俠客島：據說這幾個地方的財力在“供養全國”
（原標題：俠客島：據說這幾個地方的財力在“供養全國”）
最近，關於地方財政的話題引起了各界的廣泛關注。
比如GDP“擠水分”，內蒙核減了2016年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2900億元；天津濱海新區，
不過，就這問題，輿論也有一些討論。比如，有的文章稱，中國有25個省份在負債，只有6省1市在賺錢；從2014年到2016年，25省份合計的財政缺口從3.2萬億元，上升到了4.88萬億元，補上財政缺口的能力堪憂。
那麼，是否真的像大家擔心的那樣，只有東部幾大省份在供養全國，而其他省市都在“拖後腿”和“吃老本”？如果一個地方對國家的財力貢獻靠後且需要中央大額補助，
為此，經濟ke特邀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財政審計研究室，詳細計算了“十二五”以來（2011—2016年）全國31個省份財力貢獻排名。同時，我們也請這一領域的專家對資料進行瞭解讀。雖然本文可能存在一些不太容易讀懂的經濟學分析，但讀後各位應該會有收穫。
省份
經過計算，我們得到了一份如下的資料，跟網上流傳的版本可能不太一樣：
“十二五”（2011—2016年）以來各地財力貢獻排名
實在不好意思，限於手機展示的情況，這個表，呃，可能看起來有點費勁。直接說表中讀出的結論吧——
“十二五”期間的五年中，全國31個省區市，對國家財政“有財力貢獻”的為9個，依額度從大往小排序為：北京、廣東、上海、江蘇、浙江、天津、山東、福建、遼寧，共計為國家財政“貢獻”了14.76萬億元；
剩下22個省區市，顯然，則是需要中央財政予以“淨補助”的。根據補助額度從小往大，排序依次為：海南、山西、寧夏、重慶、陝西、吉林、河北、湖北、青海、雲南、西藏、江西、安徽、內蒙古、新疆、甘肅、廣西、湖南、黑龍江、貴州、河南、四川。“十二五”期間，22地共獲得中央補助收入12.09萬億元。
光看名字可能有點暈，我們可以按照粗略的華北、華東、華南等“七大地區”來劃分。其內部對國家的“財力貢獻”，其實是呈現不均衡態勢的。
資料顯示，“十二五”以來，華東、華北、華南3個地區對國家財政“有財力貢獻”，其他4個地區（西南、西北、華中、東北）整體上需要中央財政予以淨補助。
其中，華東地區（山東、江蘇、安徽、浙江、福建、上海）貢獻最大，淨上繳額達到6.8萬億元；本地區除安徽外，其他五個省均對國家“有財力貢獻”；
華北地區（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內蒙古）則不太平衡，只有北京、天津對國家財政有財力貢獻，
與之相比，西南地區（四川、雲南、貴州、西藏、重慶）在七大地區中接受淨補助最多，西北地方（寧夏、新疆、青海、陝西、甘肅）5個省份，以及華中地區的四個省份（湖北、湖南、河南、江西），則全部需要國家淨補助。
最有意思的是東北，情況比較複雜。跟我們目前討論熱烈的印象不太相同，2011-2016年，遼寧進入了對國家財力有“淨上繳”的陣營，吉林接受淨補助在全國處於中等水準，黑龍江累計接受國家淨補助則比吉林多了將近一倍。有意思的是，正是有貢獻的遼寧，是全國第一個主動給GDP擠水分的省份。
這些看上去略顯枯燥的資料背後，隱藏著怎樣的秘密？
制度
的確，單看各個地方的財政情況，我們似乎很容易產生一些樸素的情感傾向，認為只有對國家財力有淨上繳的才對國家有貢獻，對國家財力沒有淨貢獻的就是在“拖後腿”。
事實並沒有簡單。
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研究員汪德華給經濟ke做了詳細的分析和解答。他的文章寫得很專業，有興趣的島友可以（點此閱讀）。我們給大家簡單普及一下這裡面的知識。
總體而言，在汪德華看來，我們通常所習慣的，按照各地公佈的財政收入資料去判斷這一地區對國家的“貢獻”，或者從財政是有貢獻還是接受補助，用這個標準去衡量一個地區的經濟狀況，或者說衡量一個地區對國家的貢獻程度，是不準確的。
這是因為，中國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間，存在著複雜而精細的一套財政收入和分配系統。
我們知道，94年改革之後，中國現在實行的是分稅制。什麼意思？企業和個人按照屬地原則，給地方政府繳稅以及稅以外的收入（比如大企業的總部在北京，就給北京繳稅）；我們也知道有國稅和地稅，按照法律規定，稅種分為中央稅、地方稅、央地共用稅。各地需要把這些收入上繳國庫，之後再由中央進行分配。
