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越來越近，蘇州越來越遠？
作者：郭銳 ／ 秦朔朋友圈ID：qspyq2015
這是秦朔朋友圈的第1778篇原創首發文章
“上有天堂，下有蘇杭”是中國一段流傳千古的佳話。由於地理環境、經濟發展以及人文風貌方面千絲萬縷的聯繫，同為中國古城群落中的兩粒明珠，古人一直熱衷於將蘇杭並列。但近年來，借助互聯網產業的騰飛，杭州經濟異軍突起，一躍成為國內電子商務發展的核心城市，大有趕超“北上廣深”之勢。這卻將昔日“同窗”蘇州，擺在了一個頗為尷尬的位置，人們難免要問，
蘇州究竟差不差？
坦率地講，單從經濟成就上來講，蘇州實際上是不差的。在最新公佈的2017年中國城市GDP前十位資料顯示，蘇州以1.73萬億元位居第7，排名尚在如今的明星城市——重慶，武漢之上，經濟實力絕對堪稱強勁，比杭州高出近5000億的GDP規模。
蘇州不僅經濟強，居民的富也是出了名的。相關統計顯示，2017年上半年，蘇州人均GDP為78020元人民幣，
除此之外，蘇州擁有的上市公司數量是98家，全國第五；新三板掛牌112家，全國第三；發明專利擁有量全國第五，PCT專利申請量全國第四；蘇州千萬富翁數量超過20000人，平均344人就有一個千萬富翁；可能除了房價略低外，蘇州當前的各項條件比起杭州都可以說是不差，
蘇州差在哪？
產業結構
產業是城市經濟的核心，
眾所周知，杭州經濟之所以能取得今天這樣的成就，與阿裡巴巴為首的電子商務及相關產業的興起有著直接的關係。統計資料顯示，2017年上半年，杭州資訊經濟實現增加值1409億元，比去年同期增長22.5%，占GDP24.8%，其中移動互聯網、雲計算與大資料、軟體與資訊服務產業分別增長44.9%、29.9%和28.1%。以資訊產業為核心的新科技、新產業無疑已成為推動杭州經濟持續發展的最強動力。
反觀蘇州，低端化的產業結構已成為困擾蘇州經濟未來發展的痼疾。
提到蘇州，就忍不住想到江南女子的婉約，歷史上眾多文人墨客，才子佳人的風流故事也讓更多人記住了它的秀美風光和文化底蘊。而事實上，蘇州是正兒八經以製造業為產業支柱的工業城市，更是國內數一數二的工業重鎮之一。統計顯示，去年蘇州的工業產值超過3.6萬億元，已超過上海（3.3萬億元），是中國乃至全球工業大市。在工信部發佈的最新版《中國工業百強縣（市）、百強區發展報告》，江蘇省共有24個縣（市）上榜，來自蘇州的昆山、張家港、常熟、太倉分列第二、三、四、七名，排名高居全國前列。
但亮眼的成績背後，是蘇州工業結構上的窘境。就目前來講，蘇州的工業增長主要由兩方面來拉動，一方面來自大型外企投資建廠，另一方面，得益於依託縣域經濟發展起來的中小型製造業。
而在如今新的經濟形勢下，這兩方面都出現了嚴重的問題。
技術含量低，始終在產業中下游徘徊
首先看外企部分，統計資料顯示，截至目前，在蘇州投資建廠的世界500強企業已超過100家，其中不乏輝瑞、強生、豐田、三菱這樣的知名巨頭企業，巨大的生產規模與全球化的產銷體系已使這些外資工廠成為蘇州製造業的重要支柱。
必須指明的是，這些外企看重蘇州的原因是本地廉價的人力與土地成本，其本質依然是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進行低端產業轉移，雖然具有體量優勢，但真正居於核心與主導地位的科技研發，高端製造則少有落戶。相關調查顯示，在外企最中意的亞洲區域研發中心備選城市中，北京，深圳，重慶，武漢，杭州等城市居前十名，而蘇州未能入榜。
在外企身上存在的問題，在本土製造企業身上同樣也非常嚴重。縣域經濟是蘇州經濟發展的一大特色，很多本地製造業都是依託縣域經濟發展起來的，如常熟、太倉、昆山，這都是全國知名的工業強縣。但所謂“成也蕭何，敗也蕭何”，過小的經濟體量限制了企業的發展潛力，使得絕大多數相關產業始終在低端徘徊。在蘇州市發佈的一份企業用工調查問卷中顯示，居然有高達48.7%的被調查企業用工年齡段都在16歲-22歲之間，16歲是什麼概念？高中都沒畢業，正是上高一的年齡。
