粵商鄭觀應：練得一手“忍”功夫
鄭觀應（前右四）與家人合影。
熊月之
近代中國處於一個全面、深刻而持續的轉型時代，
粵商鄭觀應（1842-1921）一生都處在大轉型時代。這是一個在事功發展路徑、治學、修身等方面都相當成功的人，是一個對時代變動有敏銳感悟的人，一個恰當地選擇自己的事功發展路徑、順時調適自己行為方式的人，一個既善於讀有字之書、也善於讀無字之書的人，一個由中華文化孕育出來的大聰明人，一個難得的通人。
發展路徑，商儒兼業
鄭觀應80年生涯中，決定其一生事功的關鍵時期，是他到上海習商以後的開頭24年，即1858-1882年。
幼年時代，父親鄭文瑞給鄭觀應設計的發展路徑，是那個時代年輕人通常都會走的路徑，即讀書―科舉―做官。鄭文瑞本是讀書人出身，想必也參加過科舉考試，但不順利，然後在家鄉設帳授徒。他要鄭觀應走科舉道路，是順理成章的事。17歲那年，鄭觀應參加童子試，攀登科舉考試的第一級臺階，
鄭文瑞為什麼沒有堅持要兒子在科舉道路上繼續走下去？可能是他自己對科舉一路不那麼有興趣，可能是他認為鄭觀應的資質不適合科舉考試，可能是他受家鄉許多人經商、當買辦的影響，
如果說人生路途中的第一個重大轉折，
在上海的頭24年中，鄭觀應的精力主要投放在以下四個方面：
一是經商。鄭觀應在新德洋行習商、寶順洋行當買辦、生祥茶棧做通事、合夥經營公正輪船公司、參與創辦太古輪船公司、參股於輪船招商局、開平礦務局、上海造紙公司、上海機器織布局等企業，都可以歸納為經商一途。鄭觀應經商很成功。到1882年，他到底有多少資產，無法確知，但是，從他投資那麼多企業，從李鴻章專門為他在賑災中的重要貢獻而奏請將其事蹟載入方志，可以想見其資產一定相當可觀。
二是讀書。內容有三方面：一是英語。在新德洋行習商期間，他曾跟隨叔父鄭廷江學習英語。在寶順洋行期間，曾有兩年時間，在英華書館夜校，向傅蘭雅學習英語。英華書館是當時上海最著名的業餘英語學校，1865年開辦，設在石路（今福建中路），每月學費為5兩銀子。二是西書。當時的上海是西書薈萃之地，先前墨海書館所出版的西書還在流通，新的西學知識大量湧入。江南製造局翻譯館、京師同文館新譯的西書，傳教士出版的《教會新報》（後改《萬國公報》），《上海新報》《申報》上刊載的新學知識，以及在買辦生涯中可能接觸到的西書，都是鄭觀應留心閱讀的內容。三是中國傳統文化典籍。鄭觀應到上海以前，已經研讀過許多中國典籍，到上海以後，他研讀了一大批儒家、道家、佛家的典籍。
三是著述。重視立言本是儒家傳統，鄭觀應先是編輯《道言精義》《陶齋志果》等書，而後撰寫《救時揭要》《易言》等書，直接介入時務問題的討論。對時務問題的興趣和討論，導致他日後名著《盛世危言》的誕生。
四是賑災與捐納。1870年代後期，華北地區發生嚴重旱災，鄭觀應帶頭捐獻鉅款，並組織賑災活動。為賑濟山西災荒，他與經元善等人創辦籌賑公所， 將辦公地點設在自己家中，還遵母遺囑將積存的1000兩白銀捐給直隸賑災。與賑災相一致，鄭觀應納資捐得郎中、道員銜。捐納讓鄭觀應獲得了紳士的身份，在某種意義上彌補了他沒有科舉功名的缺憾，為他與官紳打交道提供了方便。
澳門2002年發行的鄭觀應誕辰一百六十周年紀念郵票。
