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他，就沒有《人民的名義》｜專訪編劇周梅森：沒人要求我寫到副國級貪官
每經影視記者 丁舟洋
每經影視編輯 杜蔚
火了一周的《人民的名義》，
《人民的名義》豆瓣評分為8.7分
連李達康書記都被做成雙頰緋紅的萌萌噠表情包滿天飛了，
而當大家談起《人民的名義》小說、劇本、連續劇時，言之必說其“尺度大”。其實周梅森認為，這種尺度並不在於反腐反到哪個級別了，而是一種對中國政治生態全面反思的尺度，這種尺度體現在對官場語碼體系的解構。比如一場會以後，大家只看到一個決策出來了，但這背後真實的邏輯是什麼？“可能一個決策者承受了很大的壓力，
《人民的名義》海報（圖據：視覺中國）
誠然，沒有近二十多年的對官場台前幕後的深入觀察和積累，寫不出那種讓中國人看了似曾相識的感覺。在周梅森看來，中國的政治看似離老百姓很遠，
可是，距離上一部作品的問世，周梅森已沉寂了八年。
2004年廣電總局一紙通知，先後對反腐劇和涉案劇進行整頓，從此兩大紅極一時的題材雙雙退出黃金檔，反腐劇也進入長達十年的“冬眠期”。 2014年，最高檢影視中心專職副主任范子文走馬上任，
范子文和老朋友周梅森聯繫希望周梅森寫一步反腐劇，可周梅森深知這其中艱難，疑慮重重。“近十年來，我寫寫停停，也沒有寫出反腐電視劇。我惹不起，惹不起還躲不起嗎，不讓弄我就不弄。”
周梅森的作品《國家公訴》被拍成電視劇，豆瓣評分7.3分
“大家懷疑，李路之前畢竟是做貼近生活的電視劇比較多，
“我的想法就是，第一，他有這個信心、決心、野心，想把這個劇做到最好。第二，他的年齡也接近50歲了，有深厚的生活積累，他也做了南京電影廠副廠長，他對中國的官場體制非常清楚。第三，他的作品非常細膩，在對細功夫的把握上水準很高。反觀我之前的電視劇，《國家公訴》《絕對權力》，氣勢很大，但往往拍出來會顯得粗燥。”
“我的性格是，既然讓我弄，就要按我的藝術構想來做。”周梅森說，沒人給我定必須寫到副國級，或不能寫到副國級。
“我寫一個星級大省的政治生態，一把手起決定作用，這是中國的現實。這個省的一把手把幹部隊伍帶壞了，自己升上去了。我要把他寫上去，他下臺了的話，這個故事就不好看了，所謂的“政治資源”也就是“大後臺”也無法在劇作中進一步展示了。”
獨家對話▶ 資本與藝術這一次終於相愛而沒有相殺
每經影視：現在影視創作與資本的狀態是“相愛相殺”。尤其是當影視作品與上市公司業績對賭扯上關係時，很多扭曲文藝創作常識的怪現象就出現了。《人民的名義》在創作過程中會遇到類似的困惑嗎？
周梅森：李路是導演，也是製片人。我是編劇，我也是製片人。他出品了很多片子，我也出品了很多片子，所以我們倆的合作，是兩個明白人之間的合作。
我們倆都是藝術家，不能接受資本的壓迫，資本不能來干擾我們的創作，必須是創作者說了算、藝術說了算。所以我把李路推薦給了檢察院，不但讓他當導演、也要讓他當這部戲的製片人。簽兩份合同，編劇簽給我，導演、製片人合約簽給他。這部戲必須是最高檢的范子文、李路、我，我們三劍客說了算。
這中間經歷了頂著資金缺口也按時開機的巨大壓力，我們一度絕望。李路準備賣房子，我準備賣股票了。但好在在開機後不久找到了合適的投資方，湖南衛視的定金也打過來了，我們終於可以不為稻糧謀，一門心思地撲在創作上了。所以這部戲能做出來，李路這個傢伙，功不可沒。
我們對藝術負責、對作品負責，我們也對投資方負責。為了保證品質，該花的錢一定要花，不允許資本欺壓創作。但我們也絕不瞎花，不欺騙投資方。最後的市場回報，也證實了這一點。
