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兵器“變形計”：以勾殺為主要傷害方式的“青銅戈”賞鑒
戈是中國特有的青銅兵器，最早的青銅戈出現在二裡頭時期(也就是我們經常說的夏朝)，一直到秦代，戈都是戰場上的主要兵器。
一、青銅戈的結構
圖1、戈與戈頭各部位示意圖
戈古稱勾兵，是一種以勾殺為主要傷害方式的兵器，通常由戈頭、柲、柲帽和鐏組成。戈頭的結構(圖1)：接柲者為“內”;長條形的鋒刃為“援”，是戈的主要殺傷部位，其前部為“鋒”，下部為“下刃”，上部為“上刃”，是故，戈既可啄擊，又可勾殺;援下刃彎曲下垂的部分稱作“胡”，
二、青銅戈的發展演變
圖2、二裡頭出土直內戈
河南偃師二裡頭遺址出土的直內戈(圖2)，
圖3、商代婦好墓出土青銅戈
商代青銅戈(圖3)沿襲二裡頭時期的特點，戈的上下刃依舊不甚發達，以戈鋒為主要殺傷部位。
圖4、太倉市博物館館藏商代銎式戈
進入西周之後，車戰逐漸登上歷史舞臺，戰車以其強大的衝擊力和快速迅捷的機動能力成為戰場的核心。
圖5、上海博物館館藏西周龍紋戈
春秋時期是戰車發展的鼎盛時期，車戰成為軍隊作戰的主要方式，以至於人們常以“萬乘之國、千乘之國、百乘之國”作為大、中、小諸侯國的代稱，為了配合車戰，還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車戰禮儀(圖6)。隨著社會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以及車戰的進一步普及，無胡戈幾乎徹底退出了戰場，為有胡戈所代替(圖7)。
圖6、中國國家博物館館藏春秋時期宋公欒戈
戰國時期，青銅戈又有了長足發展(圖8)，主要表現在兩方面：一是戈的內部開始開刃，銳利的開刃賦予了內部較大的殺傷力，內除了固定戈柲外又有了新的作用;二是隨著青銅冶煉技術的提高，戰國青銅戈的援部也有了較大的變化，由原來的較為平直的援變得長而狹，並在援中部束腰，進一步強化了戈的勾割功能，增強了戈的殺傷力。
圖7、上海博物館館藏春秋晚期蔡公子加戈
秦戈沿襲戰國青銅戈的形制與特點，援狹長，內開刃，增加了戈的殺傷力，可勾、可啄、可揕(圖9)。
漢代隨著騎兵的發展和煉鐵工藝的提高，青銅戈最終退出了戰場，漢墓中雖偶出青銅戈，但大多裝飾華麗，非用於實戰(圖10)。
圖8、中國國家博物館館藏戰國戈
三、青銅戈鑒偽
青銅戈鑒偽可以從形制、銘文、紋飾、銅銹四方面入手。拿到一件青銅戈首先需要根據我們上文闡述的戈的形制判定其大致年代，是商還是周，是西周還是春秋戰國。然後結合戈的形制進行銘文和紋飾方面的辨識，從銘文上看，通常而言殷商金文是由甲骨文發展而來，雖然筆形較甲骨文顯得更圓潤肥厚，但相對後期的西周金文來說更接近於原始文字。西周初期承殷末書風;到成王時形成獨特的風格，書體雄渾典麗而壯觀;昭穆之後，筆劃由粗細相參而趨於均勻劃一，收筆與起筆亦由方圓不一而變成圓筆，顯得更為嚴謹端正。春秋時期盛行‘科鬥文’和圖案化的‘鳥蟲書’;秦代則通用小篆。從紋飾上看，夏代青銅戈一般沒有紋飾或裝飾極為簡樸的紋飾;商代青銅戈紋飾華麗繁縟，整體風格較為粗獷;西周早期紋飾趨向簡單、樸實;春秋戰國紋飾清新活潑，富於氣息，往往採用錯金、錯銀、鑲嵌紅銅、松石和細線刻鏤等工藝;秦漢花紋少，並多不及商周精細。最後採用筆者在《慧眼識真——青銅器辨偽的一般方法》一文中提到的觀察辨偽法、針紮辨偽法、燒灼辨偽法和結晶斑辨偽法四種方法進行銅銹的辨偽，確定鏽色是否自然生成的鏽色。
