顏敏如︱以色列的雙語學校：衝突之下的象牙塔抑或新希望？
2017年12月初特朗普總統向世界正式宣告，美國承認耶路撒冷為以色列首都，並開始安排將原在特拉維夫的大使館遷移至耶路撒冷的各項事宜。消息一出，舉世譁然。西方國家領袖警告，
許多人聽聞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糾紛，卻很少人知道，以色列境內有百分之二十的阿拉伯人口，阿拉伯語是官方語言之一；更少人知道的是，
近二十年前，也許由於1993年原本可以促使兩個族群和平相處的奧斯陸協定無法落實，幾個猶太和阿拉伯父母自行招集小孩開辦幼稚園。他們希望以實際行動召示，猶太人與阿拉伯人不但可以共同生活，更能夠一起學習、成長。
大致說來，以色列有三個“平行社會”，分別是一般猶太人、超正統猶太人以及阿拉伯人。超正統猶太人有其特殊的教育體系，一般猶太人及阿拉伯人也各有自屬的學校。
問題是，巴勒斯坦地猶太人和阿拉伯人的百年宿仇（只從1917年貝爾福宣言算起，更久遠的，已超過本文範圍），可能因著一個小小的學校而有所變化？雙方對二十世紀初始至今的歷史有著不同的詮釋，同班級的學生如何學習並看待這些不同？說著不同語言的學生，
帶著這些疑問，我在2017年11月親訪耶路撒冷城郊Wadi Ara的手牽手雙語校，以及在耶城本身的總校。Wadi Ara是阿拉伯人聚集區，卡拉村（Kfar Qara）只有阿拉伯居民。原本極少相互往來的猶太與阿拉伯族群，在雙語學校裡見證了仇敵如何成為水乳☆禁☆交融的好友！
負責接待我的，是全身充滿活力的猶太媽媽Zohar。
古老民族總是有不同的慶典、節日以及宗教加諸的各種紀念日，猶太與阿拉伯人自不例外。我想知道雙語學校如何處理這些繁瑣而又重要的細節。“人人參加彼此的節日或紀念日，一起慶祝或一起悼念。”這是Zohar給出的答案。接著她讓我看一本日曆。基督宗教的假日以十字架標示，猶太教，以大衛星，伊斯蘭則以弦月與小星為圖記。如同以色列公路上的交通標誌，日曆上的每個周間日以英文、希伯來文及阿拉伯文等三種語言呈現。必須多加解釋的特殊日子，則以希伯來和阿拉伯文說明。
三種語言的日曆
Zohar還告訴我兩件軼事。她的孩子仍在幼稚園時，有次當著手牽自己孩子的阿拉伯爸爸說：“就是他，就是這個阿拉伯小孩拿的！”Zohar當場覺得尷尬，阿拉伯爸爸只是笑笑。幾年之後，在學校活動的場合裡，雙方家長才終於明白，當時那句“就是那個阿拉伯小孩”的內涵不過是“就是那個說阿拉伯話的孩子”，如此而已，和膚色、來歷、背景……完全無關。孩子沒有種族歧視的概念，Zohart的尷尬只是下意識裡無謂的添加，和孩子的原意沒有交集。“還有，前兩年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又有緊張關係時，這學校的畢業生在他們就讀的中學裡主動聯絡，希望校方讓他們到各班級講述巴、以人從小一起生活的經驗，試著從一般學生身上降低甚至消除敵意。”
“真是從這裡畢業學生自發的想法？”我好奇地問。
“當然！”Zohar很快地回答，“他們非常清楚雙語校給他們的價值觀和校外一般人看法的差異。這學校的家長來自各種不同的背景，孩子也習慣相異的觀點，知道這世界由不同的人組成。在這種環境長大的孩子感知力較敏銳，也比一般人早熟。”
Zohar知道有阿拉伯基督徒，當我問到學校裡是否有猶太基督徒時，她嚇了一跳，原本滿臉笑容突然變得僵硬無比。正當她自豪於學校能包容多樣、多元時，猶太基督徒對她似乎是個來自外太空的異物！