鄭觀應的精力財力投放方式，有其過人之處。眾所周知，近代早期上海買辦，多為廣東人，莫仕揚、鄭廷江、曾寄圃、徐榮村、徐潤、唐廷植、唐廷樞、唐瑞芝、唐國泰、楊桂軒……一長串的買辦名單，構成廣東籍的買辦群體，用王韜的話，即上海買辦 “半皆粵人為之”。鄭觀應如果單是當買辦，經商，並不突出，但他在經商、讀書、著述、賑災四方面齊頭並進，綜合優勢就是別人不可相比的。經商是聚財，賑災、捐納是散財，光聚不散，便成守財奴。鄭觀應恰當地處理好聚財與散財的關係，使其財富在人生意義中發揮了更大的更多方面的效益。讀書是蓄才，著述是亮才，光蓄不亮，無以贏得名聲與地位。鄭觀應成功地將求利與求義、蓄才與亮才、求利與求名結合起來，即其所謂“求利中不失其求名之望，求名中可遂其求利之心”。1882年以後，他被李鴻章等洋務大員看中、提拔，先後走到上海機器織布局、上海電報局、輪船招商局等多家洋務企業的領導崗位上；他能與盛宣懷、經元善、謝家福等江浙紳商建立深厚的友誼，建立起對日後發展極為有用的人脈關係，就與他兼通中西的綜合實力、亦商亦儒的複合身份有關。
治學路徑，中西兼習
“經書爛熟方西學，博古通今事大賢”，這是鄭觀應《訓子》詩中的兩句，也可以看作是他夫子自道。鄭觀應的一生，是不斷學習的一生，學習的內容不分中西，中西兼習。
從《易言》、《盛世危言》到《盛世危言後編》中，從《羅浮待鶴山人詩草》中，可以看出他的傳統學問的功底相當厚實，不但對四書五經能純熟地引用，而且時常引用二十四史以及漢唐至明清諸名家的著作。他對於道家著作的研究，對於傳統強身醫術的熟悉，已經達到了專家的水準。至於西學，前已述及，他相當留心閱讀西學書籍，這從《盛世危言》中對西書的廣泛徵引可以看得很清楚。他與傳播西學的李提摩太，與通曉西學的容閎、王韜、何啟、胡禮垣、伍廷芳、陳熾等人有廣泛交往，在著述中時常引用歐美哲人名言，自稱：“涉足孔孟之庭，究心歐美之學。方言略曉，漫詡通才。” “究心”二字，並非自誇，是他認真研究西學的寫實。
鄭觀應對西學的關注，是長期堅持不懈的。民國年間，他與陳省三通信，討論中國時局，多處引用《密勒氏評論報》所載美國韋羅貝博士關於中國時局的演說內容；晚年在致子弟信中，多處引用美國、英國、德國哲人語錄，甚至在《新解老序》這樣比較純粹的學術序言中，他還道及西人最新的關於佛、老之學的研究成果。
西學資源，在鄭觀應那裡，不只是富國強國之學，也是強身之學。他曾經將中外衛生方面的知識，彙編為《中外衛生要旨》一書，認為西人在衛生方面有許多可采之處。
修身路徑，儒道兼修
中國傳統文化中，有兩大資源，兩千年來一直在發生重要影響，即儒家與道家，一剛勁有為，一清淨無為，一進取，一退避，一入世，一出世。這兩大資源，相互補充，對許多人產生過影響。進而為儒，退而近道，是支撐許多傳統官紳進退的文化資源，最典型的是蘇東坡。值得指出的是，這兩種文化資源，在一般士人那裡，是在不同時期、不同境遇下交替發生作用的，仕途得意，則奮發進取，仕途失意，則歸隱山林，但在鄭觀應身上，則從青少年時期開始就同時發生影響，直到老年。
鄭觀應與道家的因緣，在於他自幼體弱多病。中國傳統文化儒、釋、道三家中，道家在治病強身方面，資源最為豐富。這是鄭觀應走近道家的最初原因。道家思想本自成體系，治病強身與避世自保、出世成仙源於同理，鄭觀應在接受其治病強身理念的同時，也在不知不覺之中接受了那些避世自保、出世成仙的觀念。他在搏擊商場、盡職官場、身體強健時，其心靈深處起作用的主要是儒家文化資源，在他商場失意或體弱多病時，道家的文化資源就不知不覺地占了上風，浸潤著他的心靈。特別是晚年，他對道教的信仰已進入癡迷狀態。
