減稅能夠提升“經濟競爭力”嗎？

作者：王軍平 ／ 微信公眾號：qspyq2015

這是秦朔朋友圈的第1680篇原創首發文章

美國當地時間12月2日淩晨，經過連續幾天的辯論後，共和黨占多數的參議院最終以51票贊成、49票反對的微弱優勢通過了大規模減稅法案。11月份，眾議院已經通過了另外一個版本的減稅法案。按照美國立法流程，未來幾周參眾兩院將就兩個版本的減稅法案進行協商，達成一致後再分別提交參眾兩院投票，兩院均表決通過後才能提交總統簽署成為法律。

由於參眾兩院的版本並沒有本質上的分歧，

因此“減稅法案”的實施應該只是一個時間問題。特朗普政府組建伊始就力主的美國三十一年來最大規模減稅計畫的落地只有一步之遙。參議院多數党領袖McConnell在投票結束後表示，這份減稅法案為提升美國經濟競爭力、阻止就業崗位流失海外和為中產階級減負提供了機遇。只是，減稅真的能夠提升“經濟競爭力”嗎？

當我們提及“經濟增長”或“經濟發展”時，

其準確指向應當是“收入增長”——它以人均收入增長（如人均GNI）作為衡量依據，是指一個國家能長期保持人均收入正的增長率。那麼，所謂的“提升經濟競爭力”，無非是指一個經濟體意圖獲得高於其他經濟體的人均收入增長率。如果減稅能夠提升“經濟競爭力”，它隱含的重要前提是：不同經濟體之間的國民收入增長是“零和博弈”！且不論這一前提是否成立，由於“零和博弈”是動態競爭，那麼當一個經濟體降低其稅負，其他經濟體為了維護自身利益必然會採取同樣的行動以避免出現“損失”。如此，各個經濟體的稅負仍然會形成新的均衡，任何一個經濟體都不可能通過減稅獲得“經濟競爭力”的提升。既然新的“稅負均衡”會很快形成，減稅也就不能起到“阻止就業崗位流失海外”的作用。

可能有人會以上世紀80年代雷根政府時期的大規模減稅時期美國的經濟表現作為“減稅促進經濟增長”的證明，

但是，時值以美聯儲為代表的中央銀行們確立貨幣政策的時期，時任美聯儲主席保羅•沃爾克在本世紀初被他的繼任者格林斯潘稱為“過去二十年裡美國經濟活力之父”，更有人稱讚其“生來就是當美聯儲主席的”。另一方面，富裕國家往往都是高稅負國家，北歐和西歐國家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更重要的是，上世紀80年代的經濟繁榮時期是全球性的。因此，上世紀80年代雷根減稅與經濟繁榮之間並不存在因果關係。

| 前任美聯儲主席保羅•沃爾克

如此，“為中產階級減負”就成為減稅法案唯一一個有可能實現的目標。由於“參議院版”法案擬將個人所得稅起征點提高了一倍，大多數人的收入當然會有所提高，儘管其提高幅度有限。不過，減稅會帶來另外一個必須面對的問題，即：政府財政收入的下降。稅收是大多數國家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或唯一來源，美國也不例外。在企業所得稅擬下調幅度如此之大的情況下，美國政府財政收入的下降在所難免。

事實上，按照參眾兩院稅收聯合委員會此前的分析，即便考慮到刺激經濟增長的效果，減稅法案仍將導致美國未來十年增加財政赤字約1萬億美元。問題來了：如果無法起到“刺激經濟增長的效果”，財政赤字又會增加多少呢？這一點是有前車之鑒的——2012年，美國聯邦政府就又一次站在“財政懸崖”（Fiscal Cliff）邊上，並在2013年11月份導致聯邦政府“關門風波”的發生。

所以，減稅之後，政府公共產品的供應能否保持正常水準，確實需要打上一個大大的問號。如果我們把公共產品的正常供給也視為人們收入的一部分，個人所得稅稅負的下降所帶來的收入提升是否會因為公共產品供給量的下降而被抵消，實在值得我們認真思考。

有一種觀點認為，稅負的下降會增加人們的投資行為，理由是賺錢變得更為容易。這種觀點，完全是未經過大腦思考的結果。因為企業之間的競爭是典型的“囚徒困境”，稅負的下調會導致各企業下調產品價格水準從而形成新的均衡，企業的盈利水準也就不會因為稅負的下降而提高。何來促進投資行為之說呢？在那些競爭不充分的行業中，儘管企業無須將價格下調至“均衡水準”從而能夠獲得更高的利潤，但這些行業內的企業多少帶有一些壟斷性質，其他企業很難進入，也就無所謂“促進投資”。所以民主黨批評這份減稅法案主要讓美國大企業和富人受益，絕非僅僅出於政治目的。

總體而言，減稅法案如最終通過，將帶來以下後果：

引發全球範圍內的“減稅戰”

