天國際法看來師出無名。故中國西藏與尼泊爾的邊境至今仍大體維持，而不到五十年義大利即再次獨立，拿破崙兼任的義大利國王及兒子羅馬王則早已廢黜，墓木拱矣。
何偉亞說：東印度公司和孟加拉的英國當局，“某種程度上捲入了尼泊爾廓爾喀人與清軍在西藏的戰爭”，同時又策劃、資助並參與了1792年9月出發之馬戛爾尼使團在華的全部行程和議題，是很有根據的。
事實上《馬戛爾尼日記》提到他們天津登陸以後剛到通州，與三個中國大臣閒談，就有人很肯定地說：“近日孟加拉的英軍，曾予西藏叛軍以援助。”並言之鑿鑿說在西藏前線發現了歐洲人親臨指揮，也在許多包頭布中看到了類似英軍的軍帽。他們自然竭力否認，或許出於的確不知情，但是東印度公司總部作為兩個事件的幕後推手不可能不深知內情。
廓爾喀之役
馬戛爾尼使團之前的中英接觸
馬氏日記還記述了在熱河乾隆壽誕時曾與剛從西藏前線歸來的福康安見過幾面。
開始他感激福康安對他在儀禮方面的好意提醒，繼而大力恭維“福大人是中國著名軍事家，精通兵法，功業彪炳，中外馳名。我亦久仰大名”云云，接著示以特別邀請，請福康安觀賞所帶英軍新式武器的“火器操”，希望引動福康安交好興趣。不料卻被福康安冷冷拒絕，只說“這種軍器操法，諒也沒有什麼稀奇。看亦可，不看亦可。”後來更是“不只置之不顧，甚至從此以後就鎮日不露笑容。”
福康安的這種態度曾令他好生納悶，自忖良久：
“他這種態度很使我莫名其妙，也許他在廣東任內時曾經遇到有同樣的事情發生，而釀成棘手的交涉？要不然就是他自命為能幹的人，生怕我們這些英國人隨時隨地探查中國的民情風俗，對中國大有不利？這兩種理由，都可以使福大人拒絕我的提議的，而後種理由，似較前一種為近情。”
佩雷菲特說：馬戛爾尼當時認為“散佈這些（有關英軍牽涉侵藏）謠言的，正是指揮鎮壓西藏叛亂的兩廣總督福康安將軍，他有一切理由不信任英國人。”何偉亞也談到這個問題，並說馬戛爾尼懷疑阻擾他完成使命的人，正是對其疑慮重重的福康安。
如果知道此前中英之間已經有此過節，就不難理解乾隆及和珅對待馬戛爾尼使團的態度為什麼會開始非常重視，後續卻起伏跌宕了。其實乾隆君臣對英國人的兩面手法已經抱有懷疑，只是沒有真憑實據，對馬戛爾尼使團的接待由盛大隆重到輕慢忽略再到禮遇賞賚，其間幾次反反覆覆，都是在觀察中分析，試探中酌定，研究中改變的。
官修史料《東華續錄》錄有乾隆六十年（1795年）再次收到以喬治三世名義賚送禮物後回覆的書信，其中也涉及西藏問題：
“至天朝從前征剿廓爾喀時，大將軍領大兵深入，連得要隘；廓爾喀震懾聲威，匍匐乞降，大將軍據情入奏。天朝仁慈廣被，中外一體，不忍該處生靈鹹就殲除，是以允准投誠。彼時曾據大將軍奏及，爾國王遣使前赴衛藏投稟，有勸令廓爾喀投順之語。其時大功業已告成，並未煩爾國兵力。今爾國王以此事在從前貢使起身之後，未及奏明，想未詳悉始末。”
證實福康安已經將廓爾喀人趕出西藏，兵臨加德滿都之時，東印度公司也曾派人來說合轉寰。但是並未把這些事情告馬戛爾尼，所以他一直被蒙在鼓裡，莫明所以，所以才喊冤抱屈。
但更加值得注意的是，馬戛爾尼及其副使斯當東出於東印度公司有意蒙蔽，在其著述中帶來的這種情緒，不僅帶給了當年歐洲人，也影響了今天中國自認粗通英文的“精英”學人，成為贊說英倫，詆毀中國的重要論據，不得不是說一種極大遺憾。
尤其在事後備受蒙蔽的斯當東回到英國寫的報告中更用長篇大論為此鳴冤叫屈，雖然並不否認當年福康安確實致信英國總督要求出兵制止廓爾喀人，只是辯解說因為信是用滿文寫的，他們無法翻譯，還是達賴喇嘛續後來信覆述大意才能明白。回信適值雨季道路難走，送信者途中生病又耽擱很久，福康安一直沒有收到回覆，所以才會心生疑竇的，云云。
實際上，這番遲到的辨解不但十分蒼白，而且已被英國後來多次插手西藏的事實駁斥得體無完膚。遺憾的是，這個插在當時中英關係之間，涉及國家主權非常重要的因素，卻為西方學者輕描淡寫，而為大陸當代“精英”學人們有意無意間忽略了。究竟出於疏漏，還是其他？難以確定。但是今日議論清廷與英王使團“儀禮之爭”問題，卻絕對不應忽視這一背景。
四、歐洲其他使團從中作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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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還不能排除有人在清廷與馬戛爾尼使團之間有意無意作梗。嫌疑最大的當屬同時參加慶壽典儀的葡萄牙、西班牙、荷蘭等國使團。因為多年競霸海上，他們與英國已成世仇，更不願意經營多年，利益豐厚的對華貿易讓英人染指，而依賴多年與清廷權臣的熟稔，樂於提供東印度公司各種動向消息。
事實上馬戛爾尼一到熱河已經感覺到他們的敵意，也從未向這些歐洲同行諮詢、請教與清廷交際的經驗教訓。
另外就是擔任拉丁文翻譯的傳教士。他們擔負著翻譯雙方交往的信件甚至對話，熟知此中的微妙和機密。
例如馬戛爾尼一再提及的“老教士”錢德明神父（Joseph-Marie Amiot，1718～1793），他是耶穌會士駐華最後一任會長，也是解散耶穌會後決定留居中國的人，深得乾隆寵信。但畢竟是在法國土倫出生的，而且翻譯過《孫子兵法》，熟悉中國謀略哲學。
翻譯《孫子兵法》的法國傳教士
