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老工業基地重生，東北三省看到曙光了？
時代週報特約記者 劉婷婷 發自香港
全球化的競爭力核心正在轉移，
3月中的一個清晨，中環樓宇間的薄霧尚未散去，時代週報記者在香港見到了世界銀行前經濟學家安東尼·范·阿格泰咪爾（Antoine van Agtmael），經濟學術語“新興市場”一詞就是由他提出的。
“1984年，我隨世界銀行團隊第一次來到中國，撰寫了世行的第一份中國製造業報告。此後我幾乎每年都要飛來幾趟。以前我總是聽到美國企業家抱怨中國企業憑價格優勢搶走了他們的市場份額，
在他與《金融日報》前首席執行官弗雷德·巴克合著的新書《智能轉型：從鏽帶到智帶的經濟奇跡》（The Smartest Places On Earth）中，兩人認為，儘管全球經濟的重心仍在繼續向新興市場（尤其是向著中國）轉移，儘管那裡的消費者將繼續引領市場走向，但實際上，
從2013年起，阿格泰咪爾和巴克陸續走訪了荷蘭的埃因霍溫（Eindhoven）、德國的德累斯頓（Dresden）、瑞典的瑪律默（Malmo）、美國的俄亥俄州阿克倫（Akron）、北卡羅來納州特勒姆（Durham）等十幾個歐美城市。這些被稱為“鏽帶”的城市有一個共同點：過去曾是工業重鎮，卻因全球化的影響而日益式微，
中國產學研太“正式”
時代週報：這些“鏽帶”城市向“智帶”城市的轉移是怎麼開始的？
阿格泰咪爾：過去新興市場的競爭優勢，很大程度上來自廉價的勞動力，他們可以把產品的價格成本壓到極致；但此後，
例如在中國，這裡曾經有非常非常多的大型制鞋工廠，但慢慢地，這裡的人力成本也不再便宜了，很多制鞋工廠正在向越南之類更便宜的地方搬遷。但另一面，最新的鞋子工廠在哪裡呢？在德國，全世界人工成本最高的地方。
機器人將可以在未來承擔大部分產品的製造工作。
我們曾在波士頓見到一款叫做“巴克斯特（Baxter）”的人形機器人。在三個攝像頭、一個聲納、多個感測器以及其他技術的幫助下，它充當人類的工作助手。巴克斯特能“看到”並“感知”周圍的環境，可以抓取、握住、抬起、挪動物品，也可以用兩個手臂熟練地同時進行多項不同任務。“巴克斯特”每台售價僅2.2萬美元，可工作6500小時，算下來的時薪相當於3美元。這樣的勞動力成本優勢，使得巴克斯特及同類機器人對無法負擔大型基礎設備投入的小公司極具吸引力。
時代週報：現在的中國能不能借鑒“鏽帶”城市的轉型經驗？
阿格泰咪爾：美國“鏽帶”上的“舊經濟”為智慧創新時代的到來積累了戰略性的競爭優勢。
舉例來說，美國俄亥俄州的阿克倫曾是美國四大輪胎廠的總部，如今，這些輪胎廠都隨著產業轉移消失了，但是它們對於聚合物和新材料的研究實力被保留了下來，生出了千百家小型的化合物公司。俄亥俄州現在是美國最大的聚合物和橡膠製品生產地、第二大的塑膠生產地，也是公認的全球聚合物和特種化工行業的領導者，擁有約1300家公司，員工超過8.8萬人。這些工廠提供的職位總數，比之前四家大型的輪胎企業都要多。
那裡的人們十分明白如何共用智力資源。擁有一流研究能力的大學、創業公司和“舊”公司三者的緊密合作，使阿克倫重獲生機。其他的例子還包括過去擁有發達鋼鐵產業的匹茲堡，依靠卡耐基·梅隴大學和匹茲堡大學的科研實力，Google與Uber均在此設立了研發中心與辦公室。這些創新的力量往往是自下而上的。創造性從許多角角落落的地方、以非正式的方式，在自由合作的環境中萌發出來。
目前，在智力共用方面，美國確實有一些先發優勢，不過這種優勢並不會是永久性的。中國的競爭者正在很快地追趕上來，只是尚有差距。雖然中國已經對研發投入了大量的資金，但無疑更側重開發（development）而非基礎研究（research），事實上，基礎研究能力是至關重要的。
另一方面，相對來說，中國的大學對走出“象牙塔”還不夠積極，而企業也沒有與大學形成良好的互動合作。中國的一些學校也宣導產學研合作，不過依然是“自上而下”的合作模式，太過正式了。想要激發創造性，或許在非正式的情況下、讓合作自然發生會帶來更好的結果。很多極具創造性的人才未必喜歡被告知要做什麼，他們的大腦需要“呼吸”的空間。大學與企業都應該更積極努力地去接觸對方。