圖9、中國國家博物館館藏戰國時期“五年相邦呂不韋戈”
四、青銅戈與中國傳統文化
圖10、淄博博物館館藏西漢金鐓金帽青銅戈
戈是中國特有的青銅兵器，也是先秦時期戰場上的主要兵器，影響甚至超越兵器本身，滲透到古代文化禮儀中。戈在商周之時不僅用於作戰，還用於各種禮儀活動，甚至有專為陪葬製作的明器戈。著名的殷墟婦好墓中,陪葬有玉戈39件、玉援銅內戈2件，其中藏於中國歷史博物館的嵌綠松石玉援銅內戈(圖11)，戈援前部為玉制，基部及內為銅制，插接成一體，明顯不是用於實戰之戈。
圖11、中國歷史博物館館藏嵌綠松石玉援銅內戈
西周時期是青銅戈最為流行的時期，戈成為一種文化元素滲入到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是文字和習俗。我們在西周銅器銘文中經常可以見到手持銅戈的武士形象。(圖12)。另外，西周時期關中地區的男性墓葬中常見隨葬戈、盾的現象，且戈經常被人為地砸彎和折斷，這種將兵器毀壞之後再隨葬的風俗就是我們經常提及的“毀兵”葬俗，在這裡戈成為風俗習慣的重要組成部分。
《儀禮》是儒家十三經之一，是中國春秋戰國時代漢族禮制彙編。內容涉及冠、婚、喪、祭、鄉、射、朝、聘等各種禮儀。在《儀禮》的記載中戈也常被用作禮儀儀仗，《儀禮·士喪禮》記載：“君至……小臣二人執戈先。二人後。君釋采入門。主人辟。”
圖12、《金文編?附錄上》015、016 、019
後來鑒於戈在戰爭中的重要地位，古人常常用戈來指代戰爭，比如我們現在經常使用的成語“大動干戈”、“同室操戈”、“倒戈相向”等，可見戈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巨大影響。
總之，戈是中國古代出現最早、應用最廣泛的青銅兵器，瞭解青銅戈對於我們研究中國古代戰爭及古代傳統禮儀文化都具有重要意義。
圖5、上海博物館館藏西周龍紋戈
春秋時期是戰車發展的鼎盛時期，車戰成為軍隊作戰的主要方式，以至於人們常以“萬乘之國、千乘之國、百乘之國”作為大、中、小諸侯國的代稱，為了配合車戰，還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車戰禮儀(圖6)。隨著社會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以及車戰的進一步普及，無胡戈幾乎徹底退出了戰場，為有胡戈所代替(圖7)。
圖6、中國國家博物館館藏春秋時期宋公欒戈
戰國時期，青銅戈又有了長足發展(圖8)，主要表現在兩方面：一是戈的內部開始開刃，銳利的開刃賦予了內部較大的殺傷力，內除了固定戈柲外又有了新的作用;二是隨著青銅冶煉技術的提高，戰國青銅戈的援部也有了較大的變化，由原來的較為平直的援變得長而狹，並在援中部束腰，進一步強化了戈的勾割功能，增強了戈的殺傷力。
圖7、上海博物館館藏春秋晚期蔡公子加戈
秦戈沿襲戰國青銅戈的形制與特點，援狹長，內開刃，增加了戈的殺傷力，可勾、可啄、可揕(圖9)。
