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票房前十的國產片中 有八部出自他們之手
文 姬政鵬
提到香港導演在內地市場，很多人的印象還停留在“北上合拍有困惑，留守本土有壓力”的階段。其實在大舉“北上”的14 年裡，很多香港電影導演適應了內地觀眾的口味，
在香港電影人原先擅長的五大類型電影中，除了“鬼片”之外，武俠片、動作片、港式喜劇、警匪片在2016年都有新作和大家見面，
值得一提的是，2016年內地與香港合拍立項影片數量高達54部，占全部合拍片的60%以上。其中，《湄公河行動》、《澳門風雲3》、《北京遇上西雅圖2》、《葉問3》四部位居2016年國產影片票房排行榜前十，不僅如此，2016年國產電影票房前十名中有八部出自香港導演之手。
在不久前結束的香港影視展上，眾多華語電影利用這個機會發佈物料、展開宣傳，其中大部分都帶著濃濃的港式特色，其中《澳門風雲4》、《葉問4》、《英雄本色4》等一些經典項目的重磅發佈不僅體現了香港電影人風格的轉變，也顯示出兩地電影人不斷融合的新趨勢。
為內地市場貢獻才華，給香港電影延續香火
2003年6月29日，中央政府與香港特區政府簽署《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整個協定涵蓋了貨物貿易、服務貿易和貿易便利化等多個方面。
關於電影方面，詳細規定了港產華語片在審查通過後可不受進口配額限制在內地發行，且香港與內地合拍影片視為國產影片在內地發行，
正是這一紙協定，打開了香港導演“北上”的大門。
在經歷了水土不服的蟄伏期後，很多香港導演開始找到了進軍內地的正確打開方式，電影《湄公河行動》的導演林超賢就是其中一位。在“北上”之初，出於規避審查的風險，很多香港導演開始拍攝風險相對較低的武俠片、喜劇片等。
這讓林超賢很撓頭，“我真的只會拍警匪片，那種喜劇和武俠，我覺得自己搞不定。”雖然在 2008 年和 2010 年連續創作出了《證人》和《線人》，但僅僅收穫了1700萬和5200多萬票房，其低迷的市場表現讓林超賢覺得自己需要轉變一下。
“我在等待拍內地警匪片的機會，同時開始拍攝運動題材。”2013年的《激戰》和2014年的《破風》都取得了不錯的成績，但警匪片的機會還是在2016年讓他等到了，博納影業籌備三年的《湄公河行動》改編自中國軍人第一次境外執法的真實事件。
談及這個項目，林超賢坦言：“沒有想到在中國本身的一個警匪片，能夠有這樣的空間，對我來說是一個非常好的開始”，幸福來得如此突然也讓他有些猝不及防。
“老實說，我很獨立。我是個香港導演，我首先要搞清楚，為什麼要找一個香港商業片導演來拍？博納找的我，博納去和公安部溝通，而我只是一個拍電影的，我尊重事實、尊重主題，這就足夠了，我覺得他們同意讓我來拍，就意味著他們也知道，出來的就不是一部‘主旋律’。”
該片最終 11.84 億的票房和不錯的口碑讓林超賢找到了感覺，《湄公河行動》用商業片的面貌再現主旋律大案受到觀眾認可，很大程度上因為有公安部的全力支持，讓林超賢拿到了第一手的絕密資料，為創作提供了上佳素材。
目前博納影業的下一個項目《刀峰·紅海行動》已經投入拍攝，該專案將繼續與軍方合作，講述特種部隊海外撤僑五人小組解救人質的驚險歷程，在呈現警匪片快節奏的同時弘揚愛國主義和海權思想，電影預計2017 年下半年上映。
和林超賢的飽經坎坷不同，鄭保瑞的內地之路看起來一帆風順，憑藉《大鬧天宮》、《殺破狼2》、《西遊記之三打白骨精》3部影片就已經拿到近30億票房，但在他自己看來，“西遊”系列只不過是一系列應差陽錯的嘗試。
早年間的《軍雞》、《狗咬狗》、《意外》等作品中犯罪片淩厲風格下的人性思考是他的標籤，這一些似乎與“西遊”格格不入。“其實對於《西遊記》，香港有一群人非常喜歡，他們可能對於故事沒那麼熟悉，但是人物形象是非常熟悉。相對于原作品，可能《大話西遊》讓大家印象更深。”
