單向街書店文學節開幕：新技術時代如何塑造一代人的情感結構
12月18日，“第三屆單向街·書店文學節”在北京開幕。作家梁鴻、張定浩、李霄峰，科幻作家陳楸帆，學者、評論人淡豹， 詩人戴濰娜進行了分享。
本場演講中，演講者都關切到新技術時代、影像文化的到來，
梁鴻
梁鴻：世界到了他們面前，但他們卻沒機會站到世界前面
梁鴻談到，孫立平教授曾經在很多年前說過一句話：我們身處在一個斷裂的社會和時代。
2015年，梁鴻失去父親時，她站在家裡的院子中，覺得天地非常遙遠，怎麼都找不到真實感，同時也覺得她在追憶時甚至覺得自己完全不瞭解自己的父親。“後來我寫了一本長篇小說，叫《梁光正的光》，不是歌頌讚美父親，而是特別想寫出一個人，一個在生活的最低處，
梁鴻之前寫作了非虛構的《中國在梁莊》和《出梁莊記》。她說：“中國農村還有六億人口，但是在城市人的社交圈裡面，農村人很少有機會考上好的大學，更沒有機會有好的職業，更沒有辦法發出自己的聲音。看似今天鄉村也擁有了手機、擁有了網路，能夠和我們一起知道發生在世界各地的資訊，
因為不瞭解，我們在敘述鄉村的時候，常常是有偏差的。“一整個階層無法被包容到整體的社會結構裡，就像我失去孩子的嬸子的故事，她的痛苦只能被作為農民工來被表述，這是非常大的誤解，她的所有的愛和傾訴也只能被作為一個農村工問題衍生出來的問題而被對待，
梁鴻筆下的梁光正，一生愛穿白襯衫，哪怕幹農活也要一塵不染，他不願意被別人當做農民來對待，他希望超越於他的身份。這樣一個人在他的內心深處希望被納入到一種更廣闊的存在，而不是被納入到某一個群體內的生活，
“生命本身就應該是一個巨大的社會存在，不應該依附於外在的社會價值，哪怕是一個小偷、流浪漢、癡呆的人，他都應該和其他任何一個人一樣，擁有同樣的權利和價值，只有意識到這一點，或者說只有意識到這樣一種文化內部的問題，我們才能夠意識到，我們身在同一個場域。但是我們卻彼此遺忘，這才是我們最為深切的痛和愛。”梁鴻說，“今天我們的生活如此豐富，但是我們每個人都要有一種基本的警醒，就是生活並非如此的風清月白，那種看似遙遠其實並不遙遠的一種危機，其實一直是在的。如何面對自我，如何辨析自我，如何在最常識性的話語裡面發現漏洞，我覺得這才是我們最根本的任務。這需要學者，當然我覺得也需要一個最普通的生活者來辨析，因為我覺得我們需要擁有某種理性和能力。”
淡豹
淡豹：你所追求的東西使你陷入困局
淡豹談到在“正午”工作時，常收到女性來信訴說情感的背叛或者是婚戀的不幸。中國社會中，女性如何才能成為一個不被打斷的人，在性別和階級的權力格局中，保有自己的位置和內心？
在之前的文章《勞動與愛情成癮症》中，淡豹寫道：“我們經常會為感情、關係家庭，為愛而困擾，那解決方法是在哪裡呢？是去尋找更好的人嗎？是去找婚姻治療師嗎？我不這樣想，我覺得答案有可能是在愛情之外的，人應該儘量讓自己能夠去不太在乎關係，當某一天我們死去，是我們曾經的勞作定義我們的生命，不是愛，不是犧牲，不是在愛情中間或者家庭中間或者某一段關係中的隱忍和付出，而是曾經有過完美的東西，而是那些稱之為實踐的東西，把我們的生命的印跡刻在地表，讓我們幸幸福福地死。”
