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鋒：十九大後中國經濟的前景與挑戰
中共十九大提出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命題對中國經濟發展前景將產生怎樣影響？下面從四個方面探討這個問題。第一，十九大新判斷新在哪裡；第二，從改革開放推動經濟超預期發展角度，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盧鋒
1
十九大的“新”
十九大提出新命題新判斷特別突出表現在三個方面。
二是主要矛盾新轉變。社會主要矛盾從早先“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
三是發展步驟新安排。把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後30年分為兩個階段：2035年基本實現現代化，
歷史方位判斷、主要矛盾概括、發展步驟安排，都屬於中共十四大全面闡述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重要內容。十九大有關新表述及其背後研究支持工作，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語境中，
2
超預期發展的實踐源泉
為什麼要有這樣的新命題、新判斷和新安排？三十年前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命題有其特定客觀歷史依據，主要是考慮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嚴重落後的國情特徵。一是人多底子薄，人均GDP居於世界後列；二是八億人口在農村，基本用手工工具搞飯吃；三是工業、區域、教育科技等方面發展不平衡；另外在生產關係方面社會主義經濟制度還不成熟，
與上世紀80年代比較，我國人均收入處於世界後列狀態發生較大程度實質性改觀，人均收入已經成長為中高收入國家，但是發展不平衡、不穩定、不可持續因素仍然突出。工業整體普遍較為落後面貌也發生較大程度實質性改觀，東部地區已經基本完成工業化，全國整體而言也已處於工業化後期階段，很多重要工業品產量和出口都已名列前茅，但是工業發展也面臨污染嚴重與結構提升壓力。“八億（人口）在農村，基本上還是用手工工具搞飯吃”格局發生較大程度實質性改觀，農業勞動力比例從改革開放之初的70%下降到2016年的28%，在大規模城市化過程中成功解決傳統糧食供應緊張問題，居民膳食結構得到前所未有改善，但是也面臨食品安全、農業污染、戶口和土地制度改革滯後等方面困難。
中國經濟超預期發展成為推動進入21世紀後全球經濟格局快速轉變的最重要單個因素。過去十餘年，中國在推動全球經濟增長方面超過美國成為最大增量貢獻國，較大程度由於中國因素作用，G7國家與金磚國家、發達國家與新興及發展中國家對全球經濟增長貢獻作用發生某種相對地位置換。經濟基本麵條件轉變推動二戰後形成的由美歐等西方發達國家主導的全球治理架構，通過存量和增量雙重改革調整方式發生歷史性演變，一帶一路、亞投行、G20杭州峰會、人民幣加入SDR等標誌性事件顯示，中國在國際經貿領域已從早先系統接收國際規則，轉變為參與國際治理架構改革創新並發生積極作用。
3
現代化前景展望
二是科技與產業創新發展。過去20年中國R&D總量及其占GDP比例持續快速提升，2016年達到2.12%，接近世界平均水準。估計到2035年基本現代化時將達到近3%，接近美、德、日等主要發達國家目前水準。依據官方製造業長期發展規劃，2025年中國製造業有望進入世界第二方陣邁入製造強國行列，2035年中國製造業將位居第二方陣前列，2050年前後成為具有全球引領影響力的製造強國。
三是城市化推進。城市化推進包含了常住人口城市化率提升和戶籍人口城市化率趨同兩重含義。預計我國的常住人口城市化率到2035年將達到65%-70%，超過世界中高收入城市化率，屆時大城市尤其是特大城市能否基本放開戶籍管制仍有不確定性。2050年常住人口城市化率達到75%-80%，接近高收入國家城市化率平均水準，戶籍制度有望徹底退出歷史舞臺。