傳統時代，儒、釋、道三大教中，道教被認為是中下層人信仰的宗教，一般讀書人不大會公開宣稱自己信仰道教。鄭觀應則不然，他公開表明自己的信仰。他通道、修道，受到家人指責，友朋引為笑柄，但他不為所動，笑駡由人，自己信仰如故。這說明他對道教確實有不同於凡俗的理解，說明他在信仰方面不人云亦云。
後人論及鄭觀應對道教的信仰，正面評價少而負面評價多，這不足為奇。從唯物論立場來看，所謂陽神、陰神、金丹、關竅、華池、爐鼎、性命雙休、長生不老之類，簡直迷信之至，愚不可及！但是，道家思想、道教信仰，在鄭觀應生命系統中，絕不是可有可無的，其作用也不全是負面的。在為善積德一面，已有學者論及，在德性修養方面，它為鄭觀應在商場受挫、官場不順時，提供了安身立命的避風港，使他不至於在挫折、困境中一蹶不振。鄭觀應一生，自稱遇到“七險九難”，在與無能無德的彭汝琮共事問題上，在上海機器織布局經費虧空問題上，在太古洋行因替人擔保受累而被拘捕的問題上，在受到上海小報《蘇報》惡意譭謗問題上，鄭觀應都受到意想不到的沉重打擊，猝然臨之，無力招架，以致身心交瘁， “上司朋友責于外，父兄妻孥怨于內，進退維谷，申訴無門”。但是，他都沒有因此倒下。鄭觀應的性格中，本有耿直、剛烈、不隨流俗、嫉惡如仇的一面，依著他的天性，在那些場景下，他會拍案而起，據理抗爭，乃至玉碎珠沉，但他沒有那樣做，而是退避忍讓，甚至代人受過，最後都挺了過來。“忍”的功夫，將鄭觀應性格中的耿直剛烈轉化為宏毅堅韌。鄭觀應晚年將陳白沙、尹和靖、富弻、曾國藩等先哲關於“忍”在人生修煉中的重要性的語錄抄示子弟，諄諄告誡他們，要學會“忍”字，稱自己一生“命途多舛，惟有忍耐順受之而已”。
如果將鄭觀應的人生事功發展路徑、治學路徑、修身路徑作為一整體來考察的話，可以歸結為一點，即不走極端，兼顧兩頭，商儒兼業，中西兼習，儒道兼修。這一特點，在他的生活中，還可以找出許多例證，如上文已經述及的聚財兼顧散財，結交朋友，兼顧故鄉（廣東人）與他鄉（江浙人），為人處世兼顧義利，也兼顧原則與人情。對於後者，有一典型的例證。他對於康有為激進變法的那一套主張不贊成，有原則分歧，曾明確地對康有為作了表示。但是，戊戌政變以後，康有為遭到追捕，其親屬被人接到澳門避難，鄭觀應“念其救國之心，罹此重禍，甚可扼腕”，特地匯洋100元，供康親屬日用。
鄭觀應所處的轉型時代，是一個舊的秩序逐漸破壞、新的秩序正在建立尚未完全建立的時代，身處這一時代、並且對這一時代的特點有所感悟的人，在事功發展、治學、修身方面，都會用自己的理性來審視一切，從而作出自己的抉擇。鄭觀應是對這一時代的特點有敏銳感悟的人，所以，他一隻眼睛看中國，一隻眼睛看西方，一隻眼睛看歷史，一隻眼睛看現實，虛心學習，潛心思索。他的一部分知識、一部分原則、一部分價值觀念來源於中國文化，另一部分來源於西方，對於事功發展、治學、修身諸方面的大關節處，他都經過自己的理性思考。鄭觀應以他的大聰明，恰當地處理了這些轉型時代的矛盾，成功地書寫了屬於他自己的歷史。對此，鄭觀應沒有總結過，但有過類似的表達。在《盛世危言》中，鄭觀應寫了一段隱然以通才自況的話：