歐元區的問題本就是貨幣政策失效引發財政政策失效，在此情形下歐盟成員國仍然競相調低稅率，英國一年前已經宣佈2020年前要將企業所得稅率降低到17%。這種做法會進一步加深財政政策的失效情形，比如英國財政大臣哈蒙德就警告英國存在“嚴重的預算赤字”。所以一年前特普朗政府拋出“減稅政策”時立即引起歐洲的極度擔憂。德、法政府當時迅速發表聲明，宣稱此舉將對本國企業造成嚴重衝擊，德、法無法接受美國如此大規模的減稅。一些高稅收高福利的北歐國家也擔憂此舉會令他們的企業喪失競爭力。我們可以預見的是，“減稅戰”的硝煙就要冉冉升起。最先跟進美國減稅的國家更有可能是與美國接壤並同為北美自由貿易區成員的加拿大和墨西哥。

加劇財政政策的失效和貧富差距

財政政策的失效和貧富差距本來就是一回事，20世紀30年代以來的事實已經證明，通過貨幣層面“劫富濟貧”才是國民收入增長的終極之道，財政政策也因此而誕生並不斷完善和豐富。“川普版減稅法案”關於遺產稅等有利於“富人”的改革降低了“劫富”力度，當然也會削弱財政政策的有效性，貧富差距會進一步擴大。而當其他國家被迫跟進掀起“減稅戰”後，全球範圍內都會面臨財政政策失效和貧富差距擴大的問題，這對目前全球脆弱的經濟體系不啻是一波新的打擊。

因此，“川普版減稅法案”弊大於利，它的推行給世界帶來的很可能是一場災難。但願美國參眾兩院永遠不要就此達成一致，讓我們拭目以待。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PPP研究中心研究員，北京立信興華管理諮詢公司副總經理。

「 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 」

大多數人的收入當然會有所提高，儘管其提高幅度有限。不過，減稅會帶來另外一個必須面對的問題，即：政府財政收入的下降。稅收是大多數國家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或唯一來源，美國也不例外。在企業所得稅擬下調幅度如此之大的情況下，美國政府財政收入的下降在所難免。

事實上，按照參眾兩院稅收聯合委員會此前的分析，即便考慮到刺激經濟增長的效果，減稅法案仍將導致美國未來十年增加財政赤字約1萬億美元。問題來了：如果無法起到“刺激經濟增長的效果”，財政赤字又會增加多少呢？這一點是有前車之鑒的——2012年，美國聯邦政府就又一次站在“財政懸崖”（Fiscal Cliff）邊上，並在2013年11月份導致聯邦政府“關門風波”的發生。

所以，減稅之後，政府公共產品的供應能否保持正常水準，確實需要打上一個大大的問號。如果我們把公共產品的正常供給也視為人們收入的一部分，個人所得稅稅負的下降所帶來的收入提升是否會因為公共產品供給量的下降而被抵消，實在值得我們認真思考。

有一種觀點認為，稅負的下降會增加人們的投資行為，理由是賺錢變得更為容易。這種觀點，完全是未經過大腦思考的結果。因為企業之間的競爭是典型的“囚徒困境”，稅負的下調會導致各企業下調產品價格水準從而形成新的均衡，企業的盈利水準也就不會因為稅負的下降而提高。何來促進投資行為之說呢？在那些競爭不充分的行業中，儘管企業無須將價格下調至“均衡水準”從而能夠獲得更高的利潤，但這些行業內的企業多少帶有一些壟斷性質，其他企業很難進入，也就無所謂“促進投資”。所以民主黨批評這份減稅法案主要讓美國大企業和富人受益，絕非僅僅出於政治目的。

總體而言，減稅法案如最終通過，將帶來以下後果：

引發全球範圍內的“減稅戰”

歐元區的問題本就是貨幣政策失效引發財政政策失效，在此情形下歐盟成員國仍然競相調低稅率，英國一年前已經宣佈2020年前要將企業所得稅率降低到17%。這種做法會進一步加深財政政策的失效情形，比如英國財政大臣哈蒙德就警告英國存在“嚴重的預算赤字”。所以一年前特普朗政府拋出“減稅政策”時立即引起歐洲的極度擔憂。德、法政府當時迅速發表聲明，宣稱此舉將對本國企業造成嚴重衝擊，德、法無法接受美國如此大規模的減稅。一些高稅收高福利的北歐國家也擔憂此舉會令他們的企業喪失競爭力。我們可以預見的是，“減稅戰”的硝煙就要冉冉升起。最先跟進美國減稅的國家更有可能是與美國接壤並同為北美自由貿易區成員的加拿大和墨西哥。

加劇財政政策的失效和貧富差距

財政政策的失效和貧富差距本來就是一回事，20世紀30年代以來的事實已經證明，通過貨幣層面“劫富濟貧”才是國民收入增長的終極之道，財政政策也因此而誕生並不斷完善和豐富。“川普版減稅法案”關於遺產稅等有利於“富人”的改革降低了“劫富”力度，當然也會削弱財政政策的有效性，貧富差距會進一步擴大。而當其他國家被迫跟進掀起“減稅戰”後，全球範圍內都會面臨財政政策失效和貧富差距擴大的問題，這對目前全球脆弱的經濟體系不啻是一波新的打擊。

因此，“川普版減稅法案”弊大於利，它的推行給世界帶來的很可能是一場災難。但願美國參眾兩院永遠不要就此達成一致，讓我們拭目以待。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PPP研究中心研究員，北京立信興華管理諮詢公司副總經理。

「 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