四是民生改善。隨著經濟發展和生活水準提高，我國城鄉居民恩格爾係數從改革初0.6-0.7的高位下降到2016年的0.3左右。到2035年估計會達到與日韓大體接近水準（0.13-0.14），到2050年下降到0.07，與英美水準接近。
4
邁向現代化若干改革議程
如領導人所言，不是敲鑼打鼓就能迎來現代化。提前實現現代化目標，必然面臨艱巨的困難和挑戰，需要多方面努力。堅持全面深化改革並在關鍵領域取得預期突破，完成健全和完善開放型市場經濟體制任務，仍是實現整體發展目標的“關鍵一招”。
迎來宏觀新週期需要實施結構性改革
下圖顯示，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經歷了三次比較完整週期與四次下行調整階段，目前大體處於最近一輪下行調整的探底階段並醞釀週期回升。2016年以來經濟運行表現顯示企穩回升動向，然而系統觀察可見經濟增長仍難以很快走出下行調整進入景氣階段。這一輪經濟下行調整時間特別長，背後有兩方面原因。
一方面中國經濟正在經歷深刻結構調整，創新型企業和新業態在生機勃勃地成長，然而其相對體量仍難以推動80萬億元巨型規模經濟進入宏觀週期運行新階段，新舊動能轉換是一個較長演化過程。另一方面原因更值得關注：由於一些領域的體制局限和機制扭曲，本來有可能釋放的增長潛力受到抑制。宏觀經濟進入景氣成長新階段，固然需要適當的短期宏觀經濟政策支撐，同時也要通過深化改革解決關鍵領域體制機制問題。
觀察近年我國宏觀經濟運行表現，以下幾方面現實矛盾制約增長潛力有序釋放。一是海量儲蓄與資本形成能力不足的矛盾。我國國情目前階段性特點是擁有大量儲蓄。從經濟發展規律看，一國特定時期經濟產出在滿足當期消費後產生的國民儲蓄可用來投資，如果投資合理並形成高效資本和產能，未來國民收入和消費水準也能相應提升，成為經濟長期增長的宏觀機制之一。近年我國居民消費保持較快增長，同時仍擁有大量國民儲蓄，本質上是有利於經濟短期增長和長期追趕的積極條件。然而由於近年我國投資特別是民間投資相對乏力，海量儲蓄與投資相對疲軟成為制約經濟增長的基本宏觀矛盾之一。
二是住房需求回升跟供給之間的矛盾。房地產投資是吸納國民儲蓄的最重要經濟部門之一，它的增長波動對於宏觀經濟具有特殊意義。在宏觀經濟下行調整壓力較大的情況下，房地產的需求增速總體仍能保持在較高水準。然而在行政壟斷供地體制下，城市政府傾向於減少土地供應打高地價增加財政收入。市場住房需求增長與壟斷供地減少的結構性矛盾拉動房價過度飆升，倒逼政府實施前所未有嚴厲調控措施。體制扭曲導致的行業發展失序給經濟增長前景帶來不利影響。
三是工業需求回升與供給彈性下降之間的矛盾。最近經濟運行有一個異常表現，部分上游工業部門在需求回升背景下供給回應能力顯著弱化，價格飆升與產出增長疲弱並存，形成市場討論的所謂“類滯漲”現象。其背後有多重成因的：行政去產能限制供給反應，面對生態紅線不得不實施最嚴格環保監管，對潛在需求與有效產能的估計判斷偏差，限制或禁止行業產能投資等等。
四是體制扭曲誘發金融風險。多年樓市、股市、地方平臺融資現象顯示，由於體制關係尚未理順，必要融資往往採取歪曲方式實現，並集聚放大風險，倒逼監管部門整肅。調控雖然有短期效果，然而在體制扭曲的環境下，增長需要容易誘致再次金融無序擴張，形成金融“套利-風險-整肅”的輪回迴圈。
深化改革促進有效投資釋放增長潛力，短期是推動宏觀走出下行調整週期關鍵路徑，長期則有助於實現十九大加快現代化目標。因而要深化城市建設用地行政壟斷體制改革，增加土地供給靈活性和價格彈性，根治房地產泡沫同時更好滿足住房需求並釋放增長潛力。要放鬆製造和服務業投資管制，擴大製造和服務業對外開放，釋放非國有部門投資潛能。對鋼鐵等行業加強排放監管是必要的，不過在投資准入也需考慮放鬆管制，利用新投資提升環保水準，讓市場決定合理產能與供給增加量。
國企改革的必要性