第一部《大鬧天宮》其實是鄭保瑞想要拓寬戲路的一個選擇，“當時我知道自己的風格比較激進、比較暴力，在內地拍片要延續自己原來的一些風格比較困難，所以就想要轉型。《大鬧天宮》不是我選的，我是被找來的，我也知道不是自己擅長熟悉的題材，但可能恰恰是因為這樣，我才會選擇接拍吧。其實剛找我的時候我也是蠻猶豫的，跟你們的反應一樣，覺得跟我自己一貫的戲路也不太符合。”
《大鬧天宮》上映之後，網上的負面評價也一度讓鄭保瑞很撓頭，“現在看第一部出來後的評論，我覺得大部分是對的，但當時還是會很難過”。他表示拍《西遊記之三打白骨精》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要修正和彌補《大鬧天宮》中存在的遺憾，“我覺得自己很幸運，當第一次完成度不是很高的時候，居然片方還願意給我第二次機會。很多導演第一次搞砸了，第二部就根本不會再找他了，我覺得能修正的我都修正了，當然觀眾買不買帳是另外的事情。”
談及“北上”的原因，鄭保瑞坦言是機會和市場，“內地當然是香港導演來尋找機會的地方，因為整個中國電影的核心創作力量都在北京。在香港根本不可能實現《西遊記之三打白骨精》這個量級的電影。賺錢當然也是很重要的，因為要生活，還有就是想在內地這邊實踐看看市場到底有多大的容量。”
在他看來，內地電影人才的新生力量比香港多，但比較速成，“內地現在很多年輕電影人，不在片場摸爬滾打，而是通過拉片子，看很多電影，一個一個鏡頭去學習。這種學習方法在我們看來是比較危險的，因為底子不夠踏實，有時候不是上了多少大師班就能拍成電影，在香港我們是從在片場搬道具開始一步步上來，內地確實很不一樣，機會多了，少了跟師父的步驟，一來就自己做，能不能把控，靠的是每個人自己的修行。”
鄭保瑞不是科班出身，和吳宇森類似，他是在劇組中摸爬滾打成長起來的。
最早在港臺劇集《家在香港》中做場務，其後進入電影圈，跟在各種風格導演手下打雜，最初在王晶製作的《官人我要》和《赤裸淩遲》裡做副導演，1995 年跟隨林嶺東擔任《大冒險家》副導演，其後跟葉偉信拍《爆裂刑警》，在其多部電影中擔任副導演，一直到1999 年，才籌到近9萬元拍了《第 100 日》，開始“單飛”走上導演之路。
也許是這段經歷的緣故，在鄭保瑞心裡“香港導演”的標籤還是很重要，他反復強調的一句話是“香港電影香火不能斷”，“縱使我在內地做了一點點成績，可我是從香港電影而來，所以肯定會在香港繼續工作，不想那邊的香火斷。有些人會說我們會是最後一代純港片的導演，那我們都‘北上’了，還是希望香港的電影香火能繼續延續下去，哪怕市場小一點，雖然不斷有經歷一些低潮，但香港電影還是很難死。兩個市場都不會放棄的。”
在接下來，鄭保瑞還有《殺破狼3》和《西遊記·女兒國》兩部電影要上映，雖然都是系列作品但風格迥異，《殺破狼》系列前作在香港拍攝，片中充斥著鄭保瑞之前風格的印記。
而且作為銀河映射杜琪峰最被看好的接班人之一，鄭保瑞也表示他最大的心願是回到當年給《鐵三角》當副導演時的學徒狀態，回到銀河印象的創作溫床上，找到提拔他的老師杜琪峰，“拍一部小片，寫一份考卷，讓老師好好罵一罵。”
內地故事和香港人才成為新“標配”
談到香港電影就不能不提博納影業，過去和香港電影人的緊密連接已經成為了博納的標籤，博納影業總裁于冬就笑言：“大家都說我是個拍港片的”。
在博納的片單計畫上葉偉信的《貪狼》，林超賢的《刀峰·紅海行動》，許鞍華的《明月幾時有》，鄭保瑞的《殺破狼3》，麥兆輝、莊文強的《無雙》，爾冬升的《竊聽風雲4》，劉偉強的《建軍大業》和《武林怪獸》，王晶的《追龍》等等，內地題材加上香港導演已經成為了博納影業投資內地電影的標配。
也許正是因為當年《天脈傳奇》的內地發行讓博納一炮打響，自此打下了博納和香港電影人深厚的感情基礎。
