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變遷，中國人“家”安何處
家
過了農曆年，才算是辭舊迎新。大部分中國人的內心是以圓滿和團聚作為丈量時間的尺度。
一百年來，中國人的家庭形態、家庭觀念隨著社會轉型不斷改變，家庭與國家、社會的關係也幾經再造，家庭所承擔功能的嬗變，便是中國人精神空間或拓展或循舊的過程。
家庭與社會思潮
上世紀初的啟蒙運動中，各派知識份子都認為家庭革命是社會變革的基礎。以“父權”、“三綱”為核心的傳統家庭是反封建、反專制首先要打破的秩序。家庭革命因而與文學革命一起，成為對中國社會危機和文化危機的先鋒性回應。
較早主張廢除家庭的是康有為，他在《大同書》中宣導男女平等，各自獨立，取消家庭、家族和家產，認為孕婦應入胎教院，
辛亥革命的輿論家則更為激進，認為中國傳統家庭制度扼殺自由，剝奪人權，踐踏正義，是強權的根源，是導致“自由死”、“國權死”、“國民死”的禍端，所以提出了“欲革國命，先革家命”、“欲革政治之命者，必先革家族之命”這樣的口號。
到了“五四”時期，《三綱革命》、《家庭革命》之類的文章大量出現。
經過了這一輪對傳統文化的撻伐，現代的家庭觀念已經基本建立。新的社會制度和倫理準則得以形成。隨著家族、宗族這樣的原有基本單位的解體，首先發生變化的是家庭規模和結構，
另一個家庭受政治思潮和社會運動較深的時期是“文革”。對家長權威的挑戰和對倫理準則的顛覆以一種非常激烈的方式進行。這一時期的“家庭革命”受到政治滲入的程度更深，家庭的基本聯繫除了親情、血緣之外，還增加了政治立場、政治原則以及階級成分等因素，這些都在挑動家庭成員之間的對立性，從而在心理上重新塑造親緣關係。
從歷史梳理我們可以看到，家庭革命基本上是圍繞反家長制而進行，從而呼應社會、政治層面的反權威。中國人開始對家有了更多理想化的追求，家的意義不再僅僅是基於天然聯繫的被動接受和承認，而是要成為個人價值實現的牢固保障，至少也不能成為阻力。期間，《婚姻法》的確立則是一個較大的制度化影響，傳統婚姻模式的顛覆成為家庭變遷的基礎。從上世紀初算起的話，家庭受到政治衝擊的影響是一個漸弱的過程，隨著對傳統文化的重新檢視和復興，家庭的基本秩序和在人的精神層面的作用開始被看重，並且固定下來。此後，雖然受到計劃生育、婚姻法修改這樣一些外在制度的變更，但家庭觀念已經很難被衝擊。
家庭社會功能的變化
從社會學意義上來說，家庭的基本功能無非是生活保障、社會化、繁衍、經濟合作等。但是在不同的階段，每一種功能發揮的重要程度則不同。新中國成立後，家庭不僅是一個生產單位，而且承擔了部分政治非正式組織的作用，隨著中國經濟、社會秩序的正常化確立，後一種功能漸漸消失，而生產單位的功能則越來越強。尤其是在以農村為起點的社會改革發生後，中國家庭的價值體系也進一步世俗化，經濟理性開始成為壓倒性的功能。
與以往不同的是，這一次家庭結構和觀念受到的衝擊是來自於社會發展模式的改變。在農村的表現尤為明顯，人們積累財富的方式從農業轉向了半工半農。由此對鄉土中國產生了極大影響，首先表現為子女成年後的分家制，儘管分家制不是近現代才出現，但是對剛剛從集體制中脫離的人們來說，盡力甩開負擔、避免平均主義，以小家庭為基本單位去創造財富更符合經濟理性和時代趨勢。