從資本回報率比較的角度，看一下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必要性。近年我國工業資本投資回報率顯著高於日本，和美國不差上下。但是觀察其內部結構，2016年民營企業資本回報率差不多是國有企業的三倍。對比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創造利潤最高的六個部門，國企方面都屬於基本行政壟斷或壟斷程度較高的行業，並且與民營企業利潤貢獻最大六個部門之間沒有一個交集。由此可見，幾十年國企改革雖取得很大成效，然而從不同市場主體競爭能力和利潤創造能力方面觀察，國企整體仍沒解決靠資源行政壟斷、靠准入管制吃飯的體制性局限。從這個角度看，國有企業改革任重道遠。國有企業擁有大量資源，國企提高利潤率與資源利用有效性，不僅直接影響未來經濟成長與追趕速度，也會影響未來社會保障等基本民生問題的有效解決。
非經濟領域的改革議程
中國加速現代化不僅面臨經濟領域改革創新任務，某種意義上在政治領域、國際觀和價值觀方面改革完善方面任務更重和挑戰更大。
十八大以來從嚴治黨、懲治腐敗、確立新領導核心等方面都取得實質性進展，然而改革完善政治體制也更趨重要與緊迫。如何在堅持党的領導前提下，把依法治國、依憲治國落到實處，在制度上保證人民當家作主和權力的有效監督，使中國特色權力交接在制度上更加完善，都是我國未來政治體制改革將面臨的複雜議程和艱巨挑戰。在國際關係方面，從早先接受規則到參與治理再到合作創新規則，中國在管理和引領外部環境演變上面臨多方面新挑戰。包括管理“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外部環境的困難，管理中美大國關係的困難以及管理周邊鄰國關係的困難。現代社會觀念趨於多元，如何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方針，站在時代高度回應有關經濟、政治、歷史、國際諸多問題的互聯網爭議並凝聚新共識，使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真正落到實處，是建設現代化社會的又一挑戰。
幾十年改革開放體制轉型釋放增長活力，推動國情條件發生超出預期轉變，中共十九大因勢利導提出“新時代”新命題與現代化新目標。社會主要矛盾變化意味著未來發展問題介面與內涵更趨多樣與豐富，然而觀察現實形勢，至少在基本實現現代化目標之前，堅持全面深化改革仍將是推進“新時代”發展的最具有挑戰性任務。以健全完善開放型市場經濟體制為基本目標的經濟體制改革，與政治體制改革、國際觀與價值觀提升完善相互推動，是我國實現現代化目標的必然路徑。這個歷史進程不僅關乎十幾億中國人的利益，也關係到全人類的福祉，並將給市場提供前所未有的商業與投資機遇。
（圖片來源於“君聯資本CEOClub”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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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大也要對現實國情提出新分析新判斷，對未來發展做出新安排新規劃。與上世紀80年代比較，我國人均收入處於世界後列狀態發生較大程度實質性改觀，人均收入已經成長為中高收入國家，但是發展不平衡、不穩定、不可持續因素仍然突出。工業整體普遍較為落後面貌也發生較大程度實質性改觀，東部地區已經基本完成工業化，全國整體而言也已處於工業化後期階段，很多重要工業品產量和出口都已名列前茅，但是工業發展也面臨污染嚴重與結構提升壓力。“八億（人口）在農村，基本上還是用手工工具搞飯吃”格局發生較大程度實質性改觀，農業勞動力比例從改革開放之初的70%下降到2016年的28%，在大規模城市化過程中成功解決傳統糧食供應緊張問題，居民膳食結構得到前所未有改善，但是也面臨食品安全、農業污染、戶口和土地制度改革滯後等方面困難。
