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照片、偽造密詔、謊話連篇，康有為到底是聖人還是神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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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心草雪月 · 主播 | 讀書君 · 編輯 | 卿年
關於康有為的英勇事蹟，我想從一張照片說起。
這張照片很有名，曾被收入歷史教科書。照片中為光緒帝，左是梁啟超，右為康有為。戊戌政變後，康有為逃亡海外，成立了保皇黨，他就是憑藉這張照片，外加一封光緒給他的密詔，來提升自己的身價和政治資本，獲取華僑的支持和募捐。
照片首次公開是在1930年代的《北晨畫刊》上，此時康有為已去世。照片提供者特地寫了一段注釋：“彼此攝影術初傳入我國，
這張合影，反映了當時光緒與維新領袖康梁之間的熟絡關係，看上去親切融洽。但事實上，後來經歷史專家的分析和考證，證明了這照片根本就是——偽造的。
且不論照片中間並非光緒帝的影像而是畫像，單說梁啟超這輩子壓根就沒見過光緒帝，
既然這三人都沒一起拍過照，那這種照片是從哪裡來的？
答案是——PS的，沒錯，就是如今我們發自拍照已經離不開的PS技術，這可是100多年前人家康聖人玩剩下的。
康有為
說完了照片，我們再來聊聊康有為的其他壯（po）舉（shi）。
我們都知道康有為當時有兩本影響深遠的著作，叫做《孔子改制考》和《新學偽經考》，那這兩本書是在什麼情況下寫出來的呢？
話說1888年康有為二次赴京科考，
好吧，這個事咱們姑且當康有為是“借鑒”，而非“剽竊”吧。那麼接下來發生的事，
戊戌變法序幕就是康有為領導的“公車上書”，他在《康南海自編年譜》中提到，他領導了十八省舉人上書。然而據康有為的弟子徐勤回憶，這會是開了，“書”也寫了，但最終沒能上到皇帝的手裡，原因是康有為從一個內線太監那裡得知自己剛中了進士，他擔心如果帶頭上書，功名會被取消，前途會受影響。
康有為稱“公車上書”的地址在松筠庵，當時彙聚了1200名舉人，共同商討上書事宜。後來有當事者揭發他虛報人數，說實際參與者不過300左右。何況松筠庵這地方就是個小宅子，根本不可能容納1000多人。
楊椒山祠(松筠庵)
“公車上書”之後，康有為起草了《保薦人才折》，讓徐致靖轉遞給光緒帝，摺子大義是建議皇帝把康安排在身邊做顧問，讓他來總攬國家大權。這一次光緒終於看到了康有為的請求，還做了批示，要求召見他，於是才有了康有為與光緒的唯一的一次見面。
據康有為回憶，光緒召見他談話持續了兩個半小時，二人一見如故，相談甚歡，光緒接受了他的變法意見，還給他升了官。而事實上，光緒的確肯定了康有為的想法，但並沒有提拔他，只是把他從六品工部主事的職務調整為同樣六品的總理事務衙門章京上行走，可見光緒並沒有重用他。（參考張建偉《溫故戊戌年》）
至於他們的談話時間，所謂兩個半小時，也是不實的。光緒見康有為的那天，一連召見了好幾個人，其中有個叫張元濟的大臣，也是著名的維新派人士，被安排在康有為之後覲見。這位張先生有寫日記的好習慣，他在那天的日記裡寫了：皇帝接見康有為大約只花了一刻鐘的工夫。