時過境遷，中國經濟已經發生深刻變革，傳統發展模式已越來越難以為繼，中國製造業已到了拼科技、拼創新的新階段，蘇州在這方面明顯落後了。
轉型升級，缺乏核心優勢
在如今的互聯網時代，傳統企業要想轉型成功，必須確保兩大核心優勢，一是品牌優勢，二是技術優勢。
互聯網的核心在流量，而流量掌握在以BATJ為首的互聯網平臺手中，想要從他們手中獲取流量無非兩種方式，一是花錢買，用燒錢的方式確保流量優勢，雖然奉行此法的企業不少，但真正走到最後的寥寥無幾。除此之外，就是品牌合作，在如今消費升級的大背景下，優秀的品牌及產品正變得比流量更稀缺，就如今的華為，茅臺，憑藉強大的品牌號召力與獨到的技術優勢，在與互聯網企業合作中始終居於強勢地位，無論時局如何變幻，始終穩如磐石。這與蘇州一眾製造企業形成了鮮明對比。
“船小好調頭”曾是蘇州企業的優勢，許多人都是抱著“能賺錢最好，賺不了就關門找下一個能賺錢的行業”這樣的想法在做生意，在內外環境尚好時，這樣的策略讓許多蘇州商人賺得盆滿缽滿，但長此以往，卻形成了一個致命問題，就是企業缺乏積累，難以形成自己的核心優勢，尤其在關係未來企業發展命脈的品牌或技術方面，多數企業一個也沒有，有的廠家因為做慣了代工，甚至缺乏獨立應對市場的能力。這樣的問題在如今的互聯網時代，已經成為相關企業轉型路上的致命傷。
人才瓶頸
除去產業方面存在的問題，人才的相對匱乏也是困擾蘇州經濟發展的一大因素。蘇州人才的匱乏，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首先，是人口結構。相關統計顯示，截至2016年底，蘇州市戶籍總人口6781957人，其中老年人口1708816人，占戶籍總人口的25.2%。這意味著，在蘇州，每3個年輕人就要養活一個老年人，按照國際上通行的人口老齡化標準（青年人口與老年人口的比例為5：1），蘇州已經實質上步入了“深度老齡化”社會。相較而言，杭州的老年人口比重為21.55%，深圳為6.9%，重慶19.8%，武漢20.72%，北京24.1%，上海31.6%，蘇州僅略好於上海，而與重慶，武漢等古城相比，仍有較大差距，更被深圳這樣新興城市遠遠甩在後邊。
人們常說“年輕就是資本”，這句話在城市發展中同樣適用，年輕的人口結構往往代表著充足的勞動力與消費人口，也意味著更好的發展潛力與經濟活力。最典型我們的“鄰居”印度，時不時要在國際吹一把自家的經濟前景與光明未來，而且回應者眾多，其中不乏摩根、高盛這樣的國外頂級投資機構。這是為何？還不是因為印度的年輕人口多，人口結構更優化。
統計顯示，目前印度人口總數為13.24億，其中20歲以下人口數量達到5億，比中國高出近2億，在全球前十大經濟體中這樣的比重排名第一。國際知名的會計事務所德勤曾在一份報告中指出——隨著中國內地和亞洲四小龍人口的快速老齡化，一定程度上得益於其年輕的人口，印度勢在成為一個經濟超級大國……印度將繼日本和中國之後，攜其巨大的人口紅利，推動亞洲的第三次增長大潮。未來20年，印度的勞動人口料將從當前的8.85億增加到10.8億，並在此水準之上保持半個世紀的時間。或許這種論斷有失偏頗，但年輕化的人口結構對印度經濟力的提升卻是實實在在的。
由此可見，年輕人口對經濟，尤其是新興經濟的帶動作用是毋庸置疑的，而蘇州恰好在這方面被甩到了最後邊。
其次，是對外來人才的吸引力。人才對於經濟發展的作用不言而喻，在國內外各類城市競爭力排行榜中，高端人才的數量與比例一直是最核心的評價標準之一。在智聯招聘發佈的《2017年秋季中國雇主需求與白領人才供給報告》中，蘇州以人均薪酬7198元居13位，比杭州（8434）落後9個身位，差距近千元，甚至低於寧波、廈門，這與其經濟成就實在有些不相匹配。
薪酬是評價企業發展潛力的重要標準，一方面，高工資無疑更能吸引高層次的人才，另一方面，敢於為人才出高價，也能反映出對行業前景與企業發展的信心。製造業是蘇州的支柱產業，工廠更是就業主力，但這樣的薪酬標準，難免讓人感到憂心。