在之後的工作和生活中，淡豹也逐漸認識到事情的另一面：“此時此刻的中國人，他們去工作就像跳到一個洞裡面，發瘋般繼續咬牙，幾年之後從洞裡爬出去，歇一口氣，過相對清閒的日子，開個燒烤店或者是搞搞直銷。過幾年錢花完了，或者是失去了安全感，再重新跳入到工作洞之間，洞是很苦的，可是為了未來你要忍，這是一種積累策略，是生命的一種投資策略。”
“愛和錢，婚姻和工作，經常是我們所愛的、我們所追求的，我們的欲望物件本身同時讓我們痛苦，這是一種時代的結構性的困境，一位教授提出一個理論概念叫：困局。困局的意思是說，你所想要的那樣東西，你的欲望物件本身在結構上必將使你更痛苦，你對它的追求不會滋養你的生命，反而會阻礙你的生命，他管這個叫做殘忍的樂觀精神。工作在此時此刻經常也是這樣，人們在勞動中恰恰難以實現自己的價值。反過來一個女性如果想要戀愛、結婚、生育，極大的可能性是要放棄一定的職業發展，勞動與愛情都是困局，你所追求的那個東西本身恰恰讓你苦痛，愛情和金錢都是你想要追求的一種可怕的致命的誘惑。”
淡豹也談道：“人在本質上都是講故事的東西，人類是通過敘事來理解自己的生活和歷史。比如一個人在北京的冬天整理戶外的花園。你可以把他理解成不同的故事，可能是關於婚姻的敘事，比如說他希望讓他妻子感到榮耀；也可能是關於共同體的敘事，他希望整個街道是整齊的；也可以是關於愛好的敘事，關於競爭的敘事，你通過構造和理解敘事，理解他人的意圖、動機，他人和自己的生活來做出預測，來感受生活的穩定感，來理解生活中的斷裂。”
“我們都是敘事性的自我。通過敘事來理解別人的生活，這可能是我們在這個不完滿的世界上寫報導，寫小說的原因之一。”
李霄峰：顯示藝術，隱藏藝術家
《少女哪吒》《追·蹤》的導演李霄峰談道：“少年時我也曾經幻想過一個花園，在那裡一低頭就可以撿起愛的果實。但現在，電影是我的花園，也是我的戰場。在電影裡面我可以把自己融化在角色裡，融化在光線裡甚至是一個杯子裡，我熱愛電影的一個原因是電影跟現實生活有交集，但又有完全不同的精神世界，它多多少少可以做到我喜歡的作家福樓拜所說的：顯示藝術，隱藏藝術家。”
他認為，電影工作者最幸福的就是將痛和愛通過視聽的儀式而不是別的語言釋放在電影的世界裡，“曾經在陳凱歌導演的《少年凱歌》裡，我震驚於他們那代人所經歷的熔爐一樣的青春，但是我想沒有任何一個人的經歷是可以複製的，也沒有任何一條道路是現成的，電影的路可以發生什麼我無法預見，但是在未來我願意去做更多的嘗試。”
李霄峰同時也談到現在的腦力勞動者和體力勞動者被社會的分工劃分得太過明確的問題。“電影工作者天生應該是兩者的結合，他們必須更高度地融合在一起，我舉一個例子，我拍《少女哪吒》的時候，劇務老楊負責給導演倒倒水，順順線這樣的工作，他經常在忙工作的時候跑到我的監視器跟前看拍攝重播，拍得好的時候這個老楊就會特別興奮，拍得不好的時候就會悄悄跑到我耳邊說導演你要不要再來一條。有一次老楊提出將鏡頭位置設置到一面鏡子上，我們都覺得這樣非常好。電影工作者有一種很寶貴的態度，就是無論在任何一個崗位，都願意為電影付出超越他自身職責範圍的熱情。”
戴濰娜
戴濰娜：時代在歌頌平庸
戴濰娜談道：“我身邊寫詩的人在內心深處的一個共識就是把詩歌看得遠高於生活本身。也是正是這種遊手好閒的狀態，是詩人的正途，好像火藥最正當的用處不是槍炮，而是造出那些美麗的玩意。正是這些我們用生活裡的過剩之物，同時也是另外一些人生活中匱乏的東西給了一個人最根本的利益。”