手牽手雙語校在以色列全境約有一千七百五十名學生，由於小班制，每班有兩名老師，而且老師必須接受特別訓練等等，光靠稅金不夠維持學校所需，經費必須有其他來源。也就是，政府出資百分之四十，耶路撒冷基金會（Jerusalem Foundation）及其他慈善捐款百分之四十，學生每人每年繳交五千斜克爾（以色列貨幣，約是九千五百人民幣），這和政府付大部份學費的九年義務教育有相當的差距。
去了Wadi Ara的第二天我前往雙語總校。由於比約定的時間早到，負責接待我的Noa尚不得空，我便獨自走走看看。時值下課，學生吵鬧異常。我發現，不論是學生的海報或校方的公告，全以阿拉伯文及希伯來文呈現。走廊一隅，一位老師正對著一個帶有憂戚面孔的男孩說話，一個女孩靜靜地坐在男孩旁邊陪伴。
公關部門的Noa十四年前和家人由美國移民以色列。直到她介紹，我才知道另有位日本讀賣新聞駐中東辦公室負責人金子靖志先生和我一起參訪。
我們先到一班幼稚園，兩位老師正以不同的語言帶動唱歌。Noa告訴我們，這班孩子正為Hanuka（猶太光明節）及耶誕節做準備。還有班一年級的學生分兩組上課，一組在教室內學寫希伯來文字母，另一組在走廊臨時增設的課桌椅上學寫阿拉伯文字母；每組各有一位老師負責。然後我們短暫停留，看一班四年級的學生上課。他們也有兩位老師，Neama是阿拉伯籍，Ziva是猶太籍。那堂課是公民教育，孩子學習如何選舉學生委員會成員，他們必須選出正確的代表，才能維護並爭取學生權益。
只見Neama在黑板右上角以阿拉伯文寫下主題，並立即以阿拉伯語做解釋；就在Neama解釋時，Ziva則在原先阿拉伯文下面以希伯來文寫主題。Neama解釋完，Ziva立即以希伯來語接腔。有時老師提問，指定某個學生回答或讓學生自願答覆。有時是學生發問，老師回答。
語言呢？老師、學生全以自己的母語進行；亦即，猶太學生以希伯來語提問時，Ziva負責解答。若是阿拉伯學生發問，就由Neama以自己的母語回答。有時是猶太老師以希伯來語向阿拉伯學生提問，學生以母語回答，或者阿拉伯老師以阿拉伯語向猶太學生提問，學生也以母語回答。換句話說，不論老師和學生都有雙語能力，都聽得懂對方的語言，也都能以雙語應對，說母語是為了把自己表達得更完整。
如此這般，在我們停留的十五分鐘裡，整個教室氣氛活潑熱絡，沒有一秒鐘的冷場。
Ziva和Neama是同一班的兩位導師，她們共同教公民通識課程，內容包括如何與人溝通相處、什麼是生活價值、如何面對校外一般人的世界等等。教育部規定課程目標，老師可以自行發展授課內容，沒有任何教科書可依循。在後來的談話中，兩位老師都表示，因為認同雙語校的特殊理念才來教書，而實際教學時，她們課前必須周全準備，才能在課堂上緊密配合。我心想，兩人教同一班，必定有良性競爭，畢竟沒人願意讓對方認為是不盡責的老師。
坐著的老師是阿拉伯老師Neama，背對鏡頭站立者為猶太老師Ziva
Noa說，“認同”在雙語學校是個重要的議題。一年級認知“我是誰”，二年級“我和我的家庭”，逐年推展到我與社區、社會、國家、世界、大自然等等，重點是“因為不同，所以我才豐富”！學生必須學習“同意不同意我的人”。
我們走出教師休息室，看到一面牆上貼滿撕畫。Noa介紹說，這是五年級學生的作品。老師給的題目是“我最喜歡的人”。甘地、馬丁路德、黎巴嫩的女歌手……學生介紹自己喜愛的人，自行查尋相關所有資料，包括國籍、時代背景、出生地、正面或負面的事蹟及其影響力等等，並且要能對同學的發問提供答案。再來是說明自己為什麼喜歡這人，是因為欣賞他的外貌、品德、貢獻或其他特質；這一環節可清楚反映出學生的喜好與性格傾向。最後以撕紙創作受喜愛者的頭像。光是介紹自己喜愛的人，就已經把歷史、地理、人格、美術等教育課程聯合一起。如果一班有二十個學生，人人都能在一小段時間裡充分認識二十種不同的人生。
