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容不下他們，他們在草原找到了媽媽

額吉：蒙古語。母親。

那是一系列天災人禍之後的“三年困難時期”，饑饉遍地。在蘇錫常(蘇州、無錫、常州)大上海地區，饑餓和死亡迫使昔日生息於魚米之鄉的人們——農民，甚至一些城鎮居民，

外出逃荒，沿途扔下了無數養不活的孩子。他們被遺棄在車站、商店、街頭……有的被直接放到了福利院門口。

“把小孩送到上海去，上海有飯吃!”這股洪流最終匯向上海，上海的福利院人滿為患。1959年底，上海、無錫、常州等地幾十個孤兒院已經聚集了3000余名孤兒，

這些孩子普遍營養不良。可是上海也快斷糧了。當時的全國婦聯主席康克清緊急面見周恩來，請求從內蒙古調運一批奶粉救急。在內蒙古自治區黨委書記烏蘭夫緊急召開的黨委會上，自治區副書記吉雅泰建議：把孤兒接到內蒙古，由牧民撫養。聽罷請示，周恩來說：“抓緊時間，先把孩子接過來再說。”

40多年後，當年赴上海接第一批孤兒的原包頭市第二醫院兒科護士長胡景蘭回憶：“1960年4月，

我們接走孩子的那天下午，上海突然下起了雨……”

那是被後人稱為“當時最大規模人道主義人口遷移”的大轉移。從上海蜿蜒北上的鐵路記載了那些孩子的生命軌跡，他們被送到內蒙古、山東、河南、河北等遙遠的北方省份，被安排到養父母家中。他們被愛憐地稱為“上海孤兒”。

一直到1963年，內蒙古一共接收了約3000名來自上海及周邊地區的孤兒，成為安置“上海孤兒”最多的省份。

這些孤兒小的才幾個月大，大的也只有7歲。多年後，烏蘭夫的女兒雲曙碧這樣回憶：“牧民們紛紛從數百公里外的草原趕來，把孩子接回蒙古包，就像對待親生兒女一樣，精心照料，用最好的牛奶或羊奶餵養他們，教他們說蒙古語、唱歌、跳舞、騎馬、打獵，供他們上學讀書……”

那之後，歲月的河，水深流靜。草原上的“上海孤兒”，逐漸成為沒有多少人知曉的北方往事。隔了千里關山和半世紀的流年，

遙遠得都像一個秘密。

2007年母親節，我到處尋找，想講一個養育了“上海孤兒”的草原額吉的故事。

從央視“半邊天”的“2006中國十大母親頒獎”中，我發現了那個唯一沒到現場領獎的65歲的都貴瑪。46年前，她曾經一個人照料25個初到草原的“上海孤兒”，那一年，她才19歲。

今天，都貴瑪年近古稀，獨自生活在荒涼的草原深處，不復長歌萬里的青春，也揮別了馬背上的歲月，成為一個走路都需要人攙扶的老人。

而那些來自南國的孩子，至今都還生活在草原上，幾乎全然長成了牧人的模樣。他們終其一生都喚都貴瑪作“額吉”(雖然他們後來都陸續被不同的牧民家庭領養)，只為她是他們人生最初的愛。

他們的身世從來不是秘密，他們身份的證物——一個系在嬰兒腳上的小小鈴鐺、一段寫有字跡的布條……都由養父母們細心地為他們收藏，但是他們卻無人認為“孤兒”是自己的名字。在那母親一樣的草原上，他們被喚作——“國家的孩子”。

最終見到都貴瑪額吉，是從紀錄片拍攝者攝下的影像裡。

在他的鏡頭前，都貴瑪老人安詳地坐在她那兩間簡陋的小土房裡，杜爾伯特草原的陽光照亮了她的臉，她佈滿歲月痕跡的手摩挲著懷裡小貓的樣子就像撫摸著她的孩子：“1961年”、“孤兒”、“二十幾個”、“19歲”。老人會的漢話不多，讓人聽得懂的只有這些。

那年，公社領導交給她一個任務——到旗保育院當“臨時媽媽”，接受培訓，然後把本公社要接收的25個“國家的孩子”接回來。那時，19歲的都貴瑪在四子王旗已經很有名氣，作為全旗最年輕的勞動模範，她獲得過很多榮譽。但是她畢竟還是個沒結過婚的姑娘。她問：“為什麼是我?”公社書記說：“因為你是個好姑娘，能吃苦，靠得住!”都貴瑪跨上馬背去了。在其後長達1年零8個月的日子裡，都貴瑪體會到為什麼書記要選能吃苦的了。

40多年後，都貴瑪回憶當年的日子：“孩子嘛，就願意在夜裡哭。那時候年輕，也不懂得累!現在想起來，當時就是覺不夠睡，有時候夜裡能睡三四個小時，稀裡糊塗就這麼過來了。”“給你講個笑話，我第一次刮屎片子，噁心得直吐。後來跟孩子們有了感情，就不吐了。不但不吐了，每天還得聞那些屎片子和尿布呢，那顏色、氣味能辨別出孩子們的身體狀況啊。怕孩子們得病發現不了，我每天都要仔細看看、聞聞，有問題就趕緊找大夫。”幾百個日日夜夜，19歲的都貴瑪習慣了額吉這個角色。每天天不亮就忙開了，照顧25個孩子吃飯穿衣，洗洗涮涮，每天無數次忙進忙出給孩子們洗尿布、處理垃圾穢物……她幾乎沒有片刻的休息。