保護主義的本質是“懶惰”
時代週報：有人會認為智慧財產權和專利的存在，在某種程度上限制了創新與智力共用活動，你怎麼看？
阿格泰咪爾：我相信創新需要智慧財產權的保護，創新也需要激勵機制的支援，但在“保護”與“可得性”之間，確實有必要作出一些平衡。藥品研究是個很典型的例子。智慧財產權維護了製藥公司研發新藥的積極性，因為智慧財產權保護的新藥能帶來豐厚的利潤，但如果定價高到沒有患者能用得起藥，又違背了藥物研發治病救人的初衷。
製藥公司常掛在嘴邊的是，我們做了這個，做了那個。不過事實上，製藥涉及的研發中，研究的部分往往是教授和博士後們的研究成果，而非製藥公司本身，教授們的研究基金則來自政府，因此藥品定價也理應讓公眾得到更多的受益。
上世紀80年代，美國頒佈了《拜杜法案》（Bayh-Dole Act），它使得受政府資助的研究成果可以被大學和研究機構使用。許多我剛才所說的智力合作都是由這個法案衍生出來的。
時代週報：你還是比較樂觀地認為合作是未來世界的趨勢，但很明顯，“逆全球化”已經成為一種共識。
阿格泰咪爾：人們需要調整心態。很多美國人怪罪中國人搶走了他們的工作，這是說不通的。之前美國製造業工人失業的主要原因，是自動化的發展和2008年的金融危機，這都與中國無關。
我認為保護主義的本質是一種懶惰。我完全不喜歡保護主義這個概念，無論是國家保護主義還是智力保護主義。經濟發展的道路需要顛覆性的創新，但我們也得找到比過去更好的方法去適應顛覆性的創新，讓人們不要覺得自己被落下了。美國在這方面犯了錯，中國也要小心犯類似的錯。
對製造業來說，顛覆的主要來源一直就是自動化的發展；而另一方面，未來製造業的工作崗位或許所剩無幾，相應地服務業也將迎接變革。我相信十年後，就像現在人人都有一台智慧手機一樣，每個人都會帶著某種感測器的可穿戴設備，很多以前需要醫生做的診斷可能會由機器作出，這時你就會需要一種新的醫療服務，醫生護士要做的可能更多是為你提供關懷，而不是診斷。
在未來的新經濟中，許多崗位並不一定要大學文憑才能勝任，但需要經過良好的職業培訓，這方面德國已經作出了一些示範。我認為美國和其他國家也需要一種新的“社會合約”（social contract），就是由大學來教導培訓所涉及的學術元素，企業則合作提供實踐和工作的機會，政府提供一定的資金支援。我相信這種社會層面的創新將是人們越來越關注的話題，它將指導我們主動或者被動去應對顛覆式的技術創新。
一段時間內，智力共用加上智慧製造，將讓競爭優勢重新轉向發達國家，而發展中國家將要奮力縮小創新差距。但從長遠來看，這會造福全世界，因為智慧產品會説明我們解決影響所有人的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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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曾在波士頓見到一款叫做“巴克斯特（Baxter）”的人形機器人。在三個攝像頭、一個聲納、多個感測器以及其他技術的幫助下，它充當人類的工作助手。巴克斯特能“看到”並“感知”周圍的環境，可以抓取、握住、抬起、挪動物品，也可以用兩個手臂熟練地同時進行多項不同任務。“巴克斯特”每台售價僅2.2萬美元，可工作6500小時，算下來的時薪相當於3美元。這樣的勞動力成本優勢，使得巴克斯特及同類機器人對無法負擔大型基礎設備投入的小公司極具吸引力。
時代週報：現在的中國能不能借鑒“鏽帶”城市的轉型經驗？
阿格泰咪爾：美國“鏽帶”上的“舊經濟”為智慧創新時代的到來積累了戰略性的競爭優勢。
舉例來說，美國俄亥俄州的阿克倫曾是美國四大輪胎廠的總部，如今，這些輪胎廠都隨著產業轉移消失了，但是它們對於聚合物和新材料的研究實力被保留了下來，生出了千百家小型的化合物公司。俄亥俄州現在是美國最大的聚合物和橡膠製品生產地、第二大的塑膠生產地，也是公認的全球聚合物和特種化工行業的領導者，擁有約1300家公司，員工超過8.8萬人。這些工廠提供的職位總數，比之前四家大型的輪胎企業都要多。
