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舞步是你理解不了的孤獨” 一億大媽的廣場舞
2016年11月，山東濟南，四千多名廣場舞大媽冒雨起舞，準備與其他14座城市愛好者一起衝擊一項吉尼斯世界紀錄。
（本文首發於2017年12月28日《南方週末》）
參與廣場舞的許多女性被稱作中國歷史上“第一代孤獨母親”，“她們可能剛剛步入中年，就要獨自一人在家”。
梳洗打扮、綰起髮髻，換上白淨的運動服，只有每天傍晚，華燈初上，廣場舞的音樂響起，62歲的何慧芳才覺得找回了自己。
從學校接回上小學的孫子，為開計程車的兒子和在商場賣貨的兒媳煮好飯菜，收拾好翌日早餐的食材，把客廳的地板拖乾淨，收拾好晾乾的衣服……在整個白天十多個小時的忙碌後，她給自己擠出了一點點屬於私人的時間。
離家不遠的廣州市天河區棠徳路，是嶺南民間廣場舞的大秀場。這條20米寬的社區主路，兩側甘棠、棕櫚樹林立。一到傍晚，從南走到北，健身操、交誼舞、太極拳、扇子舞、健美操、恰恰舞甚至武術拳法齊齊上演，
何慧芳是這條人海長龍中的一員。這支三十多人的隊伍，跳的是健身操，高亢動感的音樂響起，她們手腳隨著音樂搖擺，整齊劃一，看不出每個人的特色，“整齊就是好看，跳得不一樣不就亂了？”
“人多了，就不害怕了”十多年來，棠徳路一直是舞者的樂園。
來自河南南陽的何慧芳，兒子在廣州開了十多年計程車。兩年前，老伴得病去世，兒子把她從老家接到廣州，方便照顧。“兒子兒媳都上班，我接孫子上學，給他們做做飯。”何慧芳說。
初到廣州時，母子之間時常爆發“戰爭”。兒子覺得把母親接過來是享福，
年輕時，何慧芳是當地紡織廠的一名女工，習慣了人群紮堆的生活，和姐妹們一起上下班、一起做工、一起吃食堂、一起看電影。她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年廠裡元旦文藝匯演，她參加了壓軸節目，第一次登臺和姐妹兒們演出大合唱，
“我們要當革命的螺絲釘，但誰不想當大紅花。”何慧芳說，她曾私下打聽過縣裡的文化演出隊，想進去當演員，怯生生地問了一圈兒也沒問出個所以然。糾結著、掙扎著，結果下崗了。後來她推著車子賣炸串，紮在小商販中間，“被城管攆著跑”。
剛到廣州，她聽收音機，聽不懂，看電視，沒意思，老覺著不得勁兒，下樓上樓，在社區裡一趟趟地轉。“樓下那麼多跳舞的，要不你也去跳跳舞？”兒子勸她。
馬路上跳舞，一群人圍著瞅，何慧芳有點難為情，直到遇見一個慢慢熟絡的河南老鄉，老鄉拉著她，一起報名進了健身操團隊，學了不到一個星期，就無師自通，“就跟大合唱一樣，人多了，就不害怕了，這麼多人一起跳，觀眾不一定在看你。”
現在，何慧芳的健身舞已經跳了一年多，舞蹈和做飯、看孩子一樣，成了日常不可缺少的部分。
借助廣場舞，她正一點點甩掉孤獨。她結識了同是來看孩子的老鄉，開始和聽不懂在說啥的湛江生意人交朋友。
這段時間，手機微信也裝上了，主要功能是跟舞友們聊天，“感覺在這座城市找到了歸屬感”。
“等你老了，就知道有人吵也是種幸福”和何慧芳一樣，數量龐大的中國廣場舞大媽，正成為全民關注、爭議的焦點。公開資料顯示，這一群體的總數約在1億人左右。
在抗議者看來，她們是“噪音擾民”和“擠佔公共空間”的代名詞。廣場舞大媽們的舞姿既不美好，又缺乏公共道德，無疑要遭到年輕人一致的嘲笑。
但在研究者看來，這隱藏著更多的社會基因。
香港中文大學人類學研究生王芊霓曾專門到何慧芳的河南老家，歷時半年進行田野調查。她接觸了6支廣場舞隊，和20多位舞者進行深入訪談，親自加入廣場舞團隊，試圖揭示其背後爭議的邏輯，“一是中老年女性跳舞不符合社會主流對已婚女性的期望，二是廣場舞對公共空間的使用不合乎現代人對公共空間安靜有序的期待。”
何慧芳曾遇到反對大媽們跳舞的一些年輕人，年輕人大聲斥責音響讓他們不能睡覺，“我們也理解年輕人，上班累需要休息，所以我們在晚上的飯點跳。”何慧芳說。爭吵的時候，幾十個大媽七嘴八舌，“我們辛苦了一輩子，照顧老照顧小，老了跳個舞都不行？”年輕人悻悻離開。