在此過程中，父權自然而然就出現了衰落。至於原因，首先是家族文化的落寞，革命已經將宗族制度摧毀，改革開放以來，雖然一些地方的宗族借助舊秩序的消解而重新強化自己的勢力，但是宗族力量普遍是被削弱的，那麼家長、族長的權威性一定也是隨之而減弱。而更為重要的原因是，在以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價值主導下，家長的勞動創造力是一個持續減退的過程，他們的權威程度越來越多與創造財富的能力相聯繫。由此導致的最嚴重的結果就是從80年代開始，分割財產時的齟齬和養老危機成為農村家庭的兩大矛盾。尤其是城鎮化發展加速以來，農村的空巢現象已經越來越嚴重，年長者的社會屬性幾乎沒有了，完全成了弱勢群體。
家庭實體結構也被肢解。目前，一個大家庭中的青壯年夫婦外出謀生，老人和小孩留守已經成為農村社會的主要模式，家庭成員的聯繫非常鬆散。無論從財富創造、生活方式還是精神信仰上，家庭中的第二代已經完全成為主要提供者，與傳統社會家庭權威的代際傳遞速度相比，現在的“交接班”明顯加快。家，對於那些在外面謀生、供養親人的青壯年來說，更多的意義是讓他們的下一代能夠順利成長的地方，他們把更多的夢想和期待放到了異鄉，提高家庭的生活品質和物質水準成為他們最重要的生活目標。
在城市中，空巢現象也非常明顯。尤其是住房商業化發展之後，無論是不是獨生子女，尋求獨立的生活空間已經成為最基本的成長訴求。子女在同一個城市但與其分開單住的老人，兒女遠在外地老年人獨居的家庭越來越多。有一個變化值得注意，那就是隨著城市社會保障制度的建立和養老機構的發展，老年人對自己未來歸屬的擔憂似乎沒有以前那麼強烈了，如果他們的子女是70後，現在面臨的是下一代教育、事業上升瓶頸期的壓力，如果是80後、90後，則處在激烈競爭找工作、買房子、找物件的小家庭建立期。因此，老年人對子女的期待變得沒那麼多要求了，雙方的感情約束和孝道倫理的綁架都在減少。
社會分化後的“家”
總體來說，以生產和財富積累為主要的家庭形態是追求小而精的過程，大家庭分化，家庭成員的關係變得理性、道德感消退。而從2000年開始，隨著財富原始積累期的結束和社會深層分化的來臨，尤其是上一輪高房價模式的開啟，使得家庭的功能似乎又在發生新的變化，生產單位的屬性已經不是最明顯的特徵了，用“共同體”來形容可能更為恰當，社會成本的上升使得家庭成員之間共同承擔風險的能力變得更加重要。
這一階段，家庭的價值上升，原生家庭、新生家庭；核心家庭、聯合家庭之間是一個重新聚合的過程。由於貧富差距的擴大以及出身在一個人成功的因素中重新佔據重要位置，家庭的資源屬性變得重要，家庭、家族成為人脈和關係網的天然聯結，以此為基礎，可以建立更大更牢固的網路，是一個人整合資源最值得信任的依靠。高房價、社會風險和變數的增大都在促使家庭成員之間成為分攤負擔不可缺少的部分，不但可以共同抵禦風險，而且還能幫扶實現買房“融資”等一系列建立小家庭的必備條件。
從心理上來說，一個人獨立之後對原生家庭的情感依賴也在增加。競爭壓力和漂泊感讓人們更多從一種穩定、輕鬆而又真誠的關係中獲取幸福感。而城市化的加速發展對舊的居住空間和記憶的毀滅則進一步加深了對“故鄉”的眷戀。“家”和“故鄉”有時候更多是一種退舍。
由此所導致的另一重表現是，父母與子女關係也不同於以往了，財富的重新佈局和中產階級的崛起，使得家庭、家長對子女的影響和控制力與日俱增。從上學、工作、婚姻、到帶小孩無所不包。也就是說，家長能夠提供的價值和施加的影響力在增強，家庭成員之間已經完全不是上世紀初那樣以個性解放為追求的緊張關係。