中國經濟超預期發展成為推動進入21世紀後全球經濟格局快速轉變的最重要單個因素。過去十餘年，中國在推動全球經濟增長方面超過美國成為最大增量貢獻國，較大程度由於中國因素作用，G7國家與金磚國家、發達國家與新興及發展中國家對全球經濟增長貢獻作用發生某種相對地位置換。經濟基本麵條件轉變推動二戰後形成的由美歐等西方發達國家主導的全球治理架構，通過存量和增量雙重改革調整方式發生歷史性演變，一帶一路、亞投行、G20杭州峰會、人民幣加入SDR等標誌性事件顯示，中國在國際經貿領域已從早先系統接收國際規則，轉變為參與國際治理架構改革創新並發生積極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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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化前景展望
二是科技與產業創新發展。過去20年中國R&D總量及其占GDP比例持續快速提升，2016年達到2.12%，接近世界平均水準。估計到2035年基本現代化時將達到近3%，接近美、德、日等主要發達國家目前水準。依據官方製造業長期發展規劃，2025年中國製造業有望進入世界第二方陣邁入製造強國行列，2035年中國製造業將位居第二方陣前列，2050年前後成為具有全球引領影響力的製造強國。
三是城市化推進。城市化推進包含了常住人口城市化率提升和戶籍人口城市化率趨同兩重含義。預計我國的常住人口城市化率到2035年將達到65%-70%，超過世界中高收入城市化率，屆時大城市尤其是特大城市能否基本放開戶籍管制仍有不確定性。2050年常住人口城市化率達到75%-80%，接近高收入國家城市化率平均水準，戶籍制度有望徹底退出歷史舞臺。
四是民生改善。隨著經濟發展和生活水準提高，我國城鄉居民恩格爾係數從改革初0.6-0.7的高位下降到2016年的0.3左右。到2035年估計會達到與日韓大體接近水準（0.13-0.14），到2050年下降到0.07，與英美水準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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邁向現代化若干改革議程
如領導人所言，不是敲鑼打鼓就能迎來現代化。提前實現現代化目標，必然面臨艱巨的困難和挑戰，需要多方面努力。堅持全面深化改革並在關鍵領域取得預期突破，完成健全和完善開放型市場經濟體制任務，仍是實現整體發展目標的“關鍵一招”。
迎來宏觀新週期需要實施結構性改革
下圖顯示，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經歷了三次比較完整週期與四次下行調整階段，目前大體處於最近一輪下行調整的探底階段並醞釀週期回升。2016年以來經濟運行表現顯示企穩回升動向，然而系統觀察可見經濟增長仍難以很快走出下行調整進入景氣階段。這一輪經濟下行調整時間特別長，背後有兩方面原因。
一方面中國經濟正在經歷深刻結構調整，創新型企業和新業態在生機勃勃地成長，然而其相對體量仍難以推動80萬億元巨型規模經濟進入宏觀週期運行新階段，新舊動能轉換是一個較長演化過程。另一方面原因更值得關注：由於一些領域的體制局限和機制扭曲，本來有可能釋放的增長潛力受到抑制。宏觀經濟進入景氣成長新階段，固然需要適當的短期宏觀經濟政策支撐，同時也要通過深化改革解決關鍵領域體制機制問題。
觀察近年我國宏觀經濟運行表現，以下幾方面現實矛盾制約增長潛力有序釋放。一是海量儲蓄與資本形成能力不足的矛盾。我國國情目前階段性特點是擁有大量儲蓄。從經濟發展規律看，一國特定時期經濟產出在滿足當期消費後產生的國民儲蓄可用來投資，如果投資合理並形成高效資本和產能，未來國民收入和消費水準也能相應提升，成為經濟長期增長的宏觀機制之一。近年我國居民消費保持較快增長，同時仍擁有大量國民儲蓄，本質上是有利於經濟短期增長和長期追趕的積極條件。然而由於近年我國投資特別是民間投資相對乏力，海量儲蓄與投資相對疲軟成為制約經濟增長的基本宏觀矛盾之一。