錢德明
使團出發前遍歐洲尋找中文翻譯時，就有人推薦過法國幾位在中國居留多年的耶穌會士。佩雷菲特說：“但他們不願要法國人。難道他們會不為我們永久的對手法國服務，而來為喬治三世服務嗎？”即便他們完全出於善意，想磨平雙方來往檔中不為對方所喜的棱角與措辭，都可能造成或者加重彼此的誤解，何況稍加手腳 呢？
這並非出於揣測。佩雷菲特在《和傳教士初次見面》一節的描述加深了我們這方面的印象。他說：馬戛爾尼沒有料到，欽差大臣徵瑞再次拜訪時，隨同竟有六名“留有絡腮鬍子的歐洲傳教士，他們的衣著都像中國官員——他們已是中國官員。”
其中就有事先有人提醒他要特別提防的葡萄牙人索德超，當時正任欽天監監正，而且因為英使來臨剛剛提升為正三品。其餘還有來自法國、義大利的以及方濟各會、遣使會和奥古斯丁教派的修士，都是奉命作翻譯翻譯的。
這使馬戛爾尼感到不安和焦慮：
“這些在中國因其科學知識或技能而被接納的外國人，只能使皇帝更加相信他的國家不需要國外新帶來的東西……既然一些外國學者不停地為天朝帝國的最高榮譽提供無償服務，那乾隆皇帝又為什麼要對英國使團的要求作出哪怕是點滴的讓步呢？難道不是英國人把兩名期待有幸能為天朝效勞的遣使會士一直帶到天津的嗎？”
見面後更加相信此非善輩，於是故意不用傳教士通用的拉丁語而是英、法語，以使索德超在中國大臣前面窘困無言，開始用拉丁語與身旁義大利的傳教士交談。馬戛爾尼懂拉丁文，聽出他在把英國人的所有不好看法都說出來。
“我正在跟欽差大臣說我希望能重返北京時，索德超便放肆地表示反對。其他的傳教士對他這種行為都顯得十分吃驚。”馬戛爾尼讓法國人轉告索德超，說由於他本人不懂葡語，“不得不謝絕他的效勞，他對此感到十分惋惜。 ”
這不過是西方各國在中國爭風吃醋的一個小插曲，類似事例一直伴隨著英國使團，因為他們實在離不開翻譯，遂把斯當東12歲的兒子小湯瑪斯鍛煉成第一個熟悉中文的英國人。至於吹噓說他“只用兩個月便把中文學得滾瓜爛熟”，甚至可以書寫給皇帝的呈文。聽來也蠻像是“天方夜譚”，也許正是為了遮掩其間的錯失。
值得一提的是，後來正是此位“神童”，在英國議會為是否發動第一次“鴉☆禁☆片戰爭”，投票僵持不下時以“中國通”身份投下了關鍵一票，力主入侵中國，對中英關係危害甚巨，後話再說。
當日的漢語神童，日後鴉☆禁☆片戰爭的推手
小斯當東
當時乾隆還賦詩一首，題目是《紅毛英吉利國王差使臣馬戛爾尼奉表貢至，詩以志事》，作為特別贈品送給使團：
博都雅昔修職貢，英吉利今效藎誠。
豎亥橫章輸近步，祖功宗德逮遠瀛。
視如常卻心嘉篤，不貴異聽物翊精。
懷遠薄來而厚往，衷深保泰以持贏。
此詩收入他的《禦制詩》第五集中。前兩句是說葡萄牙（博都雅）人老早來了，英國人今天也來表示好意。傳說中帝堯時代命臣子豎亥負責南北走向，橫章負責東西走向的國土丈量。畢竟只丈量了中土，難得他們遠涉重洋，這是祖宗恩德帶來的福澤呀！雖然他們也算平常，但是內心友善向化，倒不在乎禮物是否貴重精美。不管如何按照既往政策，都應該誠心歡迎他們。
我曾經在一篇文章裡說過：乾隆做詩雖多，卻無好的。這首詩也不例外，詰屈聱牙，亂掉書袋，不易讀懂。雖然語句中有一些放不下的皇帝架子，但整體來說是表示對於馬戛爾尼及其使團的表現感到滿意和贊許的。
何偉亞說：在馬戛爾尼 12月23日給東印度公司彙報中，“也十分肯定地認為，直接面見皇帝已經產生了一系列好結果，尤其可獲得應邀派遣第二個使團入華的機會。”這與後來斯當東記述中發洩的滿腹怨恨大有不同。
值得思考的是，當年參與此事的各國使節和西洋傳教士很多，卻只留下了馬戛爾尼使團的人自說自道的記述，與清史資料簡明扼要但又雲山霧罩的說法自然對不上榫，給厘清史實真相平添了許多歷史懸疑。
引發英國人抱怨或後世大陸學人或者激憤或者惋惜的兩大重點，就是“叩頭風波”和拒絕“先進禮品”的事兒了。
叩頭與否所以成為“儀禮之爭”的焦點，主要是馬戛爾尼本人的含混和斯當東報告的渲染。在秦仲龢譯本加的附注裡，引用了乾隆禦史管世銘《韞山堂詩集》中的一首詩：
“一到殿庭齊膝地，天威能使萬心降。”
證實他們當時確實也一起叩頭了。
何偉亞還說：從嘉慶接待阿美士德使團的交涉到陳康祺記述，一直到晚清李鴻章主持外交時，為儀禮問題查詢檔案，都異口同聲說馬戛爾尼恭行過三拜九叩禮節，顯與斯當東所述不同。
何偉亞甚至還發現臺灣中央研究院院士黃一農在2007年《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發表一篇《印象與真相——清朝中英兩國的覲禮之爭》，提要言：
“乾隆朝英使馬戛爾尼來華事件中最引人注目的覲禮之爭，一直是學界的世紀之謎。本文根據龐雜的清宮檔案和散見於歐、美各地的西方原始材料，嘗試深入析探各文本和圖像的形塑過程及其作者的主觀意識，新發現當時或為提供雙方稍後各自表述的空間，遂協議先在入覲時行略加修改的中式禮節：雙膝下跪三次，每次三俯首深鞠躬，但不叩頭；緊接著在呈遞國書時，則用英式禮節，單膝跪地，親手將國書交與皇帝，但免去吻手禮。
“又由於馬戛爾尼否認雙膝跪叩一事，亦與一八一六年來華的阿美士德（William Pitt Amherst，1773～1875）使團及一八三三年的律勞卑（William John Napier，1786～1834）使團有直接或間接的關涉，故文中也將討論這些與覲禮相關之衝突在鴉☆禁☆片戰爭以及晚清的對外交涉中所曾扮演的角色，並嘗試辯明歷史真相與印象間的分際。”