2009年，許鞍華憑藉《天水圍的日與夜》獲得第28屆金像獎的最佳導演，她的獲獎感言打動了於冬，“《天水圍的日與夜》沒錢拍，最後還是王晶給她拉了100萬投資，我聽完她的獲獎感言就在想，如果給她五百萬拍，是不是可以拍得更多一點、更大一點。”
於是於冬找來了劉德華，最早讓他來當監製，後來又說服他降低片酬來主演，“我跟華仔說，你來主演，片酬就不要那麼高了，片酬折一部分當股份，而且最後的製作階段，我跟華仔商量，不給許鞍華在製作上設上限了，隨她拍吧，拍多少都行，她不會用飛車、也不會給你打鬥戲、動作戲，再拍也拍不了多少錢。我覺得應該支持她拍完。”
《桃姐》這個項目讓博納賺得盆滿缽滿，不到 1000萬的投資帶來了7000多萬票房，更重要的收益還在票房之外，全球三十餘個電影節和電影展的相關獎項以及奧斯卡最佳外語片前九的驚喜加深了博納影業在業內的影響力，也提振了於冬對香港電影人的信心。
于冬認為，相對於內地而言，香港電影有一個優勢和一個劣勢，優勢是他們的人才優勢，《湄公河行動》讓很多人見識到了博納利用香港導演掌鏡和商業片模式包裝主旋律題材的套路，其實這已經不是這個套路第一次起作用了，早在2014年，博納影業就和香港導演徐克聯手重新打造了紅色經典《智取威虎山》，豪取8.8億票房的同時也取得了不錯的口碑和社會影響。
他的依據是香港導演的創作經驗較內地導演豐富，“內地的導演比如馮小剛，到現在也僅僅只拍了十幾部電影，但是在香港同年齡段的導演中，很多都已經拍了一兩百部電影了，所以他們對於商業片的模式已經爛熟於心。”
但在於冬看來，香港電影的劣勢是格局太小，“沒有融入到內地波瀾壯闊的市場當中”，他拿林超賢舉例：“之前林超賢拍《證人》、《線人》，影片品質都還不錯，但是格局太小，講述的都是香港的黑幫故事，內地觀眾沒有共鳴，所以市場反響並不好，我覺得香港電影的未來需要脫離開香港的霧與夜，跟內地市場結合起來。”
而內地電影市場的飛速發展也讓內地的人才顯得供不應求，再加上有些內地導演有自己的藝術追求，導致香港導演成為了博納的最佳選擇，“之前《湄公河行動》曾經考慮過張楊導演，但是他跟我說他有一個西藏的藝術片已經籌備了很多年，他有他的追求我也不好勉強，然後爾冬升等一些香港導演又抽不出時間，所以我就趕緊把林超賢搶下來。”
目前博納影業還有《紅海行動》和《建軍大業》兩部由香港導演操刀的主旋律影片正在推進。於冬對這兩個專案充滿信心。
據他介紹，林超賢導演的《紅海行動》是新中國首次拍攝海軍相關題材電影，影片根據2015年3月葉門撤僑行動改編，將作為建軍90周年以及黨的十九大獻禮重點影片，“這個項目投資很大，具體金額雖然不能透露，但是我可以說即使是在好萊塢也稱得上是A級預算，而且這還是不計入海軍支援的預算。”
對於劉偉強執導的《建軍大業》於冬則表示，絕對會讓大家眼前一亮，“最早找劉偉強的時候，他跟我說他不懂這個，拍不了，我就給他講‘四一二’反革命政變，我說這不就是香港的黑幫故事麼？他聽完說那可以來。”
於冬不僅找來了“除了吳亦凡之外所有的小鮮肉”，還請到了《建國大業》和《建黨偉業》的導演韓三平和黃建新作為影片監製，為的就是希望能夠創作出思想性、藝術性、觀賞性三性統一的作品呈現給觀眾。
發展到了現在，不僅是博納影業，其他公司也開始採用這個模式，在剛剛過去的清明節檔期，《非凡任務》就是莊文強編劇，麥兆輝、潘耀明導演的主旋律題材影片，星皓影業的《西遊記》系列也已經成為內地香港合作的新典範。
而同樣拍攝過內地題材故事《中國合夥人》、《親愛的》等影片的陳可辛，則正在籌備新片《李娜》；陳嘉上執導的歷史題材主流影片《蕩寇風雲》也將於5 月份上映。
成為內地電影體系的有效補充
內地公司南下挖掘人才的同時，香港的製片公司也在北上尋求合作，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江志強的安樂影業，其出品的《寒戰》系列、《風暴》、《北京遇上西雅圖》系列、《滾蛋吧！腫瘤君》、《捉妖記》等項目看一圈下來，可能是業內失手率最低的電影公司。