今之公卿大夫，墨守陳編，知古而不知今；游士後生，浪讀西書，知今而不知古，二者偏執，交相弊也。夫中國生齒四百兆，其中豈無一、二通才洞悉古今利弊、統籌中外局勢、思欲斟酌損益，為國家立富強之基？
這其實可以看作是鄭觀應對自己行事哲學的自述，即綜核古今，融合中西，洞悉利弊，統籌全域，斟酌損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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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可以歸納為經商一途。鄭觀應經商很成功。到1882年，他到底有多少資產，無法確知，但是，從他投資那麼多企業，從李鴻章專門為他在賑災中的重要貢獻而奏請將其事蹟載入方志，可以想見其資產一定相當可觀。二是讀書。內容有三方面：一是英語。在新德洋行習商期間，他曾跟隨叔父鄭廷江學習英語。在寶順洋行期間，曾有兩年時間，在英華書館夜校，向傅蘭雅學習英語。英華書館是當時上海最著名的業餘英語學校，1865年開辦，設在石路（今福建中路），每月學費為5兩銀子。二是西書。當時的上海是西書薈萃之地，先前墨海書館所出版的西書還在流通，新的西學知識大量湧入。江南製造局翻譯館、京師同文館新譯的西書，傳教士出版的《教會新報》（後改《萬國公報》），《上海新報》《申報》上刊載的新學知識，以及在買辦生涯中可能接觸到的西書，都是鄭觀應留心閱讀的內容。三是中國傳統文化典籍。鄭觀應到上海以前，已經研讀過許多中國典籍，到上海以後，他研讀了一大批儒家、道家、佛家的典籍。
三是著述。重視立言本是儒家傳統，鄭觀應先是編輯《道言精義》《陶齋志果》等書，而後撰寫《救時揭要》《易言》等書，直接介入時務問題的討論。對時務問題的興趣和討論，導致他日後名著《盛世危言》的誕生。
四是賑災與捐納。1870年代後期，華北地區發生嚴重旱災，鄭觀應帶頭捐獻鉅款，並組織賑災活動。為賑濟山西災荒，他與經元善等人創辦籌賑公所， 將辦公地點設在自己家中，還遵母遺囑將積存的1000兩白銀捐給直隸賑災。與賑災相一致，鄭觀應納資捐得郎中、道員銜。捐納讓鄭觀應獲得了紳士的身份，在某種意義上彌補了他沒有科舉功名的缺憾，為他與官紳打交道提供了方便。
澳門2002年發行的鄭觀應誕辰一百六十周年紀念郵票。
鄭觀應的精力財力投放方式，有其過人之處。眾所周知，近代早期上海買辦，多為廣東人，莫仕揚、鄭廷江、曾寄圃、徐榮村、徐潤、唐廷植、唐廷樞、唐瑞芝、唐國泰、楊桂軒……一長串的買辦名單，構成廣東籍的買辦群體，用王韜的話，即上海買辦 “半皆粵人為之”。鄭觀應如果單是當買辦，經商，並不突出，但他在經商、讀書、著述、賑災四方面齊頭並進，綜合優勢就是別人不可相比的。經商是聚財，賑災、捐納是散財，光聚不散，便成守財奴。鄭觀應恰當地處理好聚財與散財的關係，使其財富在人生意義中發揮了更大的更多方面的效益。讀書是蓄才，著述是亮才，光蓄不亮，無以贏得名聲與地位。鄭觀應成功地將求利與求義、蓄才與亮才、求利與求名結合起來，即其所謂“求利中不失其求名之望，求名中可遂其求利之心”。1882年以後，他被李鴻章等洋務大員看中、提拔，先後走到上海機器織布局、上海電報局、輪船招商局等多家洋務企業的領導崗位上；他能與盛宣懷、經元善、謝家福等江浙紳商建立深厚的友誼，建立起對日後發展極為有用的人脈關係，就與他兼通中西的綜合實力、亦商亦儒的複合身份有關。