一刻鐘估計是不止的，但顯然康有為所說的“兩個半小時”是誇張了的。再說，康有為是廣東南海人，口音非常重，他與光緒帝交流存在語言不通的障礙，這樣的溝通實在難以持久和深入。
在變法實施過程中，康有為提出的變法建議大多太過激進。比如他曾提出，邀請伊藤博文來華主政中國改革，鼓吹“中日合邦”。這些提議引起了慈禧的極大不滿。（參考郭霞《伊藤博文訪華與戊戌政變》）1898年9月13日，光緒根據康有為的建議，準備以懋勤殿代替軍機處，康有為還在光緒面前保薦梁啟超為懋勤殿顧問。這一舉措無異于宣告維新派正式開始與守舊派奪權，也無疑加速了變法失敗的步伐。
9月15日，光緒預感到了危機，於是讓楊銳帶給軍機四卿一封密詔，密詔中說自己的位置可能不保，請他們儘快想個辦法，既不違背慈禧的意思，又能保全皇帝。軍機四卿包括譚嗣同、楊銳、林旭和劉光第，密詔中沒有提到康有為。
兩天后，光緒又寫了一封密詔，讓林旭轉交康有為，讓他速離京師，前往上海。光緒認為，那些激進舉措都是康有為提議的，如果趕走他，慈禧或許會原諒自己，事態也不會變得複雜，變法還能繼續下去。
光緒此舉很明顯就是要舍車保帥、息事寧人，可康有為偏偏是個看戲不怕事大的主兒。當楊銳把第一封密詔的抄寫本拿給康有為，並請他想個妥善辦法時，康有為大筆一揮，將密詔直接改成：
朕唯時局艱難，非變法不足以救中國，非去守舊衰謬之大臣而用通達英勇之士，不能變法。而皇太后不以為然，朕屢次幾諫，太后更怒，今朕位且不保，汝康有為、楊銳、林旭、譚嗣同、劉光第等可妥速密籌，設法相救。朕十分焦慮，不勝企盼之至。特諭。
故意扭曲光緒的意思之後，康有為又自作主張，讓譚嗣同連夜勸說袁世凱，鼓動他起兵勤王，去頤和園逼慈禧放權，必要時誅殺之。
後面的故事我們都清楚了，袁世凱告密，慈禧發動政變，戊戌六君子被殺，光緒被囚瀛台，康梁逃亡日本。
戊戌六君子
康有為後來又從日本流亡到了美國和歐洲，靠篡改的假密詔和那張PS的照片成立了保皇會，騙取了海外華僑的大量捐款。
至於這個“假密詔事件”最後如何被揭發出來的呢？說來也巧，當時楊銳被殺，真密詔卻被楊銳的兒子楊慶昶冒死保存了下來。1909年宣統改元後，楊慶昶將密詔原件上交都察院，經由都察院轉呈攝政王載灃，康有為篡改密詔的真相這才大白於天下。（參考王照《關於戊戌政變的新史料》）
這個事件告訴我們，你可以一輩子騙一個人，也可以在某一時間騙所有人，但是不可能一輩子騙所有人。被歪曲的事實，被遮掩的歷史，終將會有水落石出的一天。
康有為獲得華僑捐款後，眼見清廷複國無望，可錢已進了口袋退掉又捨不得，於是他乾脆將這些錢據為己有，用作揮霍、投資和娶小老婆。
後來他“周遊列國”，住豪華酒店，吃穿用度都極盡奢華。
1904年，康有為來到瑞典，迷上了那裡的美景，買下了斯德哥爾摩東南沿海沙丘巴登地區的一座小島，在島上建起了中式園林，取名“北海草堂”。1906年，康有為訪問墨西哥，聽說墨西哥正在籌款修建有軌電車，他預感電車所經之處，房價必漲，於是購置了好幾處房產，不久這些房價果然翻倍上漲，康有為淨賺了十多萬銀元。
最早揭露康有為招搖撞騙的是革命黨，革命黨人在《中國日報》上連續發表文章，稱康有為的保皇黨不過是腐儒們騙錢的招牌而已，還披露了康的女兒康同璧受父指派在香港募捐的情況。然而揭露歸揭露，反正人家康有為想得開，錢財已到手，享樂不用愁，接下來隨你們怎麼寫，隨你們怎麼罵。