除此之外，還包括出品過《決戰食神》、《羅曼蒂克消亡史》的英皇電影，周星馳旗下的星輝電影等等。
和內地百花齊放的局面有所不同，香港的電影公司一直保持著比較穩定的格局，基本上就星輝、寰亞、銀都、太陽娛樂、寰宇、邵氏、中國星、安樂、英皇等幾家公司主導市場。
寰亞電影執行副總裁朱任之就表示，香港電影業並沒有像內地這樣瘋狂的資本湧入，所以市場格局受到的衝擊也明顯小很多，“香港電影行業並無太大變化，電影公司之間沒有大淘汰，就那麼七八家公司主導市場，除了寰亞，安樂、英皇等公司都做得很不錯。”
但香港電影業已經感受到了內地電影市場的瘋狂並開始受其影響，之前香港製作的電影通常是低成本，也僅僅看中的是香港本地票房，但現在，越來越多的香港公司開始考慮和內地公司進行合資或合作。
“過去基本是獨資拍電影，但現在內地公司的資金、興趣比以前更強烈，香港電影公司和內地公司很多時候是合作、合資。”朱任之說這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香港電影市場的遊戲規則，“早年香港電影公司做發行，都有商量的，比如下個月你發什麼片，那我就不發。但後來這種氛圍被內地公司打破了，內地公司要搶奪好檔期，競爭變得非常激烈。”
幾年內地不少公司花錢買到了很多IP，目前有些合同時間已經快要到期，專案需要取得進展，但是相關製作IP的能力不夠，這種情況下香港影視公司就顯得比較吃香。值得注意的是，為了在影片品質上 “跟上節奏”， 香港製片公司也開始挖掘自身所具有的 IP，《志明與春嬌》 系列就是寰亞手中香港和內地都認同的一個 IP。
“製片管理方面香港公司比較有經驗，是工業化流程的操作。一些香港導演也比較搶手，因為他們不僅能拍電影，還能做電影監製。”
由於內地市場大而專業人才相對缺乏，香港電影工業訓練出來的從業人員可能會成為內地電影體系的有效補充，“他們可以幫助內地電影往更好的方向發展，完善內地電影工業化體系。”
香港公司不僅在投資上有了明顯增加，發行也開始借助內地團隊，“早些年很多香港電影公司在內地基本沒有發行團隊，後續逐漸建立了自己的發行隊伍，採取與內地公司聯合發行或單獨外包給內地發行公司的模式，”朱任之如是說。
融合戰略、整合人才，形成良性互動格局
2016年底中國內地電影市場以超過4萬塊銀幕成為全球第一大市場， 中國電影家協會秘書長饒曙光就曾表示， 中國大陸電影市場的發展潛力不可限量， 足以支撐一個產業鏈完整的華語電影工業體系、 華語電影產業體系。“繼續做大做強以大陸為主體， 覆蓋香港、 臺灣、 澳門以及其它地區的華語電影市場， 是華語電影自身發展的關鍵。”
在他看來， 香港電影最明顯的特徵是多元性，具體體現在電影文化、 電影機制、 電影運作模式、電影形態、 電影類型等多個方面，“香港電影人不僅在國際接軌、 創作自由、 軟環境等方面形成了自身的優勢， 而且在製作模式、 敘事手法和美學技巧等方面都更與市場和觀眾接軌。”
北京電影學院管理學院院長吳曼芳也認為， 內地與香港電影市場密不可分，“從上世紀 80 年代開始， 合拍專案在不斷磨合和探索中穩步前進， 在數量、 品質和商業層面都取得耀眼的成績。”
她還表示， 近年來內地影院建設如火如荼， 其中不乏港資背景的影院管理公司。它們憑藉專業的管理理念和良好的觀影體驗，吸引了大量觀眾， 在激烈的競爭中脫穎而出。
而在學術層面， 內地與香港在電影方面的學術交流也日益頻繁，“香港和內地在電影人才培養方面有各自不同的特點， 最近幾十年來， 內地電影人才培養走的是學院派道路， 香港更多是師徒的方式， 每年很多內地電影學院的藝術生選擇到香港繼續深造， 也有許多香港學生到內地學習電影製作和拍攝。”