這其中其實有兩次分配：第一次，按照分稅制的比例規定進行劃分，形成中央財力和地方財力（比如增值稅，中央和地方基本上是七三開）；第二次分配，則是中央統籌全國，看情況，再對各地進行“補助”。補助的方式，最常用的就是轉移支付。比如給偏遠地區、農業補貼、財政困難地區，中央都有轉移支付。這也就是“補助”的來由。
而一個地方真正具有的“財力”，也不光是來自於這些。除了央地之間的分配之外，地方政府還有一些財政來源。比如我們知道的地方債，就是收入之一；上一年存留的資金，也可以進入下一年的財政；此外，還有財政穩定調節基金等一些具體操作手段。像廣東這樣的經濟大省，2015年的上年結餘資金、調入資金、調入預算穩定調節基金的資金，就占其一般公共預算收入的50%以上。
說這麼多是為了啥呢？是為了更清楚地看清各地區的財力差異，以及在簡單的資料背後的國家運行邏輯。
理解
國家治理是一門精細的學問。歷史學家黃仁宇曾經說，中國古代王朝經常陷入財政困難，歷代改革幾乎都由此而生；究其原因，就是中國古代缺乏“數目字管理”，不知道真正有多少農田在耕作，不知道有多少人口，也就不能精確管理經濟狀況，最終往往落入土地兼併、貧富差距、國家捉襟見肘的局面。
事實上，第一，少數省份對國家財力有淨貢獻、多數地區需要中央補助，這樣的現象，在中國歷史上是常態，從改革開放以來也一直存在。這很好理解，中國的改開本來就是“先富帶後富”，發展的不平衡不充分，是一個長期過程。這一結果，受各地經濟發展狀況、人口規模、特殊因素等影響很大。
第二，中央財政給各地“補助”，本就是國家性質的職責所在。為什麼要從中央層面進行財力調節、給地方補助呢？經濟發展需要效率，生產要素要自由流動，不平衡是歷史的必然；但是從國家的層面看，即使各地經濟發展不均衡，也需要讓各地的老百姓享受基本均衡的公共服務，這就需要中央調節。經濟落後的地區，也要修路建廠，也要醫保社保，財力不夠，中央調節。“天道者，損有餘而補不足”。
第三，對國家的財政貢獻程度，並不必然等於“對國家貢獻程度”。一些欠發達地區，雖然需要中央補助財力，但其在人力資源、能源資源等方面為發達地區的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一些地區還具有重要的戰略位置，為維護國家領土安全做出了重要貢獻。比如河南、黑龍江、吉林、四川、安徽等，都是農業大省，給糧食安全做出了巨大貢獻，但商品糧的糧食補貼都需要國家拿錢，所以這方面的“補助”也就所需更多。
當然，從上面的資料中，也可以看出一些經濟運行的規律，可以供管理者參考。比如，為什麼江蘇的財力“淨貢獻”會比浙江大？在國家發改委國土地區研究所原所長肖金成看來，江蘇的上市公司比較多，企業規模都比較大，市場競爭力比較強，上繳利稅較多；浙江的企業數量也很多，但是企業規模比較小，因此相比江蘇，上繳利稅相對較少。
同理，為什麼山東GDP總量很高，但財力貢獻在全國只排第七呢？也是因為省內經濟發展不平衡，產業之間的差距比較大。山東幾乎所有的大型企業、社會資源都集中在幾個重點城市，臨沂等革命老區的包袱卻很重，因此整體產業層次在東部沿海地區比不上江浙滬。
居安思危，在經濟發展態勢良好的同時，我們也應當看到隱憂，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之後，真正在日常做到精細管理、見微知著。尤其在“高品質發展”成為舉國目標的今天，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專業性、技術性更強的管理者。
情況比較複雜。跟我們目前討論熱烈的印象不太相同，2011-2016年，遼寧進入了對國家財力有“淨上繳”的陣營，吉林接受淨補助在全國處於中等水準，黑龍江累計接受國家淨補助則比吉林多了將近一倍。有意思的是，正是有貢獻的遼寧，是全國第一個主動給GDP擠水分的省份。
這些看上去略顯枯燥的資料背後，隱藏著怎樣的秘密？
制度
的確，單看各個地方的財政情況，我們似乎很容易產生一些樸素的情感傾向，認為只有對國家財力有淨上繳的才對國家有貢獻，對國家財力沒有淨貢獻的就是在“拖後腿”。
事實並沒有簡單。
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研究員汪德華給經濟ke做了詳細的分析和解答。他的文章寫得很專業，有興趣的島友可以（點此閱讀）。我們給大家簡單普及一下這裡面的知識。