同行的日本先生等不及要知道歷史課怎麼上，我向他豎起雙拇指，表示我也非常渴望瞭解學校怎麼處理這議題。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糾紛可回溯到歐斯曼帝國瓦解後的世局。同一段歷史卻有完全相反的詮釋，在同一班裡老師如何處理？
“學校給出容納不同觀點的空間，猶太和阿拉伯學生可以各自提出解釋。”Noa告訴我們。
“以色列的國慶日是巴勒斯坦的Nakba（災難日）。也就是說，當猶太人歡天喜地慶祝複國日時，正是阿拉伯人紀念離開故土的災難日。學校在這巨大矛盾的日子裡做了什麼？”我好奇地問。
“國慶日當天放假，學校不能做什麼。但是國慶日的前一天是猶太人的追悼日，紀念在戰爭及恐怖攻擊中喪命的猶太軍民。學校把追悼日及災難日的活動合併舉行，因為雙方的共同點是‘失去’，心緒相近，就有共同的話題。首先阿拉伯和猶太學生分別參加自己人的儀式（少數學生選擇也參加對方的活動），接著是在校生、畢業生、老師、家長聚在一起‘分擔傷痛’。雙方父母各有機會敘述自己的‘失去’，最後由老師談‘未來’。雙方的共同未來就是不讓類似事件再度發生。”
可惜的是，巴、以議題的難處正是，同樣的傷害，七十年來不斷重複發生。“那麼大屠殺紀念日呢？”日本先生接著問。
“必定是雙方一同參加，也一起去Yad Vashem（大屠殺紀念館）。這不僅是猶太人的大災難，也是全人類都必須徹底瞭解的大事件。不是嗎？”Noa答。
雙語校除了要面對發生在一般學生身上的問題之外，最大的挑戰是，七十年來巴、以無解問題的部份成員天天生活在一起，他們平時的和樂彰顯出國際政治角力不容易影響市井小民的日常，然而活生生的戰爭衝突與恐怖攻擊事件，即使不是親身經歷，也必定對精神與情緒造成波動。Noa說明，十四五歲的學生開始有辯論的需要，老師們的設計是，兩個族群站在對立面進行辯論；也就是說，猶太學生以阿拉伯學生的身份辯駁阿拉伯學生以猶太學生身份所做的攻防。這讓雙方徹底瞭解彼此的論點依據、身心對衝擊的反應以及後續的影響。另外，有時校外遠足的地點正是攻擊或戰事的發生地，以便實際瞭解當初的情形。當然也安排學生訪問倖存者。
學校日常使用多種語言
共同標注著阿拉伯文與希伯來文的畫作
Noa原本邀集兩個較高年級的學生受訪，我們到了兩個小時之後才見到其中之一的Inbar。
Inbar自四歲至十七歲都在雙語校就讀，也即將畢業，由她講述在特殊學校接受教育的心情回顧，相當有意義。“我們在小學時的歷史課程是世界史，中學時則以各自的母語談論對共同歷史的不同解讀。當我們發現，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雙方的政治人物選擇對自己有利的歷史片段並加以強調、放大時，我們學生就是可以對事件做出批判的第三者。”
“那麼畢業考呢？歷史試題怎麼作答？”我好奇地問。
“必須配合教育部的要求寫答案，猶太人和阿拉伯人都一樣。我們不能像在學校裡那般自由發揮。這事，老師會特別提醒畢業生。”
“在這個學校十多年，說說你的感受吧。”Inbar是個言語流利、思路清晰的女孩，我想聽聽她的評價。
“我們在這學校念書的本身就已經是‘與眾不同’。我們希望能改變世界。外面說，我們是在一個受保護的泡泡裡談平等、談人權，只活在夢想世界裡。但我認為，學校給了我們如何面對世界的工具！”