那裡的人們十分明白如何共用智力資源。擁有一流研究能力的大學、創業公司和“舊”公司三者的緊密合作，使阿克倫重獲生機。其他的例子還包括過去擁有發達鋼鐵產業的匹茲堡，依靠卡耐基·梅隴大學和匹茲堡大學的科研實力，Google與Uber均在此設立了研發中心與辦公室。這些創新的力量往往是自下而上的。創造性從許多角角落落的地方、以非正式的方式，在自由合作的環境中萌發出來。
目前，在智力共用方面，美國確實有一些先發優勢，不過這種優勢並不會是永久性的。中國的競爭者正在很快地追趕上來，只是尚有差距。雖然中國已經對研發投入了大量的資金，但無疑更側重開發（development）而非基礎研究（research），事實上，基礎研究能力是至關重要的。
另一方面，相對來說，中國的大學對走出“象牙塔”還不夠積極，而企業也沒有與大學形成良好的互動合作。中國的一些學校也宣導產學研合作，不過依然是“自上而下”的合作模式，太過正式了。想要激發創造性，或許在非正式的情況下、讓合作自然發生會帶來更好的結果。很多極具創造性的人才未必喜歡被告知要做什麼，他們的大腦需要“呼吸”的空間。大學與企業都應該更積極努力地去接觸對方。
保護主義的本質是“懶惰”
時代週報：有人會認為智慧財產權和專利的存在，在某種程度上限制了創新與智力共用活動，你怎麼看？
阿格泰咪爾：我相信創新需要智慧財產權的保護，創新也需要激勵機制的支援，但在“保護”與“可得性”之間，確實有必要作出一些平衡。藥品研究是個很典型的例子。智慧財產權維護了製藥公司研發新藥的積極性，因為智慧財產權保護的新藥能帶來豐厚的利潤，但如果定價高到沒有患者能用得起藥，又違背了藥物研發治病救人的初衷。
製藥公司常掛在嘴邊的是，我們做了這個，做了那個。不過事實上，製藥涉及的研發中，研究的部分往往是教授和博士後們的研究成果，而非製藥公司本身，教授們的研究基金則來自政府，因此藥品定價也理應讓公眾得到更多的受益。
上世紀80年代，美國頒佈了《拜杜法案》（Bayh-Dole Act），它使得受政府資助的研究成果可以被大學和研究機構使用。許多我剛才所說的智力合作都是由這個法案衍生出來的。
時代週報：你還是比較樂觀地認為合作是未來世界的趨勢，但很明顯，“逆全球化”已經成為一種共識。
阿格泰咪爾：人們需要調整心態。很多美國人怪罪中國人搶走了他們的工作，這是說不通的。之前美國製造業工人失業的主要原因，是自動化的發展和2008年的金融危機，這都與中國無關。
我認為保護主義的本質是一種懶惰。我完全不喜歡保護主義這個概念，無論是國家保護主義還是智力保護主義。經濟發展的道路需要顛覆性的創新，但我們也得找到比過去更好的方法去適應顛覆性的創新，讓人們不要覺得自己被落下了。美國在這方面犯了錯，中國也要小心犯類似的錯。
對製造業來說，顛覆的主要來源一直就是自動化的發展；而另一方面，未來製造業的工作崗位或許所剩無幾，相應地服務業也將迎接變革。我相信十年後，就像現在人人都有一台智慧手機一樣，每個人都會帶著某種感測器的可穿戴設備，很多以前需要醫生做的診斷可能會由機器作出，這時你就會需要一種新的醫療服務，醫生護士要做的可能更多是為你提供關懷，而不是診斷。
在未來的新經濟中，許多崗位並不一定要大學文憑才能勝任，但需要經過良好的職業培訓，這方面德國已經作出了一些示範。我認為美國和其他國家也需要一種新的“社會合約”（social contract），就是由大學來教導培訓所涉及的學術元素，企業則合作提供實踐和工作的機會，政府提供一定的資金支援。我相信這種社會層面的創新將是人們越來越關注的話題，它將指導我們主動或者被動去應對顛覆式的技術創新。
一段時間內，智力共用加上智慧製造，將讓競爭優勢重新轉向發達國家，而發展中國家將要奮力縮小創新差距。但從長遠來看，這會造福全世界，因為智慧產品會説明我們解決影響所有人的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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