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者｜陳憲：瞄準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為何“雨林”比市場更重要？
【編者按】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品質發展階段，正處在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的攻關期，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是跨越關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國發展的戰略目標。
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是跨越關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國發展的戰略目標。”按照我的理解，
現代創新以科技創新和企業家精神為雙核心
創新是美國經濟學家約瑟夫·熊彼特在1912年提出的一個經濟學概念，是指企業家改變生產要素組合的行為，在生產經營活動中，他們不斷地將生產要素組合從一種比較低效率的狀態帶到比較高效率的狀態。熊彼特所定義的創新不是科學技術的創新，
現今，人們在講創新時，經常是與創業聯繫在一起的，“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就是一個典型的將創業和創新合為一體的表述。
作為創新理論的鼻祖，熊彼特認為，創新不等於技術發明，只有當技術發明被應用到經濟活動中才成為創新。創新者專指那些首先把發明引入經濟活動並對社會經濟活動發生影響的人，這些創新的宣導者和實行者就是企業家。因此，企業家既不同于發明家，也不同於一般的企業經營管理者，是富有冒險精神的創新者，創新是企業家的天職。在某種程度上說，經濟增長的動力是創新者——有遠見卓識、有組織才能、敢於冒險的企業家。經濟增長的過程是創新引起競爭的過程：創新—模仿—適應。在熊彼特看來，企業家精神是企業家為了證明自己出類拔萃的才能而竭力爭取事業成功的非物質的精神力量，這一精神支配著企業家的創新活動。
熊彼特還觀察到一個即便在今天都很有意義的現象：創業才能不一定體現在某個自然人，特別是某個具體的自然人身上。熊彼特在當時就看到，創業更多的是一個團隊的活動，即法人組織的活動，而不是自然人的活動。通過合夥人的制度安排，可能提供更大的投入並分散風險；創業創新團隊成員，在各種特質，如冒險精神、組織才能和性格等方面互補，將有助於提高創業創新的成功率。
現代創新以科技創新和企業家精神為雙核心，企業家在這裡的關鍵性作用，是作為科技創新成果走向市場，亦即產業化的試錯者和組織者。科學發現、技術發明、文化創意和制度變革的成果，都是企業家主導的產業化過程的投入要素。因此，創新特別是技術創新、模式創新，向來都是企業家精神的產物。
在熊彼特以後，研究創新和企業家的經濟學家，不能不提到威廉·傑克·鮑莫爾。他將企業家細分為推動經濟增長的生產性企業家，以及很少或不推動且實際上有時還會損害經濟增長的非生產性企業家。這一劃分的目的是引入制度視角的創新和企業家研究。他說，也許令人驚訝的是，可複製的創業活動和增長之間的相關性較少或沒有，而且這種相關性甚至可能是負的。創新型企業家的關鍵是對市場敏感，是能夠發現並開拓市場。非生產性企業家基本不在經濟學應該關注的領域，對此，鮑莫爾說，我們這裡的重點是關於創新型生產性企業家精神的證據。創新型生產性企業家精神是曾經推動並將繼續推動現代世界經濟增長和生產率提高的獨特現象。他通過對詹姆斯·瓦特這位偉大的發明家，是如何在馬修·博爾特充當了企業家角色後，把瓦特機推向市場，並用於生產性目的這一個案分析，進一步指出，這無疑是創新型企業家及其對經濟增長做出貢獻的絕佳例子。
鮑莫爾詳細地說明某些關鍵性制度，如專利制度，反托拉斯法，破產保護和銀行體系，推動了生產性創業活動的興起和發展。這些制度被視為歷史上促進了創新型生產性企業家成長的制度。專利的早期使用並不是為智慧財產權的創造者提供保護，恰恰相反，它旨在激勵智慧財產權轉讓以及幫助其他國家提高生產率。後來，專利逐步變成保護發明者的一種工具。英國在1624年實施的《壟斷法規》將現代的專利使用方法引入法律，美國《憲法》將專利明確寫入其中，都是不尋常之舉，都在推動國家經濟雄霸全球中起到積極作用。