舊時的男子本來三妻四妾是很平常的，比如辜鴻銘就明確表示男人就該納妾，男人如茶壺，女人如茶杯，你只見過一個茶壺配幾個茶杯，什麼時候見過一個茶杯配幾個茶壺，這就是他著名的“茶壺茶杯論”。辜鴻銘的論斷如今看來雖有些大男子主義，但他畢竟言行一致，坦坦蕩蕩。相比而言，康有為就顯得太虛偽了。本來妻妾成群不是你的錯，可一邊宣揚一夫一妻制，一邊妻妾成群，這就是你的錯了。
康有為一生娶了六個老婆，而且這六個老婆嫁給他時都是17歲。49歲時他在美國娶了一個華僑的女兒，53歲娶了日本女傭，63歲娶了杭州浣紗女。1919年，康有為與這位浣紗女在上海舉行婚禮，妻妾兒女均不贊成這門親事，集體缺席，搞得這位康聖人極為尷尬。
迎娶浣紗小美眉8年後，康有為去世。至於他的死因，至今仍存在較大的爭議。比較公認的說法是，他在一次離奇的睾丸移植手術後，突發排斥而死。
回顧康有為的一生，我們不難發現，他是一個人格複雜、言行充斥著矛盾的政治家。在他的身上，既有關心民族命運，力圖變法圖強的願望和積極投入變法運動的實踐精神，又有急功近利、虛榮自負甚至虛偽偏激的性格缺陷。以至於他的弟子陸乃翔、陸敦騤這樣評價道：“老師天天說要戒殺，可他天天吃肉；他大力宣導一夫一妻制，可他妻妾成群；他每天說男女平等，而他的家人沒有獨立的；他天天說人類平等，自己喜歡使用婢女、僕人，凡此種種都是言行不一的表現啊！”
而對於維新變法的這段歷史，我們已經以慣性思維，把康有為看作維新變法的策動者，把光緒看作變法的支持者，將慈禧歸於守舊派，當作變法的最大阻力，如此簡單化的結論其實來自於康有為本人對這段歷史的描述。然而這樣的解釋是否有失偏頗，而康有為的話究竟是否信得過呢？
對此，薑鳴在《天公不語對枯棋》一書中這樣寫道：
許多研究康有為的學者早已發現，在進行政治宣傳和歷史回憶的時候，康有為是很不尊重事實且又擅長吹牛造假的。但學者們出於種種善良的考慮，沒有對康有為的作偽加以辨析和批判，除了少量專業論文外，在主要的通史著作和中學教科書中，反而為他隱諱，結果又造成對中國近代史基本敘述的偏差，這不能不說是中國歷史教科書編者和讀者的不幸。
那麼對於康有為這個人，他所起到的正面的歷史意義是什麼呢？
在一個風雲飄搖、動盪不堪的末世，在一個大多數沉默者的國度，終有這麼一個人甘願冒險站出來，振翅一揮，聚集一班文弱而倔強的愛國知識份子，以數千年來從未踐行過的方式，以一種前所未有的風險改革，試圖扭轉整個國家的發展頹勢。哪怕其間夾雜著瞞騙，哪怕有許多的虛假，是否也可以被稍稍寬待。我想，這是我們在評價康有為時，應該保有的恕道，也是這個人物留給後人最寶貴的歷史價值。
共同商討上書事宜。後來有當事者揭發他虛報人數，說實際參與者不過300左右。何況松筠庵這地方就是個小宅子，根本不可能容納1000多人。楊椒山祠(松筠庵)
“公車上書”之後，康有為起草了《保薦人才折》，讓徐致靖轉遞給光緒帝，摺子大義是建議皇帝把康安排在身邊做顧問，讓他來總攬國家大權。這一次光緒終於看到了康有為的請求，還做了批示，要求召見他，於是才有了康有為與光緒的唯一的一次見面。