而在今天這樣一個社群化為未來趨勢的時代中，新的變化又在醞釀。在趣味、生活態度、主張這些變得越來越重要的精神需求中，家庭的影響力是極其微弱的。年輕人已經很難保持以家庭作為自己的情感動力，而更多是從朋友、以共同興趣為紐帶的人際交往中獲取。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在未來，或許家庭不再是一個深沉的、詩意的心靈歸屬，而是與個體、社群相差無幾的單元，並不會有特殊意義。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麼我們今天對“家”的精神依歸顯得更加稀缺而珍貴，更應該抓住這或許是“最後的”體驗。
另一個家庭受政治思潮和社會運動較深的時期是“文革”。對家長權威的挑戰和對倫理準則的顛覆以一種非常激烈的方式進行。這一時期的“家庭革命”受到政治滲入的程度更深，家庭的基本聯繫除了親情、血緣之外，還增加了政治立場、政治原則以及階級成分等因素，這些都在挑動家庭成員之間的對立性，從而在心理上重新塑造親緣關係。
從歷史梳理我們可以看到，家庭革命基本上是圍繞反家長制而進行，從而呼應社會、政治層面的反權威。中國人開始對家有了更多理想化的追求，家的意義不再僅僅是基於天然聯繫的被動接受和承認，而是要成為個人價值實現的牢固保障，至少也不能成為阻力。期間，《婚姻法》的確立則是一個較大的制度化影響，傳統婚姻模式的顛覆成為家庭變遷的基礎。從上世紀初算起的話，家庭受到政治衝擊的影響是一個漸弱的過程，隨著對傳統文化的重新檢視和復興，家庭的基本秩序和在人的精神層面的作用開始被看重，並且固定下來。此後，雖然受到計劃生育、婚姻法修改這樣一些外在制度的變更，但家庭觀念已經很難被衝擊。
家庭社會功能的變化
從社會學意義上來說，家庭的基本功能無非是生活保障、社會化、繁衍、經濟合作等。但是在不同的階段，每一種功能發揮的重要程度則不同。新中國成立後，家庭不僅是一個生產單位，而且承擔了部分政治非正式組織的作用，隨著中國經濟、社會秩序的正常化確立，後一種功能漸漸消失，而生產單位的功能則越來越強。尤其是在以農村為起點的社會改革發生後，中國家庭的價值體系也進一步世俗化，經濟理性開始成為壓倒性的功能。
與以往不同的是，這一次家庭結構和觀念受到的衝擊是來自於社會發展模式的改變。在農村的表現尤為明顯，人們積累財富的方式從農業轉向了半工半農。由此對鄉土中國產生了極大影響，首先表現為子女成年後的分家制，儘管分家制不是近現代才出現，但是對剛剛從集體制中脫離的人們來說，盡力甩開負擔、避免平均主義，以小家庭為基本單位去創造財富更符合經濟理性和時代趨勢。
在此過程中，父權自然而然就出現了衰落。至於原因，首先是家族文化的落寞，革命已經將宗族制度摧毀，改革開放以來，雖然一些地方的宗族借助舊秩序的消解而重新強化自己的勢力，但是宗族力量普遍是被削弱的，那麼家長、族長的權威性一定也是隨之而減弱。而更為重要的原因是，在以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價值主導下，家長的勞動創造力是一個持續減退的過程，他們的權威程度越來越多與創造財富的能力相聯繫。由此導致的最嚴重的結果就是從80年代開始，分割財產時的齟齬和養老危機成為農村家庭的兩大矛盾。尤其是城鎮化發展加速以來，農村的空巢現象已經越來越嚴重，年長者的社會屬性幾乎沒有了，完全成了弱勢群體。
