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青花五供鑒賞

分類＼設計
時間＼2017-12-19

但凡講起中國禦窯瓷器的燒造歷史，就不得不提到其中最重要的人物------唐英。唐英字俊公，號蝸居老人、陶成居士，瀋陽人，漢軍正白旗，生於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卒於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

自雍正六年（1728年）佐理窯務，先後榷窯二十餘年，是禦窯廠歷史上督窯時間最長、成就最高的督陶官，史稱“唐窯”。

唐英在景德鎮督窯期間監督燒造的器物可分三類：

第一類即是大宗供禦瓷器，每年由唐英監督燒造上供宮廷。按清檔記載，其中不乏唐英親自設計的創新品種，如轉心瓶、甲子萬年筆筒等。

第二類是唐英自用或饋贈親友的小件文房器皿，見有筆筒、水盂等，喜以山水風景、詩文等入飾，

書“陶鑄”、“蝸寄居士”等齋號。

第三類是唐英供奉廟宇神靈的供器，由爐、花觚、燭臺組成五供成套使用，皆為青花作品，目前見有雍正十二年（1734年）、乾隆五年（1740年）、乾隆六年（1741年）三種年款，分別供奉天仙聖母、地藏菩薩、東嶽大帝、觀音大士四位神靈。供奉的寺廟主要分佈在京城東面，即今日北京朝陽區一帶。其中除雍正十二年（1734年）年燭臺僅題書時間外，其餘作品皆有長題，

詳細記載了供奉人唐英的官職、供奉的時間和地點。這批作品無論是胎釉、造型、青花發色、紋飾畫工都代表了當時瓷器燒造的最高水準，且又是用於祭祀神靈，意義非凡，因此應是唐英親自設計監造。目前未見五件成套者傳世，僅有花觚、燭臺及殘器數件。

清乾隆早期唐英自用青花纏枝花卉紋燭臺，請賞析：

清乾隆早期唐英自用青花纏枝花卉紋燭臺

尺寸：高18.8cm

創作年代：清乾隆早期

拍賣成交價：RMB 862,500

此燭臺的上半部分，其底部蠟盤寬厚，口沿外撇，通過極富韻律感、線條起伏多變的圓柱與燈盞託盤相連。蠟盤與燈盞託盤為分段燒造，拼接組裝而成。燭臺胎質細膩，釉汁晶瑩，通體紋飾以青花繪就，自頂端燈盞託盤至底部蠟盤內外分繪回紋、蕉葉、雙犄牡丹、折枝蓮花、如意雲頭、卷草朵花等多層紋飾，

青花發色沉著，仿宣窯點染筆意濃重，頗具雍正遺風。紋飾的佈局和折枝蓮花的畫法帶有強烈的洛可哥藝術風格，說明此時唐英本人在瓷器紋飾的設計上也已經充分接受了西洋藝術裝飾手法。

流傳至今的唐英自製燭臺共有兩對，分別為乾隆五年（1740年）十月朔日供奉於東直門外壩北長店村村二道街東口觀音大士殿（德國希德深羅密博物館藏品）；乾隆六年（1741年）春月轂旦供奉於東壩天仙聖母案前（英國維多利亞·阿爾伯特博物館藏品）。

兩對燭臺在紋飾選擇上有很大不同，顯然為不同批次的作品。再與本品進行對比可發現，維多利亞·阿爾伯特博物館（V&A）藏品與本件作品在蠟盤口沿外側的卷草朵花紋、口沿內側的如意雲頭紋和圓柱上方的蕉葉紋等處完全一致，唯圓柱下方紋飾有別，V&A藏品裝飾折枝蓮花，本品則採用雙犄牡丹。這種“主體相同，細節略有不同”的裝飾區別，與上述排比中同樣在乾隆六年（1741年）春月轂旦供奉於東壩天仙聖母案前三件花觚（國家博物館藏品v香港徐氏藝術館藏品v香港蘇富比拍品）的差別完全一致。因此我們可以確定，本品應與V&A藏品一樣都是乾隆六年（1741年）春月轂旦供奉於東壩天仙聖母案前，與三件花觚（國家博物館藏品v香港徐氏藝術館藏品v香港蘇富比拍品）之一為同一套。

除雍正十二年（1734年）作品外，唐英監造的這批青花五供集中燒造於乾隆五年（1740年）末到乾隆六年（1741年）初，這其中隱藏著國事、家事等多重原因。自乾隆五年（1740年）始，唐英的事業可謂充滿波折，禦窯廠燒制瓷器由於屢屢不合皇帝心意，致使唐英被嚴加申斥。乾隆曾在批示中提到：“數年以來所燒造者，遠遜雍正年間所燒者。”家室方面，唐英婚姻不幸，前兩任妻子都不幸早逝，續弦於乾隆五年（1740年）十月懷孕，唐英對此必然極為重視；唐英的二兒子即將要在次年的科舉考試中登場；最重要的是，乾隆六年（1741年）適逢這位大名鼎鼎的督陶官的六十壽辰！

結合這些原因，唐英在此時燒造這批供器，既有為自己祝壽祈福，盼望仕途順利的期待，又有祈求神靈保佑妻子平安生產，期望二子高中（最終成功及第）的願望。六十歲的唐英，其創作力和對於瓷器的理解正處於人生的巔峰階段，抱著極其虔誠的心態，他動用了包括當時禦窯廠的一切資源，創造出了這一系列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青花五供。

V&A藏品裝飾折枝蓮花，本品則採用雙犄牡丹。這種“主體相同，細節略有不同”的裝飾區別，與上述排比中同樣在乾隆六年（1741年）春月轂旦供奉於東壩天仙聖母案前三件花觚（國家博物館藏品v香港徐氏藝術館藏品v香港蘇富比拍品）的差別完全一致。因此我們可以確定，本品應與V&A藏品一樣都是乾隆六年（1741年）春月轂旦供奉於東壩天仙聖母案前，與三件花觚（國家博物館藏品v香港徐氏藝術館藏品v香港蘇富比拍品）之一為同一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