據康有為回憶，光緒召見他談話持續了兩個半小時，二人一見如故，相談甚歡，光緒接受了他的變法意見，還給他升了官。而事實上，光緒的確肯定了康有為的想法，但並沒有提拔他，只是把他從六品工部主事的職務調整為同樣六品的總理事務衙門章京上行走，可見光緒並沒有重用他。（參考張建偉《溫故戊戌年》）
至於他們的談話時間，所謂兩個半小時，也是不實的。光緒見康有為的那天，一連召見了好幾個人，其中有個叫張元濟的大臣，也是著名的維新派人士，被安排在康有為之後覲見。這位張先生有寫日記的好習慣，他在那天的日記裡寫了：皇帝接見康有為大約只花了一刻鐘的工夫。
一刻鐘估計是不止的，但顯然康有為所說的“兩個半小時”是誇張了的。再說，康有為是廣東南海人，口音非常重，他與光緒帝交流存在語言不通的障礙，這樣的溝通實在難以持久和深入。
在變法實施過程中，康有為提出的變法建議大多太過激進。比如他曾提出，邀請伊藤博文來華主政中國改革，鼓吹“中日合邦”。這些提議引起了慈禧的極大不滿。（參考郭霞《伊藤博文訪華與戊戌政變》）1898年9月13日，光緒根據康有為的建議，準備以懋勤殿代替軍機處，康有為還在光緒面前保薦梁啟超為懋勤殿顧問。這一舉措無異于宣告維新派正式開始與守舊派奪權，也無疑加速了變法失敗的步伐。
9月15日，光緒預感到了危機，於是讓楊銳帶給軍機四卿一封密詔，密詔中說自己的位置可能不保，請他們儘快想個辦法，既不違背慈禧的意思，又能保全皇帝。軍機四卿包括譚嗣同、楊銳、林旭和劉光第，密詔中沒有提到康有為。
兩天后，光緒又寫了一封密詔，讓林旭轉交康有為，讓他速離京師，前往上海。光緒認為，那些激進舉措都是康有為提議的，如果趕走他，慈禧或許會原諒自己，事態也不會變得複雜，變法還能繼續下去。
光緒此舉很明顯就是要舍車保帥、息事寧人，可康有為偏偏是個看戲不怕事大的主兒。當楊銳把第一封密詔的抄寫本拿給康有為，並請他想個妥善辦法時，康有為大筆一揮，將密詔直接改成：
朕唯時局艱難，非變法不足以救中國，非去守舊衰謬之大臣而用通達英勇之士，不能變法。而皇太后不以為然，朕屢次幾諫，太后更怒，今朕位且不保，汝康有為、楊銳、林旭、譚嗣同、劉光第等可妥速密籌，設法相救。朕十分焦慮，不勝企盼之至。特諭。
故意扭曲光緒的意思之後，康有為又自作主張，讓譚嗣同連夜勸說袁世凱，鼓動他起兵勤王，去頤和園逼慈禧放權，必要時誅殺之。
後面的故事我們都清楚了，袁世凱告密，慈禧發動政變，戊戌六君子被殺，光緒被囚瀛台，康梁逃亡日本。
戊戌六君子
康有為後來又從日本流亡到了美國和歐洲，靠篡改的假密詔和那張PS的照片成立了保皇會，騙取了海外華僑的大量捐款。
至於這個“假密詔事件”最後如何被揭發出來的呢？說來也巧，當時楊銳被殺，真密詔卻被楊銳的兒子楊慶昶冒死保存了下來。1909年宣統改元後，楊慶昶將密詔原件上交都察院，經由都察院轉呈攝政王載灃，康有為篡改密詔的真相這才大白於天下。（參考王照《關於戊戌政變的新史料》）
這個事件告訴我們，你可以一輩子騙一個人，也可以在某一時間騙所有人，但是不可能一輩子騙所有人。被歪曲的事實，被遮掩的歷史，終將會有水落石出的一天。
康有為獲得華僑捐款後，眼見清廷複國無望，可錢已進了口袋退掉又捨不得，於是他乾脆將這些錢據為己有，用作揮霍、投資和娶小老婆。
後來他“周遊列國”，住豪華酒店，吃穿用度都極盡奢華。