於是，我給相當有主見的Inbar出了一道簡題：“說說看，Inbar，如果妳取代Netanyahu，成為現在的以色列總理，對於巴、以糾紛，你會怎麼做？”
Inbar有些不好意思地笑著說：“我嘛，我會馬上結束佔領！”
“你是左派！”我立刻接腔。
“噢，我不但是左派，甚至是極左！”
正當我要問，2005年以色列撤回因自衛、打勝才不得不佔領的加沙走廊，卻換來哈瑪斯十年從未停歇的火箭炮攻擊，如果現在從西岸撤回，她是否能保證以色列境內八百多萬人的安全時，我們談話的辦公室裡進來兩位老師，而不得不停止對Inbar的訪談。
“說真的，Noa，還有個重點我們尚未觸及。”對答案的渴求，令我顧不得應該按捺下自己的焦慮。
“什麼重點呢？”Noa微笑著問。
“社會上發生攻擊事件時，比如前陣子巴勒斯坦人開車衝撞人群，或持刀刺殺完全沒有防範的個人，學校有什麼反應？學生之間有什麼狀況？”我看到一旁日本先生重重點頭，想來他也正急著要知道。
“攻擊發生後，恐懼和痛恨的心緒當然會感染到學校。為了維持和諧的氣氛，就要說出這些心情讓大家知道。特別是猶太和阿拉伯老師共同教學時，事先必須有細緻的準備。他們一起討論，找出解釋後才進入教室，以便學生發問時可提供答案。穆斯林攻擊猶太人時，阿拉伯學生比猶太學生反對攻擊更加厲害。他們認為，攻擊者的行為不符合他們對伊斯蘭的瞭解。”
“對伊斯蘭的瞭解來自家庭？”我明白了，大部份穆斯林讀不懂由古阿拉伯文寫成的古蘭經，他們的受教大部份來自伊曼（Imam），也就是伊斯蘭神職人員。伊曼在清真寺裡的講道和在媒體上對信眾的解答，可以輕易左右一般穆斯林的價值觀。
“學校有宗教課，每週兩小時。小學時，一起上課，中學時才分開。原則是學習猶太、基督及伊斯蘭三個宗教的價值，而且特別提出三教的共同價值；談耶穌、先知、信使等等。中學生的衝突通常是政治議題所引發，和宗教無關。我們雙語校強調‘同意彼此的不同’，每個人可說出心裡所想，也尊重不同的意見，不強迫對方接受自己的主張。”Noa說。青少年期就能習得這一態度，當然是對人生的加惠。我個人時常自問的是，有哪些學校或哪些課程教導人，在尊重這個、尊重那個之後，如何做決定並負起責任？尊重是一回事，做決定並負責，又是另一回事了。
“那麼兵役呢？學生怎麼看待？因為以色列士兵的敵人正是另一群同胞的同族人，也就是約旦河西岸及加薩走廊激進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不是嗎？”我提出的是相當敏感的問題，卻無法避免。“沒錯！”Noa爽快地回答，“學生大約十六歲開始面對這議題，因為十八歲起，也就是高中畢業後，猶太學生要服役，阿拉伯學生不需要，也因此，如果願意繼續深造，阿拉伯學生比猶太學生早上大學、早畢業、早進入職場。阿拉伯學生當然不願自己的猶太同學在某種可能的情況之下，殺阿拉伯人，或被阿拉伯人殺。由於曾經有過猶太同學，阿拉伯學生較能感知，猶太軍人也是人，而不是殺人的機器。”
第一批創建手牽手雙語學校的阿拉伯及猶太家長是勇敢的，他們值得尊敬並效法。2014年11月的一個夜裡，猶太激進分子縱火雙語學校，校方以為沒人再敢送自己的子女來上學，豈料第二天早上，幾乎全部學生出席！他們把終止紛爭的希冀化為實際行動，宣告世人，猶太人與阿拉伯人不但可以共同生活，願意彼此向對方學習更是珍貴。一把火不但燒出老師、學生與家長更堅定的決心，學校更受到以色列總統Rivlin及當時美國總統Obama的嘉許和鼓勵，這就是對激進分子最大的反擊。
位於耶路撒冷城內的雙語總校目前將近有七百名學生，還有八百個孩子在後補名單上。因著學校活動的激發，共同學習的模式也運用到社區居民身上，越來越多的猶太人和阿拉伯人共組社團，共同參與公共事務。