換句話說，正因斯當東報告把所以無功而返一切歸咎於“叩頭儀禮”，並對圍繞於此的紛爭渲染過甚，才引發後來兩次使團都因拒絕叩頭而未獲皇帝召見，無功而返，最後導致中英交惡的。為此英國人還有專門名詞Kowtow。《牛津英語詞典》表明這是在嘉慶十一年（1806年）才出現的。
其實跪拜與否，與其說是中外“儀禮之爭”，不如說是宗教儀禮分歧。天主教只跪不叩，因為《聖經·列王紀下》耶穌已經說過：
“不可敬畏別神，不可跪拜事奉他，也不可向他獻祭。”
伊斯蘭教則既跪且叩，但是都只針對自己崇奉的唯一神，而非世俗禮節。
而中國跪叩本為世俗敬奉祖先禮儀，後來延伸到君父，儒家理學“尊王”，皇帝也就成為儒家宗主，自然更應跪叩，但絕非事奉獻祭於他神。
佛教亦有跪叩之儀，至於藏傳佛教“磕長頭”的虔敬禮佛則已把跪叩儀禮發揮到了極致。所以其中的“文化衝突”只是宗教隔膜，而非地位高下。
有趣的是晚清曾經入宮的英美人士並不認為叩頭是一種侮辱。例如為慈禧畫像的卡爾女士1905年說：下跪和鞠躬並不意味著任何奴隸方式的下屬關係，而只是對君主表達感激之情的一種“傳統”方式。
溥儀的家庭英文教師蘇格蘭人莊士敦（Reginald Johnson，1874～1938）曾寫過一部《紫禁城的黃昏》，後來獲得奧斯卡獎的電影《末代皇帝》部分取材於此，著名演員彼得·奧圖爾（Peter O'Toole）飾演他的角色。他也認為應把磕頭視為一種行為方式和禮貌舉止。如果服飾得當，並受到專門培訓，在前皇帝生日時他也會磕頭的。這也算是對中英“磕頭之爭”的最後回應，因為那時已到民國，中國也廢除了官方儀式上的磕頭禮儀了。
《末代皇帝》
彼得·奧圖爾飾演的莊士敦
其實中外之間的“儀禮之爭”初始于順治十年（1653 年）俄羅斯羅曼羅夫王朝的米哈伊爾三世（1613～1645年在位）首次派服役貴族費·巴伊科夫出使中國，希望借此探明中國基本情況，以便順利通商。就是因為拒絕按中國禮儀叩頭，未獲召見，無功而返。
同年康熙十四年（1675 年）沙皇阿列克謝·米哈伊洛維奇（1645～1676年在位）又派斯帕法裡率使團到北京，就“儀禮問題”提出折中方案。使團全體成員在覲見皇帝時。行三拜九叩禮，中國大臣對沙皇畫像則同樣禮節。因此順利完成使命，所獲甚多。以後多次使華，皆從此禮。
再往前說，則有正德十二年（1517年）葡萄牙使節皮雷斯和安特拉德抵達廣東屯門。當時的廣東按察司僉事兼署海道事顧應祥《靜虛齋惜陰錄》記錄其事說：三堂總鎮太監和總兵聞知而來，葡使遠迎，“俱不跪拜”。總督禦史來後，將葡使的華人翻譯打了二十棍，又把葡使送到光孝寺去演習禮儀，“第一日始跪左腿，第二日跪右腿，三日方叩頭，始引見。”這還是對待地方官員。
順治十二年（1655年）荷蘭東印度公司派戈伊爾（Pieter de Goyer）和凱瑟爾（Jacob Keyzer）出使北京，要求通商。據梁廷枏（1796～1861）《粵海關志》記述， 10月2日，經過儀禮培訓的兩使節在皇帝前逕行三跪九叩大禮，也被順利允准“八年一貢”，後又改為“兩年一貢”。
事後荷蘭人對這次“朝貢“作了總結：使節帶回的贈禮價值f.123,367.0300，銷售貨物所得f.78,736.0505，總計f.212,103.0805；沒有出售的剩餘貨物f.15,466.0612，總計贏利f.196,637.019，充分展示了對華貢使“薄來厚往”的好處。難怪葡、荷等老牌帝國主義會熱衷“使華”，軸艫不絕，相望於道了。
歡迎關注文史宴
專業之中最通俗，通俗之中最專業
熟悉歷史陌生化，陌生歷史普及化
”今人曾用彆扭的半文言文來翻譯這封遲到的信，以示仿古。內容如下：
“感上帝之恩，英吉利女皇伊莉莎白，致最偉大及無敵之國王：
吾之最誠信國民江紐貝裡（John Newberie），即此帶信者，攜帶吾人信件，從事遠航至貴帝國之地域。別無其他，深信您偉大之仁心與人道，自願擔當此艱苦之旅，相信陛下知其歷經苦難，不致嫌棄之，尤其可見。此事無傷于陛下，甚且有利於貴國人民，此人對此兩點毫不置疑，一心樂意而籌備是項吾人所贊同之航程。
吾人相信經此一舉，有利於兩方交易，吾人鄰近西方各國皆獲益於此。陛下為轄下國民之歡樂、利益應是一致，其內容乃將吾人有餘之物輸出，將吾人所需之物輸入。此事無他，顯見吾等生來即相互需求，吾等必得互助，陛下當也樂意為之，貴國人民同樣之努力亦能容納。
為增進此事，願陛下加強航行之安全，賦以與中國人交易之其他必要權益。陛下乃可敬慷慨之國主，當能施行。此亦吾人所應得，即使有中斷或經長久時光，亦當永志不忘。
此請求務期陛下仁心即時施行，此予吾人及吾國人之重大利益，將後有機緣，必然努力回報。萬能上帝長佑陛下。”
語氣謙恭，主要就是希望通商互貿，但也透出對“吾人鄰近西方各國皆獲益於此”的眼紅和急於打開貿易，從中國“分一杯羹”的急切。有興趣的讀者，不妨與《英使謁見乾隆紀實》中所附喬治三世致乾隆書信對比一下，其實十分相似。
都鐸王朝的伊莉莎白一世所以要主動寫信，是因為在她在位的1588年，英國打敗了西班牙無敵艦隊（ la Armada Invencible），成為海上第一強權。
近代史的關節——無敵艦隊的覆滅