1904年，康有為來到瑞典，迷上了那裡的美景，買下了斯德哥爾摩東南沿海沙丘巴登地區的一座小島，在島上建起了中式園林，取名“北海草堂”。1906年，康有為訪問墨西哥，聽說墨西哥正在籌款修建有軌電車，他預感電車所經之處，房價必漲，於是購置了好幾處房產，不久這些房價果然翻倍上漲，康有為淨賺了十多萬銀元。
最早揭露康有為招搖撞騙的是革命黨，革命黨人在《中國日報》上連續發表文章，稱康有為的保皇黨不過是腐儒們騙錢的招牌而已，還披露了康的女兒康同璧受父指派在香港募捐的情況。然而揭露歸揭露，反正人家康有為想得開，錢財已到手，享樂不用愁，接下來隨你們怎麼寫，隨你們怎麼罵。
舊時的男子本來三妻四妾是很平常的，比如辜鴻銘就明確表示男人就該納妾，男人如茶壺，女人如茶杯，你只見過一個茶壺配幾個茶杯，什麼時候見過一個茶杯配幾個茶壺，這就是他著名的“茶壺茶杯論”。辜鴻銘的論斷如今看來雖有些大男子主義，但他畢竟言行一致，坦坦蕩蕩。相比而言，康有為就顯得太虛偽了。本來妻妾成群不是你的錯，可一邊宣揚一夫一妻制，一邊妻妾成群，這就是你的錯了。
康有為一生娶了六個老婆，而且這六個老婆嫁給他時都是17歲。49歲時他在美國娶了一個華僑的女兒，53歲娶了日本女傭，63歲娶了杭州浣紗女。1919年，康有為與這位浣紗女在上海舉行婚禮，妻妾兒女均不贊成這門親事，集體缺席，搞得這位康聖人極為尷尬。
迎娶浣紗小美眉8年後，康有為去世。至於他的死因，至今仍存在較大的爭議。比較公認的說法是，他在一次離奇的睾丸移植手術後，突發排斥而死。
回顧康有為的一生，我們不難發現，他是一個人格複雜、言行充斥著矛盾的政治家。在他的身上，既有關心民族命運，力圖變法圖強的願望和積極投入變法運動的實踐精神，又有急功近利、虛榮自負甚至虛偽偏激的性格缺陷。以至於他的弟子陸乃翔、陸敦騤這樣評價道：“老師天天說要戒殺，可他天天吃肉；他大力宣導一夫一妻制，可他妻妾成群；他每天說男女平等，而他的家人沒有獨立的；他天天說人類平等，自己喜歡使用婢女、僕人，凡此種種都是言行不一的表現啊！”
而對於維新變法的這段歷史，我們已經以慣性思維，把康有為看作維新變法的策動者，把光緒看作變法的支持者，將慈禧歸於守舊派，當作變法的最大阻力，如此簡單化的結論其實來自於康有為本人對這段歷史的描述。然而這樣的解釋是否有失偏頗，而康有為的話究竟是否信得過呢？
對此，薑鳴在《天公不語對枯棋》一書中這樣寫道：
許多研究康有為的學者早已發現，在進行政治宣傳和歷史回憶的時候，康有為是很不尊重事實且又擅長吹牛造假的。但學者們出於種種善良的考慮，沒有對康有為的作偽加以辨析和批判，除了少量專業論文外，在主要的通史著作和中學教科書中，反而為他隱諱，結果又造成對中國近代史基本敘述的偏差，這不能不說是中國歷史教科書編者和讀者的不幸。
那麼對於康有為這個人，他所起到的正面的歷史意義是什麼呢？
在一個風雲飄搖、動盪不堪的末世，在一個大多數沉默者的國度，終有這麼一個人甘願冒險站出來，振翅一揮，聚集一班文弱而倔強的愛國知識份子，以數千年來從未踐行過的方式，以一種前所未有的風險改革，試圖扭轉整個國家的發展頹勢。哪怕其間夾雜著瞞騙，哪怕有許多的虛假，是否也可以被稍稍寬待。我想，這是我們在評價康有為時，應該保有的恕道，也是這個人物留給後人最寶貴的歷史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