雙語校無疑是成功的，但是能夠到這學校上課孩子的家長應該有較高的收入、較高學歷、較開放的心胸。以色列國內的挑戰之一不在於族群本身，而是族群素質的高低，以及不清楚西岸和迦薩人到底怎麼想。
成功的雙語學校是否已自問，如何讓學生“尊重”巴勒斯坦史地教科書上完全沒有以色列的事實？是否已自問如何讓學生“尊重”伊曼在清真寺裡傳播猶太人是豬、是猴的講道？學生們的多元與開放只存在於校園裡嗎？一旦出了校門，他們知道如何面對低素質及激進的族群嗎？
Noa送我和日本先生出校門時，正有一個來自挪威的團體等著入校參觀。
＊以色列媒體對雙語學校的報導：https://www.youtube.com/watch?time_continue=144&v=m4PK7tnYzfw
“人人參加彼此的節日或紀念日，一起慶祝或一起悼念。”這是Zohar給出的答案。接著她讓我看一本日曆。基督宗教的假日以十字架標示，猶太教，以大衛星，伊斯蘭則以弦月與小星為圖記。如同以色列公路上的交通標誌，日曆上的每個周間日以英文、希伯來文及阿拉伯文等三種語言呈現。必須多加解釋的特殊日子，則以希伯來和阿拉伯文說明。三種語言的日曆
Zohar還告訴我兩件軼事。她的孩子仍在幼稚園時，有次當著手牽自己孩子的阿拉伯爸爸說：“就是他，就是這個阿拉伯小孩拿的！”Zohar當場覺得尷尬，阿拉伯爸爸只是笑笑。幾年之後，在學校活動的場合裡，雙方家長才終於明白，當時那句“就是那個阿拉伯小孩”的內涵不過是“就是那個說阿拉伯話的孩子”，如此而已，和膚色、來歷、背景……完全無關。孩子沒有種族歧視的概念，Zohart的尷尬只是下意識裡無謂的添加，和孩子的原意沒有交集。“還有，前兩年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又有緊張關係時，這學校的畢業生在他們就讀的中學裡主動聯絡，希望校方讓他們到各班級講述巴、以人從小一起生活的經驗，試著從一般學生身上降低甚至消除敵意。”
“真是從這裡畢業學生自發的想法？”我好奇地問。
“當然！”Zohar很快地回答，“他們非常清楚雙語校給他們的價值觀和校外一般人看法的差異。這學校的家長來自各種不同的背景，孩子也習慣相異的觀點，知道這世界由不同的人組成。在這種環境長大的孩子感知力較敏銳，也比一般人早熟。”
Zohar知道有阿拉伯基督徒，當我問到學校裡是否有猶太基督徒時，她嚇了一跳，原本滿臉笑容突然變得僵硬無比。正當她自豪於學校能包容多樣、多元時，猶太基督徒對她似乎是個來自外太空的異物！
手牽手雙語校在以色列全境約有一千七百五十名學生，由於小班制，每班有兩名老師，而且老師必須接受特別訓練等等，光靠稅金不夠維持學校所需，經費必須有其他來源。也就是，政府出資百分之四十，耶路撒冷基金會（Jerusalem Foundation）及其他慈善捐款百分之四十，學生每人每年繳交五千斜克爾（以色列貨幣，約是九千五百人民幣），這和政府付大部份學費的九年義務教育有相當的差距。
去了Wadi Ara的第二天我前往雙語總校。由於比約定的時間早到，負責接待我的Noa尚不得空，我便獨自走走看看。時值下課，學生吵鬧異常。我發現，不論是學生的海報或校方的公告，全以阿拉伯文及希伯來文呈現。走廊一隅，一位老師正對著一個帶有憂戚面孔的男孩說話，一個女孩靜靜地坐在男孩旁邊陪伴。
公關部門的Noa十四年前和家人由美國移民以色列。直到她介紹，我才知道另有位日本讀賣新聞駐中東辦公室負責人金子靖志先生和我一起參訪。