創新主體的轉換：從移民到創業創新人才
建設創新型國家的偉大實踐，是由無數具體的創新活動組成的。具體的創新活動都是成功率很低的試錯，所以，需要更多的受過良好教育的創新主體參與，需要更好的“雨林型”創新生態（以前經常稱為創新環境），才能提高創新的成功率，亦即提高創新的效率和品質。所以，創新驅動戰略，或者說創新引領發展，可歸結到兩個基本點：創新主體和創新生態。
2014—2015年間，黨中央、國務院根據中國經濟面對的結構性矛盾，相繼提出“新常態”、“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等新概括和新舉措。以創新驅動戰略激發和形成中長期增長動力，實現中國經濟轉型，成為全國上下的一致共識。中長期增長動力主要是指技術進步、人力資本和企業家精神。這意味著中國經濟正在經歷從傳統經濟增長向現代經濟增長跨越的新階段，經濟增長和發展將主要不是依靠物質資本和其他資源的投入，而是依靠人力資本積累和效率提高。早在1960年，美國經濟學家舒爾茨就揭示了人力資本投資的主要途徑，即健康、教育和培訓，其中，教育是重中之重。一國經濟增長和發展與人力資本的關係，與教育的關係，不僅成為經濟學家長期關注的重點，而且，擺上了政治家和各國政府的議事日程。
創新驅動戰略還提出了創新創業人才來源的問題。在過去很長的時間，創業創新的主體是移民。近現代史上的美國和以色列，都是因為大規模移民，成為了創業創新國家。在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深圳的飛速發展，也與吸引了大規模外來人才密切相關。而今天和未來的創業創新，正在並將繼續經歷從主體外生型到主體內生型的轉換。創新創業主體的轉變，考驗著一個國家的教育體制和教育品質。教育在中長期經濟增長和發展中的地位愈加凸顯出來。
在主體自我內生的條件下，持續不斷地創造和產生原創性技術、想法和模式，將是未來創新驅動發展的根本特徵。內生的創業創新人才來自哪裡？主要將來自培養創業創新人才的大學。今天能夠被稱為培養創新創業人才的大學有美國矽谷的斯坦福大學、波士頓的麻省理工學院（MIT）、聖達戈的加州聖達戈分校、匹茲堡的卡內基梅隆大學以及以色列矽溪的特拉維夫大學、以色列理工大學和德國的柏林工業大學等。創業創新人才是一種新的綜合型人才；培養創業創新人才的大學將是創新生態圈的標配，二者的互動決定創業創新的成功率。
創新主體有兩種基本類型：創業者、投資人和企業家；科學家、工程師和技術人員。這些人的交互作用，就產生了大量的新創公司（start-up），它們是最為重要的科創資源。新創公司以研發新技術為主；投資人為他們提供資本；企業家將成果產業化，形成新興產業，並將新產品、新服務送進市場。這些主體在一個他們認為合適的地方，即有著良好創新生態和產業生態的地方，總是要做與創新創業有關的事情，這就是供給創新，在需求試錯中創造新技術、新產品、新服務、新行業和新業態；現有的產業（體系）總要不斷升級，又提供了對新技術、新模式等的需求，需求也在創造供給。因此，從科創資源配置、新興產業及其產業化的角度，足見第一種創新主體的重要。日前，中共中央、國務院下發《關於營造企業家健康成長環境弘揚優秀企業家精神更好發揮企業家作用的意見》，檔開宗明義：“企業家是經濟活動的重要主體”，就是充分肯定了這個群體在創新型國家建設中的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從市場到“雨林”：創新生態何以重要
企業家才能和企業家精神是一種天賦的潛質，要經過創業者、企業主持續地試錯，最終在極小眾的人身上表現出來。現實表明，企業家和企業家精神是人類社會最為稀缺的經濟資源。重要的問題是，試錯在哪種創新生態系統裡進行，“對”的概率即成功的概率可能提高？
生態系統是生物學的概念。在生物學中，自然的生態系統是由一個群落的生物體相互作用及與環境的作用所構成的。自然的生態系統常被稱為雨林。人類社會的雨林，是指人類的創新生態系統，即在一定的區域範圍內，各個創新主體、創新環節和創新因素之間組成的相互聯繫和依賴的生態鏈。不同要素或行業間創新生態鏈的組合，形成區域創新生態系統（或生態圈）。在這裡，人的創造力、商業智慧、科學發現、投資資金以及其他元素，以某種特別的方式結合在一起，培育和萌發新技術、新想法，並茁壯成長為可持續發展的企業。