家庭實體結構也被肢解。目前，一個大家庭中的青壯年夫婦外出謀生，老人和小孩留守已經成為農村社會的主要模式，家庭成員的聯繫非常鬆散。無論從財富創造、生活方式還是精神信仰上，家庭中的第二代已經完全成為主要提供者，與傳統社會家庭權威的代際傳遞速度相比，現在的“交接班”明顯加快。家，對於那些在外面謀生、供養親人的青壯年來說，更多的意義是讓他們的下一代能夠順利成長的地方，他們把更多的夢想和期待放到了異鄉，提高家庭的生活品質和物質水準成為他們最重要的生活目標。
在城市中，空巢現象也非常明顯。尤其是住房商業化發展之後，無論是不是獨生子女，尋求獨立的生活空間已經成為最基本的成長訴求。子女在同一個城市但與其分開單住的老人，兒女遠在外地老年人獨居的家庭越來越多。有一個變化值得注意，那就是隨著城市社會保障制度的建立和養老機構的發展，老年人對自己未來歸屬的擔憂似乎沒有以前那麼強烈了，如果他們的子女是70後，現在面臨的是下一代教育、事業上升瓶頸期的壓力，如果是80後、90後，則處在激烈競爭找工作、買房子、找物件的小家庭建立期。因此，老年人對子女的期待變得沒那麼多要求了，雙方的感情約束和孝道倫理的綁架都在減少。
社會分化後的“家”
總體來說，以生產和財富積累為主要的家庭形態是追求小而精的過程，大家庭分化，家庭成員的關係變得理性、道德感消退。而從2000年開始，隨著財富原始積累期的結束和社會深層分化的來臨，尤其是上一輪高房價模式的開啟，使得家庭的功能似乎又在發生新的變化，生產單位的屬性已經不是最明顯的特徵了，用“共同體”來形容可能更為恰當，社會成本的上升使得家庭成員之間共同承擔風險的能力變得更加重要。
這一階段，家庭的價值上升，原生家庭、新生家庭；核心家庭、聯合家庭之間是一個重新聚合的過程。由於貧富差距的擴大以及出身在一個人成功的因素中重新佔據重要位置，家庭的資源屬性變得重要，家庭、家族成為人脈和關係網的天然聯結，以此為基礎，可以建立更大更牢固的網路，是一個人整合資源最值得信任的依靠。高房價、社會風險和變數的增大都在促使家庭成員之間成為分攤負擔不可缺少的部分，不但可以共同抵禦風險，而且還能幫扶實現買房“融資”等一系列建立小家庭的必備條件。
從心理上來說，一個人獨立之後對原生家庭的情感依賴也在增加。競爭壓力和漂泊感讓人們更多從一種穩定、輕鬆而又真誠的關係中獲取幸福感。而城市化的加速發展對舊的居住空間和記憶的毀滅則進一步加深了對“故鄉”的眷戀。“家”和“故鄉”有時候更多是一種退舍。
由此所導致的另一重表現是，父母與子女關係也不同於以往了，財富的重新佈局和中產階級的崛起，使得家庭、家長對子女的影響和控制力與日俱增。從上學、工作、婚姻、到帶小孩無所不包。也就是說，家長能夠提供的價值和施加的影響力在增強，家庭成員之間已經完全不是上世紀初那樣以個性解放為追求的緊張關係。
而在今天這樣一個社群化為未來趨勢的時代中，新的變化又在醞釀。在趣味、生活態度、主張這些變得越來越重要的精神需求中，家庭的影響力是極其微弱的。年輕人已經很難保持以家庭作為自己的情感動力，而更多是從朋友、以共同興趣為紐帶的人際交往中獲取。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在未來，或許家庭不再是一個深沉的、詩意的心靈歸屬，而是與個體、社群相差無幾的單元，並不會有特殊意義。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麼我們今天對“家”的精神依歸顯得更加稀缺而珍貴，更應該抓住這或許是“最後的”體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