我們先到一班幼稚園，兩位老師正以不同的語言帶動唱歌。Noa告訴我們，這班孩子正為Hanuka（猶太光明節）及耶誕節做準備。還有班一年級的學生分兩組上課，一組在教室內學寫希伯來文字母，另一組在走廊臨時增設的課桌椅上學寫阿拉伯文字母；每組各有一位老師負責。然後我們短暫停留，看一班四年級的學生上課。他們也有兩位老師，Neama是阿拉伯籍，Ziva是猶太籍。那堂課是公民教育，孩子學習如何選舉學生委員會成員，他們必須選出正確的代表，才能維護並爭取學生權益。
只見Neama在黑板右上角以阿拉伯文寫下主題，並立即以阿拉伯語做解釋；就在Neama解釋時，Ziva則在原先阿拉伯文下面以希伯來文寫主題。Neama解釋完，Ziva立即以希伯來語接腔。有時老師提問，指定某個學生回答或讓學生自願答覆。有時是學生發問，老師回答。
語言呢？老師、學生全以自己的母語進行；亦即，猶太學生以希伯來語提問時，Ziva負責解答。若是阿拉伯學生發問，就由Neama以自己的母語回答。有時是猶太老師以希伯來語向阿拉伯學生提問，學生以母語回答，或者阿拉伯老師以阿拉伯語向猶太學生提問，學生也以母語回答。換句話說，不論老師和學生都有雙語能力，都聽得懂對方的語言，也都能以雙語應對，說母語是為了把自己表達得更完整。
如此這般，在我們停留的十五分鐘裡，整個教室氣氛活潑熱絡，沒有一秒鐘的冷場。
Ziva和Neama是同一班的兩位導師，她們共同教公民通識課程，內容包括如何與人溝通相處、什麼是生活價值、如何面對校外一般人的世界等等。教育部規定課程目標，老師可以自行發展授課內容，沒有任何教科書可依循。在後來的談話中，兩位老師都表示，因為認同雙語校的特殊理念才來教書，而實際教學時，她們課前必須周全準備，才能在課堂上緊密配合。我心想，兩人教同一班，必定有良性競爭，畢竟沒人願意讓對方認為是不盡責的老師。
坐著的老師是阿拉伯老師Neama，背對鏡頭站立者為猶太老師Ziva
Noa說，“認同”在雙語學校是個重要的議題。一年級認知“我是誰”，二年級“我和我的家庭”，逐年推展到我與社區、社會、國家、世界、大自然等等，重點是“因為不同，所以我才豐富”！學生必須學習“同意不同意我的人”。
我們走出教師休息室，看到一面牆上貼滿撕畫。Noa介紹說，這是五年級學生的作品。老師給的題目是“我最喜歡的人”。甘地、馬丁路德、黎巴嫩的女歌手……學生介紹自己喜愛的人，自行查尋相關所有資料，包括國籍、時代背景、出生地、正面或負面的事蹟及其影響力等等，並且要能對同學的發問提供答案。再來是說明自己為什麼喜歡這人，是因為欣賞他的外貌、品德、貢獻或其他特質；這一環節可清楚反映出學生的喜好與性格傾向。最後以撕紙創作受喜愛者的頭像。光是介紹自己喜愛的人，就已經把歷史、地理、人格、美術等教育課程聯合一起。如果一班有二十個學生，人人都能在一小段時間裡充分認識二十種不同的人生。
同行的日本先生等不及要知道歷史課怎麼上，我向他豎起雙拇指，表示我也非常渴望瞭解學校怎麼處理這議題。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糾紛可回溯到歐斯曼帝國瓦解後的世局。同一段歷史卻有完全相反的詮釋，在同一班裡老師如何處理？
“學校給出容納不同觀點的空間，猶太和阿拉伯學生可以各自提出解釋。”Noa告訴我們。
“以色列的國慶日是巴勒斯坦的Nakba（災難日）。也就是說，當猶太人歡天喜地慶祝複國日時，正是阿拉伯人紀念離開故土的災難日。學校在這巨大矛盾的日子裡做了什麼？”我好奇地問。