創新生態都有各自的架構。以最高層面的創新生態——城市群創新生態為例。其架構大致是：核心城市（大都市），如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的深圳、廣州和香港，以及其他城市和城鎮；創新型公司和初創企業；高等院校、科研機構和科研基礎設施；產業基地、產業園區和孵化器；交通和通訊基礎設施。除了這些屬於“硬體”的要素外，以公共服務、專業服務和金融（創投）服務為主要內容的服務體系，以“青山、綠水、藍天”為標誌的自然生態體系，以及基石人物，都是創新生態的“軟體”要素。
創新生態還有著不同的層次。如果說一個企業構建了內部創業的平臺，那麼，這個平臺上的主體、要素和相關環節就構成創新生態。現在比較流行的創客（眾創）空間，就有各自的創新生態。這些是微觀層面的創新生態。任何微觀層面的創新生態總是存在於不同的區域中。在區域層面，分別有街區（小鎮）、城區、城市和城市群的創新生態。它們既獨立存在，又交互作用，共同影響著創新的效率和成功率。
在某一個具體的城市、城區或園區，創新生態可能比創新主體更重要。創新生態是一種嶄新的創新範式。與此前的機械式、靶向式和精准式創新範式不同，這種範式具有多樣性、開放性、自組織性和動態性的特徵。如果將之前的創新範式比作目標明確的“市場”或“工廠”，那麼，創新生態這種範式就是眾多“物種”雜居，有可能產生新“物種”的“雨林”。在“雨林型”創新生態中，新的科技創新成果就會在一定的概率（一般都是小概率）下產生。創新生態的品質往往就是由這個概率的高低體現出來的。創新成功的絕對數與創新主體有關，創新成功的相對數（概率）與創新生態有關。當創新生態為既定，創新主體數量越多，品質越高，成功結果就會越多；當創新主體的數量和品質為既定，創新生態就決定著創新的成功率。觀察和資料均表明，人群中風險偏好高、組織才能強、性格特質適合創新創業的人，是一個小眾人群，近似於常數。因此，對於創新成功來說，創新生態是一個相對更加重要的問題。對於政府和社會有關方面來說，一定要將文章做在創新生態上。唯有在一個好的創新生態中，創新意願才能得到增強，創新的成功率才能得到提高。
由兩位浸淫矽谷風險投資多年的投資家撰寫的《矽谷生態圈——創新的雨林法則》一書認為，凡是與創新有關的地方，市場都是非常低效的。這個觀點會令許多人震驚。開始的時候，我們並不認為政府是創新中必不可少的因素，但是，我們的親身經歷告訴我們，公共機構承擔了遠比一般思維中所認為的更加重要的角色。其中的原因是什麼呢？我的觀點是，當經濟發展進入到創新為主要動力的階段，一種有別於市場的外部環境出現了，那就是“雨林”即創新生態。如果說市場的“秘方”是關於人以及他們之間如何交換，“雨林”的“秘方”是關於人以及他們之間如何交互；如果說市場要求推倒人為的“牆”，如行政管制，那麼，“雨林”則要推倒社會的牆，即社會壁壘。
基於此，我們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在資源配置領域，市場起決定性作用；在創新生態系統，政府更好發揮作用。當然，在創新生態系統，政府如何更好地發揮作用，是一篇全新的文章，要在改革實踐中不斷探索。超理性動機的創新以一定的概率獲得成功，成功的創新將產生巨大的溢出即社會效益，直接的就是就業和稅收；思想和天才都需要更加寬鬆的環境，才能獲得更大的馳騁空間，也才有可能產生社會所需要的物質和精神財富；消除社會壁壘，是降低交易性制度成本的重要途徑。基於上述，政府更好發揮作用的理由是充分的，因為這些方面本來就是政府的義務和責任，只是政府怎樣選擇正確的方式，起到積極的作用。例如，政府是以補貼方式，還是採購方式，扶持科技創新，需要在認真總結經驗教訓的基礎上，做出新的正確選擇。
概而言之，創新驅動戰略開闢了經濟活動的另一個主戰場——“雨林”即創新生態。“雨林”與政府關係，有別於市場與政府關係。後者是“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前者是“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党的十九大報告重申了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全面深化改革決定中這一的重要表述。在加快建設創新型國家的進程中，更好發揮政府營造創新生態的作用，將既有助於轉型發展，又有利於民生福祉，必將取得多贏的積極成果。