隨之哈庫伊德（Richard Hakluyt，1552？～1616）就開始竭力鼓吹海外貿易，並在1589年出版《英國主要航海誌》（The Principall Navigations，Voiages and Discoveries of the English Nation），介紹英國航海業績。其中附有一張世界地圖，所示中國部分有Canton（廣東）、Zaiton（刺桐，即泉州）、Liampo（寧波）、Quinzai（行在，按即馬可波羅所說南宋以杭州為臨時行宮）、Cathaio（契丹）、Cambalu（汗八裡，即元大都）等，還有一些難以定位的地名。
該書還建議航海者帶一本A．Ortelius的世界地圖，參考冊中地理，如果需要，用以獻給大汗（Great Cam），再帶一本西方“草木狀”圖冊可作獻禮；還不厭其煩，一條條列出哪些東西可以作為貿易品。
我們不妨暫且離開“禮儀之爭”，先來回顧一下歷史的大背景，從更加開闊的視野重新審視。
說來馬戛爾尼使團訪華，正值一個開創世界近代歷史的關口。用馬戛爾尼朋友，著名的“自由保守主義思想家”艾德蒙·伯克（Edmund Burke，1729～1797）的話說：
“我發現我們正在經歷著一場全面的動盪，它將把宗教、道德、傳統以及對權力的尊敬都一起毀滅——這種畸形的變化將使人類回到未開化的狀態。”
不僅法國大革命引發了歐洲烽火連天，打得不可開交，而英國雖然僻處海隅，也無暇隔岸觀火，因為他們在北美屬地也在開打。1770年爆發“北美獨立戰爭”，到1776年傑弗遜起草《獨立宣言》宣告美國成立，英軍在北美不斷戰敗，被迫簽定《巴黎和約》，1783年承認美國獨立。英國王室也被搞得焦頭爛額，所幸沒有殃及本土。
英國一些“老謀深算”之徒也在思謀如何“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把北美丟失的利益從澳洲撿拾回來。於是繼1788年在人煙稀少的澳洲建立新南威爾斯殖民地後，最重要的外交動作便是出訪東太平洋最大的國家中國，亟需與這個幅員廣大，人口眾多，商品豐富的國家建立正式外交關係和雙邊優惠貿易，才會此際派出龐大使團，攜帶若許重禮。這正應了中國那句老話：“禮下於人，必有所求”。
馬戛爾尼一行，更多的是給中國歷史帶來了疑問重重：
——他究竟是誰的代表？
——他為什麼選擇這樣的時機？
——乾隆為什麼開始鄭重其事而又再三變化？
——他的使命是否另有勢力從中作梗？
——他的“禮物”果然是“當時世界最先進的”嗎？
如果我們目光不局限於斯當東的官方報告，會引起今人更多思考。
二、馬戛爾尼到底是為誰出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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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以現代外交觀念看來，馬戛爾尼使團的實際身份究竟是喬治三世的國家代表還是東印度公司的貿易專使？其實一直可疑。
見證諸多歷史大事的英王喬治三世
第一是喬治三世的健康。他在晚年多次精神錯亂，不能理事，1787～1788年、1811～1820年不得不讓王太子作為攝政王代理國務，這正橫亙在馬戛爾尼使團出使中國之間。
第二，即使從當時英國實行的“君主立憲”制度的角度，東印度公司也是獨立於政府甚至國會的實體。為了鼓勵“一群有創業心和有影響力的商人”與荷蘭人的東印度公司競爭，英國也成立了股份制的東印度公司（全稱 “倫敦商人在東印度貿易的公司”，Honourable East India Company，簡稱HEIC）。
就在致明朝皇帝的書信發出後不久，伊莉莎白一世即在1600年12月31日授予以“皇家特許狀”，全權給予它在“好望角以東”的廣大太平洋地區，包括印度、中國等地的貿易特權。連拿破崙一世被英、奧、俄等國戰敗後流放關押在大西洋中的聖赫倫那島（Saint Helena），也都是屬於它管轄的，還插手南非礦產，可見手能夠伸到多遠了。
1670年查理二世（Charles II，1630～1685）又准許其有權獲得領土並在其控制區內建立軍隊、鑄造錢幣和行使其他權力。實際上已由壟斷商業貿易的企業變成了佔領地的實際主宰者，並能直接影響控制政府決策。
即便1773年國會通過諾斯勳爵的《印度規管法案》，明確規定“公司為皇室代行皇室之主權，而不是為公司自己獲得主權”，授權英國內閣管理東印度公司，但仍然允許皇室將其主權租給公司。連赫斯廷斯（Warren Hastings）成為對整個英屬印度擁有管理權的首任高級總督，也是公司理事會任命的，直至1858年被解除行政權力，向強勢女王維多利亞（Queen Victoria，1819～1901）移交權力為止。
事實上它一直是享有獨立權力的獨立王國，或者用句今人說法——它是由英王把主權“外包”給一群牟利商人並以稅收名義從中獲利的。
東印度公司成立之初，目標之一是為了從印度轉口輸入中國茶葉和絲綢。17世紀中期為了適應英國海外擴張需要，軍隊亟需火器，開始涉足輸入中國火藥的主要原料硝石。再後來，為了彌補中國貿易的出超，就開始從印度搗騰鴉☆禁☆片，彌補逆差的買賣了。此為後事，常識不提。