“國慶日當天放假，學校不能做什麼。但是國慶日的前一天是猶太人的追悼日，紀念在戰爭及恐怖攻擊中喪命的猶太軍民。學校把追悼日及災難日的活動合併舉行，因為雙方的共同點是‘失去’，心緒相近，就有共同的話題。首先阿拉伯和猶太學生分別參加自己人的儀式（少數學生選擇也參加對方的活動），接著是在校生、畢業生、老師、家長聚在一起‘分擔傷痛’。雙方父母各有機會敘述自己的‘失去’，最後由老師談‘未來’。雙方的共同未來就是不讓類似事件再度發生。”
可惜的是，巴、以議題的難處正是，同樣的傷害，七十年來不斷重複發生。“那麼大屠殺紀念日呢？”日本先生接著問。
“必定是雙方一同參加，也一起去Yad Vashem（大屠殺紀念館）。這不僅是猶太人的大災難，也是全人類都必須徹底瞭解的大事件。不是嗎？”Noa答。
雙語校除了要面對發生在一般學生身上的問題之外，最大的挑戰是，七十年來巴、以無解問題的部份成員天天生活在一起，他們平時的和樂彰顯出國際政治角力不容易影響市井小民的日常，然而活生生的戰爭衝突與恐怖攻擊事件，即使不是親身經歷，也必定對精神與情緒造成波動。Noa說明，十四五歲的學生開始有辯論的需要，老師們的設計是，兩個族群站在對立面進行辯論；也就是說，猶太學生以阿拉伯學生的身份辯駁阿拉伯學生以猶太學生身份所做的攻防。這讓雙方徹底瞭解彼此的論點依據、身心對衝擊的反應以及後續的影響。另外，有時校外遠足的地點正是攻擊或戰事的發生地，以便實際瞭解當初的情形。當然也安排學生訪問倖存者。
學校日常使用多種語言
共同標注著阿拉伯文與希伯來文的畫作
Noa原本邀集兩個較高年級的學生受訪，我們到了兩個小時之後才見到其中之一的Inbar。
Inbar自四歲至十七歲都在雙語校就讀，也即將畢業，由她講述在特殊學校接受教育的心情回顧，相當有意義。“我們在小學時的歷史課程是世界史，中學時則以各自的母語談論對共同歷史的不同解讀。當我們發現，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雙方的政治人物選擇對自己有利的歷史片段並加以強調、放大時，我們學生就是可以對事件做出批判的第三者。”
“那麼畢業考呢？歷史試題怎麼作答？”我好奇地問。
“必須配合教育部的要求寫答案，猶太人和阿拉伯人都一樣。我們不能像在學校裡那般自由發揮。這事，老師會特別提醒畢業生。”
“在這個學校十多年，說說你的感受吧。”Inbar是個言語流利、思路清晰的女孩，我想聽聽她的評價。
“我們在這學校念書的本身就已經是‘與眾不同’。我們希望能改變世界。外面說，我們是在一個受保護的泡泡裡談平等、談人權，只活在夢想世界裡。但我認為，學校給了我們如何面對世界的工具！”
於是，我給相當有主見的Inbar出了一道簡題：“說說看，Inbar，如果妳取代Netanyahu，成為現在的以色列總理，對於巴、以糾紛，你會怎麼做？”
Inbar有些不好意思地笑著說：“我嘛，我會馬上結束佔領！”
“你是左派！”我立刻接腔。
“噢，我不但是左派，甚至是極左！”
正當我要問，2005年以色列撤回因自衛、打勝才不得不佔領的加沙走廊，卻換來哈瑪斯十年從未停歇的火箭炮攻擊，如果現在從西岸撤回，她是否能保證以色列境內八百多萬人的安全時，我們談話的辦公室裡進來兩位老師，而不得不停止對Inbar的訪談。
“說真的，Noa，還有個重點我們尚未觸及。”對答案的渴求，令我顧不得應該按捺下自己的焦慮。
“什麼重點呢？”Noa微笑著問。
“社會上發生攻擊事件時，比如前陣子巴勒斯坦人開車衝撞人群，或持刀刺殺完全沒有防範的個人，學校有什麼反應？學生之間有什麼狀況？”我看到一旁日本先生重重點頭，想來他也正急著要知道。