“尼采曾經區分過兩種形式的痛苦者，一種是生命力過剩的痛苦者，是酒神式的神和人，他們需要一種酒神藝術，同樣也需要一種悲劇的人生觀和人生理解。與此相對應的另外一種是苦與生命貧乏的痛苦者。我們這個時代的人大多數都是匱乏的人，這一代面臨著審美的匱乏，歌頌一種平庸、簡單與諂媚。對於一些有難度、有門檻的東西無限的苛責。”戴濰娜說。
陳楸帆
陳楸帆談到了最近流行的一個詞：佛系，“在佛系這個風潮的背後其實隱藏著巨大的時代焦慮，遁入空門並沒有辦法消除這樣的焦慮，在這種態度的背後折射出這代人對於焦慮背後不同的心理應對的機制。從進化心理學的角度來看，現實性焦慮不同於病理性的焦慮，是人類在進化過程中形成的一種應對不確定性的情緒和行為反應模式，而在今天這個時代，這種不確定性所帶來的焦慮被無限度放大。”
但是我們每個人都要有一種基本的警醒，就是生活並非如此的風清月白，那種看似遙遠其實並不遙遠的一種危機，其實一直是在的。如何面對自我，如何辨析自我，如何在最常識性的話語裡面發現漏洞，我覺得這才是我們最根本的任務。這需要學者，當然我覺得也需要一個最普通的生活者來辨析，因為我覺得我們需要擁有某種理性和能力。”淡豹
淡豹：你所追求的東西使你陷入困局
淡豹談到在“正午”工作時，常收到女性來信訴說情感的背叛或者是婚戀的不幸。中國社會中，女性如何才能成為一個不被打斷的人，在性別和階級的權力格局中，保有自己的位置和內心？
在之前的文章《勞動與愛情成癮症》中，淡豹寫道：“我們經常會為感情、關係家庭，為愛而困擾，那解決方法是在哪裡呢？是去尋找更好的人嗎？是去找婚姻治療師嗎？我不這樣想，我覺得答案有可能是在愛情之外的，人應該儘量讓自己能夠去不太在乎關係，當某一天我們死去，是我們曾經的勞作定義我們的生命，不是愛，不是犧牲，不是在愛情中間或者家庭中間或者某一段關係中的隱忍和付出，而是曾經有過完美的東西，而是那些稱之為實踐的東西，把我們的生命的印跡刻在地表，讓我們幸幸福福地死。”
在之後的工作和生活中，淡豹也逐漸認識到事情的另一面：“此時此刻的中國人，他們去工作就像跳到一個洞裡面，發瘋般繼續咬牙，幾年之後從洞裡爬出去，歇一口氣，過相對清閒的日子，開個燒烤店或者是搞搞直銷。過幾年錢花完了，或者是失去了安全感，再重新跳入到工作洞之間，洞是很苦的，可是為了未來你要忍，這是一種積累策略，是生命的一種投資策略。”
“愛和錢，婚姻和工作，經常是我們所愛的、我們所追求的，我們的欲望物件本身同時讓我們痛苦，這是一種時代的結構性的困境，一位教授提出一個理論概念叫：困局。困局的意思是說，你所想要的那樣東西，你的欲望物件本身在結構上必將使你更痛苦，你對它的追求不會滋養你的生命，反而會阻礙你的生命，他管這個叫做殘忍的樂觀精神。工作在此時此刻經常也是這樣，人們在勞動中恰恰難以實現自己的價值。反過來一個女性如果想要戀愛、結婚、生育，極大的可能性是要放棄一定的職業發展，勞動與愛情都是困局，你所追求的那個東西本身恰恰讓你苦痛，愛情和金錢都是你想要追求的一種可怕的致命的誘惑。”