治學路徑，中西兼習
“經書爛熟方西學，博古通今事大賢”，這是鄭觀應《訓子》詩中的兩句，也可以看作是他夫子自道。鄭觀應的一生，是不斷學習的一生，學習的內容不分中西，中西兼習。
從《易言》、《盛世危言》到《盛世危言後編》中，從《羅浮待鶴山人詩草》中，可以看出他的傳統學問的功底相當厚實，不但對四書五經能純熟地引用，而且時常引用二十四史以及漢唐至明清諸名家的著作。他對於道家著作的研究，對於傳統強身醫術的熟悉，已經達到了專家的水準。至於西學，前已述及，他相當留心閱讀西學書籍，這從《盛世危言》中對西書的廣泛徵引可以看得很清楚。他與傳播西學的李提摩太，與通曉西學的容閎、王韜、何啟、胡禮垣、伍廷芳、陳熾等人有廣泛交往，在著述中時常引用歐美哲人名言，自稱：“涉足孔孟之庭，究心歐美之學。方言略曉，漫詡通才。” “究心”二字，並非自誇，是他認真研究西學的寫實。
鄭觀應對西學的關注，是長期堅持不懈的。民國年間，他與陳省三通信，討論中國時局，多處引用《密勒氏評論報》所載美國韋羅貝博士關於中國時局的演說內容；晚年在致子弟信中，多處引用美國、英國、德國哲人語錄，甚至在《新解老序》這樣比較純粹的學術序言中，他還道及西人最新的關於佛、老之學的研究成果。
西學資源，在鄭觀應那裡，不只是富國強國之學，也是強身之學。他曾經將中外衛生方面的知識，彙編為《中外衛生要旨》一書，認為西人在衛生方面有許多可采之處。
修身路徑，儒道兼修
中國傳統文化中，有兩大資源，兩千年來一直在發生重要影響，即儒家與道家，一剛勁有為，一清淨無為，一進取，一退避，一入世，一出世。這兩大資源，相互補充，對許多人產生過影響。進而為儒，退而近道，是支撐許多傳統官紳進退的文化資源，最典型的是蘇東坡。值得指出的是，這兩種文化資源，在一般士人那裡，是在不同時期、不同境遇下交替發生作用的，仕途得意，則奮發進取，仕途失意，則歸隱山林，但在鄭觀應身上，則從青少年時期開始就同時發生影響，直到老年。
鄭觀應與道家的因緣，在於他自幼體弱多病。中國傳統文化儒、釋、道三家中，道家在治病強身方面，資源最為豐富。這是鄭觀應走近道家的最初原因。道家思想本自成體系，治病強身與避世自保、出世成仙源於同理，鄭觀應在接受其治病強身理念的同時，也在不知不覺之中接受了那些避世自保、出世成仙的觀念。他在搏擊商場、盡職官場、身體強健時，其心靈深處起作用的主要是儒家文化資源，在他商場失意或體弱多病時，道家的文化資源就不知不覺地占了上風，浸潤著他的心靈。特別是晚年，他對道教的信仰已進入癡迷狀態。
傳統時代，儒、釋、道三大教中，道教被認為是中下層人信仰的宗教，一般讀書人不大會公開宣稱自己信仰道教。鄭觀應則不然，他公開表明自己的信仰。他通道、修道，受到家人指責，友朋引為笑柄，但他不為所動，笑駡由人，自己信仰如故。這說明他對道教確實有不同於凡俗的理解，說明他在信仰方面不人云亦云。