“攻擊發生後，恐懼和痛恨的心緒當然會感染到學校。為了維持和諧的氣氛，就要說出這些心情讓大家知道。特別是猶太和阿拉伯老師共同教學時，事先必須有細緻的準備。他們一起討論，找出解釋後才進入教室，以便學生發問時可提供答案。穆斯林攻擊猶太人時，阿拉伯學生比猶太學生反對攻擊更加厲害。他們認為，攻擊者的行為不符合他們對伊斯蘭的瞭解。”
“對伊斯蘭的瞭解來自家庭？”我明白了，大部份穆斯林讀不懂由古阿拉伯文寫成的古蘭經，他們的受教大部份來自伊曼（Imam），也就是伊斯蘭神職人員。伊曼在清真寺裡的講道和在媒體上對信眾的解答，可以輕易左右一般穆斯林的價值觀。
“學校有宗教課，每週兩小時。小學時，一起上課，中學時才分開。原則是學習猶太、基督及伊斯蘭三個宗教的價值，而且特別提出三教的共同價值；談耶穌、先知、信使等等。中學生的衝突通常是政治議題所引發，和宗教無關。我們雙語校強調‘同意彼此的不同’，每個人可說出心裡所想，也尊重不同的意見，不強迫對方接受自己的主張。”Noa說。青少年期就能習得這一態度，當然是對人生的加惠。我個人時常自問的是，有哪些學校或哪些課程教導人，在尊重這個、尊重那個之後，如何做決定並負起責任？尊重是一回事，做決定並負責，又是另一回事了。
“那麼兵役呢？學生怎麼看待？因為以色列士兵的敵人正是另一群同胞的同族人，也就是約旦河西岸及加薩走廊激進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不是嗎？”我提出的是相當敏感的問題，卻無法避免。“沒錯！”Noa爽快地回答，“學生大約十六歲開始面對這議題，因為十八歲起，也就是高中畢業後，猶太學生要服役，阿拉伯學生不需要，也因此，如果願意繼續深造，阿拉伯學生比猶太學生早上大學、早畢業、早進入職場。阿拉伯學生當然不願自己的猶太同學在某種可能的情況之下，殺阿拉伯人，或被阿拉伯人殺。由於曾經有過猶太同學，阿拉伯學生較能感知，猶太軍人也是人，而不是殺人的機器。”
第一批創建手牽手雙語學校的阿拉伯及猶太家長是勇敢的，他們值得尊敬並效法。2014年11月的一個夜裡，猶太激進分子縱火雙語學校，校方以為沒人再敢送自己的子女來上學，豈料第二天早上，幾乎全部學生出席！他們把終止紛爭的希冀化為實際行動，宣告世人，猶太人與阿拉伯人不但可以共同生活，願意彼此向對方學習更是珍貴。一把火不但燒出老師、學生與家長更堅定的決心，學校更受到以色列總統Rivlin及當時美國總統Obama的嘉許和鼓勵，這就是對激進分子最大的反擊。
位於耶路撒冷城內的雙語總校目前將近有七百名學生，還有八百個孩子在後補名單上。因著學校活動的激發，共同學習的模式也運用到社區居民身上，越來越多的猶太人和阿拉伯人共組社團，共同參與公共事務。
雙語校無疑是成功的，但是能夠到這學校上課孩子的家長應該有較高的收入、較高學歷、較開放的心胸。以色列國內的挑戰之一不在於族群本身，而是族群素質的高低，以及不清楚西岸和迦薩人到底怎麼想。
成功的雙語學校是否已自問，如何讓學生“尊重”巴勒斯坦史地教科書上完全沒有以色列的事實？是否已自問如何讓學生“尊重”伊曼在清真寺裡傳播猶太人是豬、是猴的講道？學生們的多元與開放只存在於校園裡嗎？一旦出了校門，他們知道如何面對低素質及激進的族群嗎？
Noa送我和日本先生出校門時，正有一個來自挪威的團體等著入校參觀。
＊以色列媒體對雙語學校的報導：https://www.youtube.com/watch?time_continue=144&v=m4PK7tnYzf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