每經影視：大家都愛說“多一點真誠，少一點套路”。現在大量國產電視劇感覺全長著一張面孔，太多橋段堆砌。《人民的名義》怎麼避免套路？
周梅森：我第一次給拍攝團隊開會，我就說，這部戲要記住一點：不准任何人拍橋段、拍套路。每個環節都必須是創作而來的。將來，我們這部戲要拿到大學課堂裡去講的。
我從來不敢愚弄觀眾，把觀眾當傻瓜。我盡自己的所能，把心交給觀眾。這部戲的“編、導、演”都體現了原創精神。這不是幾個段子手攢出來的爛東西，是我們團隊嘔心瀝血創造出來的。那些市場劇怎麼比啊，他們沒法比。
每經影視：您過去這麼多反腐小說，會不會有無力感？會不會問自己寫了這麼多，社會到底有沒有改變？
周梅森：怎麼沒有改變？腐敗愈演愈烈啊。（笑）現實超過了魔幻的想像力，太多可以寫了，簡直是源源不斷的創作素材。至於無力感，我是作家、藝術家，我不是政治家，我只提供對社會的觀察、思考、創作，怎麼改革、怎麼解決不是我的事情。我僅僅是真誠的是反應這個大時代，這是我的分內之責。怎麼解決，超過了我藝術家的本職和能力範圍。
每經影視：現在滿是仙俠劇、網路IP劇，關照現實生活、社會問題的劇很少，您怎麼看？
周梅森：這些劇我都沒去研究，我也從來不看。包括吹到天上去的《甄嬛傳》，打開電視看了三分鐘我就關掉了。這種東西我不喜歡，我不是市場研究者，我也不是評論家，我就是一個專注於自己業務的作者。我的業務就是觀察這個社會，關注當下，做我們這個時代巨變的記錄者，用我的心、我的筆，來反映這個時代巨大的進步，和它各方面的問題。
人物閱讀▶ 周梅森：做一個巴爾扎克那樣的作家
40多年前，十多歲的周梅森在煤礦工地裡半工半讀時，從一個收破爛的老頭那裡得到一本舊書。這本前面少了十幾頁、後面少了十幾頁的書，將周梅森深深吸引，讓他從此與文學結緣。後來他才知道，那本書叫《巴爾扎克傳》。年輕的周梅森心想：“我要做一個巴爾扎克。”
像是冥冥之中的安排，周梅森後來的人生軌跡也有幾分相似。
巴爾扎克是一個精力旺盛、百折不撓的現實主義作家，他曾沉浮商海，辦過肥皂廠、印刷廠，都以失敗告終。巴爾扎克拓寬了文學的題材，社會各階層、生活全風貌，無不成為書中所述。
回過頭來看周梅森，當時連初中都沒念完、錯別字連篇的他，狂熱的想要成為一代文豪，唯一的方式就是用超強的勤奮筆耕不輟的寫下去。“堅持了9年，寫了一堆文字垃圾，終於誕生了第一部著名小說。踏上了專業作家的道路。”周梅森在十年前的一次電視訪談裡，曾自述道。
文學重塑了周梅森，但彼時版權費的微薄回報仍讓周梅森的生活過得局促。礦工出身的他，有著改變自身命運的強烈渴望。90年代初，在下海經商的浪潮下，周梅森也懷著創造財富的渴望“下海”了。他承包過高速公路修建、倒騰過房地產，用他的話來說，就是“下海一場，只收穫了陣陣海風”。
1994年上岸幾天，周梅森回應當地政府要求作家“下生活”的宣導，到徐州市人民政府掛職副秘書長去了。這段經歷開啟了周梅森創作的“下半場”，充分瞭解了國家政權的運作形式，也有了此後《人間正道》《天下財富》《絕對權力》等政治題材的長篇小說。
他也投身股市，是90年代初江蘇省最早的十個大戶之一。“在文學界提起周梅森響噹噹，在經濟界我狗屁不是，比我賺錢多的人多得是。但我是自己當家作主，我的性格就是永遠做自己命運的主人。”周梅森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說。
改革開放以來的社會巨變下，周梅森是在場者，也是親歷者。經商的經歷、掛職的經歷，都成為了他源源不斷的創造力來源，他的小說內容涉及反腐、大規模經濟建設、股市風雲、各色人物的崛起與沉淪等。
