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書就要陪睡”：說出這句話的人，竟曾獲諾貝爾獎提名！
近日，美國矽谷工作的華裔女學者羅茜茜，舉報12年前的博士生副導師、現北京航空航太大學博士生導師陳小武，稱陳小武曾對她、以及另外6名女性☆禁☆學生，進行過性騷擾。
現在，北航這邊已經停了陳小武的職。
“性騷擾”的提法起源於1970年代的美國，而最著名的校園性騷擾時間大概便是1993年發生在日本的矢野暢性騷擾案，由於矢野是日本非常著名的學者，因此此案在當年受到日本輿論的廣泛關注。
矢野暢是日本著名政治學者，主攻東南亞地域研究。他于1936年生於中國東北，出身于教師家庭，1971年獲得京都大學博士學位，曾被提名為諾貝爾獎的候選人，時任京都大學東南亞研究所所長。他出版了很多著作，經常參加電視節目，是名副其實的“明星教授”。
原本矢野暢可以說是前途無量的，然而他在作風問題上極為糟糕，尤其是利用自己的職權和學術地位，
▲矢野暢
1993年1月，矢野教授偶然看見本所職員的妹妹的照片，非常中意，便令研究所錄用她為秘書。第二次面試他特意安排兩人在酒店一起吃飯，席間他連呼“太累了”，而小姑娘仍然沒什麼反應，
2月25日，憤慨的秘書與姐姐一起向該所提出抗議。然而彼時的矢野，剛獲得日本國家的重點科研項目“綜合性地域研究方法的確立”，
不過很快，又出事了。當年4月，矢野錄用了另外一名女性為秘書。此秘書隨他去東京出差時，
這樣肆無忌憚的性騷擾使所裡的女職員們極為憤慨，她們寫信向上投訴，文部省曾以公函責令改善勞動環境，但該所並未加以認真對待。在暑假前所裡各部門召開的最後一次會議上，女職員們以“有志一同”的名義向所領導提交“質問書”，要求徹查矢野性騷擾事件。該所有二十多名女職員，約有半數參與了匿名投訴。信中說：“這已不是矢野所長個人的事情，而關係到京都大學東南亞研究所這一組織是否有見識、良心和道義責任的問題。”
沒想到的是，所領導竟然拒絕進行調查，說：“大學不是員警，即使有被害者，如果他本人否認我們也沒有辦法，所以不能調查。”
一直到1993年7月15日，在各方的壓力下，矢野才以專心於國家重大專案為由，向教授會提出辭去所長職務的辭呈。但是這樣的結果顯然並不是女職員們想要的，於是再次遞交“質問狀”要求徹查。
然而所裡繼續冷漠。在暑假中該所召開兩次職員會議，教授們說：“在京大，有點性騷擾的教授多了，難道都要整治嗎？”“性騷擾不過是言語上的，強☆禁☆姦才成為問題。”
所幸，面對所裡的壓力，女職員們都沒有屈服，既然單位不給主持正義，她們就開始自己去調查，去尋找、接觸矢野的受害者。
終於在1993年12月，致命性的證據出現——一位曾任矢野秘書的女性爆出猛料，這位女性是矢野在其他大學擔任非常勤講師時的學生，因讀了矢野的專著而對其尊敬有加。後被引誘至賓館受到暴力性侵。之後，在矢野的建議下，她成為京都大學東南亞研究中心秘書。
矢野曾對她說：“性行為是人與人之間的對等關係，我與你保持性關係，正是我們攜手開展東南亞研究的同志情誼的證明”。其後的6年間，此女與矢野保持情人關係，即便是此女結婚後，這種關係也沒中斷。
12月上旬，矢野教授為參加諾貝爾授獎會赴瑞典，這名受害女性就在這期間向京都律師人權擁護委員會控訴矢野的性騷擾。不久，矢野回國，一下飛機，便被記者包圍，他這才知道，其性騷擾案已被各大報報導。
1998年，日本中國學家、原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教授小野和子先生編寫的《京大·矢野事件》一書。
