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於寶雞岐山，一生多次易主，如今收藏於臺北故宮博物院

國寶現身寶雞岐山

相傳于清道光年間（西元1851年），陝西岐山縣董家村村民董春生在村西地裡挖出一個銅鼎。

口沿上有高大的雙耳，腹如半球形。足呈馬蹄形，造型渾厚樸實。一看就不是一般的物件。

有個古董商人聞訊前來看貨，見鼎內有密密麻麻的一大篇古文字，知是“寶鼎”，當即以白銀300兩購得。但當把鼎運至村南時，被村民董治官攔下，說這鼎位於他和董春生兩家相交的地界上，他也有一份，買賣沒有做成。這個古董商對此豈肯善罷干休，

回到縣上，便出資賄賂了縣知事，董治國被抓投入監獄，羅織的罪名有兩條：第一條是私藏國寶（古董商買去則不算“私藏”）；第二條罪名十分荒唐———平民百姓豈敢取名“治官”，乃犯上作亂，當堂命令他改名為“治策”，把他用鐵鍊吊拷了一個多月，迫令招供藏鼎何處，然後派武裝人員去藏處取出，裝上單套轎車，披紅放炮，運往縣衙。

毛公鼎被弄到縣上後，這個古董商即出重金悄悄買走。

據說當時名畫家張燕昌之子張石瓠曾見過毛公鼎，把鼎內銘文摹繪成雙鉤圖，寄給時年69歲的浙江嘉興名士徐同柏，到他年已八旬時才見到銘文拓片，得以寫了《周毛公鼎考釋》文章。

命運多舛多次易主

村民董春生發現毛公鼎被奪後的第九年，

即咸豐二年（1852年），毛公鼎輾轉落入西安古董商蘇億年之手，他向北京的著名金石學家兼收藏家陳介祺發函告知，陳接信後馬上匯來白銀100兩，言明以50兩作為貨款，50兩作為運費，讓蘇雇車專程送來。陳見此寶鼎價值超出他的預想，極為高興，又賞蘇白銀1000兩，把此鼎鎖藏于秘室，他經過深入研究，寫出了銘文考釋文章和題記。

毛公鼎入陳家之後的近百年間又屢經變故，據王殿英、王厚宇、魏女勇娥等學者調查，

陳介祺病故，陳氏後人把毛公鼎賣給清末重臣端方，辛亥革命爆發後端方被革命軍所殺，家道中落，端方之妾將毛公鼎典押給天津華俄道勝銀行，銀行聽人說這鼎是假的，就派人前往陳介祺的家鄉山東濰縣調查，找到陳介祺鑄造的仿製品兩相比較，方才斷定端方家中的毛公鼎確系原物，准於典押付款，將此鼎入庫秘存。

經過這樣一番曲折，

毛公鼎引起了外國人的注意。英國記者辛浦森，欲出美金5萬元向端家求購，美國人福開森積極從中說合。但由於當時的5萬美元僅合4萬塊銀元，端家嫌開價低沒有出手。同時，社會輿論也紛紛認為此系國寶，反對端家賣給外國人。

愛國人士竭力護寶

至1926年前後，北平大陸銀行總經理談荔孫認為國寶放在外國銀行不妥，向端家表示願以較低利息質押毛公鼎於大陸銀行，端家表示同意，由談荔孫代辦向天津華俄道勝銀行贖出，改存大陸銀行。

不久，北平大收藏家、國學館館長葉恭綽與鄭洪年、馮恕合股集資買下毛公鼎。1930年，鄭洪年、馮恕二人分讓，毛公鼎遂歸葉恭綽一人所有，但仍存於大陸銀行，後來葉遷居上海，毛公鼎也一同轉移。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上海淪陷，葉恭綽匆匆避往香港，毛公鼎及葉之收藏書畫未能帶走。葉在上海之妾潘氏意欲侵吞葉在滬之家產，打起了官司。1940年，葉恭綽致電在昆明西南聯大任教授的侄子葉公超，讓他赴上海代為主持訟事。葉公超途經香港時，葉恭綽囑咐其侄：“美國人和日本人兩次出高價購買毛公鼎，我都沒有答應。現在我把毛公鼎託付給你，不得變賣，不得典質，更不能讓它出國。有朝一日，可以獻給國家”。

當葉公超到上海應訴之時，潘氏已向日本憲兵隊密告葉宅有國寶毛公鼎及珍貴字畫，日本憲兵隊當即前去搜查。萬幸的是先搜出一些字畫，接著搜出兩支自衛手槍，日本憲兵注意力轉移，對查找毛公鼎之事有所疏忽，而毛公鼎當時就藏在葉恭綽的床下，竟未被發現，但葉公超卻因手槍被查出以間諜罪被捕，投入牢獄達49天，多次遭鞭打、水刑，但葉公超堅不吐實。後為脫身之計，密囑家人鑄造假鼎交出，並由其兄葉子剛以重金具結作保才得釋放，但仍受監視。後來葉公超終於在1941年密攜毛公鼎逃往香港，將國寶完好無損地奉還給叔父葉恭綽。

不久香港被日軍攻佔，葉恭綽不得已又攜帶毛公鼎輾轉返回上海，後因患病，經濟困頓，萬般無奈之下將毛公鼎典押銀行，後為鉅賈陳永仁得悉，出資贖出。

1945年抗戰勝利後，陳永仁將毛公鼎捐獻國家。1946年春毛公鼎由上海運至南京，由中央博物館收藏。後為慶祝蔣介石60壽辰，由中央研究院和教育部於1946年10月聯合舉辦“文物還都展覽”一個月，毛公鼎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展品。