周梅森的政治小說也常改編為電視劇，周梅森還多次親自操刀擔任製片人，獲得了豐厚的市場回報。
記者手記▶
熱鬧終將散場，而《人民的名義》留給影視界的啟示意義卻值得讓人回味。
從原著誕生到社會熱捧，“回歸常識”四個字，在《人民的名義》中扎扎實實的做到了。
這些常識包括：堅持原創、深入生活、文藝作品要敢於揭露現實、要尊重原著者在影視創作中的權利、資本不能干預創作、創作不能被網路IP裹挾、要有敬畏心對觀眾真誠……試問哪一條不是老生常談？哪一條不是各位影視大佬們整天掛在嘴上卻很少真正踐行的？
就像去年6月李安告誡中國電影界“慢一點、急什麼”，當時所有人都很激動的刷屏，出了那個門，又有誰聽進心裡去了？《人民的名義》也是如此，每個人都不可複製，周梅森的性格、經歷只屬於周梅森。但被周梅森走通了的這條創作之路，或許會因為有這部現象級作品，而使得常識的光芒更清醒、更堅定。
從這種意義上，我們樂見《人民的名義》的成功。
”“我的性格是，既然讓我弄，就要按我的藝術構想來做。”周梅森說，沒人給我定必須寫到副國級，或不能寫到副國級。
“我寫一個星級大省的政治生態，一把手起決定作用，這是中國的現實。這個省的一把手把幹部隊伍帶壞了，自己升上去了。我要把他寫上去，他下臺了的話，這個故事就不好看了，所謂的“政治資源”也就是“大後臺”也無法在劇作中進一步展示了。”
獨家對話▶ 資本與藝術這一次終於相愛而沒有相殺
每經影視：現在影視創作與資本的狀態是“相愛相殺”。尤其是當影視作品與上市公司業績對賭扯上關係時，很多扭曲文藝創作常識的怪現象就出現了。《人民的名義》在創作過程中會遇到類似的困惑嗎？
周梅森：李路是導演，也是製片人。我是編劇，我也是製片人。他出品了很多片子，我也出品了很多片子，所以我們倆的合作，是兩個明白人之間的合作。
我們倆都是藝術家，不能接受資本的壓迫，資本不能來干擾我們的創作，必須是創作者說了算、藝術說了算。所以我把李路推薦給了檢察院，不但讓他當導演、也要讓他當這部戲的製片人。簽兩份合同，編劇簽給我，導演、製片人合約簽給他。這部戲必須是最高檢的范子文、李路、我，我們三劍客說了算。
這中間經歷了頂著資金缺口也按時開機的巨大壓力，我們一度絕望。李路準備賣房子，我準備賣股票了。但好在在開機後不久找到了合適的投資方，湖南衛視的定金也打過來了，我們終於可以不為稻糧謀，一門心思地撲在創作上了。所以這部戲能做出來，李路這個傢伙，功不可沒。
我們對藝術負責、對作品負責，我們也對投資方負責。為了保證品質，該花的錢一定要花，不允許資本欺壓創作。但我們也絕不瞎花，不欺騙投資方。最後的市場回報，也證實了這一點。
每經影視：大家都愛說“多一點真誠，少一點套路”。現在大量國產電視劇感覺全長著一張面孔，太多橋段堆砌。《人民的名義》怎麼避免套路？
周梅森：我第一次給拍攝團隊開會，我就說，這部戲要記住一點：不准任何人拍橋段、拍套路。每個環節都必須是創作而來的。將來，我們這部戲要拿到大學課堂裡去講的。
我從來不敢愚弄觀眾，把觀眾當傻瓜。我盡自己的所能，把心交給觀眾。這部戲的“編、導、演”都體現了原創精神。這不是幾個段子手攢出來的爛東西，是我們團隊嘔心瀝血創造出來的。那些市場劇怎麼比啊，他們沒法比。
每經影視：您過去這麼多反腐小說，會不會有無力感？會不會問自己寫了這麼多，社會到底有沒有改變？
周梅森：怎麼沒有改變？腐敗愈演愈烈啊。（笑）現實超過了魔幻的想像力，太多可以寫了，簡直是源源不斷的創作素材。至於無力感，我是作家、藝術家，我不是政治家，我只提供對社會的觀察、思考、創作，怎麼改革、怎麼解決不是我的事情。我僅僅是真誠的是反應這個大時代，這是我的分內之責。怎麼解決，超過了我藝術家的本職和能力範圍。