她同時表示， 香港電影指出人可以利用其優勢彌補內地電影市場的相關缺陷，“從目前內地的狀況來看， 將電影從事業轉換到產業的過程中， 迫切需要建立電影工業化體系， 其中金融、 法律等方面的跨界人才較為缺乏， 而香港電影製作人具有自身的優勢和特點， 在未來兩地合作過程中， 把內地和香港電影人才優勢發揮出來， 對整個華語電影都是促進。”
饒曙光也認為， 內地、 香港地區電影具有各自的優勢， 有各自的發展能力和發展空間， 可以形成良性互補、 互動發展的新格局， 要共同建構一個健康、 開放、高效的電影產業機制， 進一步加強合作、提升產業競爭力、 擴大產業規模。
“內地電影、 香港電影和臺灣電影一方面可以實行差異化發展戰略， 另一方面則實施更高基礎上的融合戰略， 將兩岸三地的人才、 資源更有效地予以整合， 在大中華經濟圈、 大中華文化圈背景之下建構華語電影生產新模式並且形成更有包容性的華語電影， 最終形成一個無論在地理位置或歷史文化方面都更接近、 也更具有競爭力的電影市場， 最終創造出一種立足于中華文化基礎上的大華語電影、新華語電影。”
其低迷的市場表現讓林超賢覺得自己需要轉變一下。“我在等待拍內地警匪片的機會，同時開始拍攝運動題材。”2013年的《激戰》和2014年的《破風》都取得了不錯的成績，但警匪片的機會還是在2016年讓他等到了，博納影業籌備三年的《湄公河行動》改編自中國軍人第一次境外執法的真實事件。
談及這個項目，林超賢坦言：“沒有想到在中國本身的一個警匪片，能夠有這樣的空間，對我來說是一個非常好的開始”，幸福來得如此突然也讓他有些猝不及防。
“老實說，我很獨立。我是個香港導演，我首先要搞清楚，為什麼要找一個香港商業片導演來拍？博納找的我，博納去和公安部溝通，而我只是一個拍電影的，我尊重事實、尊重主題，這就足夠了，我覺得他們同意讓我來拍，就意味著他們也知道，出來的就不是一部‘主旋律’。”
該片最終 11.84 億的票房和不錯的口碑讓林超賢找到了感覺，《湄公河行動》用商業片的面貌再現主旋律大案受到觀眾認可，很大程度上因為有公安部的全力支持，讓林超賢拿到了第一手的絕密資料，為創作提供了上佳素材。
目前博納影業的下一個項目《刀峰·紅海行動》已經投入拍攝，該專案將繼續與軍方合作，講述特種部隊海外撤僑五人小組解救人質的驚險歷程，在呈現警匪片快節奏的同時弘揚愛國主義和海權思想，電影預計2017 年下半年上映。
和林超賢的飽經坎坷不同，鄭保瑞的內地之路看起來一帆風順，憑藉《大鬧天宮》、《殺破狼2》、《西遊記之三打白骨精》3部影片就已經拿到近30億票房，但在他自己看來，“西遊”系列只不過是一系列應差陽錯的嘗試。
早年間的《軍雞》、《狗咬狗》、《意外》等作品中犯罪片淩厲風格下的人性思考是他的標籤，這一些似乎與“西遊”格格不入。“其實對於《西遊記》，香港有一群人非常喜歡，他們可能對於故事沒那麼熟悉，但是人物形象是非常熟悉。相對于原作品，可能《大話西遊》讓大家印象更深。”
第一部《大鬧天宮》其實是鄭保瑞想要拓寬戲路的一個選擇，“當時我知道自己的風格比較激進、比較暴力，在內地拍片要延續自己原來的一些風格比較困難，所以就想要轉型。《大鬧天宮》不是我選的，我是被找來的，我也知道不是自己擅長熟悉的題材，但可能恰恰是因為這樣，我才會選擇接拍吧。其實剛找我的時候我也是蠻猶豫的，跟你們的反應一樣，覺得跟我自己一貫的戲路也不太符合。”
《大鬧天宮》上映之後，網上的負面評價也一度讓鄭保瑞很撓頭，“現在看第一部出來後的評論，我覺得大部分是對的，但當時還是會很難過”。他表示拍《西遊記之三打白骨精》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要修正和彌補《大鬧天宮》中存在的遺憾，“我覺得自己很幸運，當第一次完成度不是很高的時候，居然片方還願意給我第二次機會。很多導演第一次搞砸了，第二部就根本不會再找他了，我覺得能修正的我都修正了，當然觀眾買不買帳是另外的事情。”