【思想者小傳】
陳憲 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城市治理研究院特聘研究員。主要社會兼職有：上海社會科學院博士生導師、上海市經濟學會副會長、中國工業經濟學會副理事長、中國世界經濟學會常務理事。主要關注的學科領域是宏觀經濟學、公共經濟學、服務經濟與貿易。出版有《蹺蹺板上看天下》《人本精神：經濟學人的告白》《走進公共社會》《誰來關注利益失衡》《美國病，中國病》等專著。（照片由作者本人提供）
（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欄目郵箱：shhgcsxh@163.com）
題圖來源：視覺中國 欄目主編：王珍 圖片編輯：雍凱經濟增長的動力是創新者——有遠見卓識、有組織才能、敢於冒險的企業家。經濟增長的過程是創新引起競爭的過程：創新—模仿—適應。在熊彼特看來，企業家精神是企業家為了證明自己出類拔萃的才能而竭力爭取事業成功的非物質的精神力量，這一精神支配著企業家的創新活動。
熊彼特還觀察到一個即便在今天都很有意義的現象：創業才能不一定體現在某個自然人，特別是某個具體的自然人身上。熊彼特在當時就看到，創業更多的是一個團隊的活動，即法人組織的活動，而不是自然人的活動。通過合夥人的制度安排，可能提供更大的投入並分散風險；創業創新團隊成員，在各種特質，如冒險精神、組織才能和性格等方面互補，將有助於提高創業創新的成功率。
現代創新以科技創新和企業家精神為雙核心，企業家在這裡的關鍵性作用，是作為科技創新成果走向市場，亦即產業化的試錯者和組織者。科學發現、技術發明、文化創意和制度變革的成果，都是企業家主導的產業化過程的投入要素。因此，創新特別是技術創新、模式創新，向來都是企業家精神的產物。
在熊彼特以後，研究創新和企業家的經濟學家，不能不提到威廉·傑克·鮑莫爾。他將企業家細分為推動經濟增長的生產性企業家，以及很少或不推動且實際上有時還會損害經濟增長的非生產性企業家。這一劃分的目的是引入制度視角的創新和企業家研究。他說，也許令人驚訝的是，可複製的創業活動和增長之間的相關性較少或沒有，而且這種相關性甚至可能是負的。創新型企業家的關鍵是對市場敏感，是能夠發現並開拓市場。非生產性企業家基本不在經濟學應該關注的領域，對此，鮑莫爾說，我們這裡的重點是關於創新型生產性企業家精神的證據。創新型生產性企業家精神是曾經推動並將繼續推動現代世界經濟增長和生產率提高的獨特現象。他通過對詹姆斯·瓦特這位偉大的發明家，是如何在馬修·博爾特充當了企業家角色後，把瓦特機推向市場，並用於生產性目的這一個案分析，進一步指出，這無疑是創新型企業家及其對經濟增長做出貢獻的絕佳例子。
鮑莫爾詳細地說明某些關鍵性制度，如專利制度，反托拉斯法，破產保護和銀行體系，推動了生產性創業活動的興起和發展。這些制度被視為歷史上促進了創新型生產性企業家成長的制度。專利的早期使用並不是為智慧財產權的創造者提供保護，恰恰相反，它旨在激勵智慧財產權轉讓以及幫助其他國家提高生產率。後來，專利逐步變成保護發明者的一種工具。英國在1624年實施的《壟斷法規》將現代的專利使用方法引入法律，美國《憲法》將專利明確寫入其中，都是不尋常之舉，都在推動國家經濟雄霸全球中起到積極作用。
創新主體的轉換：從移民到創業創新人才
建設創新型國家的偉大實踐，是由無數具體的創新活動組成的。具體的創新活動都是成功率很低的試錯，所以，需要更多的受過良好教育的創新主體參與，需要更好的“雨林型”創新生態（以前經常稱為創新環境），才能提高創新的成功率，亦即提高創新的效率和品質。所以，創新驅動戰略，或者說創新引領發展，可歸結到兩個基本點：創新主體和創新生態。
2014—2015年間，黨中央、國務院根據中國經濟面對的結構性矛盾，相繼提出“新常態”、“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等新概括和新舉措。以創新驅動戰略激發和形成中長期增長動力，實現中國經濟轉型，成為全國上下的一致共識。中長期增長動力主要是指技術進步、人力資本和企業家精神。這意味著中國經濟正在經歷從傳統經濟增長向現代經濟增長跨越的新階段，經濟增長和發展將主要不是依靠物質資本和其他資源的投入，而是依靠人力資本積累和效率提高。早在1960年，美國經濟學家舒爾茨就揭示了人力資本投資的主要途徑，即健康、教育和培訓，其中，教育是重中之重。一國經濟增長和發展與人力資本的關係，與教育的關係，不僅成為經濟學家長期關注的重點，而且，擺上了政治家和各國政府的議事日程。