淡豹也談道：“人在本質上都是講故事的東西，人類是通過敘事來理解自己的生活和歷史。比如一個人在北京的冬天整理戶外的花園。你可以把他理解成不同的故事，可能是關於婚姻的敘事，比如說他希望讓他妻子感到榮耀；也可能是關於共同體的敘事，他希望整個街道是整齊的；也可以是關於愛好的敘事，關於競爭的敘事，你通過構造和理解敘事，理解他人的意圖、動機，他人和自己的生活來做出預測，來感受生活的穩定感，來理解生活中的斷裂。”
“我們都是敘事性的自我。通過敘事來理解別人的生活，這可能是我們在這個不完滿的世界上寫報導，寫小說的原因之一。”
李霄峰：顯示藝術，隱藏藝術家
《少女哪吒》《追·蹤》的導演李霄峰談道：“少年時我也曾經幻想過一個花園，在那裡一低頭就可以撿起愛的果實。但現在，電影是我的花園，也是我的戰場。在電影裡面我可以把自己融化在角色裡，融化在光線裡甚至是一個杯子裡，我熱愛電影的一個原因是電影跟現實生活有交集，但又有完全不同的精神世界，它多多少少可以做到我喜歡的作家福樓拜所說的：顯示藝術，隱藏藝術家。”
他認為，電影工作者最幸福的就是將痛和愛通過視聽的儀式而不是別的語言釋放在電影的世界裡，“曾經在陳凱歌導演的《少年凱歌》裡，我震驚於他們那代人所經歷的熔爐一樣的青春，但是我想沒有任何一個人的經歷是可以複製的，也沒有任何一條道路是現成的，電影的路可以發生什麼我無法預見，但是在未來我願意去做更多的嘗試。”
李霄峰同時也談到現在的腦力勞動者和體力勞動者被社會的分工劃分得太過明確的問題。“電影工作者天生應該是兩者的結合，他們必須更高度地融合在一起，我舉一個例子，我拍《少女哪吒》的時候，劇務老楊負責給導演倒倒水，順順線這樣的工作，他經常在忙工作的時候跑到我的監視器跟前看拍攝重播，拍得好的時候這個老楊就會特別興奮，拍得不好的時候就會悄悄跑到我耳邊說導演你要不要再來一條。有一次老楊提出將鏡頭位置設置到一面鏡子上，我們都覺得這樣非常好。電影工作者有一種很寶貴的態度，就是無論在任何一個崗位，都願意為電影付出超越他自身職責範圍的熱情。”
戴濰娜
戴濰娜：時代在歌頌平庸
戴濰娜談道：“我身邊寫詩的人在內心深處的一個共識就是把詩歌看得遠高於生活本身。也是正是這種遊手好閒的狀態，是詩人的正途，好像火藥最正當的用處不是槍炮，而是造出那些美麗的玩意。正是這些我們用生活裡的過剩之物，同時也是另外一些人生活中匱乏的東西給了一個人最根本的利益。”
“尼采曾經區分過兩種形式的痛苦者，一種是生命力過剩的痛苦者，是酒神式的神和人，他們需要一種酒神藝術，同樣也需要一種悲劇的人生觀和人生理解。與此相對應的另外一種是苦與生命貧乏的痛苦者。我們這個時代的人大多數都是匱乏的人，這一代面臨著審美的匱乏，歌頌一種平庸、簡單與諂媚。對於一些有難度、有門檻的東西無限的苛責。”戴濰娜說。
陳楸帆
陳楸帆談到了最近流行的一個詞：佛系，“在佛系這個風潮的背後其實隱藏著巨大的時代焦慮，遁入空門並沒有辦法消除這樣的焦慮，在這種態度的背後折射出這代人對於焦慮背後不同的心理應對的機制。從進化心理學的角度來看，現實性焦慮不同於病理性的焦慮，是人類在進化過程中形成的一種應對不確定性的情緒和行為反應模式，而在今天這個時代，這種不確定性所帶來的焦慮被無限度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