除此之外，工作環境差，勞動無保障，管理不規範等等問題都成為中高端人才不願進入蘇州，尤其是製造業工廠工作的原因。
時代縮影
從某種程度來說，蘇州面臨的困境是中國時代發展的縮影。
改革開放以來，憑藉廉價的人力及土地資源，我國迅速確立起了以低端製造業為主體的外向型經濟模式，並以此取得了巨大成功。尤其是在2001年正式入世以後，憑藉“價廉物美”的優勢，中國產品暢銷全球，為國家賺取了超過3萬億的外匯收入，一舉奠定了我國“世界工廠”的經濟地位。其中，如廣東、蘇州、杭州、佛山、東莞等南方沿海城市，憑藉優越的區位優勢與濃厚的商業底蘊，迅速發展為當時最重要的製造業中心，成為了國家改革紅利的最大受益者。
然而風水輪流轉，世事也無常。2008年金融危機重創了歐美市場，受此牽連，中國外貿出口急轉直下。更為嚴重的是，快速崛起的中國經濟令西方發達國家感到震驚與排斥，使得改革開放以來對中國頗為有利的國際貿易環境迅速消失。早在奧巴馬時期，美國就提出了“重返亞洲”的口號，並致力於推動TPP（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核心目的就在於遏制中國經濟的發展勢頭，雖然最終因為種種原因無疾而終，但在當時，確實給中國造成了極大的壓力。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政府痛下決心，為實現真正的國家獨立，民族富強，踏上了漫漫的轉型之路。
2008年，我國頒佈了新版的《勞動合同法》，拉開了國內經濟由“投資驅動”轉向“消費驅動”的大幕。由於該法對勞動關係中的最低工資，社會保險，低收入者的勞動保障等方面都做出了明文規定，致使許多以“廉價勞力，薄利多銷”為立足之本的低端製造企業，用人成本大幅提升，很多工廠主不得不裁撤人員，縮減規模，甚至乾脆關門了事。
著名經濟學家張五先生曾多次痛批此項政策，認為該法律不但于國不利，更會摧毀中國製造業的根基，是開歷史的倒車。而包括蘇州在內，許多沿海城市遭遇的轉型困局，從某種程度上，也印證了這一說法。此後中國政府又出臺一系列旨在健全社會保障體系，提升居民消費能力的政策法規，逐步將中國從“世界工廠”推向“世界市場”。如此形勢下，似蘇杭這類昔日低端製造業的“頂樑柱”必須挑起轉型升級的重擔。
由此可見，蘇州的問題不僅僅是蘇州一地的問題，杭州的成功也絕非杭州一家的成功，他們都是中國轉型升級的樣板城市，擔負著為中國經濟改革照亮前路的使命。目前，憑藉馬雲與阿裡巴巴的傑出貢獻，可以說率先完成了一部分任務，而包括蘇州在內的一眾傳統工業城市，則依然在摸索中緩步前行。但製造業畢竟是中國立足的根基，光靠互聯網支撐不了中國的百年強國夢，中國必須打造出真正屬於自己、具有國際競爭力的高端製造產業，從這一點來看，蘇州的未來或許會晚到，但絕不會不到，只有到那時，評價與杭州孰高孰低，才真正有意義。
「 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 」
統計顯示，去年蘇州的工業產值超過3.6萬億元，已超過上海（3.3萬億元），是中國乃至全球工業大市。在工信部發佈的最新版《中國工業百強縣（市）、百強區發展報告》，江蘇省共有24個縣（市）上榜，來自蘇州的昆山、張家港、常熟、太倉分列第二、三、四、七名，排名高居全國前列。
但亮眼的成績背後，是蘇州工業結構上的窘境。就目前來講，蘇州的工業增長主要由兩方面來拉動，一方面來自大型外企投資建廠，另一方面，得益於依託縣域經濟發展起來的中小型製造業。
而在如今新的經濟形勢下，這兩方面都出現了嚴重的問題。
技術含量低，始終在產業中下游徘徊
首先看外企部分，統計資料顯示，截至目前，在蘇州投資建廠的世界500強企業已超過100家，其中不乏輝瑞、強生、豐田、三菱這樣的知名巨頭企業，巨大的生產規模與全球化的產銷體系已使這些外資工廠成為蘇州製造業的重要支柱。