聚焦于馬戛爾尼使團任務，則是因為1770年東印度公司管轄的孟加拉大饑荒，當地約有1／6的居民餓死，導致軍備和管理成本不斷增加。1773年國會通過了《救濟東印度公司條例》，給予它到北美殖民地銷售積壓茶葉的專利權，免繳高額的進口關稅，只徵收輕微的茶稅，卻又引發了“波士頓茶葉事件”（Boston Tea Party），成為北美“獨立戰爭”的導火索。此刻正急於與中國直接通商，以減緩它面臨的危機。
波士頓傾茶事件
大英帝國連鎖危機的一環
法蘭西院士佩雷菲特（Alain Peyrefitte，1925～1999）在他著名《停滯的帝國（Immobile Empire）》第一部分就設了一個小標題“從中國榨取統治印度的錢財”，毫不含糊地標明了馬氏此行的目的。
事實上，1787年東印度公司監督委員會已經派出正在孟加拉服役的凱恩·卡特上校前往中國，只是他途中病死，未能完成使命。馬戛爾尼來華以前正在擔任的加勒比島嶼總督，印度馬德拉斯省督，其實統統都是東印度公司任命的職務。而使團秘書斯當東（George Leonard Staunton，1737～1781）則一直充當他在東印度公司任職的助手。
還有很多跡象表明，這次出使實際上是東印度公司全程策劃並資助的。如佩雷菲特說：隨團容積為1200登記噸的三桅船“印度斯坦號”等就是由東印度公司註冊的船隻；馬戛爾尼特地定做，預備敬獻乾隆的三輛精美馬車也被登記在東印度公司帳目上；出使期間，公司不但允諾付給他優厚薪酬，還答應為他申報高貴爵位。
美國北卡羅納大學歷史系教授何偉亞還介紹說：馬戛爾尼啟程前四個月，已由東印度公司派出布朗（Herry Browne）、歐文（Eyles Irwin）、傑克遜（William Jackson）三人組成一個叫做“機密主管委員會”（the secret and Superintending Committee）的專門小組負責打前站，先行拜望兩廣總督申明來意，回程到達佛山後第一個迎接者也是東印度公司的官員。
使命結束後，馬戛爾尼被派往東印度公司管轄的好望角任總督，而斯當東則獲得東印度公司支付的每年500英鎊終身年金。他的兒子，十二歲就作為“見習童子”隨團出使的小湯瑪斯後來也成為東印度公司的雇員，並且繼續出使中國……這都成為馬戛爾尼使團出使身份的疑團。
疑點之二是馬戛爾尼的訪華結果向誰彙報？
情理上應該是向資助人，至少應當抄送給資助人。我自己無緣探訪原始資料，倒是1985年在香港無事閒逛，曾在舊書店裡買到一冊香港大華出版社1966年出版秦仲龢（張伯雨）翻譯的《英使謁見乾隆紀實》。與大陸流行葉篤義譯本不同的是，此書以《馬戛爾尼日記》為主，斯當東等人作為參照注釋，這也是本書引文採用的底本。其他進一步材料，只能借助海外學者的努力了。
1995年，美國北卡羅納大學歷史系教授何偉亞（James L.Hevia）出版了一本《懷柔遠人：清代的賓禮與1793年馬戛爾尼使團（Chershing Men from a Far）》，以其獨特視角和大膽立論，在獲得1997年美國漢學列文森獎“最佳著作獎”的同時也招來了中美學者一片質疑批評。批評者認為這不過是“後現代主義”（Postmodernism）用新名詞包裝的“小玩鬧”，讚賞者則以為這正是“消解西方中心論”，“解構史學重構”（deconstructing historical reconstructions）的佳作。
我倒是無意參與這些討論，但是發現一個問題，這就是他引用的原始資料出處幾乎都是從印度事務部檔案中發現的《與馬戛爾尼的通信》和《就使團訪華事務東印度公司給馬戛爾尼的建議及馬戛爾尼的報告》。
須知倫敦“印度事務部圖書檔案館”（India Office Library and Records）雖然屬不列顛圖書館管轄，卻是1858年英女王維多利亞批准專項法案，成立印度事務部取代1600年成立的東印度公司後才由公司檔案館改組來的，並非皇家檔案館。在《停滯的帝國》中，佩雷菲特也一再使用諸如出使期間“他在給東印度公司的董事長們寫的信中”或者類似口吻，也證實馬戛爾尼與之隨時保持聯繫的仍然是東印度公司的高層主管。
馬戛爾尼本人並沒有寫正式報告，出使期間寫的《日記》在他生前也秘而不宣，只是委託其助手斯當東寫了《關於英王陛下遣往訪問中國皇帝使團的真實描述（An Authentic Account of an Embassy from the King of Gteat Britain to the Emperor of China）》，於1797年出版，中文有翻譯為《叩頭風波——英使謁見乾隆紀實》的，其中所附英國國王書信，其實就是《東印度公司董事長佛蘭西斯·林爵士致兩廣總督的信》。
後人只是依據題目中有“英王陛下”云云就斷定這是一支國家正式使團，恐怕是一個很大的誤解。
其實商人為貪圖貿易厚利，尋求特別優惠而冒充國王使團向中國皇帝“進貢”之事，自漢、唐以來便屢見不鮮。最有名的風波就是明代嘉靖二年（1523）寧波市舶司發生的“爭貢事件”。
倭寇的發端——寧波爭貢事件
當時宗設謙道代表的博多商人與鸞岡瑞佐代表的堺商人都冒充日本天皇的貢使，先後到達寧波港。明官員“各詰真偽、爭端滋起”，不得不把他們都驅趕海上，後來引至“倭亂”。清代這類事情也時有發生，不過清廷往往睜眼閉眼，圖個“萬國來朝”的喜慶吉瑞，沒有認真追究罷了。