談及“北上”的原因，鄭保瑞坦言是機會和市場，“內地當然是香港導演來尋找機會的地方，因為整個中國電影的核心創作力量都在北京。在香港根本不可能實現《西遊記之三打白骨精》這個量級的電影。賺錢當然也是很重要的，因為要生活，還有就是想在內地這邊實踐看看市場到底有多大的容量。”
在他看來，內地電影人才的新生力量比香港多，但比較速成，“內地現在很多年輕電影人，不在片場摸爬滾打，而是通過拉片子，看很多電影，一個一個鏡頭去學習。這種學習方法在我們看來是比較危險的，因為底子不夠踏實，有時候不是上了多少大師班就能拍成電影，在香港我們是從在片場搬道具開始一步步上來，內地確實很不一樣，機會多了，少了跟師父的步驟，一來就自己做，能不能把控，靠的是每個人自己的修行。”
鄭保瑞不是科班出身，和吳宇森類似，他是在劇組中摸爬滾打成長起來的。
最早在港臺劇集《家在香港》中做場務，其後進入電影圈，跟在各種風格導演手下打雜，最初在王晶製作的《官人我要》和《赤裸淩遲》裡做副導演，1995 年跟隨林嶺東擔任《大冒險家》副導演，其後跟葉偉信拍《爆裂刑警》，在其多部電影中擔任副導演，一直到1999 年，才籌到近9萬元拍了《第 100 日》，開始“單飛”走上導演之路。
也許是這段經歷的緣故，在鄭保瑞心裡“香港導演”的標籤還是很重要，他反復強調的一句話是“香港電影香火不能斷”，“縱使我在內地做了一點點成績，可我是從香港電影而來，所以肯定會在香港繼續工作，不想那邊的香火斷。有些人會說我們會是最後一代純港片的導演，那我們都‘北上’了，還是希望香港的電影香火能繼續延續下去，哪怕市場小一點，雖然不斷有經歷一些低潮，但香港電影還是很難死。兩個市場都不會放棄的。”
在接下來，鄭保瑞還有《殺破狼3》和《西遊記·女兒國》兩部電影要上映，雖然都是系列作品但風格迥異，《殺破狼》系列前作在香港拍攝，片中充斥著鄭保瑞之前風格的印記。
而且作為銀河映射杜琪峰最被看好的接班人之一，鄭保瑞也表示他最大的心願是回到當年給《鐵三角》當副導演時的學徒狀態，回到銀河印象的創作溫床上，找到提拔他的老師杜琪峰，“拍一部小片，寫一份考卷，讓老師好好罵一罵。”
內地故事和香港人才成為新“標配”
談到香港電影就不能不提博納影業，過去和香港電影人的緊密連接已經成為了博納的標籤，博納影業總裁于冬就笑言：“大家都說我是個拍港片的”。
在博納的片單計畫上葉偉信的《貪狼》，林超賢的《刀峰·紅海行動》，許鞍華的《明月幾時有》，鄭保瑞的《殺破狼3》，麥兆輝、莊文強的《無雙》，爾冬升的《竊聽風雲4》，劉偉強的《建軍大業》和《武林怪獸》，王晶的《追龍》等等，內地題材加上香港導演已經成為了博納影業投資內地電影的標配。
也許正是因為當年《天脈傳奇》的內地發行讓博納一炮打響，自此打下了博納和香港電影人深厚的感情基礎。
2009年，許鞍華憑藉《天水圍的日與夜》獲得第28屆金像獎的最佳導演，她的獲獎感言打動了於冬，“《天水圍的日與夜》沒錢拍，最後還是王晶給她拉了100萬投資，我聽完她的獲獎感言就在想，如果給她五百萬拍，是不是可以拍得更多一點、更大一點。”
於是於冬找來了劉德華，最早讓他來當監製，後來又說服他降低片酬來主演，“我跟華仔說，你來主演，片酬就不要那麼高了，片酬折一部分當股份，而且最後的製作階段，我跟華仔商量，不給許鞍華在製作上設上限了，隨她拍吧，拍多少都行，她不會用飛車、也不會給你打鬥戲、動作戲，再拍也拍不了多少錢。我覺得應該支持她拍完。”
《桃姐》這個項目讓博納賺得盆滿缽滿，不到 1000萬的投資帶來了7000多萬票房，更重要的收益還在票房之外，全球三十餘個電影節和電影展的相關獎項以及奧斯卡最佳外語片前九的驚喜加深了博納影業在業內的影響力，也提振了於冬對香港電影人的信心。
于冬認為，相對於內地而言，香港電影有一個優勢和一個劣勢，優勢是他們的人才優勢，《湄公河行動》讓很多人見識到了博納利用香港導演掌鏡和商業片模式包裝主旋律題材的套路，其實這已經不是這個套路第一次起作用了，早在2014年，博納影業就和香港導演徐克聯手重新打造了紅色經典《智取威虎山》，豪取8.8億票房的同時也取得了不錯的口碑和社會影響。