二是住房需求回升跟供給之間的矛盾。房地產投資是吸納國民儲蓄的最重要經濟部門之一，它的增長波動對於宏觀經濟具有特殊意義。在宏觀經濟下行調整壓力較大的情況下，房地產的需求增速總體仍能保持在較高水準。然而在行政壟斷供地體制下，城市政府傾向於減少土地供應打高地價增加財政收入。市場住房需求增長與壟斷供地減少的結構性矛盾拉動房價過度飆升，倒逼政府實施前所未有嚴厲調控措施。體制扭曲導致的行業發展失序給經濟增長前景帶來不利影響。
三是工業需求回升與供給彈性下降之間的矛盾。最近經濟運行有一個異常表現，部分上游工業部門在需求回升背景下供給回應能力顯著弱化，價格飆升與產出增長疲弱並存，形成市場討論的所謂“類滯漲”現象。其背後有多重成因的：行政去產能限制供給反應，面對生態紅線不得不實施最嚴格環保監管，對潛在需求與有效產能的估計判斷偏差，限制或禁止行業產能投資等等。
四是體制扭曲誘發金融風險。多年樓市、股市、地方平臺融資現象顯示，由於體制關係尚未理順，必要融資往往採取歪曲方式實現，並集聚放大風險，倒逼監管部門整肅。調控雖然有短期效果，然而在體制扭曲的環境下，增長需要容易誘致再次金融無序擴張，形成金融“套利-風險-整肅”的輪回迴圈。
深化改革促進有效投資釋放增長潛力，短期是推動宏觀走出下行調整週期關鍵路徑，長期則有助於實現十九大加快現代化目標。因而要深化城市建設用地行政壟斷體制改革，增加土地供給靈活性和價格彈性，根治房地產泡沫同時更好滿足住房需求並釋放增長潛力。要放鬆製造和服務業投資管制，擴大製造和服務業對外開放，釋放非國有部門投資潛能。對鋼鐵等行業加強排放監管是必要的，不過在投資准入也需考慮放鬆管制，利用新投資提升環保水準，讓市場決定合理產能與供給增加量。
國企改革的必要性
從資本回報率比較的角度，看一下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必要性。近年我國工業資本投資回報率顯著高於日本，和美國不差上下。但是觀察其內部結構，2016年民營企業資本回報率差不多是國有企業的三倍。對比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創造利潤最高的六個部門，國企方面都屬於基本行政壟斷或壟斷程度較高的行業，並且與民營企業利潤貢獻最大六個部門之間沒有一個交集。由此可見，幾十年國企改革雖取得很大成效，然而從不同市場主體競爭能力和利潤創造能力方面觀察，國企整體仍沒解決靠資源行政壟斷、靠准入管制吃飯的體制性局限。從這個角度看，國有企業改革任重道遠。國有企業擁有大量資源，國企提高利潤率與資源利用有效性，不僅直接影響未來經濟成長與追趕速度，也會影響未來社會保障等基本民生問題的有效解決。
非經濟領域的改革議程
中國加速現代化不僅面臨經濟領域改革創新任務，某種意義上在政治領域、國際觀和價值觀方面改革完善方面任務更重和挑戰更大。
十八大以來從嚴治黨、懲治腐敗、確立新領導核心等方面都取得實質性進展，然而改革完善政治體制也更趨重要與緊迫。如何在堅持党的領導前提下，把依法治國、依憲治國落到實處，在制度上保證人民當家作主和權力的有效監督，使中國特色權力交接在制度上更加完善，都是我國未來政治體制改革將面臨的複雜議程和艱巨挑戰。在國際關係方面，從早先接受規則到參與治理再到合作創新規則，中國在管理和引領外部環境演變上面臨多方面新挑戰。包括管理“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外部環境的困難，管理中美大國關係的困難以及管理周邊鄰國關係的困難。現代社會觀念趨於多元，如何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方針，站在時代高度回應有關經濟、政治、歷史、國際諸多問題的互聯網爭議並凝聚新共識，使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真正落到實處，是建設現代化社會的又一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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