三、廓爾喀之役——馬戛爾尼出使的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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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就是使團出發選擇的時機，恰好發生在乾隆五十六年廓爾喀（今尼泊爾）入侵西藏事件（1791年6月~1792年1月）失敗以後。
實際上這是東印度公司有意圖謀藏羚羊毛（《劍橋中國晚清史》謂此製成的披肩利潤巨大，至今猶然），先以武力和雇傭兵方式試探中國軍力虛實及保衛決心，可以逕視為鴉☆禁☆片戰爭以前中英軍事衝突的前哨戰。正因乾隆決心堅定，而從北京派出的統帥福康安（1754～1796）等速戰速決才迅速平息，並與尼泊爾建立了永久友好關係。
我以為此事值得在中國歷史上大書一筆：第一是“有理，有利，有節”。清軍保土衛疆，雖已逼近並俯視廓爾喀都城，但是接受和約後即退兵守疆，而沒有採用當時歐洲人“弱肉強食”理論之下盛行的“佔領除國”滅國方式，顯示出大國風範和戰爭理性，開創了近世解決國家間衝突的範例，並因此長期保持了這段邊界的確定。
二是福康安自京師長途馳驅，抱病率軍翻越喜馬拉雅山，實較世界軍事史上著名的拿破崙翻越阿爾卑斯山，無論在難度 （喜馬拉雅山平均海拔在 6000米以上，阿爾卑斯山平均海拔僅超過3000米）上，還是時間（福康安1792年6月，拿破崙1800年5月）上，都加倍不易。何況拿破崙純系入侵另一主權國家，以今天國際法看來師出無名。故中國西藏與尼泊爾的邊境至今仍大體維持，而不到五十年義大利即再次獨立，拿破崙兼任的義大利國王及兒子羅馬王則早已廢黜，墓木拱矣。
何偉亞說：東印度公司和孟加拉的英國當局，“某種程度上捲入了尼泊爾廓爾喀人與清軍在西藏的戰爭”，同時又策劃、資助並參與了1792年9月出發之馬戛爾尼使團在華的全部行程和議題，是很有根據的。
事實上《馬戛爾尼日記》提到他們天津登陸以後剛到通州，與三個中國大臣閒談，就有人很肯定地說：“近日孟加拉的英軍，曾予西藏叛軍以援助。”並言之鑿鑿說在西藏前線發現了歐洲人親臨指揮，也在許多包頭布中看到了類似英軍的軍帽。他們自然竭力否認，或許出於的確不知情，但是東印度公司總部作為兩個事件的幕後推手不可能不深知內情。
廓爾喀之役
馬戛爾尼使團之前的中英接觸
馬氏日記還記述了在熱河乾隆壽誕時曾與剛從西藏前線歸來的福康安見過幾面。
開始他感激福康安對他在儀禮方面的好意提醒，繼而大力恭維“福大人是中國著名軍事家，精通兵法，功業彪炳，中外馳名。我亦久仰大名”云云，接著示以特別邀請，請福康安觀賞所帶英軍新式武器的“火器操”，希望引動福康安交好興趣。不料卻被福康安冷冷拒絕，只說“這種軍器操法，諒也沒有什麼稀奇。看亦可，不看亦可。”後來更是“不只置之不顧，甚至從此以後就鎮日不露笑容。”
福康安的這種態度曾令他好生納悶，自忖良久：
“他這種態度很使我莫名其妙，也許他在廣東任內時曾經遇到有同樣的事情發生，而釀成棘手的交涉？要不然就是他自命為能幹的人，生怕我們這些英國人隨時隨地探查中國的民情風俗，對中國大有不利？這兩種理由，都可以使福大人拒絕我的提議的，而後種理由，似較前一種為近情。”
佩雷菲特說：馬戛爾尼當時認為“散佈這些（有關英軍牽涉侵藏）謠言的，正是指揮鎮壓西藏叛亂的兩廣總督福康安將軍，他有一切理由不信任英國人。”何偉亞也談到這個問題，並說馬戛爾尼懷疑阻擾他完成使命的人，正是對其疑慮重重的福康安。
如果知道此前中英之間已經有此過節，就不難理解乾隆及和珅對待馬戛爾尼使團的態度為什麼會開始非常重視，後續卻起伏跌宕了。其實乾隆君臣對英國人的兩面手法已經抱有懷疑，只是沒有真憑實據，對馬戛爾尼使團的接待由盛大隆重到輕慢忽略再到禮遇賞賚，其間幾次反反覆覆，都是在觀察中分析，試探中酌定，研究中改變的。
官修史料《東華續錄》錄有乾隆六十年（1795年）再次收到以喬治三世名義賚送禮物後回覆的書信，其中也涉及西藏問題：
“至天朝從前征剿廓爾喀時，大將軍領大兵深入，連得要隘；廓爾喀震懾聲威，匍匐乞降，大將軍據情入奏。天朝仁慈廣被，中外一體，不忍該處生靈鹹就殲除，是以允准投誠。彼時曾據大將軍奏及，爾國王遣使前赴衛藏投稟，有勸令廓爾喀投順之語。其時大功業已告成，並未煩爾國兵力。今爾國王以此事在從前貢使起身之後，未及奏明，想未詳悉始末。”
證實福康安已經將廓爾喀人趕出西藏，兵臨加德滿都之時，東印度公司也曾派人來說合轉寰。但是並未把這些事情告馬戛爾尼，所以他一直被蒙在鼓裡，莫明所以，所以才喊冤抱屈。
但更加值得注意的是，馬戛爾尼及其副使斯當東出於東印度公司有意蒙蔽，在其著述中帶來的這種情緒，不僅帶給了當年歐洲人，也影響了今天中國自認粗通英文的“精英”學人，成為贊說英倫，詆毀中國的重要論據，不得不是說一種極大遺憾。
尤其在事後備受蒙蔽的斯當東回到英國寫的報告中更用長篇大論為此鳴冤叫屈，雖然並不否認當年福康安確實致信英國總督要求出兵制止廓爾喀人，只是辯解說因為信是用滿文寫的，他們無法翻譯，還是達賴喇嘛續後來信覆述大意才能明白。回信適值雨季道路難走，送信者途中生病又耽擱很久，福康安一直沒有收到回覆，所以才會心生疑竇的，云云。