他的依據是香港導演的創作經驗較內地導演豐富，“內地的導演比如馮小剛，到現在也僅僅只拍了十幾部電影，但是在香港同年齡段的導演中，很多都已經拍了一兩百部電影了，所以他們對於商業片的模式已經爛熟於心。”
但在於冬看來，香港電影的劣勢是格局太小，“沒有融入到內地波瀾壯闊的市場當中”，他拿林超賢舉例：“之前林超賢拍《證人》、《線人》，影片品質都還不錯，但是格局太小，講述的都是香港的黑幫故事，內地觀眾沒有共鳴，所以市場反響並不好，我覺得香港電影的未來需要脫離開香港的霧與夜，跟內地市場結合起來。”
而內地電影市場的飛速發展也讓內地的人才顯得供不應求，再加上有些內地導演有自己的藝術追求，導致香港導演成為了博納的最佳選擇，“之前《湄公河行動》曾經考慮過張楊導演，但是他跟我說他有一個西藏的藝術片已經籌備了很多年，他有他的追求我也不好勉強，然後爾冬升等一些香港導演又抽不出時間，所以我就趕緊把林超賢搶下來。”
目前博納影業還有《紅海行動》和《建軍大業》兩部由香港導演操刀的主旋律影片正在推進。於冬對這兩個專案充滿信心。
據他介紹，林超賢導演的《紅海行動》是新中國首次拍攝海軍相關題材電影，影片根據2015年3月葉門撤僑行動改編，將作為建軍90周年以及黨的十九大獻禮重點影片，“這個項目投資很大，具體金額雖然不能透露，但是我可以說即使是在好萊塢也稱得上是A級預算，而且這還是不計入海軍支援的預算。”
對於劉偉強執導的《建軍大業》於冬則表示，絕對會讓大家眼前一亮，“最早找劉偉強的時候，他跟我說他不懂這個，拍不了，我就給他講‘四一二’反革命政變，我說這不就是香港的黑幫故事麼？他聽完說那可以來。”
於冬不僅找來了“除了吳亦凡之外所有的小鮮肉”，還請到了《建國大業》和《建黨偉業》的導演韓三平和黃建新作為影片監製，為的就是希望能夠創作出思想性、藝術性、觀賞性三性統一的作品呈現給觀眾。
發展到了現在，不僅是博納影業，其他公司也開始採用這個模式，在剛剛過去的清明節檔期，《非凡任務》就是莊文強編劇，麥兆輝、潘耀明導演的主旋律題材影片，星皓影業的《西遊記》系列也已經成為內地香港合作的新典範。
而同樣拍攝過內地題材故事《中國合夥人》、《親愛的》等影片的陳可辛，則正在籌備新片《李娜》；陳嘉上執導的歷史題材主流影片《蕩寇風雲》也將於5 月份上映。
成為內地電影體系的有效補充
內地公司南下挖掘人才的同時，香港的製片公司也在北上尋求合作，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江志強的安樂影業，其出品的《寒戰》系列、《風暴》、《北京遇上西雅圖》系列、《滾蛋吧！腫瘤君》、《捉妖記》等項目看一圈下來，可能是業內失手率最低的電影公司。
除此之外，還包括出品過《決戰食神》、《羅曼蒂克消亡史》的英皇電影，周星馳旗下的星輝電影等等。
和內地百花齊放的局面有所不同，香港的電影公司一直保持著比較穩定的格局，基本上就星輝、寰亞、銀都、太陽娛樂、寰宇、邵氏、中國星、安樂、英皇等幾家公司主導市場。
寰亞電影執行副總裁朱任之就表示，香港電影業並沒有像內地這樣瘋狂的資本湧入，所以市場格局受到的衝擊也明顯小很多，“香港電影行業並無太大變化，電影公司之間沒有大淘汰，就那麼七八家公司主導市場，除了寰亞，安樂、英皇等公司都做得很不錯。”
但香港電影業已經感受到了內地電影市場的瘋狂並開始受其影響，之前香港製作的電影通常是低成本，也僅僅看中的是香港本地票房，但現在，越來越多的香港公司開始考慮和內地公司進行合資或合作。
“過去基本是獨資拍電影，但現在內地公司的資金、興趣比以前更強烈，香港電影公司和內地公司很多時候是合作、合資。”朱任之說這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香港電影市場的遊戲規則，“早年香港電影公司做發行，都有商量的，比如下個月你發什麼片，那我就不發。但後來這種氛圍被內地公司打破了，內地公司要搶奪好檔期，競爭變得非常激烈。”