漢代隨著騎兵的發展和煉鐵工藝的提高，青銅戈最終退出了戰場，漢墓中雖偶出青銅戈，但大多裝飾華麗，非用於實戰(圖10)。
圖8、中國國家博物館館藏戰國戈
三、青銅戈鑒偽
青銅戈鑒偽可以從形制、銘文、紋飾、銅銹四方面入手。拿到一件青銅戈首先需要根據我們上文闡述的戈的形制判定其大致年代，是商還是周，是西周還是春秋戰國。然後結合戈的形制進行銘文和紋飾方面的辨識，從銘文上看，通常而言殷商金文是由甲骨文發展而來，雖然筆形較甲骨文顯得更圓潤肥厚，但相對後期的西周金文來說更接近於原始文字。西周初期承殷末書風;到成王時形成獨特的風格，書體雄渾典麗而壯觀;昭穆之後，筆劃由粗細相參而趨於均勻劃一，收筆與起筆亦由方圓不一而變成圓筆，顯得更為嚴謹端正。春秋時期盛行‘科鬥文’和圖案化的‘鳥蟲書’;秦代則通用小篆。從紋飾上看，夏代青銅戈一般沒有紋飾或裝飾極為簡樸的紋飾;商代青銅戈紋飾華麗繁縟，整體風格較為粗獷;西周早期紋飾趨向簡單、樸實;春秋戰國紋飾清新活潑，富於氣息，往往採用錯金、錯銀、鑲嵌紅銅、松石和細線刻鏤等工藝;秦漢花紋少，並多不及商周精細。最後採用筆者在《慧眼識真——青銅器辨偽的一般方法》一文中提到的觀察辨偽法、針紮辨偽法、燒灼辨偽法和結晶斑辨偽法四種方法進行銅銹的辨偽，確定鏽色是否自然生成的鏽色。
圖9、中國國家博物館館藏戰國時期“五年相邦呂不韋戈”
四、青銅戈與中國傳統文化
圖10、淄博博物館館藏西漢金鐓金帽青銅戈
戈是中國特有的青銅兵器，也是先秦時期戰場上的主要兵器，影響甚至超越兵器本身，滲透到古代文化禮儀中。戈在商周之時不僅用於作戰，還用於各種禮儀活動，甚至有專為陪葬製作的明器戈。著名的殷墟婦好墓中,陪葬有玉戈39件、玉援銅內戈2件，其中藏於中國歷史博物館的嵌綠松石玉援銅內戈(圖11)，戈援前部為玉制，基部及內為銅制，插接成一體，明顯不是用於實戰之戈。
圖11、中國歷史博物館館藏嵌綠松石玉援銅內戈
西周時期是青銅戈最為流行的時期，戈成為一種文化元素滲入到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是文字和習俗。我們在西周銅器銘文中經常可以見到手持銅戈的武士形象。(圖12)。另外，西周時期關中地區的男性墓葬中常見隨葬戈、盾的現象，且戈經常被人為地砸彎和折斷，這種將兵器毀壞之後再隨葬的風俗就是我們經常提及的“毀兵”葬俗，在這裡戈成為風俗習慣的重要組成部分。
《儀禮》是儒家十三經之一，是中國春秋戰國時代漢族禮制彙編。內容涉及冠、婚、喪、祭、鄉、射、朝、聘等各種禮儀。在《儀禮》的記載中戈也常被用作禮儀儀仗，《儀禮·士喪禮》記載：“君至……小臣二人執戈先。二人後。君釋采入門。主人辟。”
圖12、《金文編?附錄上》015、016 、019
後來鑒於戈在戰爭中的重要地位，古人常常用戈來指代戰爭，比如我們現在經常使用的成語“大動干戈”、“同室操戈”、“倒戈相向”等，可見戈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巨大影響。
總之，戈是中國古代出現最早、應用最廣泛的青銅兵器，瞭解青銅戈對於我們研究中國古代戰爭及古代傳統禮儀文化都具有重要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