1948年大陸解放前夕，蔣介石見大勢已去，下令南京故宮博物院將所藏珍貴文物遷運臺灣，毛公鼎亦在其中，後由新成立的臺北故宮博物院收藏，至今仍陳列在該院商周青銅器陳列室專櫃中，向外界開放展覽。

毛公鼎與大盂鼎、虢季子白盤、人盤一起，被譽為晚清出土的四大國寶之一。毛公鼎通高53.8釐米，口徑47.9釐米，口沿上有厚實高大的雙耳，頸部的兩道凸弦紋之間飾以精美的重環紋。腹如半球形。足呈馬蹄形，造型渾厚樸實。內壁鑄銘文32行，499字，是我國迄今出土的青銅器中銘文最長的一件，其內容是記載周宣王告誡及賞賜大臣毛公的策名辭。文中說，為了中興周室，革除積弊，周王策命重臣毛公要忠心佐王輔國，不可橫徵暴斂，壅塞民意，絕不能重蹈先臣違諾王命，官紀不飭，酗酒無度，而遭喪國之禍的覆轍；毛公感恩周王所委之重任以及所賜之酒食、輿服、奴隸、兵器、玉飾、儀仗等豐厚的賞賜而鑄鼎紀事，子子孫孫永寶永享，它對研究中國冶金史、文字史和西周史等均有重要價值，郭沫若稱讚它“不亞於當時一篇文獻”。

臺北故宮博物院

至1926年前後，北平大陸銀行總經理談荔孫認為國寶放在外國銀行不妥，向端家表示願以較低利息質押毛公鼎於大陸銀行，端家表示同意，由談荔孫代辦向天津華俄道勝銀行贖出，改存大陸銀行。

不久，北平大收藏家、國學館館長葉恭綽與鄭洪年、馮恕合股集資買下毛公鼎。1930年，鄭洪年、馮恕二人分讓，毛公鼎遂歸葉恭綽一人所有，但仍存於大陸銀行，後來葉遷居上海，毛公鼎也一同轉移。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上海淪陷，葉恭綽匆匆避往香港，毛公鼎及葉之收藏書畫未能帶走。葉在上海之妾潘氏意欲侵吞葉在滬之家產，打起了官司。1940年，葉恭綽致電在昆明西南聯大任教授的侄子葉公超，讓他赴上海代為主持訟事。葉公超途經香港時，葉恭綽囑咐其侄：“美國人和日本人兩次出高價購買毛公鼎，我都沒有答應。現在我把毛公鼎託付給你，不得變賣，不得典質，更不能讓它出國。有朝一日，可以獻給國家”。

當葉公超到上海應訴之時，潘氏已向日本憲兵隊密告葉宅有國寶毛公鼎及珍貴字畫，日本憲兵隊當即前去搜查。萬幸的是先搜出一些字畫，接著搜出兩支自衛手槍，日本憲兵注意力轉移，對查找毛公鼎之事有所疏忽，而毛公鼎當時就藏在葉恭綽的床下，竟未被發現，但葉公超卻因手槍被查出以間諜罪被捕，投入牢獄達49天，多次遭鞭打、水刑，但葉公超堅不吐實。後為脫身之計，密囑家人鑄造假鼎交出，並由其兄葉子剛以重金具結作保才得釋放，但仍受監視。後來葉公超終於在1941年密攜毛公鼎逃往香港，將國寶完好無損地奉還給叔父葉恭綽。

不久香港被日軍攻佔，葉恭綽不得已又攜帶毛公鼎輾轉返回上海，後因患病，經濟困頓，萬般無奈之下將毛公鼎典押銀行，後為鉅賈陳永仁得悉，出資贖出。

1945年抗戰勝利後，陳永仁將毛公鼎捐獻國家。1946年春毛公鼎由上海運至南京，由中央博物館收藏。後為慶祝蔣介石60壽辰，由中央研究院和教育部於1946年10月聯合舉辦“文物還都展覽”一個月，毛公鼎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展品。

1948年大陸解放前夕，蔣介石見大勢已去，下令南京故宮博物院將所藏珍貴文物遷運臺灣，毛公鼎亦在其中，後由新成立的臺北故宮博物院收藏，至今仍陳列在該院商周青銅器陳列室專櫃中，向外界開放展覽。

毛公鼎與大盂鼎、虢季子白盤、人盤一起，被譽為晚清出土的四大國寶之一。毛公鼎通高53.8釐米，口徑47.9釐米，口沿上有厚實高大的雙耳，頸部的兩道凸弦紋之間飾以精美的重環紋。腹如半球形。足呈馬蹄形，造型渾厚樸實。內壁鑄銘文32行，499字，是我國迄今出土的青銅器中銘文最長的一件，其內容是記載周宣王告誡及賞賜大臣毛公的策名辭。文中說，為了中興周室，革除積弊，周王策命重臣毛公要忠心佐王輔國，不可橫徵暴斂，壅塞民意，絕不能重蹈先臣違諾王命，官紀不飭，酗酒無度，而遭喪國之禍的覆轍；毛公感恩周王所委之重任以及所賜之酒食、輿服、奴隸、兵器、玉飾、儀仗等豐厚的賞賜而鑄鼎紀事，子子孫孫永寶永享，它對研究中國冶金史、文字史和西周史等均有重要價值，郭沫若稱讚它“不亞於當時一篇文獻”。

臺北故宮博物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