創新驅動戰略還提出了創新創業人才來源的問題。在過去很長的時間，創業創新的主體是移民。近現代史上的美國和以色列，都是因為大規模移民，成為了創業創新國家。在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深圳的飛速發展，也與吸引了大規模外來人才密切相關。而今天和未來的創業創新，正在並將繼續經歷從主體外生型到主體內生型的轉換。創新創業主體的轉變，考驗著一個國家的教育體制和教育品質。教育在中長期經濟增長和發展中的地位愈加凸顯出來。
在主體自我內生的條件下，持續不斷地創造和產生原創性技術、想法和模式，將是未來創新驅動發展的根本特徵。內生的創業創新人才來自哪裡？主要將來自培養創業創新人才的大學。今天能夠被稱為培養創新創業人才的大學有美國矽谷的斯坦福大學、波士頓的麻省理工學院（MIT）、聖達戈的加州聖達戈分校、匹茲堡的卡內基梅隆大學以及以色列矽溪的特拉維夫大學、以色列理工大學和德國的柏林工業大學等。創業創新人才是一種新的綜合型人才；培養創業創新人才的大學將是創新生態圈的標配，二者的互動決定創業創新的成功率。
創新主體有兩種基本類型：創業者、投資人和企業家；科學家、工程師和技術人員。這些人的交互作用，就產生了大量的新創公司（start-up），它們是最為重要的科創資源。新創公司以研發新技術為主；投資人為他們提供資本；企業家將成果產業化，形成新興產業，並將新產品、新服務送進市場。這些主體在一個他們認為合適的地方，即有著良好創新生態和產業生態的地方，總是要做與創新創業有關的事情，這就是供給創新，在需求試錯中創造新技術、新產品、新服務、新行業和新業態；現有的產業（體系）總要不斷升級，又提供了對新技術、新模式等的需求，需求也在創造供給。因此，從科創資源配置、新興產業及其產業化的角度，足見第一種創新主體的重要。日前，中共中央、國務院下發《關於營造企業家健康成長環境弘揚優秀企業家精神更好發揮企業家作用的意見》，檔開宗明義：“企業家是經濟活動的重要主體”，就是充分肯定了這個群體在創新型國家建設中的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從市場到“雨林”：創新生態何以重要
企業家才能和企業家精神是一種天賦的潛質，要經過創業者、企業主持續地試錯，最終在極小眾的人身上表現出來。現實表明，企業家和企業家精神是人類社會最為稀缺的經濟資源。重要的問題是，試錯在哪種創新生態系統裡進行，“對”的概率即成功的概率可能提高？
生態系統是生物學的概念。在生物學中，自然的生態系統是由一個群落的生物體相互作用及與環境的作用所構成的。自然的生態系統常被稱為雨林。人類社會的雨林，是指人類的創新生態系統，即在一定的區域範圍內，各個創新主體、創新環節和創新因素之間組成的相互聯繫和依賴的生態鏈。不同要素或行業間創新生態鏈的組合，形成區域創新生態系統（或生態圈）。在這裡，人的創造力、商業智慧、科學發現、投資資金以及其他元素，以某種特別的方式結合在一起，培育和萌發新技術、新想法，並茁壯成長為可持續發展的企業。
創新生態都有各自的架構。以最高層面的創新生態——城市群創新生態為例。其架構大致是：核心城市（大都市），如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的深圳、廣州和香港，以及其他城市和城鎮；創新型公司和初創企業；高等院校、科研機構和科研基礎設施；產業基地、產業園區和孵化器；交通和通訊基礎設施。除了這些屬於“硬體”的要素外，以公共服務、專業服務和金融（創投）服務為主要內容的服務體系，以“青山、綠水、藍天”為標誌的自然生態體系，以及基石人物，都是創新生態的“軟體”要素。
創新生態還有著不同的層次。如果說一個企業構建了內部創業的平臺，那麼，這個平臺上的主體、要素和相關環節就構成創新生態。現在比較流行的創客（眾創）空間，就有各自的創新生態。這些是微觀層面的創新生態。任何微觀層面的創新生態總是存在於不同的區域中。在區域層面，分別有街區（小鎮）、城區、城市和城市群的創新生態。它們既獨立存在，又交互作用，共同影響著創新的效率和成功率。