幾年內地不少公司花錢買到了很多IP，目前有些合同時間已經快要到期，專案需要取得進展，但是相關製作IP的能力不夠，這種情況下香港影視公司就顯得比較吃香。值得注意的是，為了在影片品質上 “跟上節奏”， 香港製片公司也開始挖掘自身所具有的 IP，《志明與春嬌》 系列就是寰亞手中香港和內地都認同的一個 IP。
“製片管理方面香港公司比較有經驗，是工業化流程的操作。一些香港導演也比較搶手，因為他們不僅能拍電影，還能做電影監製。”
由於內地市場大而專業人才相對缺乏，香港電影工業訓練出來的從業人員可能會成為內地電影體系的有效補充，“他們可以幫助內地電影往更好的方向發展，完善內地電影工業化體系。”
香港公司不僅在投資上有了明顯增加，發行也開始借助內地團隊，“早些年很多香港電影公司在內地基本沒有發行團隊，後續逐漸建立了自己的發行隊伍，採取與內地公司聯合發行或單獨外包給內地發行公司的模式，”朱任之如是說。
融合戰略、整合人才，形成良性互動格局
2016年底中國內地電影市場以超過4萬塊銀幕成為全球第一大市場， 中國電影家協會秘書長饒曙光就曾表示， 中國大陸電影市場的發展潛力不可限量， 足以支撐一個產業鏈完整的華語電影工業體系、 華語電影產業體系。“繼續做大做強以大陸為主體， 覆蓋香港、 臺灣、 澳門以及其它地區的華語電影市場， 是華語電影自身發展的關鍵。”
在他看來， 香港電影最明顯的特徵是多元性，具體體現在電影文化、 電影機制、 電影運作模式、電影形態、 電影類型等多個方面，“香港電影人不僅在國際接軌、 創作自由、 軟環境等方面形成了自身的優勢， 而且在製作模式、 敘事手法和美學技巧等方面都更與市場和觀眾接軌。”
北京電影學院管理學院院長吳曼芳也認為， 內地與香港電影市場密不可分，“從上世紀 80 年代開始， 合拍專案在不斷磨合和探索中穩步前進， 在數量、 品質和商業層面都取得耀眼的成績。”
她還表示， 近年來內地影院建設如火如荼， 其中不乏港資背景的影院管理公司。它們憑藉專業的管理理念和良好的觀影體驗，吸引了大量觀眾， 在激烈的競爭中脫穎而出。
而在學術層面， 內地與香港在電影方面的學術交流也日益頻繁，“香港和內地在電影人才培養方面有各自不同的特點， 最近幾十年來， 內地電影人才培養走的是學院派道路， 香港更多是師徒的方式， 每年很多內地電影學院的藝術生選擇到香港繼續深造， 也有許多香港學生到內地學習電影製作和拍攝。”
她同時表示， 香港電影指出人可以利用其優勢彌補內地電影市場的相關缺陷，“從目前內地的狀況來看， 將電影從事業轉換到產業的過程中， 迫切需要建立電影工業化體系， 其中金融、 法律等方面的跨界人才較為缺乏， 而香港電影製作人具有自身的優勢和特點， 在未來兩地合作過程中， 把內地和香港電影人才優勢發揮出來， 對整個華語電影都是促進。”
饒曙光也認為， 內地、 香港地區電影具有各自的優勢， 有各自的發展能力和發展空間， 可以形成良性互補、 互動發展的新格局， 要共同建構一個健康、 開放、高效的電影產業機制， 進一步加強合作、提升產業競爭力、 擴大產業規模。
“內地電影、 香港電影和臺灣電影一方面可以實行差異化發展戰略， 另一方面則實施更高基礎上的融合戰略， 將兩岸三地的人才、 資源更有效地予以整合， 在大中華經濟圈、 大中華文化圈背景之下建構華語電影生產新模式並且形成更有包容性的華語電影， 最終形成一個無論在地理位置或歷史文化方面都更接近、 也更具有競爭力的電影市場， 最終創造出一種立足于中華文化基礎上的大華語電影、新華語電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