後人論及鄭觀應對道教的信仰，正面評價少而負面評價多，這不足為奇。從唯物論立場來看，所謂陽神、陰神、金丹、關竅、華池、爐鼎、性命雙休、長生不老之類，簡直迷信之至，愚不可及！但是，道家思想、道教信仰，在鄭觀應生命系統中，絕不是可有可無的，其作用也不全是負面的。在為善積德一面，已有學者論及，在德性修養方面，它為鄭觀應在商場受挫、官場不順時，提供了安身立命的避風港，使他不至於在挫折、困境中一蹶不振。鄭觀應一生，自稱遇到“七險九難”，在與無能無德的彭汝琮共事問題上，在上海機器織布局經費虧空問題上，在太古洋行因替人擔保受累而被拘捕的問題上，在受到上海小報《蘇報》惡意譭謗問題上，鄭觀應都受到意想不到的沉重打擊，猝然臨之，無力招架，以致身心交瘁， “上司朋友責于外，父兄妻孥怨于內，進退維谷，申訴無門”。但是，他都沒有因此倒下。鄭觀應的性格中，本有耿直、剛烈、不隨流俗、嫉惡如仇的一面，依著他的天性，在那些場景下，他會拍案而起，據理抗爭，乃至玉碎珠沉，但他沒有那樣做，而是退避忍讓，甚至代人受過，最後都挺了過來。“忍”的功夫，將鄭觀應性格中的耿直剛烈轉化為宏毅堅韌。鄭觀應晚年將陳白沙、尹和靖、富弻、曾國藩等先哲關於“忍”在人生修煉中的重要性的語錄抄示子弟，諄諄告誡他們，要學會“忍”字，稱自己一生“命途多舛，惟有忍耐順受之而已”。
如果將鄭觀應的人生事功發展路徑、治學路徑、修身路徑作為一整體來考察的話，可以歸結為一點，即不走極端，兼顧兩頭，商儒兼業，中西兼習，儒道兼修。這一特點，在他的生活中，還可以找出許多例證，如上文已經述及的聚財兼顧散財，結交朋友，兼顧故鄉（廣東人）與他鄉（江浙人），為人處世兼顧義利，也兼顧原則與人情。對於後者，有一典型的例證。他對於康有為激進變法的那一套主張不贊成，有原則分歧，曾明確地對康有為作了表示。但是，戊戌政變以後，康有為遭到追捕，其親屬被人接到澳門避難，鄭觀應“念其救國之心，罹此重禍，甚可扼腕”，特地匯洋100元，供康親屬日用。
鄭觀應所處的轉型時代，是一個舊的秩序逐漸破壞、新的秩序正在建立尚未完全建立的時代，身處這一時代、並且對這一時代的特點有所感悟的人，在事功發展、治學、修身方面，都會用自己的理性來審視一切，從而作出自己的抉擇。鄭觀應是對這一時代的特點有敏銳感悟的人，所以，他一隻眼睛看中國，一隻眼睛看西方，一隻眼睛看歷史，一隻眼睛看現實，虛心學習，潛心思索。他的一部分知識、一部分原則、一部分價值觀念來源於中國文化，另一部分來源於西方，對於事功發展、治學、修身諸方面的大關節處，他都經過自己的理性思考。鄭觀應以他的大聰明，恰當地處理了這些轉型時代的矛盾，成功地書寫了屬於他自己的歷史。對此，鄭觀應沒有總結過，但有過類似的表達。在《盛世危言》中，鄭觀應寫了一段隱然以通才自況的話：
今之公卿大夫，墨守陳編，知古而不知今；游士後生，浪讀西書，知今而不知古，二者偏執，交相弊也。夫中國生齒四百兆，其中豈無一、二通才洞悉古今利弊、統籌中外局勢、思欲斟酌損益，為國家立富強之基？
這其實可以看作是鄭觀應對自己行事哲學的自述，即綜核古今，融合中西，洞悉利弊，統籌全域，斟酌損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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