都貴瑪就是從那時候開始急劇消瘦，直到現在。那樣的日子持續了1年零8個月以後，都貴瑪完成了她的使命——“一定要給牧民一個健康的孩子”，還給每個“國家的孩子”都找到了最合適的阿爸、額吉收養。她開始繼續她普通草原女人的一生：勞動、學習、結婚、有了女兒、丈夫早逝。其間她不間斷地收養草原上的孤兒、照顧孤寡的老人，並成為草原上遠近聞名的婦科醫生。

“這幾年不行了。原來身體可好了，騎馬、騎毛驢、鋤農、放牧。”而今，她的右眼患了白內障。去年，她去參加自治區“感動草原——十佳母親”頒獎，接她的車在草原上發生顛覆，重創了她的身體，她自此不良於行。老人平靜地接受了命運，不去想63歲那年她還能騎馬牧羊的事。

65歲，城裡的老人還大多富態不失溫潤的年紀，草原額吉都貴瑪已經讓攝影師覺得“像千年老樹根”了，他為她拍的照片拿給人猜，人說：“九十多了吧?”

作家張承志的《北方女人印象》寫於20年前，裡面最有名的句子今日讀來，覺得似乎也適用於“國家的孩子”們：“一個人的往事，到頭來是該珍惜還是該詛咒、他的青春是失落了還是值得的，依我看只取決於他能否遇上一位母親般的女性。”因為，“她們永遠身懷著啟示，就像……”就像都貴瑪一樣。

內蒙古收養了3000個上海孤兒。草原人對收養的孩子比對自己孩子還親。如果一位母親收養了一個孤兒只能說明這一個人善良的話，那麼一個草原養育了3000名孤兒，那就一定是一個民族的文化了。在這背後的，是蒙古族人的生命意識。

他們身份的證物——一個系在嬰兒腳上的小小鈴鐺、一段寫有字跡的布條……都由養父母們細心地為他們收藏，但是他們卻無人認為“孤兒”是自己的名字。在那母親一樣的草原上，他們被喚作——“國家的孩子”。

最終見到都貴瑪額吉，是從紀錄片拍攝者攝下的影像裡。

在他的鏡頭前，都貴瑪老人安詳地坐在她那兩間簡陋的小土房裡，杜爾伯特草原的陽光照亮了她的臉，她佈滿歲月痕跡的手摩挲著懷裡小貓的樣子就像撫摸著她的孩子：“1961年”、“孤兒”、“二十幾個”、“19歲”。老人會的漢話不多，讓人聽得懂的只有這些。

那年，公社領導交給她一個任務——到旗保育院當“臨時媽媽”，接受培訓，然後把本公社要接收的25個“國家的孩子”接回來。那時，19歲的都貴瑪在四子王旗已經很有名氣，作為全旗最年輕的勞動模範，她獲得過很多榮譽。但是她畢竟還是個沒結過婚的姑娘。她問：“為什麼是我?”公社書記說：“因為你是個好姑娘，能吃苦，靠得住!”都貴瑪跨上馬背去了。在其後長達1年零8個月的日子裡，都貴瑪體會到為什麼書記要選能吃苦的了。

40多年後，都貴瑪回憶當年的日子：“孩子嘛，就願意在夜裡哭。那時候年輕，也不懂得累!現在想起來，當時就是覺不夠睡，有時候夜裡能睡三四個小時，稀裡糊塗就這麼過來了。”“給你講個笑話，我第一次刮屎片子，噁心得直吐。後來跟孩子們有了感情，就不吐了。不但不吐了，每天還得聞那些屎片子和尿布呢，那顏色、氣味能辨別出孩子們的身體狀況啊。怕孩子們得病發現不了，我每天都要仔細看看、聞聞，有問題就趕緊找大夫。”幾百個日日夜夜，19歲的都貴瑪習慣了額吉這個角色。每天天不亮就忙開了，照顧25個孩子吃飯穿衣，洗洗涮涮，每天無數次忙進忙出給孩子們洗尿布、處理垃圾穢物……她幾乎沒有片刻的休息。

都貴瑪就是從那時候開始急劇消瘦，直到現在。那樣的日子持續了1年零8個月以後，都貴瑪完成了她的使命——“一定要給牧民一個健康的孩子”，還給每個“國家的孩子”都找到了最合適的阿爸、額吉收養。她開始繼續她普通草原女人的一生：勞動、學習、結婚、有了女兒、丈夫早逝。其間她不間斷地收養草原上的孤兒、照顧孤寡的老人，並成為草原上遠近聞名的婦科醫生。

“這幾年不行了。原來身體可好了，騎馬、騎毛驢、鋤農、放牧。”而今，她的右眼患了白內障。去年，她去參加自治區“感動草原——十佳母親”頒獎，接她的車在草原上發生顛覆，重創了她的身體，她自此不良於行。老人平靜地接受了命運，不去想63歲那年她還能騎馬牧羊的事。

65歲，城裡的老人還大多富態不失溫潤的年紀，草原額吉都貴瑪已經讓攝影師覺得“像千年老樹根”了，他為她拍的照片拿給人猜，人說：“九十多了吧?”

作家張承志的《北方女人印象》寫於20年前，裡面最有名的句子今日讀來，覺得似乎也適用於“國家的孩子”們：“一個人的往事，到頭來是該珍惜還是該詛咒、他的青春是失落了還是值得的，依我看只取決於他能否遇上一位母親般的女性。”因為，“她們永遠身懷著啟示，就像……”就像都貴瑪一樣。

內蒙古收養了3000個上海孤兒。草原人對收養的孩子比對自己孩子還親。如果一位母親收養了一個孤兒只能說明這一個人善良的話，那麼一個草原養育了3000名孤兒，那就一定是一個民族的文化了。在這背後的，是蒙古族人的生命意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