1993年12月20日，矢野辭去京都大學教授一職。次日，他開始在京都的臨濟宗東福寺修行，以求不久東山再起。
不過，矢野作威作福的時代已經徹底結束，受女權主義全體的抗議，他原定1-3年的修行只持續了40天，便被東福寺驅逐出寺。
1996年，他隻身一人來到維也納，成為維也納大學客座教授。但這個職位不提供任何報酬。此一去，他再也沒有回到日本。1999年，在維也納，矢野客死他鄉。其淒涼晚年讓人唏噓的同時，也足以給人“前車之鑒”的警醒。而京都大學那些女職員們的堅持，也給了在學校性騷擾中的受害女性以極大鼓勵——勇敢的站出來，堅持不懈與之對抗，公正終將來臨。
這樣肆無忌憚的性騷擾使所裡的女職員們極為憤慨，她們寫信向上投訴，文部省曾以公函責令改善勞動環境，但該所並未加以認真對待。在暑假前所裡各部門召開的最後一次會議上，女職員們以“有志一同”的名義向所領導提交“質問書”，要求徹查矢野性騷擾事件。該所有二十多名女職員，約有半數參與了匿名投訴。信中說：“這已不是矢野所長個人的事情，而關係到京都大學東南亞研究所這一組織是否有見識、良心和道義責任的問題。”
沒想到的是，所領導竟然拒絕進行調查，說：“大學不是員警，即使有被害者，如果他本人否認我們也沒有辦法，所以不能調查。”
一直到1993年7月15日，在各方的壓力下，矢野才以專心於國家重大專案為由，向教授會提出辭去所長職務的辭呈。但是這樣的結果顯然並不是女職員們想要的，於是再次遞交“質問狀”要求徹查。
然而所裡繼續冷漠。在暑假中該所召開兩次職員會議，教授們說：“在京大，有點性騷擾的教授多了，難道都要整治嗎？”“性騷擾不過是言語上的，強☆禁☆姦才成為問題。”
所幸，面對所裡的壓力，女職員們都沒有屈服，既然單位不給主持正義，她們就開始自己去調查，去尋找、接觸矢野的受害者。
終於在1993年12月，致命性的證據出現——一位曾任矢野秘書的女性爆出猛料，這位女性是矢野在其他大學擔任非常勤講師時的學生，因讀了矢野的專著而對其尊敬有加。後被引誘至賓館受到暴力性侵。之後，在矢野的建議下，她成為京都大學東南亞研究中心秘書。
矢野曾對她說：“性行為是人與人之間的對等關係，我與你保持性關係，正是我們攜手開展東南亞研究的同志情誼的證明”。其後的6年間，此女與矢野保持情人關係，即便是此女結婚後，這種關係也沒中斷。
12月上旬，矢野教授為參加諾貝爾授獎會赴瑞典，這名受害女性就在這期間向京都律師人權擁護委員會控訴矢野的性騷擾。不久，矢野回國，一下飛機，便被記者包圍，他這才知道，其性騷擾案已被各大報報導。
1998年，日本中國學家、原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教授小野和子先生編寫的《京大·矢野事件》一書。
1993年12月20日，矢野辭去京都大學教授一職。次日，他開始在京都的臨濟宗東福寺修行，以求不久東山再起。
不過，矢野作威作福的時代已經徹底結束，受女權主義全體的抗議，他原定1-3年的修行只持續了40天，便被東福寺驅逐出寺。
1996年，他隻身一人來到維也納，成為維也納大學客座教授。但這個職位不提供任何報酬。此一去，他再也沒有回到日本。1999年，在維也納，矢野客死他鄉。其淒涼晚年讓人唏噓的同時，也足以給人“前車之鑒”的警醒。而京都大學那些女職員們的堅持，也給了在學校性騷擾中的受害女性以極大鼓勵——勇敢的站出來，堅持不懈與之對抗，公正終將來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