實際上，這番遲到的辨解不但十分蒼白，而且已被英國後來多次插手西藏的事實駁斥得體無完膚。遺憾的是，這個插在當時中英關係之間，涉及國家主權非常重要的因素，卻為西方學者輕描淡寫，而為大陸當代“精英”學人們有意無意間忽略了。究竟出於疏漏，還是其他？難以確定。但是今日議論清廷與英王使團“儀禮之爭”問題，卻絕對不應忽視這一背景。
四、歐洲其他使團從中作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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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還不能排除有人在清廷與馬戛爾尼使團之間有意無意作梗。嫌疑最大的當屬同時參加慶壽典儀的葡萄牙、西班牙、荷蘭等國使團。因為多年競霸海上，他們與英國已成世仇，更不願意經營多年，利益豐厚的對華貿易讓英人染指，而依賴多年與清廷權臣的熟稔，樂於提供東印度公司各種動向消息。
事實上馬戛爾尼一到熱河已經感覺到他們的敵意，也從未向這些歐洲同行諮詢、請教與清廷交際的經驗教訓。
另外就是擔任拉丁文翻譯的傳教士。他們擔負著翻譯雙方交往的信件甚至對話，熟知此中的微妙和機密。
例如馬戛爾尼一再提及的“老教士”錢德明神父（Joseph-Marie Amiot，1718～1793），他是耶穌會士駐華最後一任會長，也是解散耶穌會後決定留居中國的人，深得乾隆寵信。但畢竟是在法國土倫出生的，而且翻譯過《孫子兵法》，熟悉中國謀略哲學。
翻譯《孫子兵法》的法國傳教士
錢德明
使團出發前遍歐洲尋找中文翻譯時，就有人推薦過法國幾位在中國居留多年的耶穌會士。佩雷菲特說：“但他們不願要法國人。難道他們會不為我們永久的對手法國服務，而來為喬治三世服務嗎？”即便他們完全出於善意，想磨平雙方來往檔中不為對方所喜的棱角與措辭，都可能造成或者加重彼此的誤解，何況稍加手腳 呢？
這並非出於揣測。佩雷菲特在《和傳教士初次見面》一節的描述加深了我們這方面的印象。他說：馬戛爾尼沒有料到，欽差大臣徵瑞再次拜訪時，隨同竟有六名“留有絡腮鬍子的歐洲傳教士，他們的衣著都像中國官員——他們已是中國官員。”
其中就有事先有人提醒他要特別提防的葡萄牙人索德超，當時正任欽天監監正，而且因為英使來臨剛剛提升為正三品。其餘還有來自法國、義大利的以及方濟各會、遣使會和奥古斯丁教派的修士，都是奉命作翻譯翻譯的。
這使馬戛爾尼感到不安和焦慮：
“這些在中國因其科學知識或技能而被接納的外國人，只能使皇帝更加相信他的國家不需要國外新帶來的東西……既然一些外國學者不停地為天朝帝國的最高榮譽提供無償服務，那乾隆皇帝又為什麼要對英國使團的要求作出哪怕是點滴的讓步呢？難道不是英國人把兩名期待有幸能為天朝效勞的遣使會士一直帶到天津的嗎？”
見面後更加相信此非善輩，於是故意不用傳教士通用的拉丁語而是英、法語，以使索德超在中國大臣前面窘困無言，開始用拉丁語與身旁義大利的傳教士交談。馬戛爾尼懂拉丁文，聽出他在把英國人的所有不好看法都說出來。
“我正在跟欽差大臣說我希望能重返北京時，索德超便放肆地表示反對。其他的傳教士對他這種行為都顯得十分吃驚。”馬戛爾尼讓法國人轉告索德超，說由於他本人不懂葡語，“不得不謝絕他的效勞，他對此感到十分惋惜。 ”
這不過是西方各國在中國爭風吃醋的一個小插曲，類似事例一直伴隨著英國使團，因為他們實在離不開翻譯，遂把斯當東12歲的兒子小湯瑪斯鍛煉成第一個熟悉中文的英國人。至於吹噓說他“只用兩個月便把中文學得滾瓜爛熟”，甚至可以書寫給皇帝的呈文。聽來也蠻像是“天方夜譚”，也許正是為了遮掩其間的錯失。
值得一提的是，後來正是此位“神童”，在英國議會為是否發動第一次“鴉☆禁☆片戰爭”，投票僵持不下時以“中國通”身份投下了關鍵一票，力主入侵中國，對中英關係危害甚巨，後話再說。
當日的漢語神童，日後鴉☆禁☆片戰爭的推手
小斯當東
當時乾隆還賦詩一首，題目是《紅毛英吉利國王差使臣馬戛爾尼奉表貢至，詩以志事》，作為特別贈品送給使團：
博都雅昔修職貢，英吉利今效藎誠。
豎亥橫章輸近步，祖功宗德逮遠瀛。
視如常卻心嘉篤，不貴異聽物翊精。
懷遠薄來而厚往，衷深保泰以持贏。
此詩收入他的《禦制詩》第五集中。前兩句是說葡萄牙（博都雅）人老早來了，英國人今天也來表示好意。傳說中帝堯時代命臣子豎亥負責南北走向，橫章負責東西走向的國土丈量。畢竟只丈量了中土，難得他們遠涉重洋，這是祖宗恩德帶來的福澤呀！雖然他們也算平常，但是內心友善向化，倒不在乎禮物是否貴重精美。不管如何按照既往政策，都應該誠心歡迎他們。
我曾經在一篇文章裡說過：乾隆做詩雖多，卻無好的。這首詩也不例外，詰屈聱牙，亂掉書袋，不易讀懂。雖然語句中有一些放不下的皇帝架子，但整體來說是表示對於馬戛爾尼及其使團的表現感到滿意和贊許的。
何偉亞說：在馬戛爾尼 12月23日給東印度公司彙報中，“也十分肯定地認為，直接面見皇帝已經產生了一系列好結果，尤其可獲得應邀派遣第二個使團入華的機會。”這與後來斯當東記述中發洩的滿腹怨恨大有不同。
值得思考的是，當年參與此事的各國使節和西洋傳教士很多，卻只留下了馬戛爾尼使團的人自說自道的記述，與清史資料簡明扼要但又雲山霧罩的說法自然對不上榫，給厘清史實真相平添了許多歷史懸疑。
引發英國人抱怨或後世大陸學人或者激憤或者惋惜的兩大重點，就是“叩頭風波”和拒絕“先進禮品”的事兒了。