每經影視：現在滿是仙俠劇、網路IP劇，關照現實生活、社會問題的劇很少，您怎麼看？
周梅森：這些劇我都沒去研究，我也從來不看。包括吹到天上去的《甄嬛傳》，打開電視看了三分鐘我就關掉了。這種東西我不喜歡，我不是市場研究者，我也不是評論家，我就是一個專注於自己業務的作者。我的業務就是觀察這個社會，關注當下，做我們這個時代巨變的記錄者，用我的心、我的筆，來反映這個時代巨大的進步，和它各方面的問題。
人物閱讀▶ 周梅森：做一個巴爾扎克那樣的作家
40多年前，十多歲的周梅森在煤礦工地裡半工半讀時，從一個收破爛的老頭那裡得到一本舊書。這本前面少了十幾頁、後面少了十幾頁的書，將周梅森深深吸引，讓他從此與文學結緣。後來他才知道，那本書叫《巴爾扎克傳》。年輕的周梅森心想：“我要做一個巴爾扎克。”
像是冥冥之中的安排，周梅森後來的人生軌跡也有幾分相似。
巴爾扎克是一個精力旺盛、百折不撓的現實主義作家，他曾沉浮商海，辦過肥皂廠、印刷廠，都以失敗告終。巴爾扎克拓寬了文學的題材，社會各階層、生活全風貌，無不成為書中所述。
回過頭來看周梅森，當時連初中都沒念完、錯別字連篇的他，狂熱的想要成為一代文豪，唯一的方式就是用超強的勤奮筆耕不輟的寫下去。“堅持了9年，寫了一堆文字垃圾，終於誕生了第一部著名小說。踏上了專業作家的道路。”周梅森在十年前的一次電視訪談裡，曾自述道。
文學重塑了周梅森，但彼時版權費的微薄回報仍讓周梅森的生活過得局促。礦工出身的他，有著改變自身命運的強烈渴望。90年代初，在下海經商的浪潮下，周梅森也懷著創造財富的渴望“下海”了。他承包過高速公路修建、倒騰過房地產，用他的話來說，就是“下海一場，只收穫了陣陣海風”。
1994年上岸幾天，周梅森回應當地政府要求作家“下生活”的宣導，到徐州市人民政府掛職副秘書長去了。這段經歷開啟了周梅森創作的“下半場”，充分瞭解了國家政權的運作形式，也有了此後《人間正道》《天下財富》《絕對權力》等政治題材的長篇小說。
他也投身股市，是90年代初江蘇省最早的十個大戶之一。“在文學界提起周梅森響噹噹，在經濟界我狗屁不是，比我賺錢多的人多得是。但我是自己當家作主，我的性格就是永遠做自己命運的主人。”周梅森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說。
改革開放以來的社會巨變下，周梅森是在場者，也是親歷者。經商的經歷、掛職的經歷，都成為了他源源不斷的創造力來源，他的小說內容涉及反腐、大規模經濟建設、股市風雲、各色人物的崛起與沉淪等。
周梅森的政治小說也常改編為電視劇，周梅森還多次親自操刀擔任製片人，獲得了豐厚的市場回報。
記者手記▶
熱鬧終將散場，而《人民的名義》留給影視界的啟示意義卻值得讓人回味。
從原著誕生到社會熱捧，“回歸常識”四個字，在《人民的名義》中扎扎實實的做到了。
這些常識包括：堅持原創、深入生活、文藝作品要敢於揭露現實、要尊重原著者在影視創作中的權利、資本不能干預創作、創作不能被網路IP裹挾、要有敬畏心對觀眾真誠……試問哪一條不是老生常談？哪一條不是各位影視大佬們整天掛在嘴上卻很少真正踐行的？
就像去年6月李安告誡中國電影界“慢一點、急什麼”，當時所有人都很激動的刷屏，出了那個門，又有誰聽進心裡去了？《人民的名義》也是如此，每個人都不可複製，周梅森的性格、經歷只屬於周梅森。但被周梅森走通了的這條創作之路，或許會因為有這部現象級作品，而使得常識的光芒更清醒、更堅定。
從這種意義上，我們樂見《人民的名義》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