必須指明的是，這些外企看重蘇州的原因是本地廉價的人力與土地成本，其本質依然是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進行低端產業轉移，雖然具有體量優勢，但真正居於核心與主導地位的科技研發，高端製造則少有落戶。相關調查顯示，在外企最中意的亞洲區域研發中心備選城市中，北京，深圳，重慶，武漢，杭州等城市居前十名，而蘇州未能入榜。
在外企身上存在的問題，在本土製造企業身上同樣也非常嚴重。縣域經濟是蘇州經濟發展的一大特色，很多本地製造業都是依託縣域經濟發展起來的，如常熟、太倉、昆山，這都是全國知名的工業強縣。但所謂“成也蕭何，敗也蕭何”，過小的經濟體量限制了企業的發展潛力，使得絕大多數相關產業始終在低端徘徊。在蘇州市發佈的一份企業用工調查問卷中顯示，居然有高達48.7%的被調查企業用工年齡段都在16歲-22歲之間，16歲是什麼概念？高中都沒畢業，正是上高一的年齡。
時過境遷，中國經濟已經發生深刻變革，傳統發展模式已越來越難以為繼，中國製造業已到了拼科技、拼創新的新階段，蘇州在這方面明顯落後了。
轉型升級，缺乏核心優勢
在如今的互聯網時代，傳統企業要想轉型成功，必須確保兩大核心優勢，一是品牌優勢，二是技術優勢。
互聯網的核心在流量，而流量掌握在以BATJ為首的互聯網平臺手中，想要從他們手中獲取流量無非兩種方式，一是花錢買，用燒錢的方式確保流量優勢，雖然奉行此法的企業不少，但真正走到最後的寥寥無幾。除此之外，就是品牌合作，在如今消費升級的大背景下，優秀的品牌及產品正變得比流量更稀缺，就如今的華為，茅臺，憑藉強大的品牌號召力與獨到的技術優勢，在與互聯網企業合作中始終居於強勢地位，無論時局如何變幻，始終穩如磐石。這與蘇州一眾製造企業形成了鮮明對比。
“船小好調頭”曾是蘇州企業的優勢，許多人都是抱著“能賺錢最好，賺不了就關門找下一個能賺錢的行業”這樣的想法在做生意，在內外環境尚好時，這樣的策略讓許多蘇州商人賺得盆滿缽滿，但長此以往，卻形成了一個致命問題，就是企業缺乏積累，難以形成自己的核心優勢，尤其在關係未來企業發展命脈的品牌或技術方面，多數企業一個也沒有，有的廠家因為做慣了代工，甚至缺乏獨立應對市場的能力。這樣的問題在如今的互聯網時代，已經成為相關企業轉型路上的致命傷。
人才瓶頸
除去產業方面存在的問題，人才的相對匱乏也是困擾蘇州經濟發展的一大因素。蘇州人才的匱乏，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首先，是人口結構。相關統計顯示，截至2016年底，蘇州市戶籍總人口6781957人，其中老年人口1708816人，占戶籍總人口的25.2%。這意味著，在蘇州，每3個年輕人就要養活一個老年人，按照國際上通行的人口老齡化標準（青年人口與老年人口的比例為5：1），蘇州已經實質上步入了“深度老齡化”社會。相較而言，杭州的老年人口比重為21.55%，深圳為6.9%，重慶19.8%，武漢20.72%，北京24.1%，上海31.6%，蘇州僅略好於上海，而與重慶，武漢等古城相比，仍有較大差距，更被深圳這樣新興城市遠遠甩在後邊。
人們常說“年輕就是資本”，這句話在城市發展中同樣適用，年輕的人口結構往往代表著充足的勞動力與消費人口，也意味著更好的發展潛力與經濟活力。最典型我們的“鄰居”印度，時不時要在國際吹一把自家的經濟前景與光明未來，而且回應者眾多，其中不乏摩根、高盛這樣的國外頂級投資機構。這是為何？還不是因為印度的年輕人口多，人口結構更優化。
統計顯示，目前印度人口總數為13.24億，其中20歲以下人口數量達到5億，比中國高出近2億，在全球前十大經濟體中這樣的比重排名第一。國際知名的會計事務所德勤曾在一份報告中指出——隨著中國內地和亞洲四小龍人口的快速老齡化，一定程度上得益於其年輕的人口，印度勢在成為一個經濟超級大國……印度將繼日本和中國之後，攜其巨大的人口紅利，推動亞洲的第三次增長大潮。未來20年，印度的勞動人口料將從當前的8.85億增加到10.8億，並在此水準之上保持半個世紀的時間。或許這種論斷有失偏頗，但年輕化的人口結構對印度經濟力的提升卻是實實在在的。