總體而言，在汪德華看來，我們通常所習慣的，按照各地公佈的財政收入資料去判斷這一地區對國家的“貢獻”，或者從財政是有貢獻還是接受補助，用這個標準去衡量一個地區的經濟狀況，或者說衡量一個地區對國家的貢獻程度，是不準確的。
這是因為，中國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間，存在著複雜而精細的一套財政收入和分配系統。
我們知道，94年改革之後，中國現在實行的是分稅制。什麼意思？企業和個人按照屬地原則，給地方政府繳稅以及稅以外的收入（比如大企業的總部在北京，就給北京繳稅）；我們也知道有國稅和地稅，按照法律規定，稅種分為中央稅、地方稅、央地共用稅。各地需要把這些收入上繳國庫，之後再由中央進行分配。
這其中其實有兩次分配：第一次，按照分稅制的比例規定進行劃分，形成中央財力和地方財力（比如增值稅，中央和地方基本上是七三開）；第二次分配，則是中央統籌全國，看情況，再對各地進行“補助”。補助的方式，最常用的就是轉移支付。比如給偏遠地區、農業補貼、財政困難地區，中央都有轉移支付。這也就是“補助”的來由。
而一個地方真正具有的“財力”，也不光是來自於這些。除了央地之間的分配之外，地方政府還有一些財政來源。比如我們知道的地方債，就是收入之一；上一年存留的資金，也可以進入下一年的財政；此外，還有財政穩定調節基金等一些具體操作手段。像廣東這樣的經濟大省，2015年的上年結餘資金、調入資金、調入預算穩定調節基金的資金，就占其一般公共預算收入的50%以上。
說這麼多是為了啥呢？是為了更清楚地看清各地區的財力差異，以及在簡單的資料背後的國家運行邏輯。
理解
國家治理是一門精細的學問。歷史學家黃仁宇曾經說，中國古代王朝經常陷入財政困難，歷代改革幾乎都由此而生；究其原因，就是中國古代缺乏“數目字管理”，不知道真正有多少農田在耕作，不知道有多少人口，也就不能精確管理經濟狀況，最終往往落入土地兼併、貧富差距、國家捉襟見肘的局面。
事實上，第一，少數省份對國家財力有淨貢獻、多數地區需要中央補助，這樣的現象，在中國歷史上是常態，從改革開放以來也一直存在。這很好理解，中國的改開本來就是“先富帶後富”，發展的不平衡不充分，是一個長期過程。這一結果，受各地經濟發展狀況、人口規模、特殊因素等影響很大。
第二，中央財政給各地“補助”，本就是國家性質的職責所在。為什麼要從中央層面進行財力調節、給地方補助呢？經濟發展需要效率，生產要素要自由流動，不平衡是歷史的必然；但是從國家的層面看，即使各地經濟發展不均衡，也需要讓各地的老百姓享受基本均衡的公共服務，這就需要中央調節。經濟落後的地區，也要修路建廠，也要醫保社保，財力不夠，中央調節。“天道者，損有餘而補不足”。
第三，對國家的財政貢獻程度，並不必然等於“對國家貢獻程度”。一些欠發達地區，雖然需要中央補助財力，但其在人力資源、能源資源等方面為發達地區的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一些地區還具有重要的戰略位置，為維護國家領土安全做出了重要貢獻。比如河南、黑龍江、吉林、四川、安徽等，都是農業大省，給糧食安全做出了巨大貢獻，但商品糧的糧食補貼都需要國家拿錢，所以這方面的“補助”也就所需更多。
當然，從上面的資料中，也可以看出一些經濟運行的規律，可以供管理者參考。比如，為什麼江蘇的財力“淨貢獻”會比浙江大？在國家發改委國土地區研究所原所長肖金成看來，江蘇的上市公司比較多，企業規模都比較大，市場競爭力比較強，上繳利稅較多；浙江的企業數量也很多，但是企業規模比較小，因此相比江蘇，上繳利稅相對較少。
同理，為什麼山東GDP總量很高，但財力貢獻在全國只排第七呢？也是因為省內經濟發展不平衡，產業之間的差距比較大。山東幾乎所有的大型企業、社會資源都集中在幾個重點城市，臨沂等革命老區的包袱卻很重，因此整體產業層次在東部沿海地區比不上江浙滬。
居安思危，在經濟發展態勢良好的同時，我們也應當看到隱憂，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之後，真正在日常做到精細管理、見微知著。尤其在“高品質發展”成為舉國目標的今天，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專業性、技術性更強的管理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