也有大媽們敗下陣來的時候。春節回河南老家，何慧芳組織過一群同齡人跳廣場舞，“有人嫌吵，左鄰右舍都認識，跳了一兩次就不再跳了。”
有時候晚上跳不過癮，早晨7點多，何慧芳給兒孫做好早飯，下樓跟舞友再跳一兩個小時。她們專門買了音量小的隨身聽，別在腰上，跳完舞再結伴逛菜市場，給孩子們準備晚飯。
王芊霓把參與廣場舞的許多女性稱作中國歷史上“第一代孤獨母親”，“她們可能剛剛步入中年，就要獨自一人在家，她們的丈夫去了收入更高的外地工作，孩子也從高中甚至初中起就到外地就讀”。
“促使女性去參加廣場舞的具體原因總是五花八門，但總體而言，孤獨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廣場舞正是一種療愈孤獨的方式，滿足了這些女人對人際溝通和情感共鳴的強烈願望，正如一種心靈按摩。”這名研究者得出結論。
步入暮年的何慧芳，對此深有感觸，“年輕人怕吵，老年人怕不吵，怕一個人在家，怕沒動靜，你現在理解不了，等你老了，就知道有人吵也是一種幸福。”她說，她打算把廣場舞活到老，跳到老，開心到老。
（應採訪物件要求，文中何慧芳為化名）
“樓下那麼多跳舞的，要不你也去跳跳舞？”兒子勸她。馬路上跳舞，一群人圍著瞅，何慧芳有點難為情，直到遇見一個慢慢熟絡的河南老鄉，老鄉拉著她，一起報名進了健身操團隊，學了不到一個星期，就無師自通，“就跟大合唱一樣，人多了，就不害怕了，這麼多人一起跳，觀眾不一定在看你。”
現在，何慧芳的健身舞已經跳了一年多，舞蹈和做飯、看孩子一樣，成了日常不可缺少的部分。
借助廣場舞，她正一點點甩掉孤獨。她結識了同是來看孩子的老鄉，開始和聽不懂在說啥的湛江生意人交朋友。
這段時間，手機微信也裝上了，主要功能是跟舞友們聊天，“感覺在這座城市找到了歸屬感”。
“等你老了，就知道有人吵也是種幸福”和何慧芳一樣，數量龐大的中國廣場舞大媽，正成為全民關注、爭議的焦點。公開資料顯示，這一群體的總數約在1億人左右。
在抗議者看來，她們是“噪音擾民”和“擠佔公共空間”的代名詞。廣場舞大媽們的舞姿既不美好，又缺乏公共道德，無疑要遭到年輕人一致的嘲笑。
但在研究者看來，這隱藏著更多的社會基因。
香港中文大學人類學研究生王芊霓曾專門到何慧芳的河南老家，歷時半年進行田野調查。她接觸了6支廣場舞隊，和20多位舞者進行深入訪談，親自加入廣場舞團隊，試圖揭示其背後爭議的邏輯，“一是中老年女性跳舞不符合社會主流對已婚女性的期望，二是廣場舞對公共空間的使用不合乎現代人對公共空間安靜有序的期待。”
何慧芳曾遇到反對大媽們跳舞的一些年輕人，年輕人大聲斥責音響讓他們不能睡覺，“我們也理解年輕人，上班累需要休息，所以我們在晚上的飯點跳。”何慧芳說。爭吵的時候，幾十個大媽七嘴八舌，“我們辛苦了一輩子，照顧老照顧小，老了跳個舞都不行？”年輕人悻悻離開。
也有大媽們敗下陣來的時候。春節回河南老家，何慧芳組織過一群同齡人跳廣場舞，“有人嫌吵，左鄰右舍都認識，跳了一兩次就不再跳了。”
有時候晚上跳不過癮，早晨7點多，何慧芳給兒孫做好早飯，下樓跟舞友再跳一兩個小時。她們專門買了音量小的隨身聽，別在腰上，跳完舞再結伴逛菜市場，給孩子們準備晚飯。
王芊霓把參與廣場舞的許多女性稱作中國歷史上“第一代孤獨母親”，“她們可能剛剛步入中年，就要獨自一人在家，她們的丈夫去了收入更高的外地工作，孩子也從高中甚至初中起就到外地就讀”。
“促使女性去參加廣場舞的具體原因總是五花八門，但總體而言，孤獨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廣場舞正是一種療愈孤獨的方式，滿足了這些女人對人際溝通和情感共鳴的強烈願望，正如一種心靈按摩。”這名研究者得出結論。
步入暮年的何慧芳，對此深有感觸，“年輕人怕吵，老年人怕不吵，怕一個人在家，怕沒動靜，你現在理解不了，等你老了，就知道有人吵也是一種幸福。”她說，她打算把廣場舞活到老，跳到老，開心到老。
（應採訪物件要求，文中何慧芳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