在某一個具體的城市、城區或園區，創新生態可能比創新主體更重要。創新生態是一種嶄新的創新範式。與此前的機械式、靶向式和精准式創新範式不同，這種範式具有多樣性、開放性、自組織性和動態性的特徵。如果將之前的創新範式比作目標明確的“市場”或“工廠”，那麼，創新生態這種範式就是眾多“物種”雜居，有可能產生新“物種”的“雨林”。在“雨林型”創新生態中，新的科技創新成果就會在一定的概率（一般都是小概率）下產生。創新生態的品質往往就是由這個概率的高低體現出來的。創新成功的絕對數與創新主體有關，創新成功的相對數（概率）與創新生態有關。當創新生態為既定，創新主體數量越多，品質越高，成功結果就會越多；當創新主體的數量和品質為既定，創新生態就決定著創新的成功率。觀察和資料均表明，人群中風險偏好高、組織才能強、性格特質適合創新創業的人，是一個小眾人群，近似於常數。因此，對於創新成功來說，創新生態是一個相對更加重要的問題。對於政府和社會有關方面來說，一定要將文章做在創新生態上。唯有在一個好的創新生態中，創新意願才能得到增強，創新的成功率才能得到提高。
由兩位浸淫矽谷風險投資多年的投資家撰寫的《矽谷生態圈——創新的雨林法則》一書認為，凡是與創新有關的地方，市場都是非常低效的。這個觀點會令許多人震驚。開始的時候，我們並不認為政府是創新中必不可少的因素，但是，我們的親身經歷告訴我們，公共機構承擔了遠比一般思維中所認為的更加重要的角色。其中的原因是什麼呢？我的觀點是，當經濟發展進入到創新為主要動力的階段，一種有別於市場的外部環境出現了，那就是“雨林”即創新生態。如果說市場的“秘方”是關於人以及他們之間如何交換，“雨林”的“秘方”是關於人以及他們之間如何交互；如果說市場要求推倒人為的“牆”，如行政管制，那麼，“雨林”則要推倒社會的牆，即社會壁壘。
基於此，我們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在資源配置領域，市場起決定性作用；在創新生態系統，政府更好發揮作用。當然，在創新生態系統，政府如何更好地發揮作用，是一篇全新的文章，要在改革實踐中不斷探索。超理性動機的創新以一定的概率獲得成功，成功的創新將產生巨大的溢出即社會效益，直接的就是就業和稅收；思想和天才都需要更加寬鬆的環境，才能獲得更大的馳騁空間，也才有可能產生社會所需要的物質和精神財富；消除社會壁壘，是降低交易性制度成本的重要途徑。基於上述，政府更好發揮作用的理由是充分的，因為這些方面本來就是政府的義務和責任，只是政府怎樣選擇正確的方式，起到積極的作用。例如，政府是以補貼方式，還是採購方式，扶持科技創新，需要在認真總結經驗教訓的基礎上，做出新的正確選擇。
概而言之，創新驅動戰略開闢了經濟活動的另一個主戰場——“雨林”即創新生態。“雨林”與政府關係，有別於市場與政府關係。後者是“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前者是“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党的十九大報告重申了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全面深化改革決定中這一的重要表述。在加快建設創新型國家的進程中，更好發揮政府營造創新生態的作用，將既有助於轉型發展，又有利於民生福祉，必將取得多贏的積極成果。
【思想者小傳】
陳憲 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城市治理研究院特聘研究員。主要社會兼職有：上海社會科學院博士生導師、上海市經濟學會副會長、中國工業經濟學會副理事長、中國世界經濟學會常務理事。主要關注的學科領域是宏觀經濟學、公共經濟學、服務經濟與貿易。出版有《蹺蹺板上看天下》《人本精神：經濟學人的告白》《走進公共社會》《誰來關注利益失衡》《美國病，中國病》等專著。（照片由作者本人提供）
（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欄目郵箱：shhgcsxh@163.com）
題圖來源：視覺中國 欄目主編：王珍 圖片編輯：雍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