由此可見，年輕人口對經濟，尤其是新興經濟的帶動作用是毋庸置疑的，而蘇州恰好在這方面被甩到了最後邊。
其次，是對外來人才的吸引力。人才對於經濟發展的作用不言而喻，在國內外各類城市競爭力排行榜中，高端人才的數量與比例一直是最核心的評價標準之一。在智聯招聘發佈的《2017年秋季中國雇主需求與白領人才供給報告》中，蘇州以人均薪酬7198元居13位，比杭州（8434）落後9個身位，差距近千元，甚至低於寧波、廈門，這與其經濟成就實在有些不相匹配。
薪酬是評價企業發展潛力的重要標準，一方面，高工資無疑更能吸引高層次的人才，另一方面，敢於為人才出高價，也能反映出對行業前景與企業發展的信心。製造業是蘇州的支柱產業，工廠更是就業主力，但這樣的薪酬標準，難免讓人感到憂心。
除此之外，工作環境差，勞動無保障，管理不規範等等問題都成為中高端人才不願進入蘇州，尤其是製造業工廠工作的原因。
時代縮影
從某種程度來說，蘇州面臨的困境是中國時代發展的縮影。
改革開放以來，憑藉廉價的人力及土地資源，我國迅速確立起了以低端製造業為主體的外向型經濟模式，並以此取得了巨大成功。尤其是在2001年正式入世以後，憑藉“價廉物美”的優勢，中國產品暢銷全球，為國家賺取了超過3萬億的外匯收入，一舉奠定了我國“世界工廠”的經濟地位。其中，如廣東、蘇州、杭州、佛山、東莞等南方沿海城市，憑藉優越的區位優勢與濃厚的商業底蘊，迅速發展為當時最重要的製造業中心，成為了國家改革紅利的最大受益者。
然而風水輪流轉，世事也無常。2008年金融危機重創了歐美市場，受此牽連，中國外貿出口急轉直下。更為嚴重的是，快速崛起的中國經濟令西方發達國家感到震驚與排斥，使得改革開放以來對中國頗為有利的國際貿易環境迅速消失。早在奧巴馬時期，美國就提出了“重返亞洲”的口號，並致力於推動TPP（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核心目的就在於遏制中國經濟的發展勢頭，雖然最終因為種種原因無疾而終，但在當時，確實給中國造成了極大的壓力。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政府痛下決心，為實現真正的國家獨立，民族富強，踏上了漫漫的轉型之路。
2008年，我國頒佈了新版的《勞動合同法》，拉開了國內經濟由“投資驅動”轉向“消費驅動”的大幕。由於該法對勞動關係中的最低工資，社會保險，低收入者的勞動保障等方面都做出了明文規定，致使許多以“廉價勞力，薄利多銷”為立足之本的低端製造企業，用人成本大幅提升，很多工廠主不得不裁撤人員，縮減規模，甚至乾脆關門了事。
著名經濟學家張五先生曾多次痛批此項政策，認為該法律不但于國不利，更會摧毀中國製造業的根基，是開歷史的倒車。而包括蘇州在內，許多沿海城市遭遇的轉型困局，從某種程度上，也印證了這一說法。此後中國政府又出臺一系列旨在健全社會保障體系，提升居民消費能力的政策法規，逐步將中國從“世界工廠”推向“世界市場”。如此形勢下，似蘇杭這類昔日低端製造業的“頂樑柱”必須挑起轉型升級的重擔。
由此可見，蘇州的問題不僅僅是蘇州一地的問題，杭州的成功也絕非杭州一家的成功，他們都是中國轉型升級的樣板城市，擔負著為中國經濟改革照亮前路的使命。目前，憑藉馬雲與阿裡巴巴的傑出貢獻，可以說率先完成了一部分任務，而包括蘇州在內的一眾傳統工業城市，則依然在摸索中緩步前行。但製造業畢竟是中國立足的根基，光靠互聯網支撐不了中國的百年強國夢，中國必須打造出真正屬於自己、具有國際競爭力的高端製造產業，從這一點來看，蘇州的未來或許會晚到，但絕不會不到，只有到那時，評價與杭州孰高孰低，才真正有意義。
「 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 」