叩頭與否所以成為“儀禮之爭”的焦點，主要是馬戛爾尼本人的含混和斯當東報告的渲染。在秦仲龢譯本加的附注裡，引用了乾隆禦史管世銘《韞山堂詩集》中的一首詩：
“一到殿庭齊膝地，天威能使萬心降。”
證實他們當時確實也一起叩頭了。
何偉亞還說：從嘉慶接待阿美士德使團的交涉到陳康祺記述，一直到晚清李鴻章主持外交時，為儀禮問題查詢檔案，都異口同聲說馬戛爾尼恭行過三拜九叩禮節，顯與斯當東所述不同。
何偉亞甚至還發現臺灣中央研究院院士黃一農在2007年《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發表一篇《印象與真相——清朝中英兩國的覲禮之爭》，提要言：
“乾隆朝英使馬戛爾尼來華事件中最引人注目的覲禮之爭，一直是學界的世紀之謎。本文根據龐雜的清宮檔案和散見於歐、美各地的西方原始材料，嘗試深入析探各文本和圖像的形塑過程及其作者的主觀意識，新發現當時或為提供雙方稍後各自表述的空間，遂協議先在入覲時行略加修改的中式禮節：雙膝下跪三次，每次三俯首深鞠躬，但不叩頭；緊接著在呈遞國書時，則用英式禮節，單膝跪地，親手將國書交與皇帝，但免去吻手禮。
“又由於馬戛爾尼否認雙膝跪叩一事，亦與一八一六年來華的阿美士德（William Pitt Amherst，1773～1875）使團及一八三三年的律勞卑（William John Napier，1786～1834）使團有直接或間接的關涉，故文中也將討論這些與覲禮相關之衝突在鴉☆禁☆片戰爭以及晚清的對外交涉中所曾扮演的角色，並嘗試辯明歷史真相與印象間的分際。”
換句話說，正因斯當東報告把所以無功而返一切歸咎於“叩頭儀禮”，並對圍繞於此的紛爭渲染過甚，才引發後來兩次使團都因拒絕叩頭而未獲皇帝召見，無功而返，最後導致中英交惡的。為此英國人還有專門名詞Kowtow。《牛津英語詞典》表明這是在嘉慶十一年（1806年）才出現的。
其實跪拜與否，與其說是中外“儀禮之爭”，不如說是宗教儀禮分歧。天主教只跪不叩，因為《聖經·列王紀下》耶穌已經說過：
“不可敬畏別神，不可跪拜事奉他，也不可向他獻祭。”
伊斯蘭教則既跪且叩，但是都只針對自己崇奉的唯一神，而非世俗禮節。
而中國跪叩本為世俗敬奉祖先禮儀，後來延伸到君父，儒家理學“尊王”，皇帝也就成為儒家宗主，自然更應跪叩，但絕非事奉獻祭於他神。
佛教亦有跪叩之儀，至於藏傳佛教“磕長頭”的虔敬禮佛則已把跪叩儀禮發揮到了極致。所以其中的“文化衝突”只是宗教隔膜，而非地位高下。
有趣的是晚清曾經入宮的英美人士並不認為叩頭是一種侮辱。例如為慈禧畫像的卡爾女士1905年說：下跪和鞠躬並不意味著任何奴隸方式的下屬關係，而只是對君主表達感激之情的一種“傳統”方式。
溥儀的家庭英文教師蘇格蘭人莊士敦（Reginald Johnson，1874～1938）曾寫過一部《紫禁城的黃昏》，後來獲得奧斯卡獎的電影《末代皇帝》部分取材於此，著名演員彼得·奧圖爾（Peter O'Toole）飾演他的角色。他也認為應把磕頭視為一種行為方式和禮貌舉止。如果服飾得當，並受到專門培訓，在前皇帝生日時他也會磕頭的。這也算是對中英“磕頭之爭”的最後回應，因為那時已到民國，中國也廢除了官方儀式上的磕頭禮儀了。
《末代皇帝》
彼得·奧圖爾飾演的莊士敦
其實中外之間的“儀禮之爭”初始于順治十年（1653 年）俄羅斯羅曼羅夫王朝的米哈伊爾三世（1613～1645年在位）首次派服役貴族費·巴伊科夫出使中國，希望借此探明中國基本情況，以便順利通商。就是因為拒絕按中國禮儀叩頭，未獲召見，無功而返。
同年康熙十四年（1675 年）沙皇阿列克謝·米哈伊洛維奇（1645～1676年在位）又派斯帕法裡率使團到北京，就“儀禮問題”提出折中方案。使團全體成員在覲見皇帝時。行三拜九叩禮，中國大臣對沙皇畫像則同樣禮節。因此順利完成使命，所獲甚多。以後多次使華，皆從此禮。
再往前說，則有正德十二年（1517年）葡萄牙使節皮雷斯和安特拉德抵達廣東屯門。當時的廣東按察司僉事兼署海道事顧應祥《靜虛齋惜陰錄》記錄其事說：三堂總鎮太監和總兵聞知而來，葡使遠迎，“俱不跪拜”。總督禦史來後，將葡使的華人翻譯打了二十棍，又把葡使送到光孝寺去演習禮儀，“第一日始跪左腿，第二日跪右腿，三日方叩頭，始引見。”這還是對待地方官員。
順治十二年（1655年）荷蘭東印度公司派戈伊爾（Pieter de Goyer）和凱瑟爾（Jacob Keyzer）出使北京，要求通商。據梁廷枏（1796～1861）《粵海關志》記述， 10月2日，經過儀禮培訓的兩使節在皇帝前逕行三跪九叩大禮，也被順利允准“八年一貢”，後又改為“兩年一貢”。
事後荷蘭人對這次“朝貢“作了總結：使節帶回的贈禮價值f.123,367.0300，銷售貨物所得f.78,736.0505，總計f.212,103.0805；沒有出售的剩餘貨物f.15,466.0612，總計贏利f.196,637.019，充分展示了對華貢使“薄來厚往”的好處。難怪葡、荷等老牌帝國主義會熱衷“使華”，軸艫不絕，相望於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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